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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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殇

乙迷

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历史的东西，可是怯于提笔，毕竟浩如烟海的资料无从比较对错。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花脸，没有人知道哪一张脸是真实的，我们能知道的仅仅是那些我们需要的脸孔，问题在于哪一张脸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历史课本上教的还是清宫剧里演的？那些是非混淆的历史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很激动。感谢当年明月，他笔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将士给了我提笔的勇气。明是一种精神，一种让当今中国人汗颜的民族气节，一种血性、理性、张狂、无畏，一种中国人早已丢失的骄傲和自尊。是的，我该写点什么了，也许我不能写出一段没有纰漏的历史，但我能写出我们需要的历史，一段汉民族辉煌与泯灭的历史。

从哪儿说起呢？从我们每天都用的汉语说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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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第一节、胡言的汉语

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朝不保夕，没准哪一句话说错就会进太平间，因此不敢议论时事，不敢评点历史，连吟诗作赋都不敢，那知识分子憋慌了都干什么呢？于是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一个乾嘉学派，正事不干，专门考据，天天翻故纸堆，考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语音学（音韵学），随便说一个字，考证这个字先秦怎么读，汉怎么读，唐怎么读。考证到后来得出一个对现代人而言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国古代汉语的发音与江浙一带的方言相近，与北方话相去甚远。后人接着研究，发现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至今还保留在东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吴语，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尤其是客家话，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汉音。

本朝官方的说法一般是汉语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赣语和湘语），这五大方言内部还有无数的小方言。不过这个说法存在争议，因为西方学者对语言的定义为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的语言，照这个定义，汉语事实上是一大堆语言的统称。说个真实的笑话：我一个师弟是浙江黄岩人，他的某位老乡有一次在大学校园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当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过家常挂下电话后，惊讶地发现后面等电话的同学用崇敬的眼光望着他，并情不自禁地说：“你的英语讲得真好！”这件事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英语教学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到极点。第二、黄岩话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确实很像一门外语。还有一个例子，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的话务员都选用莆田人。很显然，越南监听的情报人员听得懂国语粤语，但绝不可能听懂莆田话，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方言）。

有人会说，汉语各大方言虽然语音差异极大，但都使用汉字，应该算同一种语言。这种说法虽然是本朝的官方论调，但不太经得起推敲。东方语言大多属孤立语，同音字多，缺乏曲折变化，因此只有使用汉字这样一种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词义，而且每个汉字对应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汉字曾广泛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用作书写语言，但从没人说日语、韩语、越南话就是汉语。朝鲜和越南近代相继废除汉字，文化上是一种倒退。日本人讥讽韩国人说他们废除汉字后，连“韩”和“汉”都分不清楚（韩国人要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中国的都变成韩国的了）。韩文是注音文字，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很容易导致歧义，汉字不得已又小范围恢复使用，最终于1999年8月7日，金大中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确实更象语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互能听得懂尚且算作两种语言（这也是西方学者动辄会十几门语言的原因，并不比掌握十几个中国方言难度高），何况我们的方言之间完全不能沟通。不过，鉴于本朝官方的立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将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等中国周边语言统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么都算语言，要么都算方言。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特征。没有自己的语言，不能否定一个民族，但有自己的语言，肯定是一个民族，这就带来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汉语五大方言区照这个理论应该算五个民族，可现在大家都称自己为汉族，那么哪一种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汉族？读者会说，这不是废话吗？中国70%的人操北方话，当然是北方话喽。这又产生两个问题：一、北方话真地能代表汉语吗？二、北方话内的差异也不小，初分为八区方言，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到东北官话，各有各的调，哪一种官话最能代表北方话？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来研究一下目前中国的官方语——普通话的来由。

“普通话”是中国官方标准话最近的称呼，中古时期的标准语称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称作“官话”，清末改称“国语”，1956年最后命名为“普通话”。现代普通话最早发端于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设立的“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正式定名为国语。那么当时的官话是什么话？是八旗口音。换句话说，那根本不是汉人的语言，而是满蒙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满蒙说的汉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说黑龙江人（尤其是哈尔滨人）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为什么我们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话个个字正腔圆，比北京人说得还溜？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语音嘛。

将普通话定为汉语的标准音，产生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滑稽现象：汉语说得最标准的区域在长城以北，是传统意义上的胡人居住区黑龙江和内蒙古，而绝大多数的汉人说不出一口标准的汉语；继承汉民族文化最多的东南沿海民众说的是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的语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话。这是哪一茬对哪一茬？

现在的官话事实上是完全游牧民族化的汉语，那么游牧民族对汉语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首先，发音越来越简单。古汉语的发音较为复杂，至今闽南话有七个声调，粤语有九个声调，还有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游牧民族南迁后显然发不出这么复杂的音，于是北方的语音越来越简化和胡化，同音字愈来愈多，要保证语义的准确，只能将复合词大幅增加，导致语言越来越啰嗦。学过古汉语的都知道，古文言简意赅，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要多费不少口舌。

由于中国灌输式的教育，国人对普通话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事实上，普通话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过挑战。第一届民国议会的议员半数以上是广东籍人，当时要投票选择中国的官方语言，孙中山怯于北洋军阀的势力，一个一个去广东籍议员那里游说，要他们放弃粤语，投北京官话，最终粤语以一票败北。这一票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标志着汉人已完全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那个彪炳青史的汉民族已不复存在。

现在读者会问：北京官话之前中国的“雅言”、“雅音”是什么话？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码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话!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洛阳）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之后洛阳雅语和南京吴语融合，逐渐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话，以金陵雅音为标准。从东晋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国语音的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当时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韵》，沿隋《切韵》；宋编《广韵》，袭隋唐《切韵》、《唐韵》。因此唐宋虽然没有普通话，但从韵书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标准的。元朝蒙古人说蒙古语，汉人说汉语，互相之间要翻译，乱七八糟。明恢复汉统后，“一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話为国家标准语音。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说的都是南京话，甚至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依然以南京音为标准，这实在是个讽刺，老外坚持汉统比汉人坚持的时间还长。南京话对中国周边国家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六朝时期中国传入日本的语音就是吴音（金陵雅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那么北京官话又是怎么来的？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与不懂汉语的庞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个大太监的船，临别时这位太监将一个从南京买来的男孩作为书童赠送给两位传教士，告诉他们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他们纯粹的“南京话”（《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大利原文为“中国话”，同时代的传教士金尼阁将之翻译成拉丁文时译作“南京话”）。可见直到明末，南京话依然是中国话的代名词。利玛窦到北京后作出一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第一个用罗马字母拼音汉字记录下当时的北京官话，从他的记录中后人惊讶地发现：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与现在的北京话根本不是一码事。后人将利玛窦、金尼阁的拼音方案和1902年K.Hemeling出版的《南京官话》相比较，二者基本相同。因此明代的北京话确切地说就是通行全国的南京官话。

满清入关造就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最后一次退变，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内城的满人说满语，外城的汉人说明朝官话即南京话。很快满人发现满语在老林子里打猎伐木还能凑合着用，一进城面对花花世界词汇量远远不够，靠满语没法生活，只好硬着头皮学汉语。问题是满人学汉语有先天缺陷，入声字发不出一下子全部丢弃，造成现代汉语同音字急剧增加，语言表达能力大幅下降。满人发音象老外说汉语那样不伦不类，但满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蹩脚汉语在北京内城定形后，迅速向外扩张，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而遍及全国。

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官话（八旗音）为国语正音，大力推广满式发音。但南京话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话最堪嘉”的美誉。满式汉语的国语标准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终确立。从此蹩脚成为正统，这种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破坏的满清官话被定义为“国语”。清267年统治将汉文明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到民国时已搞不清哪些是满，哪些是汉，国人将被满人强暴过的汉文化视为正统，汉民族彻底地堕落，沦为任人宰割的鸭子。

我也是近期闲暇时研究方言才知道的这段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南京话的辉煌过去，甚至南京的乡土教材对这段最值得荣耀的历史也只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将相就是值得怀念的全部，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说实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那土里土气的南京腔，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说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发不准八旗语音而烦恼。原本我已不准备让儿子再学南京话，毕竟那是一个正在流失的方言，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先学南京话吧，那是汉文明的最后一点血脉。

随便提一句，正规的历史剧似乎都应该用南京话来对白，当然胡人进京还是可以说普通话的。

现在有人会问：南京话和北京话到底有什么区别？说白了还是前面提到的入声。中古汉语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前三声保留至今，入声游牧民族发不出，因此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失。结果是用普通话读古诗词，平仄对不上，而东南沿海方言大多还保留入声，因此用上海话念古诗词就比用普通话读顺溜得多。而目前八大官话方言中，唯一保留入声的就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北沿江地带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因此北方语系中，只有江淮官话还保留了唐宋语音的特点。

好多年不说南京话都不大会说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练起来。

啰里啰唆讲了半天，汉语这一部分总算说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语言还有什么？服饰。好，下一章就讲汉服，问题是有人见过汉服吗？

附记：

1、Mandarin很多人（包括我以前）误以为是“满洲语”或“满大人”的音译。其实这个英文单词可能源于葡萄牙语mandarim或荷兰语mandar?n，直译为汉语就是“官话”，即官场说的话。Mandarim或mandar?n在明朝中西交流时就已出现，因此和满人没什么关系。

2、南京话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已基本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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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汉服的伤逝

判断一个人，不外乎远观其形，近闻其音。一个黄种人穿着和服，他是日本人；头上插满羽毛，他是印第安人；穿着长袍马褂？只能说他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严格意义上并非民族概念，他是哪一族人？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尴尬：汉族或满族，没法再分了。

有个笑话，说中国56个民族大联欢，各个少数民族都穿着自己的民族盛装，只有汉族代表着西装打领带尴尬地站在前面。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只有汉族例外。汉族的民族服装被清灭掉，随之一起毁灭的是汉族的民族性。

有人会问：服装算什么，不就遮寒蔽体嘛，上升到民族性至于吗？这个看似合理的问题本身就已暴露出汉民族性的丢失。衣冠对古人而言不是重要，而是头等重要。汉族古称华夏族，为什么叫华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华夏的意思就是“冕服礼仪之邦”。衣冠在中国古代象征着发达的纺织手工业，那是文明的标记。永嘉之乱时，晋元帝率中原汉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意思是中原文明南迁。中国古代的那些烈士，死不见尸，友人将他生前的衣冠埋于地下，称“衣冠冢”。可见衣冠在中国大到代表文明，小到代表个人。唐太宗著名的镜子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形容坏事干绝的伪君子叫“衣冠禽兽”。衣冠在中国古代就是文明、文化的象征。可是现在的中国还有衣冠吗？

我母亲曾经参加很多中国老年人都去过的“美西游”，导游是个老广东，移居美国多年，颇看不起大陆人。他对我母亲说：我一眼就能从大街上分辨出谁是大陆来的，谁是港台来的。我母亲颇为诧异，问你怎么看？那时远处正好有一个国际会议散场，导游指着一位往街上走的女士说：她肯定是大陆来的。你看她嫌冷就应该穿长裤，没人说她；她里面一条棉毛裤（过膝的棉毛半截裤），外面一个短裙，这样的打扮，除了大陆人，谁敢穿出来？我母亲听后，颇为汗颜，想反驳都不行。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衣着的邋遢和badtaste，和男子国足的声名有的一拼，我们不但汉服丢了，连最基本的审美也丢了，现在的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冕服礼仪之邦”的样子？

说起汉服，我们丢得真是很彻底。八十年代中日合拍第一部古装大剧《敦煌》，中日剧组各设计出一套北宋服装，结果大相径庭。中方说日方设计得像和服，日方说你们设计的根本不是宋朝服饰，双方都不服气，只好去找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结果发现日方设计的更象宋服，让中方很丢脸。汉服从先秦到明，式样没有大的改动，一直都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堪称全世界最洒脱飘逸的服装。但现在继承下汉服的却是和服和韩服，中国的汉服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知道清初的“剃发易服”是汉服灭亡的原因，却鲜有人知女真人在四百年前的金国就搞过这一手，原因说起来倒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深谋远虑。女真人征服辽国后，亲眼目睹饱受奴役的汉人和渤海人对亡国契丹人的报复性屠杀。女真人本能地想到自己假如亡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后人分不出谁是女真，谁是汉人。虽然汉服比女真的服装好太多，但哪有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靠拢的道理，于是定下让汉人“剃发易服”的政策，把汉人变成女真。不剃头的后果很严重，就是掉头。不过当时还有南宋，“剃发易服”导致汉人南逃，因此这一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金朝结束时，反而是大量女真汉化，剩下的那些拖着长辫子的女真毫无例外地遭到蒙古人和汉人的报复。

不过汉文明被北方蛮族毁灭似乎是历史的宿命，正所谓“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四百年后，当两条辫子的女真演变为一条辫子的满人再次崛起时，努尔哈赤重新祭起“剃发易服”的法宝，原因与他的祖先一样，将汉人同化。那时候东北的满汉之争已经形同水火，后金是奴隶制，汉人被剥夺土地沦为农奴，对满人恨之入骨。这样的背景下，努尔哈赤甚至不许满人单独上街，不许满人买汉人的肉，喝汉人的水，怕被害死，于是将汉人满化成为后金政策的重中之重。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汉人杀光。事实上满清入关时，关外的汉族百姓已经被杀得所剩无几。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满人虽然在关外坏事干绝，但当时信息不流通，关内的老百姓并不知晓满人的暴行。满清入关时明朝已亡，中原汉民饱受战乱之苦，满清是唯一一支象样的武装力量，政策上又轻徭薄赋迅速获得中原民心。最关键的是，南宋的历史没有重演，南明没有支撑多长时间，很快土崩瓦解。清“扬州十日”后，南京投降，满清并未屠城，以此为榜样，江南大部分地区顺势归降，满人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大半个中国。这时候，缺乏汉族正统政权的肘挚，满清终于肆无忌惮地迈开毁灭汉民特性的步伐。“剃发易服”的政策掀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腥风血雨，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爆发了，归降不久的江南成为斗争的中心。

江南从“衣冠南渡”开始，就成为汉文明新的中心兼避难所和发源地。南朝政权的屹立不倒使汉文明在江南生根发芽，并由于竞争和示范性作用，最终迫使北魏鲜卑人汉化（还有其他原因，以后再叙），否则华夏文明在五胡乱华就结束了，哪里会有隋唐？同样，北宋使辽部分汉化，南宋使女真部分汉化。北方中原地区在西晋之后断断续续甚至长期被游牧民族占领，已部分或大部分胡化，江南却只在元朝受过异族统治，而元朝末年，这块地方又最早脱离蒙古人的控制成为“驱除鞑虏”的中心。当朱元璋把皖江浙连成一片，建立明朝后，挥师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蒙古人赶回草原。江南使得中国的汉文明从晋到明得以延续，然而当北方蛮族再次一统天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江南人民只能用鲜血去捍卫汉文明最后的尊严。江南的反剃发斗争最著名的要数“江阴十日”和“嘉定三屠”，一个在江，一个在浙。

满人入关原本太平无事，多尔衮在刚入关时贴下告示：“天下臣民照旧束缚各从自便。”于是兵至江南时，很多地方甚至“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然而一旦根基立稳，多尔衮翻脸发布“剃头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江阴收到剃头令后，秀才许用等在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率众百姓将县令方亨抓入狱中，共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领，主持抗清事宜。江阴人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万余，有6.7万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惨绝人寰连杀10天，死于清兵屠刀下者有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

