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繁華功不可沒 客家學數典論功績

「吉隆坡有今日的繁華，華人的貢獻，尤其是惠州的客家人對早期社會與經濟的開發，可謂功不可沒。」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黃文斌博士說。

他進一步說明：「吉隆坡從人口稀少的荒芭逐漸變成人口稠密區，并經過開發而擁有基本的設施，如會館、寺廟、學校、義山、醫院等，形成一自治與自足的社會。而最早到這裏拓荒的方言群是客家人，甚至吉隆坡開發期的5位華人領袖(甲必丹)都是客家人。」

黃文斌在「馬來西亞客家學學術會議──落地與生根」會議主講的論文主題為「論析吉隆坡華人社區的形成與客家人的參與」。

吉隆坡的開發約始于1859年左右，自發現了豐富的錫礦以來，經過5任甲必丹領導華工開發，使吉隆坡不斷迅速地發展。

早期吉隆坡客家領袖在開發吉隆坡的經濟時，同時也建設他們的社區，基本上客家社群也建設寺廟、會館及學校，這些向來被視為海外華人社會的特徵。

黃文斌表示，吉隆坡眾多的寺廟當中，最早且有史可考者，是位于今日惹布富都（Lebuh Pudu）的「仙四師爺廟」。該廟由葉亞來成立于1864年。該廟裏供奉的，是雙溪烏戎(今之芙蓉)甲必丹盛明利(仙師爺)及葉四(四師爺)的神像。

而吉隆坡廣肇會館所屬的關帝廟是1889年創建的，而海南會館的天后宮則是1889年創建。從這些寺廟的創建年份顯示，以惠州客家人創建仙四師爺廟最早。

他說：「社會功能方面，寺廟能團結民眾，使社會秩序穩定。可見寺廟所供奉的神明有超越籍貫群的功能，雖然有許多神明是與某籍貫有密切關係的。我們從1907年開始見到仙四師爺廟的歷任受托人便是來自各方言群的代表，不局限于惠州人。」

「因此，在一個社區內創建寺廟，除了能讓該社區的民眾，有精神寄托之外，基本上也提供了一個讓不同籍貫群集合的場合，無形中造成一股社會凝聚力。」

由于廟宇仍舊無法解決許多生計上的難題，所以一個能為眾人解決生計及相互照顧的組織就極為迫切。會館的出現基本上與這種需求相關。

這些會館(早期稱為公所、公司、社等)最早的功能，是作為安置「新客」，即初從中國來到當地謀生的契約勞工。

黃文斌指出，一般鄉團會館的類型都是以地緣性、血緣性及業緣性三大類的為主。

他進一步說明：「但地緣性會館比血緣性會館成立得較早、較多。像惠州會館是吉隆坡最早成立的會館，是由第三任甲必丹葉亞來于1864年創立。」

「在葉亞來之前，還沒有會館成立的資料，但並不表示當時沒有類似的組織。當時管理礦工的組織是屬于會黨，如海山黨派一類的秘密會社。甲必丹便是他們的領袖。」

為甚么地緣性方言群會館比血緣性宗親會館較早及較多創立？

黃文斌認為：「基本上，可以說操同一種方言的群體比同宗的人口較多。由于溝通無障礙，之間能找到許多共同的地區生活經驗。在異鄉聚集一起尋找娛樂或是相互援助，產生一種特殊的安全感。當有領導能力的人出現時，便自然會組織成一種屬于同一方言群的地緣性會館。」

「至于血緣性宗親會館的出現，多少反映出華人家族中心的宗法觀念傳統。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移民社會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故只是宗親的人口是無法負荷實際需求，故必會跨越宗親到地域性。」

而從事相同職業的業緣性會館，則在20世紀初才創立。例如，中華工商總會便是由陸佑等人于1904年創建。這顯示華人在吉隆坡經過半世紀的經濟建設之后，社會已出現一定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需創立一個照顧大家商業利益的組織。

