中国历史上最丑陋最卑鄙最无耻的王朝 -- 顺治康熙乾隆

开始忘了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3041.shtml
我是从这里转载的，下面还有很多对于司礼监批红的权限的说法，另外还有关于明代特务权限的限制

总结来说我也不赞成明代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封建历代来说我最向往的还是唐朝的开放风情，明清时代是皇权走向极度专制的时期而清朝是幸运的皇帝素质都很好所以没出事(不像以前都多是立嫡的，都是从有最有能力的选出)明就运气不好，本来是限制太监干政的后来这规矩被打破而皇帝又出现几个超级懒所以。。。

开始忘了

顺带一提，自唐以来开创可以一定限制皇权的封驳在清代被雍正废了

开始忘了

我刚看到一个文章，关于到清朝对新科技知识的态度，可悲又可叹

清朝道光年間，中俄政府間曾大規模互贈圖書，被視為中俄文化關係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

    答謝中國，沙俄回贈書籍800余本。

    從18世紀開始，中俄兩國間就已開展了一些文化交流，沙俄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而清政府也設立俄羅斯文館，組織八旗子弟學習俄羅斯文字。在此期間，俄羅斯書籍逐漸流入中國，但是數量不多。真正使得俄羅斯書籍大量傳入中國的，乃是道光年間中國與俄羅斯兩國間的一次大型互贈圖書的活動。

    184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寫信給清政府，希望清政府能夠饋贈藏傳佛教典籍《丹珠爾》。當時，第12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王西里正在學習藏語和研究藏傳佛教，但由於缺少藏傳佛教的典籍而難以取得進展，於是便有了沙皇請求清政府贈書一事。對於沙皇的請求，清政府十分重視，不僅立刻從雍和宮中將《丹珠爾》調出，而且還將另外一部重要的藏傳佛經《甘珠爾》一併找出，一共是藏本八百餘冊，贈送給俄國。

    “來而不往非禮也”，在傳教士團領班佟正笏的建議下，尼古拉一世決定回贈清政府一批圖書。這些圖書從彼得堡出發，取道伊爾庫茨克，經庫侖運至北京。據當時記載，這些圖書共有281種，每種書數目不一，少則1本，多則20本，如果算上地圖，這批圖書總共有800多本。

    這些圖書在當時都是最新出版的文化及科學名著，如法國柯士所著的《貼斐葉楞齊數書》，後改譯為《微集分》，乃是當時彼得堡大學所用的教材；另有《眼科》是當時最新的西方眼科醫學書籍，對多種眼病的症狀和治療方案都有詳細的闡述；還有《醫法新編》後改譯為《醫術新編》，是當時西方最新的醫學著作；《天下東西地理圖》是彩色的世界總圖，極為詳細，從世界地圖到俄國各地地圖，以及專門的水陸交通圖、土產分佈圖、歷史地圖、軍事地圖等等，都囊括其中。

    隨意存放，贈書不被重視。

    對於這些不期而來的圖書，清政府一度感到不知所措，儘管已經歷過鴉片戰爭，但對於俄羅斯人回贈圖書，清政府從上至下都不以為然。一些大臣認為天朝上國不應該接受夷人的書籍，建議將這些圖書退回。後來考慮到人家萬里迢迢將書送來，直接退回去未免過於傷及對方的面子，於是這些圖書被存放在清政府當時處理與藩國關係的機構——理藩院中，很少有人問津。