清军初次来到嘉定时，嘉定人原本出城迎接。但清下达剃发令后，嘉定总兵吴志葵起兵逐走清廷县令，占据了城市。清将李成栋开始镇压，以大炮攻城，城破后，李成栋下令屠城；是为嘉定第一屠。李成栋离开后，嘉定人朱瑛聚集民众再次控制嘉定。于是清军再次前来镇压，城破后对乡兵进行残酷屠杀；是为嘉定第二屠。后来，嘉定绿营把总吴之藩起义，不久被镇压。嘉定再遭浩劫；是为嘉定第三屠。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杀，嘉定成为人家地狱，死亡人数估计在5-20万人之间。李成栋率部在江阴嘉定一带奸淫烧杀抢掠屠戮，事后因此“赫赫功绩”，被提拔为江南巡抚。
江南虽惨，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抗清比江南还要惨烈，那就是四川。清军入川在剃头令之后，四川从开始对清军就殊死抵抗，抗清十余年最终被杀成无人区，蜀人绝种。不过无耻的满清征服者哪里会承认如此暴行？于是康熙小儿将屠尽川人的屎盆子一古脑儿扣到张献忠头上（反正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编造出一个“七杀碑”的故事。清廷一边开始“湖广填四川”的庞大移民活动，一边教育新川民要世代对满清的四川解放运动感恩戴德。现在的四川人都是清初移民的后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四川话属北方话系的原因。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汉人对剃发易服的反应如此强烈，不惜以命相抗？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女真人为什么留辫子？实际上辫子是马上民族的一个特点，从西藏到东北再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许多都有留辫子的习惯。原因在于骑马是一种剧烈运动，头发容易松散遮挡视线，因此扎成辫子就少了这个后顾之忧。汉族老百姓不骑马，自然不需要留辫子，汉族骑马的多为军人，有头盔或紧扣下颌的帽子固定发髻，亦无需留辫。因此，从远古汉服发髻形成以来，辫子就被视为蛮夷的标记之一。不过虽然很多民族留辫子，此辫子和彼辫子却大不相同，女真人的变态之处在于不仅留辫，还要剃光头，发式不仅仅是难看，而是难看到超出正常人审丑所能忍受的极限。

现在清宫剧上大家看到的又粗又亮的麻花辫是清后期已经被汉人逐渐改良过的辫子，剃掉前半部的头发，留下后半部的梳一条大辫子，俗称“半拉儿瓢”。即便如此，这种恶心的东西依然被西方人蔑为pigtail，更何况清初的“金钱鼠尾”。从金国到清朝中期，标准发式都是剃掉几乎所有头发，只留屁大一点儿头发扎成细溜溜老鼠尾巴那样的小辫子。清军入关后检查剃发令的效果时，曾用“顺治通宝”铜钱做测量仪器，辫子能穿过铜钱方口的，才算合格，可见辫子之细。这种偌大一个光头上留一根老鼠尾巴的恐怖发式简直就是令人作呕，即便换到今天强迫我剃，留发还是留头依然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何况那时候的汉人。

当然，汉人抵制剃发最重要的原因是《孝经》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对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汉人而言，剃发等同变相的阉割。不过，满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汉人像太监一样听话。女真原本是奴隶制，因此满人入关后不要臣民，只要奴隶，“剃发易服”就是赤裸裸的奴隶调教，不想做奴隶的杀无赦。

另外，华夏是冕服礼仪之邦，冕在汉服中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头发没有了，原本戴在发髻上的冕也没有了，只能戴瓜皮帽。这也是明朝的瓜皮帽为何到满清才大行其道的原因。上顶瓜皮帽，下穿长袍马褂，脑后拖一根老鼠尾巴，最要面子的汉族人有幸以历史上最丑陋的形象面对突然敞开的世界，这个丑陋的形象被作为中国人的标准像永远记录在地球人的脑海中。而这个形象至今依然一遍一遍地在我们的清宫剧里重复着，宣扬什么呢，要中国人永远做奴隶吗？

中国的清宫剧上普遍用清末的麻花辫来演绎清初的历史，我在电视上从未见过“金钱鼠尾”的形象，不知道是编导们的无知，还是刻意为多尔衮们美化。国人至今还沉迷在那段被奴役的历史之中，可见满清洗脑的成功。

话说回来，清初男人的头剃了，衣变了，女人呢？女子服饰由于激烈的反剃发运动被满清网开一面，男从女不从，因此明朝的女仕服被保留下来。但形势比人强，明朝的汉服是中国历朝登峰造极之作，无论式样还是文化内蕴都无可挑剔，男着丑陋的满服，女着雍容华贵的汉服，这样戏剧性的反差本身就打破了美学的规则。满服不能变，只能变汉服。清中叶开始，女装逐渐异化，向满服靠拢，只有宽大的衣袖还保留着些许汉家衣冠的影子。汉服的行云流水、飘逸自如最终演化成为繁琐和细碎。

独领寰球两千年的汉文明就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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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从华夏到饕餮

中国历史有不同的算法，假如仅仅指国家，那么上迄传说中的夏朝，下至民国和中共；假如指中华历史或者华夏文明的历史，那么上迄炎黄，下至1645年（顺治二年）“剃发易服”就结束了。现在的汉族是汉朝以后的称谓，从黄帝到汉朝，汉族的前身叫“华夏族”。华原意赤色，周尚赤，行周礼的地方叫作华，后衍生指华服即汉服；夏的意思是雅、正、大，主要指礼仪之大。清以后的中国一无汉服二无礼仪，哪里还配称华夏？现在东亚一块，有点像华夏的倒是日本，既有源自汉服的和服，穿洋装也比较考究，还有鞠躬、正坐、茶道等一大堆礼仪，而且日本是全世界公认最清洁守秩序的民族。日本从中国贩去的那么些行头现在充老大了，在海外只听说看不起中国人，没听说看不起日本人的。中国这个东亚的文明之源，被满清两个半世纪的奴役彻底整残整废，连祖宗都不认识。现在最开心的莫过日本，终于有机会翻身做人，把改头换面的华夏文明说成日本文化向全世界包括中国推销。中国人傻子似的还在那哈日哈韩，殊不知哈的都是自己祖宗的东西。

近期网上看到的两件事情让我惊诧不已。首先是一篇报道，说国内部分年轻人重穿汉服练习礼仪，并配发一张某女孩身着汉服的照片。这绝对是让人振奋的消息，可接下去网友的评论却让我大跌眼镜。有的说：“这哪里是汉服，明明是翻版的和服嘛！”还有的说：“唐装旗袍已经是中华传统，标新立异搞什么汉服？”众所周知，和服是汉服的翻版，现代中国人怎么会把版权毫不吝啬地让给日本人，说汉服是抄袭和服的？把满人的马褂叫做唐装更是一件荒唐事，唐朝虽然“胡风大渐”，那也仅仅是在汉统的基础上文化多元而已，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所谓的“唐装”去羞辱大唐的祖先？马褂旗袍是汉人被奴役最恰如其缝的象征，何时成为中华传统？中华传统就是当奴隶？汉人穿汉服天经地义，为何在今人的眼中会变成标新立异？

另一件事是一则新闻，说今年年度电脑新创意大赛的前三名得主都是华裔，大奖作品的构思深受中国元素的影响，并附获奖作品的照片。大奖作品是一副筷子形状的鼠标，显示器兼主机平放在台面上象一把古琴或古筝。出人意料的是，这款美奂美伦的作品引来众多网民的非议，焦点集中在那双筷子形状的鼠标上。有的说：“这哪里是中国元素，明明是日本元素！”有的说：“这双筷子一看就是夹日本饭团的，中国人才不用这样的东西。”我为此盯着那双筷子瞧了半天，也没看出它和我每天吃饭用的家什有多大差别，为什么说它是日本元素？日本的筷子不大都从中国进口的吗？难道因为那双筷子做得精美雅致就非说它是日本元素？中国元素就应该粗制滥造？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韩国人鸠占鹊巢老把中国的历史占为己有。中国人自己都不认自己的传统，韩国人还不紧巴巴地跑来捡吗？

网上有评论说：“日本继承了唐朝文化，韩国继承了明朝文化，现在的中国人却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这句话说得虽然不够准确，意思却差不多。日本的和服很多人认为起源于唐朝服饰，事实上是来自三国时期的东吴，至今不少卖和服的商店依然写着“吴服屋”；最早传入日本的汉语也是南北朝时期的吴音。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如此痴迷于《三国》，魏蜀吴的吴就是日本最早接受的中国文化。韩国的韩服倒的确来自明朝服饰。日韩两国自古一直都在吸收中国文明，但历朝历代对两国现状影响最大的当推明朝。日韩的国民象明人一样男尊女卑、秩序森严、精忠爱国、封闭而进取、血性刚烈、知耻善勇等等。当然，岛国的特性使他们还具有明人没有的偏狭和占有欲。日本和韩国从风俗礼仪到社会结构都极为相似，非说日本象大唐，实在扯得太远。

与日韩相比，现代的中国人确实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不过鞑靼和满人严格说来算两个概念，鞑靼是蒙古人的别称，清末把满人也包进去统称“鞑虏”。中国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已完全胡化，我们将游牧民族的自由散漫，恃强凌弱，急功近利，漠视文明（知识产权），粗制滥造，糟踏环境，草菅人命等等恶习发挥到极致。现在的中国人哪里还有一点点“汉”的影子。看来我们再填履历表的时候民族一项应该写为“胡汉”。我们没有继承华夏文明的一零半点优秀品质，但至少可以不从称谓上再羞辱祖先。

如今中日韩三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日本的态度是继承继承再继承，韩国的态度是占有占有再占有，中国的态度则是抛弃抛弃再抛弃。孔子在中国被彻底打倒，至少官方对马克思的尊敬要远远高过孔子，然而韩国人把孔子认祖归宗后，国人又忿忿不平起来，虽然没人真把孔子当回事。理学在中国是封建礼教的代名词，国人视之如过街老鼠，殊不知明朝的理学（阳明学）恰恰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基石之一，几百年后日本甚至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武士道屠戮被满清改造成鸭子的中国人，历史就是如此的荒诞和残酷。我们坐拥全人类最丰富的文明史，却象美国黑人那样成为无根的民族。现在的中国人言必谈欧美，货必购日韩，没有自尊，没有文化，华人仿佛一个被抽掉脊梁骨的族类。

是的，华夏文明已经终结，至少在中国已经终结。那么现代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印象里东亚文化比较学专家金文学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最热闹的是老虎机房，韩国最热闹的是天主教堂，中国最热闹的是饭店。此言一语中的，现代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饮食文化。

地球上以美食著称的国家有两个：法兰西和中国。但美食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不一样。饮食仅仅是法兰西文化的一部分，法国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执欧洲文化之牛耳，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战争与和平》里俄罗斯贵族在社交场合说的都是法语。饮食于现代中国却几乎是文化的全部。亲人重逢，同学聚会第一件事都是吃；通长途电话父母最关心的总是：“吃得怎么样？”并一遍遍叮嘱：“什么都能省，吃不能省！”中国有全世界种类最多的保健品；中国人吃的东西包罗万象，“两条腿的爹娘不吃，四条腿的板凳不吃”，吃上瘾能把境内的野生动物吃得濒临绝种；我们的子弟兵可以没有钱训练，但不能没有钱请领导吃饭；我们的某些县（乡）政府打白条吃喝一年能欠数十万的债务；我从国内新来的同事会冲着美国人问：“Didyouhavelunch?”所里一个美国教授到中国讲学，归来后从此饭桌上看见中国人就来一句“ganbei（干杯）”，那是他在中国学到的仅有的几个单词之一；中国人贪吃贪到美国，北美的华人教会都知道靠免费餐来招揽教友。中国人在北美开业，从中餐馆、寿司店一直开到黎巴嫩餐厅，集世界饮食为一体。我们除了吃，还剩下什么？

描述现代的中国文化，最恰当的词莫过于饕餮。中国现在有一部分人自称老饕，老饕的境界就是爱吃、会吃、敢吃、吃得起。当中国人个个都变成饕餮之徒，整天想着口腹之欲，昔日的礼仪文明早已雨打飘零。如今的中国人是一个不知排队为何物，只知由着性子吸烟、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的蛮夷种族，与“华夏”二字谬以千里。也许我们应该象“胡汉”那样更名为“中食民族”或者“中饕民族”，这样的称呼比“中华”要贴切得多。

中国为什么会沦落至斯？还是来看历史吧。有人说现代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民族，海峡两岸各将一根绳子套在对方的脖子上，绳子的另一端牵在美国人的手中。怎么办？“读史能使人明智”！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谁用正确的方法研读它，谁就能获得这笔智慧，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没有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到做人的道理，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用它来让我们再次变回奴隶。

我们该象欧洲文艺复兴的先贤那样重温昔日的辉煌，找寻我们遗忘已久的文明和尊严。让该荣耀的归于荣耀，让该耻辱的永远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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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第一节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公元1279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海战在今广东江门市的崖门爆发了。

宋20万人，战船千艘；元2万人，战船50艘。

宋人数虽多，却只有当落水狗被穷追猛打的命。此前宋已丢失全部陆地，宋的最后力量都囤积在崖门这个海湾里。宋太傅张世杰命部下用绳索将千余艘船一字形连成一线，等着元军进攻。“铁索连船”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发明，水战讲究灵活机动，把船固定成“陆地”，变机动为被动，焉有不败之理？从三国到明，“铁索连船”几乎成为全军覆没的代名词，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然，张世杰比曹操到底还是长进一些，元军一上来就用火攻，无奈宋船皆涂泥，并有长木阻挡，火攻不奏效，于是元军封锁海湾。十余日后，宋军水尽粮绝，士兵汲海水解渴，结果脸部浮肿，大量呕吐，胜负的天平已经无法逆转地倾向元军。

二月六日，元军发动总攻，以布遮盖的船楼冒着矢雨驶向宋船，元兵背负盾牌俯伏在船内，一旦接近宋船，即撤布交战。元军系北方士兵，原本大都晕船，可是宋船被绳索连为一体，极为平稳，登上宋船的元军如履平地大开杀戒，宋军大败。

宋末代皇帝赵昺刚满八岁，他在船队的最中央见此情景吓得哇哇大哭。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据传他对赵昺说了这样一句话：“皇上，德祐皇帝已受尽侮辱，您不可受辱啊！眼看国家就要灭亡，皇上还是以身殉国吧！”接着含泪将宋室玉玺栓在赵昺身上，背起赵昺跳海而死。

此时文天祥已经被俘，被元将张弘范押至崖山，张弘范屡次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不理，依然相逼，文天祥遂作《过零丁洋》为答复，张看后劝降一事不再提起。

崖山海战，文天祥作为战俘在元船上目睹全过程。当他看到宋军大败，宋室后宫及大臣纷纷跳海自尽时，悲痛欲绝，死志早定。随后文天祥在狱中度过四年时间，这期间有各色人物对文劝降，甚至还收到他女儿的信，告诉他她们姐妹二人和母亲都在宫中为奴，十分凄惨，文天祥痛哭之后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那时候宋朝早亡，这么大面子的事要放到今天中国人，早巴巴地改姓了。但那时的中国人显然不懂什么叫“曲线救国”，“成王败寇”也没多少市场，投降的人虽然有所谓的荣华富贵，依然自觉耻辱。文天祥答道：“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文天祥上刑场，对狱卒说：“吾事毕矣。”向南方拜后，从容就义。数日后，他妻子前来收尸，在其衣带中发现遗诗一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崖山海战，赵昺的母亲杨太后在张世杰的护卫下逃出元军包围。海战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出海面，杨太后听闻自己儿子的死讯后，亦跳海自尽。不久，失去全部希望的张世杰在瓢泼暴雨中溺死于平章山下。