另一方面，黃文斌指出，早期吉隆坡華人的社區，先有寺廟與會館，然后才創辦學校。

如果不算會館內設立的私塾義學，所有學校基本上都在20世紀初以后才創辦的。像惠州會館與仙(四)師爺廟同于1864年創建，而該會館所創辦的循人學校卻于1911年成立，相隔了47年。

對房客家人那么遲才創辦學校的原因，黃文斌表示：「吉隆坡大部分華校相隔會館或寺廟的創辦至少30多年，主要是早期開發最重要的是先解決生計問題，當一切安頓好及定居一段時間后，讓下一代接受教育，才是一些地方領袖所關心的事情。」

廣府興起　客家權力消退

自英國人從1901年取消甲必丹制度后，主導吉隆坡華社發展的勢力已經開始轉變。

葉觀盛是吉隆坡最后一位甲必丹，表示客家人擔任地方領袖的勢力開始在英國人的介入而逐漸褪色。黃文斌認為當時有兩點主要的轉變，一是廣府人勢力開始取代客家人，另一則是英國資本家開始逐步取代華裔商人。

他說：「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殷商如陸佑與陳秀連，因為商業的勢力及成為英政府委任的雪蘭莪州議員，對吉隆坡影響很大；之后還有陸秋傑及張郁才等商人及領袖。由于他們都是廣府人，表示繼葉觀盛之后，客家人的勢力已經逐步隱退。」

陸佑是繼最后一位客家甲必丹葉觀盛之后，最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在商場上的成功及熱善好施，代表了后甲必丹時代的新勢力，也是廣府人取代客家人的趨勢。黃文斌指出，1921年吉隆坡縣廣府人的人口占了37巴仙，超越客家人2巴仙；而在吉隆坡市早在1911年廣府人人口占的45巴仙，已比只占22巴仙的客家人多出了一半(請參看圖表二)。

另外，自1900年后，英殖民政府逐漸取消餉碼制度下各項為華裔商人設有的專利。

黃文斌認為：「原本以客家人占多數的吉隆坡，從1901年始大量萎縮，除了因礦業發展已走下坡外，還有就是英國人的政權與資本家已逐步取代甲必丹時代的權益。陸佑商業的多元化，也說明以礦業為主的吉隆坡經濟正轉型。」

遊走英政府與私會黨　葉亞來自治模式看法不一

有關吉隆坡開埠功臣葉亞來的「自治模式」，研究人員的看法，與民間的想像不同。

「葉亞來被英國人賦予自治權力，主要是建立在穩定華人社群，不影響英人利益前提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專題研究助理研究員蔡莉玫說。

蔡莉玫表示：「然而，英政府賦予甲必丹維護法律和秩序的職責，卻不提供財力和人力的保證，逼使甲必丹一般對秘密會社有所依賴。葉亞來本身就持著甲必丹與海山會首領的雙重身分統領吉隆坡。」

「同時，為了克服不同方言群間的隔閡或敵視，使得葉亞來選就了秘密會社行政法為執行自治的模式。」

不過，由于英人對私會黨的戒備，也使得葉亞來不公然繼續以頭目號稱，選擇加強同英政府關係的道路及隱藏秘密會社的活動及基地。同時，也以合作取締私會黨為名，藉機消滅敵對派系。

蔡莉玫表示：「葉亞來在1873年被雪蘭莪政府委為吉隆坡行政首長后，也嘗試在秘密會社的管理模式基礎上作英國現代官僚式的調整。」

蔡莉玫認為，為了更有效地執行自治，掌控權力與經濟利益，葉亞來透過共同體的建立，即體現「精神慰撫」的仙四師爺廟、「權力政治」的私會黨與惠州會館共同凝聚群眾、控制民生。

她說：「葉亞來雖以『私會黨化』為行政主軸，但最后體現出來的，卻是『籍屬』（惠州客）為首的行政情結。」

客家人是一個漢族民系，也是在世界上分佈範圍最廣闊、影響最深遠的民系之一。

客家的起源，主要有客家土著說和中原說。

客家土著說，認為「客家共同體，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漢化以後產生的共同體，其主體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數流落於這一地區的中原人」，客家中原說則認為客家主體構成為來自中原的移民。