    1858年，這批圖書終於有了讀者，當時清政府與西方關係又趨緊張，咸豐皇帝臨時抱佛腳，想起還有這麼一批圖書，不過他在這些圖書中尋找的主要是地圖，也就是要了解當時世界的佈局到底如何，至於其他書籍，仍然一如其舊。不久這些圖書被轉存到方略館，1869年又被轉移到總理衙門，幾次搬遷造成了贈書的損失，等到圖書轉到總理衙門時，只剩下682本了。
同文館設立後，同文館洋文總教習美國人丁韙良同館內的俄文館教習班鐸率領學生對剩下的圖書進行編目。但那時也只是翻譯下書名而已，當時同文館的學生水準有限，根本無法對圖書進行翻譯，就是翻譯書名，很多也是勉強為之。維新變法興起後，翻譯西方著作成為一股熱潮，於是又有一些人準備籌劃翻譯這些圖書，但是有人認為，這些圖書已經過時了，確實相比于當時西方的最新書籍，這些幾十年前的圖書無疑是落後了，而且當時人們更重視英法書籍。後來隨著日本的崛起，中國多數是轉譯日本翻譯的西方圖書。這些圖書只得在總理衙門繼續沉睡。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總理衙門遭到衝擊，這些書基本上散落殆盡。中華民國建立後，檢點書籍只剩下80多冊。解放前夕，北京圖書館又從舊書肆發現一批原屬於這批圖書的散佚圖書，於是購回，共有20余冊。1955年，故宮清點藏品，在庫房中又發現了屬於這批圖書中的7幅地圖和10余種地圖集。這樣，這批圖書由原來800多冊剩下僅100多冊。在對這些圖書不加重視的情況下，中國也失去了一次在鴉片戰爭之後，較全面了解並學習俄羅斯和西方的機會。

來源：環球時報

深川菊

原帖由 开始忘了 于 11-9-2009 04:45 PM 发表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3041.shtml
我是从这里转载的，下面还有很多对于司礼监批红的权限的说法，另外还有关于明代特务权限的限制

总结来说我也不赞成明代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封建历 ...

我也比较喜欢唐、宋时期的风气。。

深川菊

原帖由 开始忘了 于 12-9-2009 02:40 AM 发表
我刚看到一个文章，关于到清朝对新科技知识的态度，可悲又可叹

清朝道光年間，中俄政府間曾大規模互贈圖書，被視為中俄文化關係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

    答謝中國，沙俄回贈書籍800余本。

    從18世紀開 ...

1793年，英国乔治·马戛尔尼在中国停留的5个月内，对中国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回国后，马戛尔尼向英国议会写出报告说：“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了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 ”

清朝那种愚民政策。。。唉。。。

JunJun04035

对，就算是当时候走在最前面的林则徐等洋务运动推动人都是抱着“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态度，主要引进技术已达到即时的效果，对于制度和思想保持保守～

一直要到戊戌政变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才有触及制度的改革，可惜遭到以慈禧为受到守旧激烈反对··