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亡三杰”。

宋的灭亡算来也不意外，两个多世纪前的北宋易学大师邵雍就已在其著名的《梅花诗》里预言到赵宋王朝毙于海上的末日：“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综观宋三百年历史，真可谓窝囊到极点，但宋死得却轰轰烈烈，这一点是宋与清最大的区别。宋在亡国的那一刻，才显出这个王朝姗姗来迟的血性和尊严。

那个陆秀夫遗言中提到的德祐皇帝（宋恭帝，宋倒数第三任皇帝），其实算不得受尽侮辱。德祐降元时只有五岁（三年前被谢太皇太后抱着出临安城投降），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德祐的一生颇为传奇，他19岁被忽必烈派去西藏出家成为高僧。当他年长知晓当年荣辱写诗怀古后，被元赐死。

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宋的灭亡被后世称作：“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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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跪着的中国人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这句话念起来有点不爽。元清不算中国也就罢了，凭什么明也不算中国？

其实算不算中国要看指标的。明虽然是华夏文明最后的璀璨，但已被蒙元搞得有点串味，以某些指标衡量，明确实不大像中国，至少不是汉唐意义上的中国。这些指标里排名第一的就是“跪”。

要谈跪，我们还是从跪的集大成者——满清说起吧。

1792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天翻地覆的时候，英国第一次派使团出访中国。英王乔治三世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委任他的表亲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乘坐当时日不落帝国最先进的军舰“狮子”号向中国进发，目的主要是开放港口，互通贸易，建立邦交等等。英国朝野对此行都寄予一种乐观的期许，没有人想到这次出访会演变为一场闹剧，缘由在于一个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东方礼节——磕头。

一靠上中国的码头，英国人就已发现中国人这个奇特的风俗：登上“狮子”号的大清领航员看到舱里挂着乾隆的画像，马上毕恭毕敬的跪地磕了几个头。当然，此时的马戛尔尼还没有把中国人的这一奇异癖好和自己联系起来。

东西方礼节的差异很快促发冲突：按中国的规矩，向英夷宣读圣旨的时候，英夷应该跪下领旨，并磕头高呼“谢主隆恩”；可直隶总督梁肯堂气愤地发现马戛尔尼仅仅脱掉帽子，笔挺的站在那就算领旨了，没一点教养。

英夷不懂磕头的奏折第一时间送到乾隆的手中，使乾隆意识到应该对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进行一些必要的礼仪教育。于是钦差大臣徵瑞得到旨意：要在不经意的谈话中教导英夷行三叩九拜之礼。当然这也是为英夷着想，朕八十大寿那天，有很多藩使要来磕头，英夷不磕，会被人耻笑的；英夷说他们的衣服太紧身，不便下跪，可以在觐见前先把腰带什么的脱掉，觐见完再穿上嘛。

带着圣意的徵瑞来到英国人的下榻处与马戛尔尼联络，谈着谈着忽然聊起中西服饰的优劣，说我们中国的长袍多好啊，宽宽大大想跪就跪，想磕头就磕头（原来国服长袍是为磕头设计的）；你们英国人的服装设计的就不太合理，磕头不方便嘛。不如你们觐见皇上时把腰带、吊袜带都去掉，这样磕起头来多爽啊。徵瑞越说越兴奋，最后一个劲地要教英国人磕头，也不管英国人的拒绝是多么坚定。就此，中英双方关于磕头的拉锯战正式揭开帷幕。

倒霉的徵瑞开始繁忙地奔波于乾隆和马戛尔尼之间。英国人的态度很坚决：什么都能忍，磕头决不让步。于是乾隆愤怒起来：中国人见我要磕九个头，你们英夷是化外之人，朕慈悲为怀，将九个头缩减为一个头，你们还是不磕。你们究竟是来朝贡的，还是来闹事的？

很快，英国人从饭碗里感觉到“天威”的压力，大清供应的午饭只够使团四分之一的人食用，英国人以绝食抗议。至此，原本英国人想象中前景光明的破冰之旅，降格为一场伦敦剧院里天天都能看到的滑稽戏。什么贸易、外交、双边关系，统统抛到脑后，中英双方的焦点只有一个：磕头还是不磕。

最终，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行单膝下跪礼。可以想象，马戛尔尼当时遥望着乾隆的手背一定狠狠地咽了两口吐沫。按西方的规矩，觐见他国君主只需三鞠躬，马戛尔尼行跪礼已做出重大让步。但做戏要做全，见本国君主时，单膝下跪后接着是吻手礼，马戛尔尼却很遗憾地只做了一半。当然，乾隆此时的手放在椅把上一定也不自在，乾隆在会前的磋商中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吻手礼：朕乃龙体，哪里是英夷这样的小虾米想摸就能摸的。等等，他们不光要摸，还要吻，男人吻男人？果然蛮夷！

中英官方的第一次交会以这样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结束，双方都给彼此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乾隆的结论是：英夷乃蛮夷中的蛮夷。马戛尔尼的结论是：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清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不过马戛尔尼依然不想惹起战端。马曾就任大英帝国驻沙俄公使，洞悉老毛子对中国领土的野心。马认为：冒然对中国开战，可能导致这个帝国的崩溃，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英国并不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

历史不幸被马戛尔尼言中（马有很多预言，除甲午战争外，中国未来一两个世纪的动荡基本都在马的意料之中），沙俄鲸吞的约四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大部分都被满清割让在鸦片战争之后，再加上苏联挑唆的外蒙独立，中国因为苏俄共丢失领土五百八十八万多平方公里。

言归正传，继续谈磕头的问题。1816年8月28日，英国的第二批使团到达北京。由于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傲慢无理，使嘉庆皇帝和下面的奴才们都憋了一口气：这次一定要让英夷接受教化三叩九拜。于是英国的使团午夜刚到北京，气还没喘一下，就被宣召进宫。在殿外等候的时候，满清的官员们开始逼迫特使阿美士德磕头，说服教育无效便开始动手，双方在大殿外推搡起来，好不热闹。

等到嘉庆皇帝不辞辛劳，凌晨坐上龙椅，宣英夷觐见时，大殿上空空如也，阿美士德已愤然离去。嘉庆原本意欲一雪皇阿玛耻辱的愉悦心情一落千丈：英夷居然给脸不要脸，立马给朕驱逐出境。

阿美士德之后，英国人不再有兴趣陪中国人玩磕头的游戏。想来英国人也算仁至义尽，两次千里迢迢跑来中国修好，都因为磕头而灰溜溜地离去。英国人很快发现，鸦片和炮弹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无法向中国的皇帝下跪，那就让中国人向咱们下跪吧。

澹台卓尔在他的大作《历史的底气——中国制造的万国来朝》中详细叙述了上面一段历史，并有这样的总结：“套用美国前总统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西方人只对自然规则和上帝双膝下跪。’连双膝下跪都如此神圣，更何况磕头这种比下跪更卑谦的礼仪了……英语kotow这个单词就是根据汉语叩头（磕头）产生的，在英语中，这个单词含有贬义的味道……”

我摘录这段历史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最早，而是因为它最著名，并诱发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马戛尔尼从中国归来后，英国报纸有如下评论：“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这个“昔日”指的是明，“今天”指的是清。英国使团两次国事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将一百多年前大明在西方世界树立起来的崇高形象粉碎殆尽，中国从一个原本西方人眼中的理想国度沦落为满清式卑贱蛮夷的一堆豆腐渣，中国历史任人宰割的一页就此翻开。

写到这里，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清跪，明难道不跪？为什么西方人的眼里，明在云端，清就成大垃圾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明跪，但没有清跪得那么凶，至少没在大殿上跪死过人。第二、让人跪，是要凭实力的。在中国历朝军力排行榜中，明排正数第一，清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宋）。明之所以名列榜首，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将强悍军力保持到终结的王朝。明的军力长盛不衰堪称奇迹，甚至在崇帧上吊时，明军依然坚守长城防线，若非拜李自成所赐，八旗再打一百年也未必打得进山海关。明帝国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在亡国后由余部郑成功硬生生从荷兰人那儿虎口拔牙抢下台湾。中国的官方教育一贯是“郑成功收复台湾”，要知道，台湾在郑氏之前从来不是中国领土，“收”啥个“复”？明军居然能在朝廷灭亡后还为中国添出这么大个岛来，此等壮举估计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客观地说，明初的国力与汉唐极盛时相仿，明朝中后期的国力比汉唐衰落时就高出太多，这一点至关重要。所谓的西方列强（在明帝国看来也就是开胃小菜，不够填肚子的）纷至沓来皆在明朝中后叶，如果明朝后期象汉唐后半程那样国家陷入政权迭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绝不可能给国际友人（或国际强盗）留下什么好印象的。

下面来看看和马戛尔尼相似又迥异的另一段故事吧。

1517年（大明正德12年）9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正式的欧洲客人兼海盗佛朗机（葡萄牙）人的舰队驶抵广州码头。这支舰队受葡萄牙驻满刺加（马六甲）总督派遣，搭载着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特使托梅•皮雷斯来大明建立外交关系并欲图设立商站。所谓商站说白了就是殖民地。当时葡萄牙的称呼“佛朗机”应该是“法兰西”的音译，因为法国在欧洲过牛，南亚东南亚的商人称呼欧洲人都叫佛朗机人，于是佛朗机也有幸成为第一批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的国号。

满刺加是大明的藩属国，而佛朗机与大明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上岸的皮雷斯脑筋急转弯自称是满刺加国王的使臣，来大明朝贡。但见多识广的大明官员很快看出问题：皮雷斯的高鼻深眉和羊骚味与印象中的满刺加人完全对不上号，并且皮雷斯不懂基本的天朝礼仪。再三盘问下，皮雷斯无奈承认自己是佛朗机人，并自吹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特使，可又拿不出国书。总之，对广州官员而言这是个惹麻烦的主。

不过，鉴于皮雷斯朝贡的意愿极为坚定，广州官员还是按对待藩使的规矩来对待皮雷斯，第一件就是外国贡使必须“习礼三日”。所谓习礼就是教你怎么跪和磕头，这时候，皮雷斯和他的后辈马戛尔尼的差别出来了。与马戛尔尼眼中破败的满清完全不同的是，皮雷斯一踏上大明的国土，就像其他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后的感受一样，被大明远胜欧洲的繁华强盛所震惊，因此虽然极不情愿地第一天学会跪左腿，第二天学会跪右腿，第三天学会磕头，但还是跪下磕头了。不过皮雷斯虽然学会了磕头，等来的却是劝归，原因在于他没有大明颁发的朝贡的表文，有假冒朝贡之嫌。当然，主要是大明对佛朗机不感冒，懒得搭理。不过皮雷斯倒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赖在广州上下打点疏通关系，就这么七搞八弄还真让他搞到觐见正德皇帝的机会。

就在皮雷斯徜徉于大明的花花世界乐不思葡的时候，接连的厄运向他袭来。首先，1511年满刺加被葡萄牙人灭国时满刺加国王派出向大明求援的使者历经十年终于赶到北京，葡萄牙人殖民者的嘴脸败露，皮雷斯被驱逐出北京。然后雪上加霜的是，那些护送他来的葡萄牙官兵早已操起本行在东莞屯门修建堡垒，并以之为据点对附近海域的居民和商船烧杀抢掠，还附带上殖民者最令人诅咒的劣根性——贩卖人口，搞得人神共愤。于是，皮雷斯刚回到广州就被抓进监狱。这样，皮兄一口气创下数个中国纪录：他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个学会跪礼磕头，还被抓进中国监狱，并最终死在中国监狱的西方外交官（有没有第二个？）。

对于皮雷斯的战友们，我只能借用老美形容韩战的话来向他们表示惋惜：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干了一些错误的事情。首先，中国不是非洲，不是印度，也不是东南亚；其次，他们早生了几百年。如果在开豆腐店的满清，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会让他们拿到屯门甚至东莞的治理权并获得大量赔款；然而十分令人遗憾，他们的对手是明，明不是卖豆腐的，谁来闹切块豆腐给你，明是开铁匠铺的，谁来撒野给你一锤子。葡萄牙人的好日子到头了。

1521年，中西历史上的第一场海战在屯门爆发，大明水师先挫后扬，继而团团包围屯门岛，差点将葡萄牙人饿死。最后，葡萄牙人借着一场救命的暴风雨（或台风），三艘船突围逃脱，其余被歼。

屯门海战大明第一次接触到西洋火器，这时候，华夏（明）和蛮夷（清）的差别就突显无误，明军非常识货，马上组织神机营武器专家对其进行改造生产大量装备。明朝之所以长盛不衰，与他们接受新事物步步紧追世界火器的发展前沿密切相关。我说日韩像明，这点也在其中，看到好东西不管谁的马上拿过来翻版制造。

第二年，又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奉葡王之命，卷水重来，他们驾五艘军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珠江口，欲图在广东新化西草湾重新建立根据地。只是葡萄牙人做梦都没想到，这次他们面对的是MadeinChina的佛朗机铳。原本势均力敌的海战变成一边倒的歼灭战，葡萄牙战船两艘被俘，三艘逃掉，四十二人被活捉，这里面还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大明对洋鬼子可没今天那么客气，嘉靖一道旨令，四十二个人头齐刷刷割下来，挂在广州城门上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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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这两场海战把葡萄牙人彻底打蒙了，赶紧巴巴地再派人来向大明示好，没想到大明认为佛朗机乃“贼虏之桀”，根本不予理睬。葡萄牙人老羞成怒，开始煽风点火，成为嘉靖大规模“倭患”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国人对“倭寇”总有点轻视：不就几个日本武士嘛，吹那么大至于嘛。其实“倭寇”一点都不简单，那是众多以日本人、中国人为主体的国际海盗集团，里面夹杂着相当数量的西方殖民者。日本人主要是烧杀抢劫，葡萄牙人不但劫货，还大量俘虏平民到海上贩卖，属真正的罪大恶极。明朝抗倭不时能缴获佛朗机战船，甚至还有非洲黑奴。走马溪海战明军除生擒“佛郎国王（海盗头子）三名”外，还赫赫记载着俘虏“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葡萄牙是欧洲的第一个暴发户，西班牙与荷兰紧随其后，征服完大半个世界野心爆棚想来殖民中国，到了中国才发现这块最肥的肉啃起来更像骨头，而且是那种敲都敲不碎的筒子骨。大明本着见神杀神、遇魔灭魔的精神，不管你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大门牙大龅牙一律打脱让你咽回去，就这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一直到郑成功的神来之笔，把荷兰人赶走夺下台湾。

现代人都以为中国的海患始于清，其实大明的海防形势远比满清严峻得多，可大明水师在对抗西方列强上连战连捷，游刃有余，此等独孤求败式的骄人战绩居然被今天的中国人集体失忆，怪哉！我们的精英分子们有空花浓墨重笔在《大国崛起》中描绘明帝国的手下败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什么不去写写明？写明为什么强盛，清为什么衰败？没人敢写，要犯错误的。

扯那么远，你一定会疑问：这和跪有什么关系？我明白地告诉你：有关系。明时的中国人已经跪下，但那是向自己人下跪。明只有洋人向中国人跪，没有中国人向洋人下跪的。那么清呢？

我们再回到满清这个大垃圾场听听苍蝇的嗡嗡作响吧。

1676年1月，斯帕法里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到达中国境内的嫩江，满清官员赶着130辆牛车，60匹骏马和多得数不清的物资前来迎接，如此丰盛的礼物让斯帕法里瞠目结舌。要知道，清俄当时是事实上的交战国，俄罗斯远征军早已完成吃掉50多个中国边民的壮举，正一步步蚕食满清在西伯利亚的领土，屠杀当地的老百姓，残酷镇压鄂嫩河、乌德河流域的蒙古人反抗。斯帕法里此行就是要让满清承认沙俄在西伯利亚侵占的土地，可以想象，斯氏到达中国前生死未卜的心情。