而客家人南移至馬來西亞後，又如何落地生根，與這裡的其他民系，其他族群互動？

客家人自19世紀中遷徙至馬來半島和婆羅洲（現今的沙巴、砂拉越）以來，經歷了「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在地認同過程，涵蓋的層面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客家族群的認同適應力，超越了其他族群。

「如果說華裔在世界各地的在地政治認同可歸類為穩定的一類，而客家族群的認同適應力，尤為拔尖。在海外各地播遷的華裔中，唯有客家人遍及世界最廣。南北美洲、太平洋島國或印度洋群島、非洲東西兩岸的獨立新興國家，也有客家人。」

鄭赤琰教授從華裔在全球的在地認同，進而談到客家人的在地認同時，表達了他對客家人勇於開拓精神的高度肯定。

他是在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主催，馬來西亞客家學研究會主辦，孝恩文化基金會協辦的第二屆馬來西亞客家學研討會上，發表談話。研討會的主題為「從『客人』到馬來西亞客家人」。

目前，鄭教授擔任大馬新聞資訊學院院長。他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府行政系教授、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主任，在香港執教期間，推動了客家學研究。

客家人的適應能力既是後天也是先天使然。

根據社會學研究，一般的社會演變是循著封閉、小的和單純的社會圈子，一旦面對天災人禍的大變動，而被迫面對其他不同文化的圈子時，必然會因接觸而作出自我調整或影響對方調整的雙向社會演進，原來單元且傳統的社會結構，也會變成多元與現代化的社會結構。

客家人在中原的祖居地因為幾千年來不斷發生族群互動的天災人禍影響，而不得不與其他民系接觸、抗拒和調整。

而客家人也因為異族「問鼎中原」，而被迫遷入中國南方山臨地帶，因擁有天險難犯而保存了自身的傳統和族群凝聚力。雖然遷居山區，他們也能耕讀發衍，不忘國族政事，例如，近200多年的政治運動如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等，領導主力都落在客家人身上。

他說：「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前泰國首相塔辛都是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都有自己的社區，有顯赫的政治領袖，而且已成為當地的公民。社會網絡跨向其他不同語文、種族、風俗習慣、宗教的族群。經濟網絡也一樣能融入國家市場，強化國家的國際貿易、金融市場等。這是其他海外華裔方言群所比不上的。」

若要研究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在地認同，鄭赤琰建議可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大領域去著手。

他指出：「政治領域可從客家人對於歸化公民、參與政府公務員、政黨、參選、對於第二語文的講習能力等來看客家人在馬建國過程中所表現的政治認同是否正面。」

「談到經濟領域，因為英國人開拓馬來亞的天然資源，大批客家人被移入開發錫礦。若能從客家人參與早年開發現代型的城市城市，開發極具現代化工業價值的大型種植業和工業，如橡膠種植和開發錫礦，可看到客家人在開創有助於國家認同的現代型經濟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也可看到客家人融入當地經濟體制。」

鄭赤琰在從事客家社團對國家認同的研究，他發現馬來西亞的客家社團在獨立前約100年就已成立。

「當時成立社團的目的，是為了協助同鄉定居。在1957年獨立前後，其功能則變成協助同鄉登記歸化公民、登記選民、支持參選區議會、州議會和國會議員。這說明了客家社團雖然很傳統，也能跟得上現代化的建國步伐。」

從上述3大因素來進行個案研究，或許可以看到客家人在馬政治認同的全貌。

石隆門事件改變政治認同　砂客家人積極參政

1857年，砂拉越的客家礦工發起的石隆門華工事件，開啟了客家人政治參與的序幕。

石隆門在19世紀初，逐漸開發，由客籍工人以開採金礦為主。

由於羅芳伯所建立的「蘭芳大統制」受到荷蘭殖民勢力的逼迫，1830年，約3000工人隨劉善邦到石隆門及倫樂一帶，並在帽山建立公司制度，開採金礦，命名為「義興公司」，後改為「十二公司」。