开始忘了

刚看了一个文章，值得深思
先申明以下的文章不代表本人的观点
（在这里凡是一点批评清朝的都会被围剿跟万箭穿心）

明朝是因为税重灭亡？

阎崇年教授关于明代万历崇祯时期赋税过重，竭泽而渔的指责，我认为也值得商榷。阎教授说“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
这种说法当然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观点。但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对这种长期以来被人们深信不疑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反思。
陈支平所说：“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黄仁宇教授也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1]
其实有一点是足以让人思索的，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征收的赋税居然连应付国防开销，都如此吃力，如此紧张！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这样这样连起码国防需要都不能满足的赋税收入算高，是很令人怀疑。
为了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崇祯时期赋税收入和清朝建立初期做个对比。
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做了一番漂亮文章，比如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下谕：“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2]
这当然是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情形又如何呢？
“然而，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９省额外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应当指出的是，占“三饷”总额１／３的辽饷停征未久，即‘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也就是说，在实际执行中被停征的仅剿饷、练饷而已”[3]
这里说练饷只是一度加征，所以没算进去，但其实是应该算进去的，否则的话，崇祯也只不过是一度加征而已。关于加征剿饷的情况，顾诚的南明史中是有所提及的“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4]。此外清朝还多了一个名目，就是沿海迁界把“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的濒海几十里的沿海地区全部扫荡成白地，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光是这些地区被扫荡成白地后，本身的赋税也被转嫁到其他地区，仅仅福建广东两省农业赋税加起来每年就在五十万两以上，如果把所有商业赋税（其中盐税是重头）以及所有其他沿海省份损失的税收加起来，两百万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5]
此外清朝通过抢劫掠夺这种方式隐性方式收取的军饷更是难以衡量，根据《中国农学史》“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6]
“满州贵族对汉人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的，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到处劫掠烧杀，破坏生产，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又大量圈占土地共达168-527顷，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还不在内。许多汉人被满州贵族强迫为耕奴”[7]
清兵所到之处，许多地方是被烧光，杀光，抢光，由此折合成的赋税最保守估计也在千万两级别以上（其实远远不止，可能在亿两白银以上了）。
但现在所有这些我们都先不去考虑，我们只来算一笔简单的帐，假设清朝在不加辽饷，不加剿饷，不加迁界摊赔的情况下，仅仅征收万历时期原额赋税的情况下，给人民造成的实际负担是一个什么结果。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的介绍，清朝建立统治之后，全国的耕地面积比起明朝时期有急剧的减少（至于由人口死亡造成的农业人口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8]，考虑到崇祯时期由于辽东陕西等地的战争，耕地减少一亿亩的话是比较合理的估算，那么即便到崇祯末期，全国耕地仍应在10亿亩左右，而顺治十八年相比崇祯时期，耕地损失在50%左右。（有些省份，比如四川在清朝的屠戮之下，几乎是全部抛荒，“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被某些人说成是屠四川凶手的张献忠死掉的时间已经离苗澄写这个奏疏二十多年了！还有如河南云南贵州这些省市这些地区都有非常巨大的损失）
而清初征收的农业赋税有多少呢？顺治九年，清朝的财政收入为“2428万两白银”[9]，到了顺治十八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10]
上面顺治九年的数字应该还不包括另外征收的粮食食物，因为根据《清前期财政概述》一文所说“清前期田赋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11]
所以我们这里就拿顺治十八年的这个税入与明朝对比一下。“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12]
如果按照粮一石价值银子一两来计算，则清朝这一年征收的赋税可达到2800多万两，比明朝经济最发达的万历初期征收的赋税还要多。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总体上出入应该不大（实际上按照一石一两银计算已经把粮价估计的很高了）！
以相当于以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而承受比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仅仅按此计算清朝时期百姓承担的赋税就已经是明代正常时期的一倍多了，而崇祯时期，即便是增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也从来没有真正达到过这样一个比例。
如果再考虑清朝通过其他途径搜刮剥削的百姓财产，比如沿海迁界，屠城抢劫，圈地，逃人追捕等等更是难以衡量。
沿海迁界可以看《南明史》中的相关记载。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开始忘了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
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些描写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可以想见惨况确实空前了。
关于追捕逃人，这里不妨引用《清代经济简史》中的一些话简单介绍一下情况，“由于逃人‘关系到旗下资生使唤’，清官方视之为‘清朝第一急务’。严惩逃窝，广事株连。所谓‘一捕十家皆灭门’，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13]
“从清初逃人律的内容可以看到，对逃人的惩治较入关前‘四次逃者方行处死’为重；对窝主的惩治较对逃人为重大，不但首次即正法或流徙宁古塔，家户入官。而且殃及邻里，甚至殃及佣工、赁房、留宿之家”[14]
光是罗列数字，可能大家对清朝初期的情况还不能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我们不妨引用一些当时人的记载。看看请初百姓的负担究竟重到了何等程度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亭林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15]
注意这是发生在康熙十九年时候的情况，这个康熙盛世的关中情形，居然比崇祯末还要惨。
再看看叶梦珠《阅世编》的记载
“清初‘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
叶梦珠是上海人，他记录的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在清朝的搜刮压迫，横征暴敛之下，不是赋税征收多少比例的问题，而是“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崇祯时期的江南，以我所见并没有类似的记载！
有人说：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如孟森所说“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16]
这样的事情在明代崇祯时期是很难想象的！明朝拖欠赋税几乎是家常便饭，名义上是那么多，真正能收上来的有限，而清朝的话，你要敢拖欠一丁半点，那就对不起来，屠刀马上就悬在你的脖子上。
清朝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句话本是作为吕留良大逆不道的罪状被雍正愤愤无比的提及，但无意中却也保留了当时人的一些真实记载。吕留良主要生活在明末到康熙这段时期，他说的今日自然是指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所生活的康熙时期。明朝灭亡的时候，他似乎和少年英雄夏完淳同岁，是十四岁还是十六岁，说“羲皇以来”自然是有些夸张了，毕竟他出生以前的时代，他也没亲眼见过，无从比较，但至少崇祯时代他是经历过的，康熙时代他也是亲身经历，所谓“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有一点大概是肯定的，在吕留良眼中，这个所谓康熙盛世其实是比他青少年时代见过的崇祯时期要穷的多！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百姓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之穷困之艰苦！
如果我们说清朝从顺治中期到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百姓所承受的各种负担各种名义的赋税以及被抢劫掠夺的财富总计起来，平均应该在崇祯时期的数倍左右（对个别地区就不是几倍的问题了，而是全部财产乃至生命都彻底损失的问题），这应当不是夸张的说法。然而这样的负担显然并没有让清朝政府因此垮台，反而是使他们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我的观点是明末的赋税不是如阎崇年教授说的那样过重，而恰恰是过低，导致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无法发出足够的军饷，导致饥兵叛乱，当一些地区（主要是北方特别是陕西河南地区）发生灾荒的时候，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进行救济，导致饥民叛乱，饥兵与饥民合流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这是赋税过低造成的，而不是赋税过高。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展开论证这个观点，所以放在这里仅作参考。但从引用诸多学者的质疑，以及清初情况的对比来看也足以表明阎教授说明末赋税过重的观点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
--------------------------------------------------------------------------------
[1]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一版，第410到411页
[2]《清世祖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6，9—10页，卷9，12—13页。转引自郭成康郑宝凤《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3]郭成康郑宝凤《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4]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078页
[5]同上
[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学院编著《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第85页
[7]同上，第88页
[8]《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308页
[9]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论述》《北京社会科学》2002.1
[10]史志宏《清前期财政概述》见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879
[11]同上
[12]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13]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365页
[14]同上，第363页
[15]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学院编著《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第88页
[16]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69页