现在，悬在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中国人向来讲究宾至如归，满清则更上一层，做到“敌至如归”。“爱你们的敌人”这一西方人看来畏如登天的信条，对满清以后的中国人简直就是无师自通。从康熙开始，满化的中国人已为世界基督徒们做出榜样：什么叫“爱你们的敌人”，怎么去爱。

满清官员看到俄罗斯使团首先要求对方出示康熙给沙皇的信件确认身份。斯帕法里拿出来后，第二件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在场中国人一律跪倒在地对着他（确切地说是对着他手上的信）进行三叩九拜，磕头对斯氏带来的震撼远胜那些眼花缭乱的礼物，以至于他在后来的书中写道：“他们竟有如此不分场合的，奴隶般的举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卑贱的鞑靼。”

俄罗斯人原本就是豺狼的同类，一试探发现满人属猪，气焰顿时嚣张起来：既然满鞑象奴隶，就把他们当作奴隶好了。礼部侍郎马喇要求斯帕法里前去拜会，斯氏断然拒绝：“作为沙皇陛下的使节，我只能被迎接，而不该去迎接任何人。”并提出具体要求：在野外搭个帐篷，我先进去，马喇跟着才能进去，帐篷由俄国人把守，没有我们的同意，任何清人不得入内。好嘛，一进清国，就支个帐篷当租界，马喇对这样离谱的要求居然全盘接受。

有这样的开局，后面的事情当然更加匪夷所思。俄国人到达北京后，康熙命令每三日宴请使团一次，每日需用不得怠慢，这一来，俄国人吃香的，喝辣的，简直像被贡起来一样。接下来自然是有关礼仪的纠纷。接待官员苦苦哀求斯帕法里觐见康熙时三叩九拜，某官员甚至跪地恳求，希望斯氏看在他们卖力奉迎俄国人的份上，跪上一把，好让他们不受斥责。

这里补充一点，康熙之前，沙俄已数次遣使前往满清（或后金），每次都因拒绝磕头而吃闭门羹。斯帕法里与他的前任们不同，斯氏并非贵族，甚至并非俄罗斯人（是罗马尼亚人），而仅仅是受雇于俄外交部的一名翻译，因此斯氏对礼节并没有他的前任看得那么重，而对完成任务看得较重。个人推测，他出发前就已做好礼节上让步的准备，不过由满清的奴才们求着他让步，感觉好不说，还能狮子大开口提个天价，何乐而不为？

斯氏折磨了满清奴才整整三个月，卖足了关子才最终同意叩拜，但要求清国有更隆重的仪仗。觐见那天，斯帕法里大摇大摆地走进殿内，斜对着康熙的御座双膝跪下，象征性地低了低头，也不等喊平升，就立马站起来。上贡的时候，满清官员发现，沙俄的贡品堪称垃圾，乱七八糟的貂皮和狐狸皮，还有一些日常的玻璃器皿；康熙却欣然接受，还夸礼物隆重。等到康熙回赠时，斯帕法里又一次瞠目结舌：金银首饰，翡翠玉件，丝绸裘皮，甚至还有康熙自己穿过的一件火红狐狸皮以示亲善。而康熙赠给沙皇的礼物更让斯氏惊掉下巴：“一件钢玉雕刻，一把缀满钻石和宝石的金如意，一对象牙制品，和若干用金盒子装的龙涎香等，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抵过俄国的所有贡品。”斯氏居然要用十来个大漆皮箱才能把清廷的礼物全部装下。

此后的日子，斯帕法里爽到消受不起，康熙宴请使团十四次，其他官员的宴请不下百次，俄国人再壮也顶不住这么吃，最后不得以把官员们的宴请全部推掉。不过俄国人提出的要求却让康熙笑不出来，沙俄要吞并整个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并且拒绝遣返满清索要的叛徒成特木尔。康熙很生气，后果很轻微。最终谈判破裂，斯帕法里满载着十几个大箱子的礼物回到俄罗斯，完成他成功出使中国的壮举。俄罗斯以十倍的价格将中国带回的物品在市场上销售，狠赚了一笔，彼得大帝甚至向英国大使炫耀康熙的赠品，让英国人羡慕得直流口水。

斯帕法里在他轰动俄国的中国札记中总结道：“难道这就是那个在古代传说中，强大得不可思议的东方帝国吗？他现在是那样地软弱和卑贱。”并在对沙皇的报告中写道：“这个国家不具备攻打俄国的能力，大汗的政府是一群奴才组成的，他的国民羸弱不堪，军队的武器也很一般，我们的一个士兵可以对付他四个，而且我们的大炮可以击溃他们的骑兵.....鞑靼皇帝丝毫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注意，斯氏称呼康熙为“大汉”和“鞑靼皇帝”，相比现代中国人对康熙的肉麻吹捧，这样的描述要精确得多。

俄国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中国，那个能把他们打得屁股开花的华夏帝国早已随着崇帧吊死在景山上。从俄国人第一眼看到满清的那刻，他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随意玩弄的猎物。虽然那时候的沙俄还没有经历彼得一世的改革，在欧洲屎都排不上，被瑞典、波兰、土耳其轮着骑，但在光顾着奴役汉人的满清政府面前，已经足够作威作福。

斯氏之后，清廷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如俄国人所想得那样弱不禁风，发动了丢死人的雅克萨战役：清军包围雅克萨城近一年也没把它攻下，最后在沙皇的要求下撤围，让沙俄残军退守尼布楚。这种羞于见人的糗事居然被今天视为反抗侵略的经典战役；而后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更是荒唐到开创中国历史上（亦可能人类历史上）盛世割地的先河，确认沙俄在西伯利亚侵占的土地，使俄罗斯正式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巨无霸，并进而演化为全人类的威胁。

有斯帕法里在满清当大爷的先例，此后的事情自然一发不可收拾。《尼布楚条约》之后，荷兰商人义杰斯率俄罗斯使团出访清国，应义杰斯的要求，清廷在他跪拜康熙时，鸣枪庆贺以示补偿。最离谱的是，义杰斯把俄罗斯带来的烂货全部赊给中国商人，自己懒得要钱却嘱咐清廷帮其收账，哪个官员收不到帐，马上跑到康熙那儿去告状。沙俄使团的其他商人虽然没本事让清廷帮他们收账，但也狐假虎威在市场上强买强卖，动不动打骂中国商人，还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们是你们大汗的朋友，你们是大汗的奴才，敢跟我们作对？！”最后发展到酒后强吻良家女子，偌大个北京城无人敢管。

义杰斯二十多年之后，沙俄派伊兹玛依洛夫使团访华。觐见康熙时，俄国人依照前辈们的样子，半跪半蹲地做个样子马上起身，大臣周颐清让他们重跪，伊兹玛依洛夫当着康熙的面骂了周颐清一句（用俄语），大殿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然而康熙挥挥手说算了，俄使不懂礼数，不必相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纠缠在国人心头阴魂不散的问题：什么时候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高人一等？答案很简单：康熙。原因就是俄罗斯商人那句牛气冲天的话：“我们是大汗的朋友，你们是大汗的奴才，敢跟我们作对？！”中国人见到康熙要三叩九拜，洋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中国人只能做康熙的奴隶，洋人却可以做康熙的朋友，换句话说，洋人与康熙是同档次的，反洋人等同反皇帝。国人见到洋人时，头还抬得起来吗？

谈洋人谈得差不多了，最后言归正题，来份大餐，看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访欧洲的使臣托时的磕头表演秀。

1730年，雍正委派礼部侍郎托时执节西行，赴俄罗斯恭祝新皇登基（原为庆贺彼得二世，等到俄国，才知道这哥么已经归西，遂变成庆贺安娜女皇登基），临行前雍正向托时提出很“礼貌”的要求：以前俄国使节到中国都非常傲慢，不肯三叩九拜，你们这次到俄罗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一切礼仪造中国的办，见到沙皇如同见朕，要行大礼，让俄罗斯人看看，我们天朝的官员是怎样的知书达理。

有这样的圣旨，托时憋足了劲准备到俄罗斯大秀一把。1731年1月14日（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七），托时行抵莫斯科，一见到安娜，奉上国书后，马上领着使团成员集体下跪行三叩九拜之礼，女皇和群臣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仗势，惊得不知所措。当俄国外交委员会委员巴什罗夫宣读雍正国书时，托时等人依然跪着不肯起来，这时候女皇实在看不下去，打断巴什罗夫的宣读，示意托时等人站起来，没想到托时骄傲地拒绝：这是我们大清的礼节，请女皇不要强迫我们。于是女皇只好看着他们跪到国书宣读结束。当托时们跪完站起来的时候，个个红光满面，象为国争光了一样。

觐见结束后，侍从将军要带领满清使臣下去，没想到托时等人又统统下跪行三叩九拜之礼，把这个将军吓了一跳，忙通过翻译告诉使团“可以了可以了”，但托时哪里肯听，最终礼毕在过把瘾的爽快心情中昂然而去。满清使臣一走，全场哄然大笑，女皇身边的小丑们纷纷学着中国人的样给女皇磕头，把场上的王公大臣们逗得乐不可支，女皇花枝乱颤地说：“这比打胜瑞典还要令人快活。”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再次觐见时，女皇看到托时等人三叩九拜不再惊讶，而是象看演出那样鼓起掌来，这下托时更来劲了，磕得满头大汗。女皇为了奖赏托时的卖力表演，赐酒给他喝，托时受宠若惊，忙跪下领酒，喝完后又磕了几个响头。

满清的使团回国后，俄国宫廷排演了一台滑稽戏《好磕头的中国钦差》。满清当时并非沙俄的藩属国，可满清官员表现出来的却是连到沙俄觐见的藩使都望尘莫及的奴颜卑膝。托时此行除恭祝安娜女皇登基外，还有一项议题，就是要沙俄在满清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中保持中立。问题是，有这样好磕头的使臣，沙俄要是还答应满清的请求，那不是一种耻辱吗？俄庭不承认准噶尔是叛乱，以准噶尔不隶属任何国家为由，没有给托时任何答复。

看完上面的精彩表演，接下来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国人是否天生命贱，见了人就想磕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元朝以前中国君臣之间主要是揖礼，跪拜仅用于谢恩。见到上级要下跪是蒙古人带进来的。

我们将视线再转回1283年1月8日（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蒙元大殿上那一名垂千古的时刻。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甚至许以丞相职位，允诺文代其管理中国。

文天祥不为所动，长揖不跪。

三年前元丞相孛罗提审文天祥的时候，文昂然屹立对孛罗行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手下逼文天祥下跪，文坐在地上竭力挣扎，就是不跪。文说：“南揖北跪”，我是宋人，当然要行宋礼作揖，怎么能行你们胡人的跪礼？

三年后，文天祥站在忽必烈的面前，依然只揖不跪。忽必烈爱才心切，甚至没有迫文天祥下跪。

那时候，宋已亡国四年，所有汉人都在蒙古人的淫威下跪以偷生，关在监狱里的文天祥是一个例外。

他是最后一个站着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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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华夏的礼仪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场笑话。我们从小被告知，中华乃礼仪之邦，可现实上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缺乏最基本的教养，而且仅有的那点礼仪都来自西洋，老师也不知道哪些是华夏的礼仪。西洋礼仪属接触性，目的是表达对对方的亲密，从握手、拥抱到亲吻层层递进；东方礼仪属非接触性，如作揖和万福，目的是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因此中国人学习西方礼仪学来学去也只会握手，拥抱kiss那是会起鸡皮疙瘩的。自己的礼仪没有了，西方的礼仪又学不来，于是中国人在社交场合表现出来的永远是呆板木呐。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华夏文明就被定以“礼乐文明”的基调而卓显于世，礼仪这个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曾无数次让外邦之人自惭形秽，如今一切成梦，华夏的礼仪随着华夏文明的陨落而烟消云散，我们只能在这里缅怀祖先的优雅高贵，回味那种居高临下的文明优越感。

一、都是正坐惹的祸

椅子是否舶来之物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在中国出现得很晚，五代时才流行起来，至宋最终进入千家万户。五代之前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坐在席子上，不是直接坐在地上），那时候的坐姿至今依然保留在日本的榻榻米居室中，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跪坐”，其实跪和坐在古代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仪态，双膝并拢着地，臀部贴着脚后跟是“坐”，臀部离开脚后跟“引身而起”谓之“跪”，因此“跪坐”是一种极不规范的说法，但怎么将那时的坐和现在的倚坐区分开来呢？姑且采用日本人的称谓“正坐”吧。

毫不夸张地说，正坐是中国人在礼仪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们祖先的这种坐姿，形神内敛庄重，坐着抚琴弄墨，优雅恬静，执剑而坐，则如爆发前的蛰伏，透出萧萧肃杀之气，是所谓“暴力美学”的极致。正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极能锻炼身体，东方哲学素来讲究以静制动，正坐就是这种思想最完美的体现，与蹲马步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曾试着正坐看一部影碟，结果脚酸腿麻，中途放弃。因此正坐无论对人的精气神，还是筋骨都有上佳的修炼作用。国人五代前虽然喜静，却阳刚霸气，与正坐有极大的关系。五代之后，国人依然好静恶动，却因为失去正坐这个日常修行的方式，而日趋萎软散漫。

我们的先人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坐姿？这是“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思想的具体外现。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对大自然的亲近和尊敬，正坐体位较低，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与高高在上的倚坐完全不同；人身上最不雅的地方是臀部，最脏的地方是足底，正坐臀部与足底相接，而以腿和足背着地，表示对大地的谦恭。因此在上古时代，正坐直接联系到一个人的修养，坐不好是要挨骂的。

孔子的老朋友原壤踞坐等待孔子。踞坐就是臀部着地，两足向前张开，两膝弓起，其形如箕，名为箕踞，是最不敬的坐姿。孔子看见，勃然大怒，骂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至阴至毒之话：“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意思是：你小时候不敬重兄长，长大了毫无建树，老了还不死，真是害人啊！边说着，还用拐杖敲他的小腿。当然，鉴于这两人的至交关系，也可能都在闹着玩。不过，一个侧面也说明坐姿的重要，否则，开不出性质如此恶劣的玩笑。

还有一个例子是被老毛封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赵佗。秦将赵佗随主帅任嚣打下岭南后，成立南越国。赵佗会见汉高祖使臣陆贾时，箕踞而坐，被陆贾当面指出，很不好意思，改为正坐后，自嘲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可见坐不好确实是件丢面子的事情。

可惜从宋朝开始，正坐就被国人遗忘。时至今日介绍正坐的文章中，大都强调这是一种日本文化，极少提及正坐其实来自中国。维基百科上甚至没有“正坐”的中文词条，而在日德英法西各语言中均有对“正坐”详细的解释。愧对祖先啊！

鉴于日本是目前唯一保持正坐的国家，有必要在这里对我们这位蹊跷的邻居废一点笔墨。遣唐使将正坐带回日本，但日本那时候和朝鲜一样是盘腿坐，正坐并没有普及开来，直到十二世纪（一说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的正坐已完全被倚坐所替代，日本却开始推广正坐，而不是引进椅子。此消彼长，中国日趋重文轻武之时，日本却越来越具侵略性，归根到底，一切都是正坐惹的祸。

日本原属荒蛮之地，正坐使日本人变得典雅庄重内涵起来，使日本开始显得有文化。世人大都无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菊花与刀”这样既唯美又残酷的双重性格，其实这样的性格完全拜正坐所赐。“菊花”是正坐姿态的优雅，“刀”则是正坐一触即发的气势，日本的茶道、合气道（武技的一种）、居合道（剑术的一种）、舞踊等等都是建立在正坐的基础上。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正坐，就没有所谓的日本文化。