荷蘭人于1854年與大港公司發生戰爭，3000名華工撤至英吉里利。石隆門的礦工數量增至4500人，聲勢浩大。詹姆士布魯克在1856年與「十二公司」因開採權的政治而引發了衝突。

砂拉越資深報人、文史工作者田英成指出：「華工起義在1857年2月18日爆發，那是在農曆新年前，由王甲等人的帶領下，600名華工去到古晉，他們迅速佔領了古晉市區，宣布取得砂拉越的統治權力。後來布魯克在外甥的協助下，成功糾集土著，持續追擊至石隆門，導致死亡慘重。」

「布魯克當時的政權尚未十分穩固，石隆門事件幾乎改變了砂拉越的政治生態面貌。」他在第二屆馬來西亞客家學研討會上，發表了論文。

隨後，心系祖國的客家人也因為中國受日本侵略，而發動起救國運動，砂拉越客家人也出錢出力。

當時的華裔雖然心系中國，但也關心居留地的政治發展，由於政令限制，只能在教育方面做出積極的表現。

真正改變華人的政治認同以及開始積極政治參與行動的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

由於二戰後，布魯克家族將砂拉越讓渡給英國殖民地，英國承認中共政權，華人不能再出國移民，而僑居地的華人一旦返回中國後也不能重返僑居地，海外華人與中國本土切斷了關係。

1955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新馬僑領組織商業考察團訪問中國時致歡迎詞時，呼籲華僑落地生根，尊重當地法律，爭取公民權，參與當地政治。

這項呼吁，促使砂拉越華人開始認同自己是居留地公民，自此更關注自己國土的政治演變。

客家精神展現影響力




砂拉越客家人對政治的參與，表現出高度的熱誠，也展現出重大的影響力。

人聯黨的創黨元老拿督楊國斯，砂拉越共產黨黨魁文銘權，以及較後的黃紀作，都是客家人。

田英成表示：「客家人在砂拉越落地生根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客家人所表現的政治敏感，無疑是客家精神的表現。」

他認為，楊國斯步上政壇，具有客家人傳統的抗爭精神。而砂拉越人民聯合黨這一華基政黨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于1959年6月成立。

爾後，馬來西亞聯邦成立，人聯黨認為這是英殖民政府不耀讓砂拉越獨立的陰謀，而提出了反對。人聯黨反馬來西亞成立的立場，影響了砂拉越政局的發展，也對華人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1970年，砂拉越州選舉，人聯黨與土著和保守黨合作組成砂拉越聯合政府，從反對黨變成執政黨，這引起了基層群眾的抗議，並促使該黨付出了代價。

「儘管客家人擁有強烈的客家人認同，但是在政治上也不排斥其他方言群，而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在一個政黨內奮鬥。事實上，一個多元種族、多元華人方言群的社會不可能從單一族系的立場來從事政治改革。」他說。

河婆雙寶：劉伯奎與張肯堂

馬大中文系主任蘇慶華博士發表的「『河婆雙寶』：劉伯奎與張肯堂──馬來西亞客家學研究先驅人物敘論」中提及了歷史出身的劉伯奎，在古晉從事河婆人歷史研究。他的著作里也曾提及砂拉越華工起義事件。

不過，劉伯奎的著作中，第一本跟客家和本土研究有關的是1977年出版的《砂拉越之真空教》，在羅香林教授的鼓勵下完成。書中探討了真空教的創立和傳入馬來西亞的狀況。

當時，華僑大多受鴉片煙荼毒，真空教壇所得主要工作乃是為其門徒戒煙，故人稱戒煙教。

次年，劉伯奎又出版了《河婆史話》，清楚介紹河婆名稱由來及演進，分布等，同時也把焦點放在砂拉越白人拉惹詹姆士布魯克統治時代的移民、定居之河婆人歷史。

真正提及客家華工起義事件的是這本在1987年出版的《19世紀中葉砂拉越華人兩大公司》，撰述了華人初期南來得動機、目的和待遇，同時也探討了砂拉越華人創立的兩大公司以及石隆門華工反英事件失敗原因。

