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台湾史，拒绝中国化”，这是反课纲游行队伍中，浮动于街头的醒目标语。无需讳言，“拒绝中国化”正是反课纲动员核心诉求之所在。当然，“中国化”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去台湾化”。教育部的回应一直松软闪躲，现任部长吴思华的风格充分展现了马政府的特质。倒是上一任教育部长蒋伟宁抛出过一个相对直接的说法：“完全没有去台湾化，去日本化倒是有一点。”
在台湾本土掀起另一场“中日战争”？
新课纲引发重大争议，正反双方说词纷杂，一般民众无缘也无力细究课纲内容，左顾右盼，莫衷一是，乍看彷若猛烈战火，其实是弥漫的烟雾。倒是上述的街头标语和蒋伟宁的回应帮我们化繁为简，直指核心：反新课纲者是担心未来的课程内容会太过“中国化”；新课纲的支持者则是认为过去的内容太过“日本化”。
说穿了，课纲争议，就是“中国化”与“日本化”之争，这是在台湾本土掀起的另一场“中日战争”。
只不过，台湾人民绝大多数是汉人血统，虽有先后之分，父祖来自中国大陆，毋庸置疑。语言、文化、信仰、礼俗节庆世代沿袭，没人敢说不是来自原乡祖居地。因此，所谓“中国化”，不是未来，而是当前之事实；无需编造，因为已是本质。
倒是反课纲动员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于日本殖民时期之温存眷恋，相对令人好奇。甚至“日据”、“日治”之用语，慰安妇是否“被迫”……都可以在争议之列，放眼全球，台湾可谓绝无仅有。像台湾这样对殖民主魂牵梦萦的，举世仅见。
日本大阪有一座博物馆，人称Peace Osaka，“和平大阪”，以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事物暨民众记忆而知名。其导览前言是这样写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以及其他东太平洋地区人民所承受过的巨大痛苦，日本必须负起责任……对于韩国和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期间所受到的巨大伤害，我们同样不能卸责。”这是日本有识者对于军国主义，对于殖民罪责的警醒之语。他们很清楚，和平，必须建立在对战争伤害的反思之上。
战争、殖民，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榨欺凌，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上伤痛的一页，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国家，对于殖民战争的描述，occupy、invade…，是最基本的动词，唯独在台湾，“占据”、“侵略”成为教科书上禁忌的用语。
台湾有一派本土论述，雅好夸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之功绩，以反衬旧中国之落后，并据此得到一个简单有效的结论：国民党入台，造成台湾现代化的障碍。
“和平大阪”博物馆展览品
长老教会牧师的勋章
放眼四海，凡是以武力强占他人土地，榨取异族人力暨自然资源以利自我发展的侵略行为，皆与法西斯暴力一样，受到破坏人类文明的谴责。台湾却彷若世外之地，自我开发出一套对于殖民统治的美好想象，并且坚定而勤恳地在任何场合，包括教科书，矢志为殖民主做出忠诚的辩护。
如是奇诡的，具有台湾特色的殖民史观，看似荒谬，却是浸浸然成为本土主流。
Why？我们不得不问，台湾社会这一套独特的、悖离于世界史常识认知的殖民史观，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独特力量，得以引领这一套史观，进而成为本土历史诠释的霸权？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同意，所谓的成功殖民，就是人民发自内心对新政权臣服，以及新环境能够引导社会道德明显改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那些勤勉、机敏且具有影响力的福尔摩沙民众，已经开始感觉到他们确实受益于日本的殖民。我曾与一些反叛份子交谈过，我发现他们的反抗都是起于纯粹的无知，另一些人则是因为热爱冒险，不愿每日脚踏实地的工作，因而‘起身抵抗政府’。”
这是甘为霖《台湾笔记》中的一小段，写于日本殖民初期。甘为霖本名William Campebell，苏格兰人，英国长老教会牧师，1871年奉派到台湾宣教，1917年离台，返英退休。他在台期间，曾获日本官方授予“勋五等双光旭章”及“勋四等瑞宝章”。
巴克礼与甘为霖（右）
再看另外一段，记述1895年日军登陆台湾之后，自北而南，逼近台南府城之场景：“他们一路南下，不断遭遇民众的抵抗，最后所有日军会师在台南府之前……当时台南府内有三位传教士，经由我们居中调停，日军才得以兵不血刃，和平街收这座城市。我们很幸运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因此得到了双方的感激。我们主要关切的，就是这种新的局势会如何影响福尔摩沙的宣教事务。就这一点而言，我很高兴地说，我们现在的景况比以往中国统治时代好多了，不管是人民或新统治者皆然……日本官员即使不是基督徒，也相当了解：与中国的异教相比，基督教更有助于推广文明、秩序和启蒙，而这些正是他们打算在此地推展的目标。”
这是另一位长老教会传教士巴克礼的记述。巴克礼原名Thomas Barclay，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与甘为霖是小同乡。巴克礼牧师1875年抵达打狗（今高雄），宣教地以台南为主，是台南神学院的创办者。于今，台南市文化中心对面有一片宽阔的绿地公园，即是以他为名。
1895年，台南府城抵抗激烈，日军准备巨砲轰城，巴克礼和宋忠坚(Duncon Ferguson)两位长老教会牧师主动求见乃木希典大将，接引日军入城。日本明治天皇为此授予五等旭日勋章。
本土论述中的文化霸权
长老教会的事业在台湾顺利开展，根据巴克礼1900年发表于纽约《基督宣教会》(EcumenicalMissionary Conference)的文字，日本刚接管台湾时，“领受圣餐”的信徒，全岛大约三千到四千人。到了2015年6月21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各地同步举办“庆祝宣教150周年”大会，光是在高雄巨蛋举行的场子，就有一万五千名信徒参加。民进党的高层领导，从党主席蔡英文、高雄市长陈菊、屏东县长潘孟安、以及南部现任诸多立法委员、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等人全程恭敬参与。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高雄市长陈菊都参加长老教会宣教150年大会
蔡英文更在致词时，大力肯定长老教会自1970年代以来即积极推动的“台湾住民自决”。她更高度推崇巴克礼对台湾的贡献，强调：“我们要把巴克礼牧师与上帝立的约，当作自己的约！”最后，对着巨蛋中仰首企盼福音的长老教会信众，她激亢地宣誓，要以巴克礼为最高典范，她说：“在这里，在各位的面前，我也要与台湾人民立约……我必将奉献所有，让台湾人充满荣耀！”
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情境，这样的崇隆誓言，足以见证长老教会在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面向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也足以见证其在本土论述中的文化霸权。
长老教会入台传教已达150周年，在台湾社会扎根一个半世纪，信徒广众，自有其成为文化霸权的基础。只不过，长老教会的史观、认同，从甘为霖和巴克礼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皆是以有利于宣教布道做为出发点，而这却又在战后延续成为台湾本土“殖民有功论”者的认知基础。台湾悖离世局常理而独树一格的殖民诠释，其根源在此。洋教士传给我们的历史，于今就是独派指定的教科书。
http://www.guancha.cn/linshenjing/2015_08_04_329230.shtml
PS：好戏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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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8-2015 08: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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