正坐对好静的中国人是一种锻炼，对原本就躁动的日本人则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正坐为日本注入雅致，理性和纪律，将日本人的盲动调整为万众一心的力量。我们的先祖肯定无法想象，他们发明的正坐却因为在数千年后传入一个蛮荒的岛国而为他们的子孙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耻辱。

如今日本的正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日本古怪的民族特性也在一点点消退，也许是我们重拾正坐的时刻了。如果正坐能在中国成年人中（未成年不提倡）恢复起来，相信中国人的体格神貌会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二、礼贤下士的先秦

任何一个民族，最高层次的文化都掌握在上流社会的手中，中国也不例外。华夏文明是礼乐文明，因此君臣礼仪无疑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从君臣之礼的演变就能看出华夏文明的兴衰，所谓一叶知秋也。那么，我们想象里中国古代君臣会面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皇帝端坐龙椅之上，大臣鱼贯而入，跪地磕头，再战战兢兢分列大殿之上。

这是清宫剧里最常见的场景，由于目前中国银屏上泛滥成灾的辫子戏天天给人洗脑，以至于现代中国人一想起古代就是长袍马褂磕头，把卑微的满清文化视作华夏文明而自轻自贱，最后的一点民族自豪感也被胡编乱造的历史剧搞得荡然无存。要重拾民族自尊心就得重新梳理我们的历史，在这里让我们上溯源头看看周代的君臣会面吧。

周王、大臣和侍从各就各位站立朝殿之上，周王先对职位最高的孤、卿一一作揖，再按爵位对每个档次的大夫作一次揖，然后对上中下三等的士各作一次揖，最后回头，对自己身后列于左门的侍卫作一次揖，再对自己身后右门的侍卫作一次揖。等这时候周王的揖全部作完，群臣和侍卫才集体还揖一次，结束，开始议事。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怎么可能，哪有君向臣甚至是自己的侍卫先行礼的道理？是的，这确实是周礼，就是那个“反动文人”孔子毕生推崇的封建礼教——周礼中的站立礼。

我们再谈跪拜礼。前一节说过，臀部垫着脚跟叫做坐，臀部离开脚跟叫做跪。因此双方对立时行揖礼，双方对坐时行跪礼。臣向君跪，似乎天经地义，可先秦还有不少君对臣行跪礼的记载，比如“太甲稽首（磕头）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秦昭王五跪得范睢”。秦昭王为求得范睢（当时乃平民，无任何官职）的指教，不惜连跪五次，并对范睢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而范睢显然“物超所值”，他先为秦王订出“远交近攻”的战略，使秦从此走上统一霸业，后又在秦赵之战中使出反间计，诱使赵王以赵括换廉颇，结果赵四十五万人被白起所灭，再无力抗秦。

依照《礼记》的记载，先秦国君接见他国的大夫时，要行跪拜礼感谢使臣屈尊来访；册封本国的大夫时，也要行跪拜礼，感谢新大夫的就任。上面说的都是国君主动行跪拜礼，而臣下向国君跪拜时，国君一般也要还拜一次“空首”，就是双手拱地，叩头至手不触地的磕头。

先秦时君主礼让臣下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降阶，即下台阶相迎或相送；抚席或撇席，用手象征性掸一下灰再请大臣就坐；离席，即离开坐席行揖礼或跪拜礼，齐桓公向曾带领他逃亡并多年辅佐他的鲍叔牙表示感激时，就曾离席再拜（跪拜两次）；兴席，即会宴结束，臣下告退时，君主起立示别。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礼节就是“国君不名卿老”，君主只能称呼高级官员的字，不能直呼其名。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先秦的礼仪总结四个字就是“礼贤下士”。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从先秦这个华夏文明源头的礼制就能一眼相出，这是一个人类顶级文明的构架。秦昭王五跪范睢，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势阶层向知识分子低头，先秦如此的尊知重教，哪有不灿烂的道理？

先秦的君王有如此谦逊的礼仪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先秦是中国历史上跨度时间最长的分裂和自由竞争时期。诸侯将相面对空前的社会变革和竞争压力，表现出来的更像是市场经济下大集团的董事长，到处招贤纳士为自己求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忠君思想在先秦还未定型，能人异士普遍的想法是“士为知己者死”，而非“精忠报国”，于是但凡有些能耐的都周游列国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上位者，谋个“CEO”的位子施展抱负，合不拢就跳槽，毫不勉强。先秦就在这样一种君臣的互相寻觅和碰撞中产生出“灿若星河”的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自由竞争的封建时代落下帷幕，以垄断和大一统为特征的帝国时代终于到来。新时代的君王还需要对下属那么彬彬有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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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三、秦始宋终：华夏礼仪的嬗变

先秦君臣会面的礼仪应该说大体上是对称的，君对臣作揖，臣还揖，臣对君跪拜，君“空首”还拜。华夏礼仪的嬗变从九州统一的那天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独裁者嬴政为自己取了一个牛翻天的称号“皇帝”，意思他是三皇五帝集于一身的人物，是中国这块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并要求“天下事无大小皆決于上”。先秦君王自称时一般采用“孤”、“寡人”以示自谦，或用“本王”这样的中性词，而“朕”这个字是先秦所有人包括老百姓自称的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我”。嬴政有绝对的权力，不需要再向臣下表示谦逊，当然不会再用“孤”、“寡人”这样的字眼，他是皇帝，自然也不能再称“本王”，于是规定“朕”这个原本人人都用的字从此归皇帝一人独享，谁再说就是犯上。

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末。

有这样的背景，如果你依然认为始皇帝陛下应该象先秦君王那样对臣下作揖行跪礼，只能说明你活得够腻味，应该去阴间自个YY去。当然，嬴政向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还是会行礼，但那已非日常礼仪，而是特殊场合下的特别礼让。

秦是个短命王朝，很快被汉取而代之。汉礼脱胎于秦，并大抵沿用至五代。皇帝一般情况下不再对大臣作揖或跪拜，而一律改为“兴（起立）”。丞相觐见时，皇帝起立相迎；皇帝在车上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示敬；王公跪拜谢恩，皇帝以起立作答礼。

朝堂之上，君臣依然是“坐而论道”，大臣列坐殿上，宰相还经常有杯茶喝喝，与皇帝边茗边聊。

对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这样的顶级官员，皇帝还有很多与先秦相似的特别礼仪。比如“赞拜不名”、“诏书不名”，就是说话（包括赞礼官唱名）写诏书都不能直呼其名，而应称对方的字或职位。南朝梁武帝有一次宴会时连呼吏部尚书蔡撙（其时代理宰相）的名字，蔡撙毫无反应，梁武帝改称“蔡尚书”后，蔡撙才起身应答，并当面指出：“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搞得梁武帝很尴尬。可见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在皇帝面前还是很有尊严的。

除“赞拜不名”外，三公往往还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即不需要快步上朝，而可以慢悠悠地走进去；进大殿亦不需要卸剑脱鞋，而是穿着鞋子御剑面君。可想而知，这些权臣上朝时肯定感觉好得没话说。

汉唐礼仪中最具先秦特色的当属象征敬老的“三老五更”之礼。皇帝要“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通常的做法是选朝中德高望重的年长大臣担当“三老五更”，皇帝亲自降阶作揖相迎，再请他们坐上席，然后行跪拜礼，聆听教诲，并亲任小二伺候酒菜，最后拜谢送老。总之，皇帝要做一回孙子以示尊老。

由此可见，从汉到五代，君臣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象先秦那样对等，但仍能做到亦师亦友。

华夏礼仪的第二次嬗变从宋开始。

历史长了，总会有些不好的回忆，959年2月3日的陈桥兵变就是一例，从那一天起，华夏文明由盛及衰，这一点从礼仪的变化上也能清楚地看出。

赵匡胤是靠兵变上台的，从执政开始，他就致力于将下一个赵匡胤消弭于无形之中。政策上重文轻武，礼仪上不断拉大君尊臣卑的差距，让大臣积攒不到与皇帝相匹的威望去搞政变。

从效果看，赵匡胤无疑是成功的。宋明二朝再无武将叛乱，稳定的代价很昂贵，那就是华夏文明的覆灭。

接前一章谈坐姿。五代之前椅子尚未普及，君臣都是坐而议政。宋开始，椅子成为日常家居的标配，皇帝也不再正坐，而是高居龙椅之上，那么大臣呢？

大臣尤其是宰辅之类的大臣原本是有椅子坐的，不过很快就没有了，原因是赵匡胤觉得宰相的权力太大，要拿他们开刀。他一方面利用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一大堆官来削分宰相的权力，另一方面玩了个小花招拿掉宰相的椅子。某日早朝，赵匡胤突然对坐在椅子上的宰相王溥和范质说：我眼花看不清，你们把奏折念给我听吧（一说“你们将奏折递上来吧”）。二人站起来念奏折（或递奏折），完事后发现座椅不翼而飞，原来已经被人拿走了。从此朝殿之上，大臣只能站着，偶尔被皇帝赐座，也是受宠若惊，只敢半个屁股搭在凳子上，比站着还难受。

赵匡胤的“聪明才智”还表现在帽子上。这位兵变上台的皇帝整天疑神疑鬼，上朝时看到大臣在下面交头接耳就如坐针毡，忍不住幻想他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于是心生一计，传旨在官帽后面分别加上以铁片或竹篾为骨架的长翅。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职位越高越长，他自己的最长。长翅成为官职的标志后，在宋的历史中越加越长。戴着这么个帽子，官员只能面对面交谈，再也不能窃窃私语，于是这位来路不正的皇帝临朝的时候心里就踏实很多。

客观地说，赵匡胤对政治、军事、礼仪等各方面做的一系列改革，为中国的灭亡提供了所有必要条件，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1279年，赵宋这个一心一意做王八的朝代，终于被蒙古人赶到太平洋里喂王八去了。汉民族第一次体味到，亡国奴是怎样一个“痛”字！

四、元明清：跪礼的滥觞

（一）元

1230年，蒙古人征战金国打到一半的时候，蒙古贵族就发现一件让他们郁闷的事情：中原汉人太多，牛羊太少。人肉不能吃，人皮既不如牛皮坚韧，又不如羊皮保暖，要那么多汉人有什么用？于是大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道奏章，后世很多人争论“悉空其人”到底是怎么个做法，尽屠汉人还是仅仅将汉人赶走，汉人又能往哪里赶？考虑到蒙古人有大屠杀的嗜好，多数认为戮尽汉人的可能性偏大。

这时候，北方汉人的红太阳耶律楚材出场了。

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陛下南征在即，军需从何而出？对汉人征税，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够军需，怎么能说无补呢？窝阔台说你试试看吧。于是耶律楚材对汉人开始征税，一年后，征得价值约七十万两白银的财物。窝阔台检查后十分开心，当即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引为左膀右臂。

两年后，蒙古大将速不台因为汴梁（开封）抵抗剧烈，破城前向窝阔台请示攻克后屠城。红太阳耶律楚材再次出场，他“驰入奏”，力谏窝阔台放下屠刀，窝阔台犹豫不决。毕竟按照蒙古人的规矩，这种情况完全应该屠城，而且屠城是前线将士的意愿，大汗没理由回绝这样的“正当要求”。于是经济学家耶律楚材再次施展绝活，说能工巧匠都聚集在汴梁，并报出汴梁一年生产多少盔甲弓箭，可供多少军队使用；杀光就全没了。这才打动窝阔台的心，下旨除完颜家族外不可滥杀，汴梁城内一百多万汉人得以存活。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耶律楚材，北方汉人是否已被杀得绝种？

上面说的是耶律楚材对保存“汉”这个人种作出的巨大贡献。事实上，耶律楚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鲜为人知，意义却更加深远。那就是对跪礼的改革。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跪有点特殊——双膝下跪。因为中国人的跪源于正坐这样一种双膝着地的坐姿，其他民族没有这种坐姿，自然也少有双膝下跪。从先秦到五代，跪都是一种坐礼，对坐时表示感激，行跪礼，站立时行揖礼。宋时中国废弃正坐，但正坐的副产品跪礼却保留下来，用于下级（或晚辈）向上级（或长辈）谢恩或谢罪，不过一般场合很少使用，数隆重的礼仪。

跪是谢礼的这一“华夏”概念，到蒙古人腿上被颠覆了。

蒙古人原本和西方人一样，行单膝下跪礼。跪的适应症比中国广得多，见面跪，领命跪，道谢跪。蒙古人入主中原，将单膝跪也带过来，两种跪礼开始发生冲突。

单膝跪为胡礼，中国人看起来不伦不类，斥之为蛮夷的标记。胡人衣裤较紧身，单膝跪还有点样子，中国人身着宽松的汉服，行单膝跪也确实怪了点，因此完全汉化的耶律楚材对单膝跪非常反感，劝说周围的蒙古贵族行双膝跪礼。

蒙古人原本尊卑观念比较淡薄，耶律楚材决定用跪礼来修正这一点。窝阔台登基，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蒙古各部向大汗窝阔台行双膝跪拜大礼。从此，跪拜在蒙古国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国原本最庄重的谢礼变成见面礼，越跪越多，见到级别高一点的就要跪。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跪礼的滥觞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耶律楚材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却又让中国人永远地跪下去。我们该怎样评价这位“楚材晋用”的红太阳呢？

蒙元开创中国面君跪拜，并且跪着上奏的恶习。当时的礼仪是“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跪着向皇帝奏事，奏完还要趴地上才能起立，象藏民朝圣那样，真正斯文扫地。

康有为对中国君臣礼仪的演变曾总结道：“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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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二）明

1368年，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旗帜的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华夏帝国——明。这时候蒙古人已经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蒙古的野蛮习气早在中国扎根，并深深影响了大明。于是，明这个终极版的华夏在礼仪上表现出与宋以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方面，首当其冲就是跪。

明继承下元朝的跪奏，并将跪拜礼发展为五拜三扣头：俯首至手（拜）五次，叩头至地（扣）三次，用于最正式的场合，比如官员三年一次的觐见，殿试等场合。一般情况下无需那么多次，但也经常三拜四拜。

大明的野性还表现在廷杖和凌迟这两个分别出自金和辽，蒙元继承下来的酷刑。廷杖就是朝堂之上打板子，刚开始还保留厚棉底衣，从正德无恶不作的大太监刘瑾施刑开始，底裤也去掉，大庭广众之下露出白花花的屁股一棒接着一棒打，年老体弱的一顿打下来基本上非死即残。

“凌迟”一词原为契丹语，辽以前中国并无此刑，而在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却能找到相似的刑罚，但比中国的凌迟要粗糙得多。这一本非中国的酷刑确象辫子、磕头一样在清末成为中国的标记，被西方人视为中国人野蛮残酷奴隶化的象征。原因在于1904、1905年法国士兵在中国拍摄下凌迟的照片，后以明信片的形式在欧洲发行引起震动，我不知道当时欧洲人看到那些毛骨悚然的照片是否象我今天看到那样，恶心欲呕，我只知道不少欧洲的艺术家居然能从中得到灵感——搞艺术的很多时候真的很变态。

不得不提的是前面那个创造光屁股廷杖的刘瑾，死时还创下“凌迟”的世界纪录：共受四千七百刀，三天才断气。也算恶有恶报。

明是一个光怪陆离，礼崩乐坏的时代，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评语来说明这样一个复杂的王朝。只能讲，明之所以算华夏，不在他有跪拜和酷刑，而在他对跪拜和酷刑的态度。下面说几个“反面典型”，第一个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清官海瑞。