為此，劉伯奎親自訪問兩大公司的遺址，進行了口述歷史的收集和文物的考察才撰寫此書。

收集到更多資料以後，他將初版重修，將書名改為《19世紀華工公司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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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客家醫藥，不期然叫人想起永定客家人胡文虎、文豹兩兄弟的永安堂「居家四大良藥」──萬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和肚痛散，當年他們的藥品成功分銷到遠東國家，可算是客家人搞醫藥業的佼佼者。實際上，客家人經營中藥業，主要是為了服務同鄉，隨著社會的發展，才逐漸變成一門與華人社會不棄不離的行業。

19世紀初至二戰前，客家各屬鄉會在馬來西亞設立了許多以「回春」等名義的中醫療養所，以服務下層同鄉。佇立在吉隆坡富都路的同善醫院，也是由甲必丹葉觀盛成立的「培善堂」轉型而成。

而且，設立回春館或同類組織的客家鄉團大多是大埔、嘉應和增龍三屬。甲必丹葉觀盛便是赤溪客家人。然而，在經過許多年的轉折，這些中醫療養所大都因為「西風壓倒東風」而不復存在，只有同善醫院成功跨過二戰，更在1970年代轉型成功，以現代西醫為主流，才能夠營運至今。

由于當時在馬來半島從事開採錫礦工作的礦工大多為客家人，促使客家鄉會設立了這些留醫所。另一方面，也因為客家人在本地掌握了中醫藥界執牛耳的先機，使客家人較有需要，以及較有能力去設立留醫所。孝恩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王琛發指出：「在缺乏公共衛生設施的年代，早期開拓者面對惡劣的環境很容易丟了性命，而礦場又有著以病人和死人為不吉利的迷信，這樣一來就需要一個從群體內部調適的操作機制；這樣一個既要確保病人從生產財富的地點隔離，又要能確保作為生產力的病人可以繼續勞作的留醫所，就顯得有它重要的社會位置。」

王琛發在第二屆馬來西亞客家學研究會的論文「回春無奈──馬來半島客家中醫留醫所的興衰」中，講述了馬來半島的中醫留醫所概況。

1878年，茶陽回春館設立，屬馬來半島最早的中醫留醫所，雇用一名中醫主理。當時該館附設在「茶陽公司」的會館屋旁，該屋既是同鄉療養之地，也是同鄉喪殮之處。鄰近是客家礦工為主的暗邦採礦區。

1890年，由于七八位茶陽籍礦工在館內病死，英政府疑為瘟疫而勒令燒館。

爾后在1909年，楊振常、耀光兩兄弟可憐同鄉無療病之地，遂籌錢重建茶陽回春館，為貧病的同鄉贈醫施藥，還提供伙食。

可是，茶陽回春館最終因財力無法應付政府對設備要求而關閉。

王琛發表示：「葉觀盛在1881年自資辦的『培善堂』，為吉隆坡客家礦工而設。雖然這不是由會館創建，卻也有著相同的目的和設置，除了聘請2位中醫駐院，也為逝者施棺助喪。1894年，這機構也改組為同善醫院，增設200個床位，以牛車載送重病礦工。」

「1940年，該院曾試辦西醫部，后因二戰而停辦。到了1961年，該院設立福利樓，1983年受當時的衛生部長陳漢源宣佈中醫留醫樓免受私人醫院法令限制。然而，1970年代后，該院也演變成以西醫為主流的醫院。」

從較功利的角度去看，設立留醫所除了能夠將病人隔離于礦區、種植區，免傳染之外，還可保礦主或園主的利益，穩定生產力。

另外，也可以確保熟練工人回到工作崗位，免除訓練新人的成本。而且，這套機制也合乎了為善助人，救死扶傷的傳統文化與宗教教導。

南藥在馬穩健發展

客家人的外遷促使他們以華夏文化為背景，保留了完整的中醫藥理論和特色。

中國南京中醫藥大學李殿寧教授說，由于客家人多居住在中國南方，包括港台澳和東南亞地區，這些地區林木茂盛、水土濕潤，氣候溫暖，因此有許多北方和中原地區不能省長的中草藥產自科技人聚居的地點。中醫稱這種草藥為南藥。

