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齐齐哈尔 于 9-6-2016 04:15 PM 编辑
从福建面到福建话,从《打字员》到《打字经》 ——在槟城看福建话剧 文/徐墨龙 槟城的福建面与中南马或新加坡的福建面不是一个概念。槟城的“福建面”其实就是其他地区人说的“虾面”。槟城人吃福建面喜欢“掺”,如黄面条掺米粉、虾汤掺卤汤。福建面是槟城的代表小吃之一,到处可见卖福建面的摊子;就像福建话(闽南语)随处可闻一样。而槟城人说福建话也和吃福建面一样,也喜欢掺杂别的语言。语言学家/美食家都曾分析过这种语言/饮食习惯现象与受早期海峡华人的影响有关。据说在中国福建难觅“福建面”,原因是它根本就是槟城土产——一种华巫口味混合的面食。福建面让美食家谈去,我要谈的是福建话剧。
所谓福建话剧,区别于福建戏剧(戏曲),简言之即闽语发音的现代戏剧。槟城话剧第一次出现闽南语可能是1996年北岛戏子演出的新加坡郭宝崑先生的《寻找小猫的妈妈》(待考)。而第一部标榜“福建话剧”的是2013年8月槟城表演艺术中心制作,黄丽珍导演,改编自美国剧作家墨莱.希思格尔《打字员》的《打字经》。
看《打字经》,让槟城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陌生又亲切的复杂感受。记忆里除了闽南戏曲外,以福建话演戏就只有街边“歌台”的“方言谐剧”了。但方言谐剧内容多掺杂荤黄笑话,结构也不严谨,故难登大雅之堂。而这一次在剧场中乍一听到这正儿八经的福建话台词,一种全新体验与感动油然而生。
墨莱的《打字员》说的是对未来抱有梦想的青年男女同事,保尔与西尔维亚,在办公室里互生爱慕,想抛开羁绊远赴他乡;但他们缺乏勇气,多年后依然被困在这办公室里,爱与梦想成了过去。他们在打字声中平凡地度过了一生……墨莱曾称受尤涅斯科等现代派戏剧家影响:《打字员》剧本也明显带像荒诞、意识流、不确定性等特征。有人批评保尔的人物刻画单薄,其实这反而解释了它就是一个披着写实外衣而骨子里是现代主义的戏剧。
解读《打字员》的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发现”:包括西尔维娅对保尔真实身份的发现,保尔对西尔维娅依赖个性和对自己的无能的发现、观众对两人注定一事无成和逐渐老去的发现......每一个发现都是靠近真相的一步,这些“靠近”,到最后就陷入一种时过境迁、尘埃落定的喟叹。
《打字经》的改编是将一个外国剧本本土化——美国的保尔与西尔维亚成了槟城的王志强和李丽芬。改编本保留了原剧完整情节与人物在不离场的情况下逐渐老去的结构方式。实际上此改编版之依据蓝本乃1997年,槟城写作人欧宗敏执笔、北岛戏子制作之同名改编本。而这次演出却有个明显的更动——办公室恋情的处理。在欧宗敏的改编版中刻意把原剧中两人露骨与直接地、带有“性表达”的台词淡化了,我也认为这样的处理更符合本土化或华人文化。但导演却将这个淡化恢复原状了。当王志强对李丽芬说:“我要撕开你的衣服,用手指摸妳、让妳爽。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想扒开妳的腿,调戏妳、让你发出呻吟声。”;然后把她按倒在办公桌上时,观众席里传来一波按耐不住的笑声。这笑声似有尴尬的掩饰意思,其实更是一种水土不服的反射。
导演在一次访问中透露方言演出《打字经》的原因:“有感方言没落,希望通过这一新型的表演形式赋予方言新方向。”诚如黄导言,方言是我们的宝贵资产,今之没落,有人归咎早年华社领袖之误导。但我觉得对槟城福建话来说,它自身的局限大于外力挤对——它是一种无法自给自足的、或充分表达复杂思维的语言,故在许多正式场合无奈地被取代。实际上它的内部挤对更是关键:夹带西方与本土势力的海峡华人语言,挤对了来自泉州、漳州或惠安等原乡闽南语,逐渐地形成所谓槟城福建话:一种高度掺杂马来语或英语的,维系情感有余、深层次沟通表达不足的语言。这也是名为福建话剧却又出现大量英语的原因。固然可以说那是客观语言环境的反映,却也“客观”地突出了槟城福建话词汇缺失之窘境。
对槟城人来说,福建话剧或许不只是一种新型的表演形式,而是一场寻根加本土意识觉醒运动。
福建话剧在初始阶段有必要厘清语音和词汇依据:从海峡华人的所谓福建话里走出来,不再依赖含大量的马来语、英语借词的海峡华人福建话,而是去找回这个古老美丽的语言的缺失词汇;上个世纪初大量中国福建的泉州、漳州、安溪或惠安等福建人移居槟城,他们带来的闽南语完整自足并应该还存活在他们的后代子孙口中。福建话剧的闽南语,不妨选用它们的其中一种或这几种的综合体,才显得正宗与动听。这是我看《打字经》后最想说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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