明嘉靖二十八年，海瑞中举，委派到福建南平县当县学的教谕（教委主任），海瑞自上任就订出“教约”：学生见老师只作揖，不下跪，严禁送礼。第二年，他的顶头上司延平府视学来南平视察工作，海瑞带着左右二副手前去迎接，一见面，左右二人立马跪下，海瑞傲然屹立，只拱手作揖，把视学震得又羞又怒，半天冒出一句：“哪里来的山字笔架？”

不得不承认，这个视学很有急智，一立二跪，活脱脱一个“山”字，“瑞”字里又带“山”，非常漂亮的一语双关。海瑞的道理却很简单：朝廷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我为什么要跪？从此海瑞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笔架博士”。

不久，御史前来视察学宫，南平县所有官员齐聚学宫迎接御史大人，一见到面，呼啦啦跪倒一片。海瑞除外。他依然只揖不跪。

御史大人气得火冒三丈，连饭都没吃就拂袖而去。海瑞这一下想不出名都难了。

海瑞这么一个学历低微，把上下左右得罪得干干净净，指名道姓骂过皇帝，一章奏折把朝廷大员全部骂尽的“现行反革命”，居然越骂职位越高，最后官居二品，成为黎民百姓的偶像，公务员们的噩梦。提拔庇护他的官员是不是脑袋都进水了？

脑袋进水的应该不是明人，而是我们这些看着荧屏上的和珅长大的不肖子孙。海瑞如果活在今天，他能够生存下去吗？更不要谈什么到中央做部长了。

下面介绍第二个“反面典型”：张居正的夺情案。

万历七年十一月，翰林院的两个七品芝麻官吴中行和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守孝期间出理政事）。

我一直都纳闷，明人敢情不是喝人奶而是喝豹奶长大的。七品就是个县级干部，居然敢弹劾内阁首辅（国务院总理），而且是那种大权独揽的首辅。失心疯了？

疯的不只这两人，艾穆与沈思孝随后跟进，弹劾张居正。

万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职为编氓；杖艾穆、沈思孝八十，三千里外充军。”

一顿暴打，瘦子吴中行几近气绝，被人以灵药起死回生；他的一条腿被医生割掉数十块腐肉，只剩白骨，落下终生残疾。胖子赵用贤受伤相对轻些，但也“肉溃落如掌”。此时，赵大人的老婆出场了：她把老公腿上脱落的腐肉制成腊肉藏在家里，留作永久的纪念。生猛啊！

更生猛的还在后面，新科进士邹元标拜别上面四具血肉模糊的身躯，于廷杖第二日，递上第五份弹劾张居正的奏折。

邹元标廷杖八十，三千里外充军。

不过大明就是大明，这五个大逆不道之徒居然“直声震天下。中行、用贤并称吴、赵。”

以今天的标准看，明人都有些精神不正常：弹劾国家领导人排着上，要打要杀随你便。我奇怪的是，这种变态的基因今天的中国人怎么没有继承下万分之一？

下面是第三个“反面典型”：铁铉。

靖难之役，朱棣在济南城外大败李景隆，济南成为孤城。时任山东参政的铁铉当时负责督运粮饷，听闻兵败消息后即刻奔赴济南城，与守将都指挥盛庸歃血为盟，誓死保卫济南。接下来三四个月，朱棣与铁炫斗智斗勇，就是攻不下济南，最后放砲击城，眼看将破之际，铁铉居然将朱元璋画像悬挂城头，又亲自书写大批朱元璋灵牌，分置垛口，燕军立马熄火，把朱棣气得七窍生烟，最终战败撤军。铁铉接着乘胜追击收复失地，以一介书生官至兵部尚书。

1402年，朱棣绕过铁打的山东，直取南京，夺取政权后，再发兵北上，最终擒获铁铉，押解南京。

按现代的观点，朱棣造侄子朱允炆的反，关外人什么事？都是朱家的人，谁当皇帝还不一样？你铁铉当初排错了队，现在向朱棣认个错，继续当你的兵部尚书，何乐而不为？

铁铉被执庭上，背对着朱棣立而不跪，大骂反贼，让他转过头来都不行。朱棣大怒，命人割下他的耳鼻，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问：“甘乎？”他厉声答道：“忠臣之肉，有何不甘！”

铁铉被凌迟处死，至死，骂不绝口。

朱棣见他到死都不屈服，气急败坏，命人架起油锅，将铁铉的尸首投进去煮，命内侍用铁棒夹住他的残骸翻转过来面朝北向。朱棣笑着说：“你现在肯来朝见我了？”话还未说完，油沸爆出，内侍的手都被烫烂，扔下铁棒四散。铁铉的骨架跌落油中，依然反立如前。

铁铉活着不给朱棣一个正脸，死后也只让朱棣看他的后脑壳。壮哉！

同期被凌迟处死的还有方孝孺（灭十族），黄子澄（灭三族），齐秦（灭三族），练子宁（灭族），卓敬（灭族），陈迪（灭其子）。这些当朝大臣只要在朱棣面前服个软，就会官复原职，一样的荣华富贵。

但他们选择的是千刀万剐。

后人多骂朱元璋残暴，却没人想过残暴的朱元璋怎么会教导出如此忠肝义胆之臣？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血性刚烈的一个王朝，一不搞和亲，二不签条约，谁不服，打痛为止。王朝血性是因为他有血性的臣民，血性的臣民是因为他们有血性的君王。当崇祯留下“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豪言自缢殉国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三百年后同样的亡国之君溥仪却在舔倭寇的屁眼，卖国求荣。皇帝都在卖国，匹夫有爱国的理由吗？

近几年明清之争甚嚣尘上，实在是件滑稽的事情。崇祯做人，溥仪当狗，明和清就是人与狗的差别，这两个王朝哪有一点点的可比性？

CXYTDN

（续）

（三）清

1、跪

我们分析任何制度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素质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明朝的酷刑传自蒙元，不过效果肯定出乎鞑子们的意料，明人居然狠到“卖直求荣”，很显然，草原上的那套惩罚吓唬不了真正的汉人。同样，满清将大明的体制一股脑儿继承下来，可是执行者由汉人换成满人，效果就截然相反。

1644年，清兵入关，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奴隶调教师爱新觉罗登台亮相。

爱新觉罗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对汉人而言，他是皇帝；对蒙古人而言，他是博格达汗。有以上两条已经够上李世民的标准（李被突厥尊为“天可汗”）；不过，李世民要想和爱新觉罗比称号恐怕是拍马难追，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神奇无比的称呼——“老佛爷”。

老佛爷源于女真首领的尊号“满柱”，“满柱”是曼殊或文殊的音译。满人信奉喇嘛教，在藏传佛教的体系中，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班禅额尔德尼为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蒙古可汗是金刚手菩萨，满清皇帝为文殊师利菩薩。喇嘛教的确是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满清那些老婆多得用不完，儿子多得要火拼，杀人如麻的皇帝们居然被尊为菩萨。西藏人真有幽默感。

顺便插一句，稻城亚丁（即香格里拉的原型）有三座闻名遐迩的品字形的雪山，分别叫仙乃日（观世音菩萨），央迈勇（文殊菩萨）和夏诺多吉（金刚手菩萨），恰好指的就是达赖、满清皇帝和蒙古可汗。

既然爱新觉罗氏兼任皇帝和菩萨，参拜礼就不能象明朝五拜三叩头那么简单，庙里面怎么拜佛，大殿上就应该怎么拜皇上，于是三跪九拜这一标准的佛教礼仪被搬进满清的大殿。中国人历经数千年的文明，终于在“我大清”走到政教合一的路上——拜佛与拜皇上合二为一。

三跪九拜的清礼与五拜三叩头的明礼在安南（越南）发生不小的纠纷。安南是大明的藩属国，大明遣使出访安南时，安南国王都对代表天朝天子的龙亭和诏书行五拜三叩头之礼。受明的影响，安南国内也行五拜三叩头的拜天子礼仪。清接替明后，要求藩属国全部改行三跪九拜，安南接诏时却依旧行五拜三叩头，与清使产生冲突，双方每次都为接诏的礼仪开辩论会，好不热闹。这场纠纷长达百年之久，直到乾隆的时候才最终解决：安南不胜其烦，答应行三跪九拜之礼接诏。

满清如果光有三跪九拜倒也算了，满清的创举在于让奴才们练铁膝功，将跪拜的时间无限延长。大明虽然有跪奏，但谁奏谁下跪，奏完皇帝说起就起来了，而且明朝中后期皇帝迨政，经常不上朝，甚至几十年不上朝，大臣想跪都没地儿跪。满清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一并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倒在地，这一跪下去，什么时候起来只有天晓得，长的时候一跪就是几小时。跪可不是一件舒服事情，否则中国家长惩戒孩子也不用罚跪。跪在蒲垫上，时间长了尚且受不了，更何况大臣们都是匍匐跪在冰冷的硬地上，跪着还不能乱动，我真不知道那些老胳膊老腿的奴才们怎么受得了如此折磨。痛上加痛的是，满清的皇帝碰巧个个勤政，天天出朝享受大权在握的快感，老奴才想歇一天都不行，估计十几年朝臣当下来，膝盖没准练得比石板都硬，泰拳手碰上也要躲避三分。满清奴才们原本就芝麻大的那点自尊，在这积年累月的长跪中早被消磨得干干净净。

北京的冬天大雪纷飞，跪在零度以下的砖地上，膝腿又痛又麻又冷，跟上刑似的，以至于乾隆都觉得长跪实在是活受罪，给一品高官、年老大臣加个跪垫，算是“皇恩浩荡”。要知道，汉朝这样的宰辅大臣可是腰挎宝剑大摇大摆地走上殿，皇帝还要起立相迎；君臣就座后，给宰辅先上茶再议事。这样的礼遇满清的奴才做梦都无法想象。

礼乐是华夏文明的根基，从礼仪的变迁看，华夏文明确凿无疑地在大倒退。不过，满清已非华夏，倒退就倒退吧。

老奴才有跪垫，数小时跪下去依然吃不消，不少大臣上朝前都用厚棉花把膝盖裹起来当护膝。不过即使如此，跪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脑缺血导致头晕眼花在所难免。满清找不出几个像样的人来，荒唐事倒不少。七十高龄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养心殿跪的时间太长，站起来晕晕乎乎踩到自己衣服，一跤摔下去因公殉职，死在乾隆的御座前。

刘于义是所有奴才们学习的榜样。

满清觐见皇帝行三跪九拜，上奏时长跪，告退时还要“跪安”，即退几步再跪下祝圣安，然后退出。满清将跪发展到人类所能想象的极限：能跪着就别站着。

当世界已经苏醒，大踏步向前的时候，汉民族却死死地跪在爱新觉罗的脚下，眼巴巴地望着“友邦”一个个超越，愈行愈远。

2、奴才

清以前从无朝臣自称奴才，清却规定：满人上折时自称奴才，汉人只能称臣。原因无它，八旗乃变相的奴隶制，所有满人实质上都是爱新觉罗的家奴。奴才这个称谓说明爱新觉罗与满人是主奴关系，换句话说，满人是自家人；而汉人只能称“臣”，说明汉人是外人，再引申就是潜在的敌人。事实上，乾隆以后，汉人已完全满化，没有一点民族意识，都是逆来顺受的哈巴狗，争着向满大人邀宠，但满人却从不视自己为中国人，明证就是文字狱时将金宋书籍里所有的“中国”字眼一律删除。

满清两个半世纪的统治，防汉制汉为重中之重的基本国策。宁可亡国，也要拉汉人陪葬。西太后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不是一个中国人说得出口的，甚至连殖民者都难以启齿。历届港督，没有哪个敢说“量香港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虽然英国是美国的跟屁虫。西太后说出这句话，说明她从未将自己看做中国的主人，相反是一种寄生虫的心态：反正自己不是中国人，把中国全败光，只要满人多撑一天就行。维新变法时，满人的集体态度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弹劾变法“保中国，不保大清”，将自己完全置于中国的对立面上。

中国的敌人统治中国，中国能不亡吗？

再谈“奴才”这个称谓，满人署名“奴才”，汉人署名“臣”，那么满汉一块怎么办？乾隆三十五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折，二满臣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乾隆看后马上变脸，斥责周元理不肯当奴才，有意立异，把周元理吓个半死。三年之后，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另一道奏折，马人龙有前车之鉴，便跟在天保后面一起署名为“奴才天保、马人龙”。没想到乾隆看后又是勃然大怒，斥责马人龙冒称奴才。总之，变着法子整汉人。乾隆认为“奴才”是个神圣的称谓，汉人不配，为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发圣谕满汉今后上奏折一律称臣。宁可满人降格称臣，也不能让汉人做奴才。

上面说的是奏折里的正规署谓，口语里直到清末，依然一口一个奴才表忠心。清朝今天被归类为封建社会，我一直对这个分类表示怀疑。清人张口“主子”，闭口“奴才”，“我大清”动辄上千人匍伏于地跪拜的壮观场景，怎么看都是奴隶制的标记。真正的封建社会西周，从无此类场景。相反是天子先向臣下作揖，臣下最后才还礼，与满清真有云泥之别。我们那些吃皇粮的学者们，能不能不要辱没“封建”这两个字。

3、辫子

我在前文《汉服的伤逝》里谈到，电视上天天看到的麻花辫实际上只存在于清末，清初的辫子是“金钱鼠尾”。所谓金钱鼠尾有两层意思：一、辫子象老鼠尾巴那么细，要能穿过铜钱中央的方口，穿不过，接着剃；二、要想有那么细的辫子，只有一个办法，把头几乎全部剃光，只留铜钱那么大的一撮毛。清兵在广州颁布剃发易服令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把丑陋到无法想象的金钱鼠尾居然说成“新朝之雅政”，满人真不知道“雅”字怎么个写法。

后金时期的金钱鼠尾是脑后留细溜溜的一绺小辫，与之相配的是下颌的胡须全部剃光，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胡子。这是汉人归降的标记，象卖牲口插标签一样。

入关后汉人爆发反剃发的斗争，虽然最终不得已都剃了，但蓄发的部位却从脑后移到头顶。虽然仍为金钱鼠尾，从前面看依旧搞不清是和尚还是秃子，但至少头从侧面看上去不至于象老鼠屁股。

那么这样的老鼠尾巴清人究竟留到何时？

前一阵子我看到马戛尔尼访清时随行画师所绘的中国场景，画上的中国人赫然留着金钱鼠尾。就是说，整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清人都是大光头上顶着一条细溜溜的老鼠尾巴在那晃来晃去。

中国的电视编导们，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敬业一点，拍康熙乾隆的时候让他们拖一根金钱鼠尾？你们用清末的麻花辫顶替你们祖先“精美绝伦”的老鼠尾巴，不怕主子们从地狱里爬出来找你们晦气吗？

清人的头发直到嘉庆年间，满清的统治衰落后才开始变化。蓄发的部位从一枚铜钱扩大为几枚铜钱，直到清末留一半剃一半的“半拉儿瓢”。

中国人心理的奴化从对辫子和满服的态度上能看得清清白白。清初“留发不留头”到清末视辫子为国粹；清初抵死抗拒剃发易服，到今天视唐装旗袍为国服。证明鞑虏并没有被驱逐掉，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已变成鞑虏。

文字狱的巅峰之作《四库全书》，所有的“中国”和“夷狄”字样全被删改。与之相对应，今天你用搜狗拼音，会惊讶地发现词库里居然没有“鞑虏”和“驱逐鞑虏”这么常用的词。

我们至今依然象满清那样在避“鞑虏”的讳。

谈辫子不得不谈到王国维，这位被捧为国学大师的满清遗老，直到民国十六年投湖殉清的时候，依然留着小辫。辛亥革命后，他应召任清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故宫时，他就急着要跟几位遗老投金水河殉清，被家人拦住没死成；三年之后，终于还是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昆明湖自尽。