隨著客家藥食產業發展成一定規模，特別在品牌打造方面，如廣東的王老吉涼茶、龜苓膏等，大馬和東南亞作為客家人的聚居地，可以就本身的優勢發展中藥產業，特別在南藥研究、生產、商貿及中醫教育這兩方面。由于東南亞區域四季如夏，適合南藥種植，可發展成南藥生產產業，使之成客家華人新興實業。

另外，馬來西亞的多元社會和文化特質，掌握多語的客家人或華人能將這些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教育和經濟產業的優勢，進行研究和規劃，再配合中醫藥這些年來所發展出的新醫療技術，使馬來西亞能成為某些中醫藥新技術的教學和醫療中心。

藥食兼用　涼茶解熱

天氣炎熱，傳統華人家庭都會想喝杯涼茶下火，或吃一碗清涼的龜苓膏解熱。客家人對涼茶的熱愛，更使他們發展出中藥的生意。

中國南京中醫藥大學李殿寧教授說：「客家醫藥傳承中國傳統醫藥，也發展自己的特色。藥食同源觀發展客家的飲食習慣和民俗文化。在岭南地區，尤其客家人，喜歡飲涼茶，這就是典型的藥食兼用的風俗。」

自詡是客家研究「新客」的李殿寧教授在論文「初論客家醫藥學的溯源與展望」中，嘗試從中醫藥角度初步地探討客家醫藥的起源和特點，以及馬來西亞作為東南亞客家人聚居地，在客家醫藥的研究、生產方面的優勢。

李殿寧指出，客家醫藥嚴格來說是中醫一個重要的派系和門派，其根本乃以陰陽五行為醫學的哲學思想基礎和基礎理論基石，以經絡學說、臟腑理論、氣血津液、七情六因等內容為辨證施治、理法方藥的基礎理論。「岭南的涼茶是根據中醫某些藥物的藥性而配製的防暑降溫，清火袪濕的中藥湯劑，一年四季滿街有售。福建人喜歡喝功夫茶也是客家屬地的茶文化之一，在潮濕高溫地區保健需要。另外，廣東客家飲食中，多喜用中藥煲湯。」

此外，客家人也將藥食同源的原理用在民俗習慣之中，例如在入伏日，家家吃「仙人凍」以清熱解暑。

藥材店打工　藥格子識字

客家人經營中藥業，不僅找到營生的方法，許多不識字的客家人更因此學會了中文與藥學。

根據南方學院文學系講師安煥然從事客家社群田野調查中發現，受訪的長者，不論從商或務農工人，客家男性絕少文盲。即使沒有上過學堂或沒讀過太多書的，也識字。

根據李冰人在1965年的調查所得，客家人在柔佛各城鎮所創的行業有60多種，在藥材業方面，客家人佔75%，其中大埔客佔60%。

由于許多從事藥材業的柔佛客家人大多聘請同鄉工作，從而讓許多無能力讀書的客家小孩有機會通過到藥材店打工而識字。

從藥材店東主和學徒的口中得知，以前到藥材店當學徒叫「學師仔」。他們多是家貧而沒有機會唸書的人，在十二三歲就送到中藥店當學徒。「學師仔」起初不能夠進入店面，只能夠在后堂打掃煮飯。老闆和負責門市的「頭手」、「二手」伙計一般上都不怎么教導他們，學徒只能在晚上休息的時候才有機會踏入店面，這時，他們會用鉛筆和小簿子，在櫃檯后方的藥格子旁努力學認字、寫字。

安煥然表示：「傳統中藥店的藥格子多得嚇人，高高長長數排。每個格子里又分成4格到6格，一排排算起來大概有大約2000格。每個裝藥材的小格都會寫上該中藥材的名稱。」

學徒們就借晚上休息的時間慢慢學習，長年累積下來，學到不少漢字。原本文盲的學徒慢慢也能閱讀識字，后來自立。中醫藥材店是客家人識字的學堂之一。經過這段歷史的客家人，不會忘記中藥的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