转载自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paohongyanchongnian2/articles/200810/1019_4827_836954_2.shtml

开始忘了

原帖由 深川菊 于 12-9-2009 03:41 AM 发表


我也比较喜欢唐、宋时期的风气。。

我比较喜欢汉唐，宋也很喜欢，至少给我选清或宋我一定选宋
理由是
国家领土大不大与我无关最重要是活得自在有尊严
1.宋朝的人民生活品质很高的甚至辽国的皇帝跟高丽的国王都有提过愿下世生为宋人，清朝的。。。
2.我喜欢谈论历史跟时事，如果文采不错也喜欢写写诗（我遇到不平有讽刺人的习惯），如果生在清代在谈论历史，时事和写诗方面。。。
3我喜欢宋代的文化风俗跟服饰与发式，清代的。。。。
4如果才能不错我也许会做官，我对政治也有兴趣，宋代官的命跟清代的那个好，大家心中有数
5宋代的卫生条件不错，有兴趣去看
宋朝公厕系统健全 清朝京城竟成了间大厕所
http://www.eulam.com/html/200901/21/132534.html

开始忘了

原帖由 JunJun04035 于 12-9-2009 04:06 PM 发表
对，就算是当时候走在最前面的林则徐等洋务运动推动人都是抱着“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态度，主要引进技术已达到即时的效果，对于制度和思想保持保守～

一直要到戊戌政变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才有触及制度的 ...

这改革失败主要是当时统治特权阶级有保大清不保中国的观念

文悌(?-约1900)清末官吏。满洲正黄旗人。瓜尔佳氏，字仲恭。以笔帖式任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1898年(德宗光绪二十四年)4月，康有为等在北京城立“保国会”。他患其“集聚匪徒，招诱当羽，因而犯上作乱”，乃伪与康有为相往还，暗中窥探维新派的言行，诋毁康有为立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一诬陷之词，为慈禧太后日后大兴当狱的借口之一。他还严劾康有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斥其受人唆使结当攻讦，不胜任御史之责，下令免职。“戊戌变法”后，起授河南知府。1900年擢贵西道

entlassen

原帖由 开始忘了 于 13-9-2009 06:18 AM 发表


我比较喜欢汉唐，宋也很喜欢，至少给我选清或宋我一定选宋
理由是
国家领土大不大与我无关最重要是活得自在有尊严
1.宋朝的人民生活品质很高的甚至辽国的皇帝跟高丽的国王都有提过愿下世生为宋人，清朝的。。 ...