我一直都奇怪，王国学大师钻研的究竟是哪一国的学问？王是甲骨文、金文和汉简方面的泰斗，从殷商到汉，中国人什么时候留过辫子？女人都没留过！为什么他非要拖着那条象征奴役的小辫被别人“辱”？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他难道忘了，两百多年前，他的祖先曾为留发不留辫与清兵抗争，多少人肝脑涂地！

王国维今天被越捧越高，成为“国学”的象征。这位留着小辫，甘愿为主子而死的好奴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精彩的写照。

CXYTDN

第二章 汉族与汉语

本系列的第一节《胡言的汉语》一度曾被不少网友转帖，在某些网站引发热议，上百封回帖打嘴仗。语言是文化的内核，谈汉文化就不得不谈汉语，而汉语因为满清以来推广国语（或普通话）的政策而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

汉语根据语言学上互相不能沟通即为两种语言的算法其实是一支极为复杂的语族；官话、吴语、粤语等都是不同的语言，至于成都话和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那才是同一语言下不同的方言。但本朝的语言学家们硬将汉语定义为一种语言，并视普通话为标准语音，就产生出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一些文化怪象。

我首先来问诸位一个问题：“中国56个民族，哪个民族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你稍稍动动脑子，就会想出两个答案“满族”或者“蒙古族”，相信没人会说汉族，因为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没几个能把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那么我再问：既然满蒙普通话说得最好，普通话究竟该属于汉语还是阿尔泰语？

这个问题估计能让很多人哑口无言，你可能会说，满蒙早被汉族同化了，汉语说得标准可以认同。那么：被汉族同化，难道能同化到比汉族还要汉族？新加坡人都是黄皮白心，谁会说新加坡人的英语讲得比英国人还要好？西班牙语说得最标准的当然是西班牙人，不会是南美人，可是汉语说得最标准的不是汉人，谁能举出世界上第二个类似的例子？

有人会说，英语的现状颇具几分类似，美式英语正逐渐掌握英语的主导权。我要说，美语与普通话的性质完全两样。多数美国人是德裔、爱尔兰裔和英裔，文化上更是嫡传自英国，而满蒙与汉族则根本是不同来源的敌对民族，厮杀了近千年，无论血脉还是文化都毫不相干。另外，美语是凭借二战后美国超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在国际上一步步蚕食英式英语的空间；而辛亥革命之后的满蒙相对于汉族又有什么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居然能让汉人奉满蒙的口音（八旗音）为正朔，挥刀自宫，灭绝自己的语言？

另外，世界各国，语言都以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音为标准，独独中国是个例外。经济越发达，语音越“落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学习语言的国家。我们怎会有如此怪诞的“中国特色”？

这些问题象个大马蜂窝，捅不好会被螫得遍体鳞伤。不过既然前面已经捅下漏子，不妨再捅得彻底点。本章如题所示，将重点阐述汉族与汉语的源流，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源头呢？

非洲！好，故事就从非洲开始------

第一节人之初

一、史前大事记

250万年前，目前所知最早的人类——能人诞生于东非。能人于160万年前绝迹。

180万年前，直立人诞生于非洲，那时候撒哈拉地区正逐渐由广袤的草原变成沙漠，原本滋养众生的河流和湖泊先后干涸，直立人被迫走出非洲，踏上亚洲和欧洲的土地。直立人处于旧石器时代，他们的后代有大名鼎鼎的北京人和元谋人。直立人于七万年前绝迹于最近一次冰河时代。

除能人和直立人外，地球历史上还有约十种灭绝的人类，在此不表。

10万至20万年前，现代人类即智人的女性祖先“线粒体夏娃”诞生于东非。

6万至9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男性祖先“Y染色体亚当”诞生于非洲。

6万至6.5万年前，非洲以外人类的男性祖先“欧亚亚当”或“澳大利亚/欧亚亚当”诞生于东非。

6万年前，第一拨智人走出非洲，他们被称作棕色人种，包括矮黑人和棕种人。棕种人最晚于4万年前已抵达澳大利亚。

5万年前，黄白人种的共同祖先诞生于北非或中东，他们是第二拨走出非洲的智人，散布于欧亚美洲大陆，其中一部分人又从西亚迁移回非洲。

3.5万至4万年前（一说2.5万至3万年前），黄白两大人种分道扬镳。白人最早的祖先据估计诞生于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黄种人最早的祖先据说诞生于咸海以东地区（哈萨克斯坦）。不过我对此学说表示怀疑。白人源出中亚确实存在可能，黄种人同样出自中亚就有些蹊跷。目前所知，黄种人最原始的基因单倍型NO几乎完全分布在亚洲东部，不知道学者从哪里看出黄种人源出中亚的。

二、冰河时代

地球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事实上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原因在于，我们这个星球经常笼罩在厚厚的冰层之下。地球形成以来，已经历过11次冰河时期，最严重的一次是成冰记，时间长达接近二亿年，几乎整个地球都被冰层所覆盖。一旦地球陷入冰河期，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物种都将灭绝，当地球从冰河期苏醒进入间冰期，大量的新物种又将产生繁衍，等待着下一次冰河期的考验。所以非洲不仅是人类，还是地球上多数生物的乐土，因为非洲是冰河期唯一可能绿意盎然的广袤土地。

约二十万年前，地球刚刚进入倒数第二次冰河时代——里斯冰期的时候，现代人类的女性始祖就诞生于东非的原野上，在《圣经》和《古兰经》里，她的名字叫做夏娃，而在中国神话里，她的名字叫女娲。那时候地球上三分之一的陆地终年积雪，只有温暖的非洲才能作为人类的家园。

人类在诞生后的十万年里，一直都晃荡在非洲的草原和丛林之中，这期间经历了两万年炎热的间冰期，又迅速进入迄今最后一次冰河期——沃姆冰期。六万年前，神罚从天而降，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肆虐大地，避于方舟内的一家是这场大洪水仅存的孑遗。这一家的男主人在《圣经》和《古兰经》里叫做诺亚，而在中国神话里叫做伏羲。

人类经历第二次新生。

诺亚（或伏羲）一家是今天人类实际上的始祖。我们的祖先用“舟”加“八口”造出“船”字，生动地记载了他们一家八口在方舟中存活于世的传奇。

诺亚的后代迅速增殖到2000多人，这时候，一小部分人（约150人）告别生活了十多万年的非洲，跨越红海，登上亚洲的土地。他们沿着印度洋海岸不断向东跋涉，终于在五万年前穿越中东来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象东非那样温暖的南亚次大陆是东迁人群的第一个栖息地，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另一部分人继续沿着海岸线前行，最晚于四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三万年前，欧亚大陆最东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开始出现人类的身影。至此，人类（准确地说是棕色人种）完成了从非洲向欧亚大陆迁移的壮举。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人类已经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但多数还是居住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土地上。原因很简单，从11万年前开始的沃姆冰期一直在持续，而且总体上越来越冷，除赤道以外，几乎所有的陆地都是白茫茫一片，人类极难生存。由于陆地上有厚达百米的冰层，因此当时的海平面远低于今日，大陆架几乎都裸露在空气之中，成为人类栖息的家园。这也是人类可以跨越红海，到达澳大利亚的原因。

三、大洪水的遗传学解读

人类关心自己的起源，就像孤儿渴望自己的父母一样。可惜的是，数百年来，科学界除了进化论这个子虚乌有的假说，并没有可行的手段来研究这个问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技术的高歌猛进，遗传学家终于为解决这个难题迈出坚实的步履。

先简单介绍两种研究人类起源常用的遗传模型：

一、线粒体遗传。学过生物课的都知道，人类的遗传载体DNA存在于细胞核的染色体上，鲜为人知的是，除染色体外，细胞的“能量工厂”线粒体内也包含DNA。有趣的是，精子与卵子结合时，精子内的线粒体DNA遭到破坏，只有卵子内的线粒体DNA遗传给下一代，因此人类不分男女所有的线粒体DNA都传自母亲。线粒体DNA是研究母系遗传的绝佳材料。

二、Y染色体遗传。我们都知道，女性的性染色体是XX，男性的性染色体是XY，Y染色体仅存于男性体内，父子相传，因此Y染色体是理想的父系遗传的研究对象。

由于线粒体DNA相对染色体而言要小得多，因此遗传学家首先盯住线粒体遗传，很快，一个举世哗然的研究结果出炉了：现代人类所有的线粒体DNA都来源于十六万年前（不同算法结果略有差异）的一位女性，她居住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或坦桑尼亚，她被科学家命名为“线粒体夏娃”。

注意，这一成果刚发表的时候，曾被传统的以考古为基础的人类学家引为笑柄。不过，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进行，人类迁徙的基因图谱的绘制成功，他们很快发现，可笑的原来是自己：“不是我不明白，这科学变化快。”不懂分子生物学，怎么混啊。

继“线粒体夏娃”之后，Y染色体的研究也出现突破性进展，不过和数年前一样，这回的结果再次让人们大跌眼镜：目前世界上所有的Y染色体都来自六万年前的一位男性，他被科学家命名为“Y染色体亚当”。

“Y染色体亚当”与“线粒体夏娃”居然相差十万年之久，这一结果让遗传学界也百思不得其解。

科学不是万能的，毕竟人类起源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遗传学能够解决人类起源的大致时间已经难能可贵，具体分析原因还得借助科学以外的历史记载。首推一指的当然是《圣经》开篇《创世纪》，那是人类唯一系统记载史前历程的资料。《创世纪》里最有启迪的就是大洪水的故事，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诺亚方舟的传说。

大洪水之后，世界上只剩下诺亚一家八口人，具体为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配偶。诺亚父子四人只拥有一种Y染色体，就是诺亚传给儿子们的那条Y染色体，因此后世所有男子的Y染色体都来源于诺亚；而女性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方舟上的四位女性来自不同的家族，因此拥有四种不同的线粒体DNA，即使诺亚的妻子不再生孕，他的三个儿媳妇依然能将三种不同的线粒体DNA流传于世。因此如果大洪水记载正确的话，从今天倒推，“Y染色体亚当”很可能就是诺亚，而“线粒体夏娃”则是诺亚家四个（或三个）媳妇的共同女性祖先，二者相差近十万年就讲得通了。

大洪水还有另外一个佐证，就是遗传学家们推算出，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与“Y染色体亚当”的时间相近，都是约六万年前，而且当时非洲曾遭遇一场劫难，以至于走出非洲前，人类的总数只有二千到五千人，而真正走出非洲的只有约150人。对照《圣经》，那场劫难很可能就是大洪水，而走出非洲前的数千人都是诺亚的后代。

四、女娲是非洲人吗？

人类的非洲起源学说奠定后，给中国人带来许多意料之外的谜团，举个例子：女娲究竟是黑人还是黄种人，或者女娲究竟是非洲人还是中国人？这个看似荒谬的问题已经被遗传学家们切切实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里首先要说明，上古的女娲是女神的意思，因此，中国神话里造人和补天的虽然都叫女娲，但实际上是两个人，第一个是人类的始祖，第二个则是伏羲的妻子，二者相隔十万年之久。

先说一件有趣的事情，西方和中国的神话里，人都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子用泥土捏出来的，可见人类的创世神话具有相当的同源性。

造人的那个女娲年代过于久远，文字记载甚少，难以详述论证，我们还是把目光对准补天的那个女娲吧。可惜的是，汉民族在这个女娲娘娘身上的记载依然过于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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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劣，孔子本身是编撰《春秋》的，儒家上位后，史学便成为中国的显学，我们有人类记载最详尽的史料（虽然不一定准确）；然而与之对应的是，神话却是中国的一大缺陷，“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神话的传承，中国的史前神话均被人格化，神话传说大幅删减并在描述中使之尽可能符合现实，以至于中国有浩如烟海的史料却找不到古希腊那样灿烂多姿的神话。中国境内只有南方的三苗民族有关于女娲较为详尽的传说，下面是我从百度女娲词条中摘录下来的三苗传说：

“（伏羲和女娲）民间流传的传说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叫法，傩（nuo）公傩娘，粳兄粳妹，诺亚诺娃，亚傩兄妹，东山老耆南山小妹，江郎江妹等。

传说原来的人来被大洪水淹死完了，只剩下伏羲兄妹，后来的人是伏羲兄妹的后裔。

这段传说比较系统，伏羲兄妹的母亲生了他们12兄妹，王龙，王蛇，王雷，后羿（后蚁），王素（可能是王燧-燧人），傩兄，傩妹（还有传说是傩兄傩妹是老祖婆的孙子孙女）等，12兄妹争执不休，其中最小的王素最聪明，那天比赛爬山，结果王素钻木取火，把山烧了，母亲就着急呀，在山下提醒，王龙下水，王蛇钻洞，王雷没地方躲，结果被烧了，王雷脾气暴躁，一心想要找王素报仇，每次都被王素聪明地躲过，母亲病了，说是只有王雷的肉才能治她的病，王雷当然不愿，不过还是要找王素报仇，最后陷入王素的陷阱被关了起来，那天傩兄去种地了，其他人都不在，只有善良的傩妹看管王雷，王雷骗说快渴死了，向傩妹讨水喝，软磨硬泡，傩妹心肠软还是给了他一碗粥，王雷就说，要是有碗清水就更好了，于是傩妹就给他碗清水，王雷刚喝完，便雷光大作，破开牢笼出来了，拔下一颗牙齿送给了傩妹，算是报答，说见天门开时种下，雷声隆隆，天门开了，而那雷神牙种下怎么都没反应，后来傩兄将它按次序种于八方（八卦相应的属性可能跟农耕有关），最后长出了一只巨大的葫芦（古语音，仆，伏羲氏有葫芦崇拜），天河倒悬，这时飞来一只啄木鸟，把葫芦掏空然后傩兄傩妹就钻了进去，葫芦随着水不断升高，期间收了很多动物，一直升到天上，找到了王雷，要王雷收了洪水，王雷不听，然后就是打架，王雷怕了，之后答应收了洪水，傩兄就说了，你立即收了洪水是要摔死我们呢？没办法，王雷只好招来10个太阳把洪水晒干，但是水干之后就陷入了大旱，人都死完了，傩公请来后羿（后蚁），后羿飞上扶桑树（传说是人神两界连接的神树）用尾针把太阳射了下来，傩公就觉得没了太阳就没有光明了，就在下边要后羿留两个，一个在白天出来，一个在晚上出来，扶桑树也被后羿踩断了，从此人神两界便不能方便地来往...”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上面的内容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伏羲和女娲又被称作“诺亚诺娃”，“传说原来的人被大洪水淹死完了，只剩下伏羲兄妹”。仔细看看三苗大洪水的传说，几乎与《圣经》里大洪水的记载如出一辙，所不同的仅仅是三苗版的大洪水加入了许多中国元素。相信所有看过这两个故事的人都能得出以下的结论：犹太与三苗两个版本的大洪水是同源的。

同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圣经》远古时就已流传至中国，这一可能性几乎为零；剩下的就是三苗的祖先与犹太人的祖先经历过同样的大洪水，换句话说，伏羲和女娲就是诺亚夫妇，由于三苗和汉族同源，再引申就是中国人是大洪水之后才迁移到东亚的。

