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歐洲流行的中國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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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紅林
來源:《環球時報》

　　1700年1月7日，為慶祝新世紀的到來，“太陽王”路易十四在法國凡爾賽宮金碧輝煌的大廳裡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舞會。當巴黎上流社會的顯貴命婦們到場后，隨著一陣音樂響起，隻見國王竟身著中國式服裝，坐在一頂中國式八抬大轎裡出場，全場頓時發出一片驚嘆聲。這場由奧爾良公爵策劃的“中國式”舞會，其實隻是當時整個歐洲一種特殊風尚的一個片段。這種特殊的風尚，就是18世紀流行歐洲100年的“中國熱”。

　　傳教士描繪中國盛世美景，動蕩歐洲出現“中國熱”

　　很久以來，歐洲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國。早在羅馬帝國時期，中國的絲綢作為一種奢侈品就曾在上流社會引起轟動。進入16世紀后，大批傳教士紛紛前往中國，而他們帶回的各種報告則直接引起了歐洲對中國的巨大興趣。在眾多傳教士當中，利瑪竇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但在中國獲得了很大成就，也成為當時向歐洲知識界介紹中國文化的重要人物。16世紀中葉，利瑪竇最早把儒家經典《四書》、《五經》譯為西文，他的《利瑪竇日記》第一次向歐洲全面介紹了中國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正是經過他的倡導和努力，來華傳教士們把中國的哲學、宗教、科學、技術、藝術等介紹到歐洲，並在18世紀的歐洲產生巨大影響。

　　18世紀時，中國正處於康乾盛世，而歐洲仍在經受著教派紛爭和戰亂之苦。當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一幅美好的中國圖景呈現在人們面前時，立即引來整個歐洲的無比驚羨。結果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年間，在歐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在長達100多年的“中國熱”期間，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

　　中國器物引領歐洲時尚，中國宮殿風靡歐洲各國

　　在“中國熱”流行歐洲期間，人們普遍愛好來自中國的物品，熱衷於模仿中國的藝術風格和生活習俗，以致形成一種被稱為“漢風”(Chinoiserie)的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筑等。

　　17世紀以來，絲綢、瓷器、茶葉等中國特產開始大量進入歐洲，成為上流社會顯示財富的奢侈品。據說茶葉最初傳入歐洲時，曾被上流社會當成包治百病的良藥，婦女們常用它來治偏頭痛。在1650年時，英國一戶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費用大約為5英鎊，而1磅(0.45千克)茶葉的價值就高達10英鎊。中國瓷器一直受到歐洲眾多王侯的珍愛，被視為“東方的魔玻璃”，通常隻有在王宮和貴族的客廳裡才能看到。

　　中國的上等絲綢也受到歐洲消費者的極大歡迎。由於當時歐洲生產的絲綢質量還比不上中國，所以他們往往繪上中國式圖案並注明“中國制造”，冒充中國絲綢進行出售。此外，來自中國的漆器、牆紙、扇子乃至轎子等都一度進入歐洲上流社會的生活。這種需求的日益劇增，使當時從事中歐貿易的商人們大發橫財。到1692年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贏利總額已超過1億法鎊。

　　在追逐各種中國器物的過程中，歐洲社會迅速形成了一種時尚，包括舉行中國式宴會、觀看中國皮影戲、養中國金魚等，都成為高雅品位的象征。這種時尚最典型地體現在中國式園林與建筑在歐洲的盛行。1670年，一向以奢華著稱的路易十四，下令在凡爾賽為自己的一位寵妃建造了一座“中國宮”。這座建筑一經落成，馬上引來了歐洲各國的效仿。一時間，歐洲出現了許多中國風格的代表性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普魯士“無憂宮”中的中國茶亭。

　　由於中國時尚的狂熱流行，當時也出現了很多趣聞。1672年，當傳教士閔明我神父從中國回到歐洲時，馬上就成為了明星式的人物。1698年，巴黎曾出現了一位自稱是中國公主的女人，受到上流社會高規格的接待。然而到后來，人們卻發現她隻是一位來自法國鄉下的女騙子。　　

中國文化滋潤歐洲啟蒙運動

　　在歐洲社會極力追求中國時尚的同時，知識界則將目光轉向了中國的文化成果。到18世紀時，在啟蒙思想家們的極力倡導下，歐洲掀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文化熱。著名思想家伏爾泰就對儒家學說推崇備至，他曾將《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視為每個人應遵守的座右銘。受其影響，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權宣言》中也曾出現這一格言。另一位啟蒙思想家狄德羅也非常景仰中國文化，他稱孔子為“中國的蘇格拉底”。在一次談話中，他甚至說與孔子相比，“荷馬是個糊涂蛋”。

　　歐洲其他國家也出現了中國文化熱。如在俄國，大詩人普希金如飢似渴地閱讀有關中國的文獻，還在其名著《葉甫蓋尼·奧涅金》的草稿中，將《論語》中“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這句話改寫成詩句。

　　18世紀歐洲中國文化熱的流行，最集中地體現在中國戲劇的風靡上。1735年，法國的馬若瑟神父翻譯並發表了法文版《趙氏孤兒》后，開創了史無前例的中國戲劇熱。伏爾泰又進一步改編《趙氏孤兒》，並取名為《中國孤兒》在巴黎上演。1755年8月20日，當《中國孤兒》在法蘭西喜劇院首次上演時，立即在民眾中引起巨大轟動，一連演出了很多場。隨后，英國、意大利等國也先后上演了這部中國戲劇。據統計，僅在18世紀，《趙氏孤兒》在歐洲至少有4個改編本和3個英文譯本。

　　借鑒中國文官制度，打破世襲官僚體制

　　在官僚制度方面，歐洲當時實行的是貴族世襲制，這難免會帶來許多弊端。到18世紀，當新興的資產階級力量渴望打破政治壟斷，進入國家權力體系時，中國以科舉為特色的文官制度恰好為他們提供了理想的藍本。

　　早在17世紀之初，被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就發現了科舉制度的優越之處。經過他們的介紹，歐洲的知識界開始對中國“學而優則仕”的文官制度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認為，在中國，即便是農夫的兒子，都有希望當上總督甚至宰相。在他們的影響下，法國在大革命后參考中國科舉制度，引進了競爭性考試制度，以滿足資產階級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

　　在治理國家方面，歐洲許多政界人物也紛紛效法中國。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有“歐洲的孔子”之稱的魁奈，就非常贊賞儒家的治國思想。1756年，經過他的極力說服，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國皇帝的樣子，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祭祀土地的儀式，在歐洲引起轟動。

　　不可否認的是，在18世紀的“中國熱”中，歐洲也曾出現過一些盲目跟風的情況，但這次熱潮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卻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鴉片戰爭前后，隨著中國的日漸衰落，“中國熱”也在歐洲逐漸降溫，但它的影響仍持續了很長時間，如馬克思就曾給他的兩個女兒取了“中國皇帝”和“中國皇太子古古”的綽號。


18世紀的法國油畫《天文學家》，畫中人物均穿著中國服裝。




對中國器物著迷的法王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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