无论那个朝代，只要从未对外曲膝求和，一个从未靠和亲苟活，一个从未签署卖国条约的政权，总是值得尊敬的。

开始忘了

原帖由 深川菊 于 8-9-2009 11:08 AM 发表


这些首辅，内阁或大学士只有建议权，只是顾问官，并没有取决权，而且主要任务是：皇帝秘书兼教育官员。虽然中后期逐渐取得宰相实权，可是很多时候行事必须与太监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和冯保（太监）

...

我发现关于明清礼仪的文章，供大家分享

《明史·礼志》   
　　“早朝行礼毕，四品以上官员入侍殿内。”“凡百官于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毕，复坐。”   
　　“大朝仪，赞礼唱鞠躬，大乐作，赞四拜，兴。”   
　　“常朝仪，朔望御奉天殿，常朝官一拜三叩头；谢恩见辞官，于奉天门外，五拜三叩头。”   

VS   

《清会典》“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   



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搜索的结果   

　　在《大明会典》（明万历内府刻本，228卷）中，   
搜“跪”字——230条记录   
搜“叩”——111条记录   
搜“三跪九叩”——没有   

VS   

　　在《大清会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0卷）中，   
搜“跪”字——134条记录   
搜“叩”——111条记录   
搜“三跪九叩”——58条记录  



明朝，所有人都不三跪九叩，甚至字典中根本没有这个词  
VS  
清代，所有人都要三跪九叩，甚至强迫外国人也那样做

清代，除了皇帝命大臣起身外，一般的早朝奏事时，按清律，必须低头跪着说话，只有私人接见才能被恩赐站着

[ 本帖最后由 开始忘了 于 14-10-2009 07:44 AM 编辑 ]

马特

明朝宣宗皇帝做了一件，很多历史学家都觉得错的事情。

教育太监读书造就不少出名的太监。。。
王征应该算最出名的，土木堡之战，明朝三大营，内阁五十余人因为他而去见阎王。

明朝的初期中叶火器是世界上先进的。后期朝廷的腐败导致火器研发没落。

明朝永乐皇帝对火枪的运用非常精进。

JunJun04035

可惜永乐帝命短了点···


加上明朝皇帝都遗传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且发挥的淋漓尽致～



朝廷礼仪这块你也不放过？


[ 本帖最后由 JunJun04035 于 15-10-2009 12:34 PM 编辑 ]

凌晨时分

原帖由 马特 于 15-10-2009 11:12 AM 发表
明朝宣宗皇帝做了一件，很多历史学家都觉得错的事情。

教育太监读书造就不少出名的太监。。。
王征应该算最出名的，土木堡之战，明朝三大营，内阁五十余人因为他而去见阎王。

明朝的初期中叶火器是世界上先进 ...

你說的是王振吧，他本來就是受教育的文人，只是后來自愿入宮做太監。
在明朝后期对日战争上可以看出明朝的火器也是非常先进的
朝后期的红衣大炮也是非常先进跟与世界同步发展。还有明代就有的开花弹在清代竟然失传。

原帖由 JunJun04035
加上明朝皇帝都遗传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且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是全部哦，至少仁宗，宣宗和孝宗3帝不会啊

[ 本帖最后由 凌晨时分 于 16-10-2009 01:54 AM 编辑 ]

JunJun04035

可惜他们并没有改变国家的命运

凌晨时分

原帖由 JunJun04035 于 16-10-2009 02:33 PM 发表
可惜他们并没有改变国家的命运

d

多读明史把仁宣2帝造就仁宣之治，孝宗造就弘治中兴被誉为中兴之令主

JunJun04035

你自己说说明末的结果·

凌晨时分

原帖由 JunJun04035 于 16-10-2009 11:24 PM 发表
你自己说说明末的结果·

仁宣之治是明代初期，弘治中兴是明代中期请问跟明末有关系吗？孝宗执政时期把之前腐败的风气整顿，然明朝重现生机，你硬要把明末的失败怪罪于孝宗，你的逻辑很有问题

就好象我把清末的清廷的失败怪罪于康熙，你说可以吗？

JunJun04035

我当然说不可以

康熙于选嫡这事上做的不漂亮，算是埋下了一个祸根。

再说：
两个太平年代加起来不到一百年···
此数人若真有所作为，明亦不会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