人类遗传学已经揭示，人类最早于六万年前走出非洲，就是说，如果真有大洪水，很可能发生在六万年前。由此推算，伏羲和女娲事实上都是非洲人，或者说应该是黑人。

近来中国的史学论坛上一小撮人流行“白化病”，他们非要从中国的考古和史料中找出白人的蛛丝马迹不遗余力地夸大，说那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祖先，好像现在黄皮肤的中国人都是串种的。我一下子从非洲找出两个黑人做咱们的祖先，是不是够他们恶心的？

第二节黄与棕

一、黄棕纠葛

五万年前，黄白人种共同的男性祖先诞生于地球上。他的具体出生地学者们众说纷纭，有说北非，有说中东，有说南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非洲以外90%以上的男性都是他的后裔。他和他的直系后代被今天的人类学家称作走出非洲的第二浪潮。

注意，我所说的黄白人种祖先并非指肤色，而是指他第一个携带黄白人种特异的基因单倍型。黑非洲以外的人类肤色变浅是晚近才发生的事情。东亚与欧洲人携带不同的促黑素受体基因突变，因此肤色变浅最起码是黄白人种三万年前分开后才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欧洲一万三千年前的洞穴岩画中，人的颜色依然比动物要深，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欧洲人可能仍是深色皮肤。

六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第一浪潮今天被视作棕色人种，包括矮黑人和棕种人，他们外形相似，都有矮小的身材，深褐色的皮肤，扁平的鼻子和高突的眉弓。其中矮黑人主要分布于东南亚，而棕种人则分布于从南亚至澳大利亚再到北美洲的广阔地区。

地球历史告诉我们，非洲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似乎越晚走出非洲的人种越“先进”。与棕色人种的第一浪潮相比，第二浪潮具有魁梧的身材和高度的文明，从最初的竞争就展现出体能和智力上的优势。因抢地盘而爆发的部落战争很快演化为一边倒的大屠杀，南亚的棕种人被大部消灭，只有一小部分存活下来，他们的后代融入今天的印度人当中。

继南亚之后，黄白人种的祖先又逐渐占领东南亚，随着原始黄白人种的地盘日益扩大，棕色人种的地盘被越挤越小，只能躲避在孤岛和寒冷的冰川附近苟延残喘。

一万八千年前，地球气温降至最低点，正当人类遥望着日益逼近的冰川束手无策时，气温骤然回升，十一万年前开始的沃姆冰期终于在一万二千年前结束，地球气温在短短两三千年间上升十度。冰川融化，海水上涨，人类居住的大陆架整片整片地被海水淹没。赤道附近不再气候宜人，而是炎热不堪，陷入永恒的夏季。于是东迄太平洋，西至印度洋沿岸，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吹响了北上的号角。人类最后一次大范围的迁徙开始了。

随着我们先祖的北上，棕种人亦被驱赶着向北逃窜，直到有一天，祖先们在华北平原驻足下来，置家立业，棕种人才长歇一口气，结束长达四万年的逃亡生涯，在草原和白山黑水之间过起居无定所的飘泊生活。

现在我们将画面定格于史前的最后时刻，矮黑人已大部灭绝，余部主要存留在三个与世隔离的地方：孟加拉湾东侧的安达曼群岛，日本列岛及库页岛，西藏。矮黑人如今尚有零星部落存于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其它岛屿如台湾史前可能也有矮黑人，但被后来大陆的移民所替代。信口雌黄的吕秀莲曾对着台湾原住民大放厥词说“台湾的祖先是矮黑人”，引起轩然大波，此语被列入04年台湾新闻十大名言。台湾民间确实有史前矮黑人的传说，但迄今尚无考古学的证据。

与矮黑人孤零零的三点分布相比，棕种人要幸运得多，除北美洲外，他们呈南北两线分布，南线主要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太平洋的岛屿；北线则是蒙古高原。北线棕种人的后代形成阿尔泰语系民族，如哈萨克族、蒙古族、满族和朝鲜族。今天我们读到卫青霍去病千里出击匈奴的时候，每感荡气回肠，殊不知，这样的事情在史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匈奴就是这么从南亚一步步被赶到蒙古高原去的。

我们的祖先追击棕种人整整四万年，荡除了绝大部分，可是谁都没想到，孑遗的棕人后代居然成为人类文明恒久的威胁。史前的棕种人几乎无文明可言，他们从非洲跑到澳大利亚，一路上都以捡拾海边的食物为生，并且食人成风，棕种人各部落之间战争频频，死难者甚至战俘都会被吃掉，将颅骨留下来做容器。可想而知，我们的祖先对这样的食人种族是绝不会手软的。

这里有必要重点突出一下满洲这个棕种人后代中的极品。满人虽然棕种基因的比例没有蒙古人高，但却是“棕色文化”最坚定的执行者。满族的祖先肃慎汉朝时已接触到中原文化，可是近两千年过去，直到努尔哈赤的年代，满人依旧保持着渔猎为生的原始状态。而同时期从欧洲森林里钻出来的日耳曼人早已披上文明的外衣，嬗变为产业革命的生力军。二者的差距真有天壤。满清毁明谤明我可以理解，但在文字狱中大量销毁科技书籍让我无法理解。想来只能是他们的棕色基因在作祟。

黄白人种创造文明，棕色人种毁灭文明。回望华夏文明落幕于一个连刀耕火种都不知的渔猎民族时，我不由得感慨：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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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二、大洪水的另一种可能

我在上一节考证过，大洪水可能发生于六万年前的非洲，人类走出非洲前，因为世界上多数民族都有史前灭世洪水的传说。这个假设乍听很有说服力，可是仔细推敲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创世纪》明确指出“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而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恰巧有一座山叫亚拉腊山。

如果《创世纪》说述的亚拉腊山就是今天土耳其境内的那座，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应该是人类始于中东而不是非洲，因为当时只有诺亚一家幸存于世，势必以亚拉腊山附近为中心繁衍后代并向四周扩散，那么最原始的人类应该居住在中东。当然，诺亚家族也可能迁移回非洲，但设身处地地想想，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有人会说，或许《创世纪》记载的亚拉腊山史前确实在非洲某地，土耳其境内的那座不过是迁移到中东的诺亚后人为纪念祖先而以亚拉腊来命名的。不过，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极小，因为世界各版本的大洪水传说中，美索不达米亚各民族的传说最详细，最系统，并且很明显有同一来源。从神话比较学的角度看，大洪水的传说最有可能的就是源自中东。

另外，更玄妙的是，今天土耳其的亚拉腊山上似乎依然能够见到方舟残骸。

亚拉腊山位于土耳其、伊朗和亚美尼亚三国的交界处，是土耳其的最高峰，海拔5137米，终年积雪。由于诺亚方舟的记载，亚拉腊山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里闻名遐迩，每年都有不少方舟迷想登山探个究竟，但进山并不容易。亚拉腊山位于库尔德人居住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理所当然成为土耳其的军事禁区。想上山寻舟，一要防着土耳其政府，二要跟库尔德人搞好关系，否则安全堪忧。另外，卫星拍到的“亚拉腊山异物”（方舟疑似物）位于险峻陡峭的山坡上，非寻常线路，难以攀登；而且亚拉腊山是一座活火山，地震、雪崩频繁，这一切都给寻找方舟添加了无法想象的困难。

我对大洪水特别感兴趣的原因在于诺亚方舟可能是唯一能找到考古学依据的史前神话。按通常的想法，几万年前的木头哪里能留下什么痕迹？可是诺亚方舟碰巧停在雪山上，长久冰封冻存。历次火山爆发的熔岩迅速冷却又使方舟石化，昔日的木船变成今日的石船（虽然已经断裂成几段）。上世纪初，有探险家和当地人声称进入过方舟，并描绘出舟内房间的情形。2004年，香港的摄影组在海拔4200米拍摄到方舟残骸的外貌，这是目前为止最直接的证据。

我们再回到神话故事来。全球各民族大约有50多个版本的大洪水传说，其中古希腊、中东各族、印度和中国三苗的大洪水传说很显然是同源的，前三者都是极少数人避于一艘大船躲过劫难，大船最后停靠一坐高山上。后三者的船或葫芦（三苗版）里不但有人，还有动物品种，洪水后孑遗的人和动物成为新生代的祖先。除上述传说外，其它版本情节各异，有可能是流传的过程中故事走样，或根本就是在不同地方经历的大洪水，自然不会雷同。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大陆分布于北线的棕色人种（包括矮黑人）如日本、朝鲜、蒙古和中亚的民族并无大洪水的记忆，而分布于南线的棕色人种如安达曼群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土著却有各自灭世洪水的传说。那么，北线阿尔泰民族究竟未经历过大洪水，还是他们的祖先将大洪水遗忘了？

以上讨论引出大洪水的另一种可能：洪水发生于5万年前黄白人种的祖先出现时，以西亚为中心，接连40天不分昼夜的特大暴雨使环地中海地区包括中东、南欧和北非成为一片汪洋，除方舟内的生命外，所有人和动物全部罹难。当时，棕色人种已经遍及亚洲南部，中东的大洪水可能外加其它什么自然灾害引发印度洋海啸，分布于海岸线及海岛的棕色人种同样遭受灭顶之灾，而分布于内陆或在冰川附近的棕色人种则安然无恙。因此，南线棕人的后代就流传着各式大洪水的传说，而北线棕人的后代并无类似传奇。

以上假说能够解释人类基因学上一些有趣的现象。比方说，理论上棕色人种源出非洲，可是现在棕人的单倍型仅仅分布于印度以东，西亚及非洲并无棕种人的C系及矮黑人的D系，这种奇怪的分布可能就是因为一场大洪水将中东和北非的棕种人扫荡得干干净净，为诺亚的子孙留出空间，以至于后来的环地中海区域只有白人，没有棕人的痕迹。

另外，走出非洲的第二浪潮即黄白人种的祖先源于何处至今成迷，从北非、中东到南亚都有可能，其中很多专家倾向于中东。如果诺亚一家就是黄白人种的共同远祖，那么一切迎刃而解，第二浪潮出自亚拉腊山，当然是中东了。

上一节和本节我介绍了两种大洪水的可能，哪一种更可信，全靠读者自行判断。不过，依我的推测，大洪水最晚发生于5万年前，再晚，第二拨移民已分散开，即使发生洪水，也不可能在欧亚的数个古老文明出现相似的传说。

三、疑窦重重的母系遗传

上一节介绍过，Y染色体用于研究父系遗传，线粒体DNA用于研究母系遗传。照理说，线粒体DNA片段小，易于分析，应该很容易弄清楚来龙去脉，可事实上正好相反，各个民族的父系来源通过Y染色体的单倍型已经搞得比较清楚，而母系来源至今如堕云雾，几乎所有民族，母系的构成都比父系复杂。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和平时期，异族通婚主要表现为女子外嫁，为富裕民族带去新鲜血统。2、战争时期，男子大量死亡，女子往往作为战利品被战胜方掠走，纳入野蛮民族。因此，无论文明还是野蛮民族，线粒体DNA的分型都比较繁杂，民族起源主要看父系遗传，而非母系。

我在这里首先提及母系遗传，原因在于，相当多的中国学者认为，汉族的女性祖先有一半是棕色人种，对此我表示怀疑。另外，后面的章节将以父系遗传为主介绍各民族，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先把母系遗传说个大概。

人类的线粒体DNA单倍型主要分三系：L、M和N系。L系分布于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M系主要分布于亚洲和美洲；N系分布于除黑非洲以外的世界所有地区，其中欧洲只有N系，没有M系。

问题的焦点就是M系的来源。M系的比例从东非到印度一路走高，至孟加拉国达到顶点，进入东亚又逐渐降低。印度约60%属M系，孟加拉国为三分之二，中国约二分之一。M系在印度有最多的变异亚型，据此推测，人类的M系应该源自印度。由于印度史前亦是棕种人的老巢，棕种人Y染色体单倍型C系在印度也有最多的变异亚型，因此许多国内学者推测，M系是棕种人的标记，再往下推，中国人便有二分之一的母系来自棕种人。

M系代表棕种人的观点在我看来属无稽之谈。理由有二：1、澳洲土著是比蒙古人更纯正的棕种人后代，他们的线粒体DNA恰恰是N系居多。有趣的是，他们的特征型N(xR)还低频分布于欧亚美洲的多个人群。2、安达曼群岛的土著是100%的矮黑人，他们携带的恰好也是M系。矮黑人虽然广义上亦属棕色人种，但实际上和棕种人是距离较远的两个人种，有各自特异的Y染色体单倍型。总之，以上说明：1、棕种人亦携带N系。2、矮黑人亦携带M系；因此，M系不是棕种人的特征型，相反，澳洲土著携带的某些特异的N系分型倒可能源自棕种人。

网上另一种观点认为M系代表矮黑人，依我看更是错得离谱。M系是南亚的主流单倍型，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矮黑人曾在南亚长久居住过。今日，东亚和东南亚各族的父系多少都带有一点矮黑人的成分，可是矮黑人的Y染色体特征型D系却从未在南亚检出过，说明矮黑人并未混入今日的南亚人群，哪里可能留下那么高比例的M系？

M系和N系的关系错综复杂，至今让遗传学家一头雾水。个人同意西方学者的观点：M系和N系都是跨种族的单倍群。二者均发端于六万年前，那时候棕白黄三色人种尚未分离，因此这三个人种的后代均同时携带M系和N系。也许研究M和N亚型的分布会更有意义。当然，由于前面叙述的母系遗传的复杂性，亚型的分析同样困难重重。或许棕种人压根就没有什么特异的线粒体DNA单倍型，中国人的基因库里有多少来自棕种女性还有待日后新的发现。

四、东亚各民族的人种来源

1、倭族简史

中国古人管日本人叫“倭”真是绝妙透顶，倭族恰恰是地球上所剩无几的矮黑人后代。日本及库页岛的原住民是虾夷人和阿伊努人，虾夷是日本古代对北海道的称呼，历史上的虾夷人是否今日的阿伊努人尚无定论，不过，多数认为，他们是同一民族。

一万二千年前，冰河时代刚刚结束，虾夷人就创造出赫赫有名的绳纹文化（新石器时期），烧制出地球上已知最早的陶器。可惜，一万年过去，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与世隔绝的虾夷人依然停留在石器水平。

公元前四百年，朝鲜半岛的人们终于将目光投向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开始大批移民。移民带去先进的水稻耕作和灌溉技术，当然还有身高。日本在短短数百年时间里从石器时代跳跃入青铜和铁器时代，个子也长高一截。那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日本国形成的前奏——弥生时代。

从弥生时代开始，朝鲜半岛和中国的移民陆续进入日本，一方面与当地的土著虾夷人结合，另一方面将虾夷部落向北驱逐。虾夷人被迫逃亡到北海道，从而给日本土著带来“虾夷人”这个称号。

如今，虾夷人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阿伊努人亦濒临绝迹。日本一直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国家，在国际场合从不承认自己还有少数民族。可以想象，阿伊努人是怎样一种处境。中国有全世界最优厚的少数民族政策，可西藏人，维吾尔人还是在那天天蹦跶。一言以蔽之，都是本朝政府宠出来的。

阿伊努人的来源过去是个谜。他们的相貌与黄种人差别很大，体毛长而卷曲，高眉深目，以至于很多学者误以为他们是高加索人。直到近期的人类遗传学才揭开谜底，他们是纯度极高的矮黑人，虽然还混有15%的棕种人血统。今天，许多“白痴”（对白人痴迷）看见高眉深目就止不住地发骚。殊不知，放在灵长目的大背景下，眉弓从高到低的次序依次为：猩猩、棕色人种、白人、黑人、黄种人。棕种人的眉弓比白人还要高。黄种人之所以低眉浅目，是因为脑容量过大，将面孔挤平了（球形的体积最大嘛）。建议高眉深目的“发骚友”以后大可以到动物园对着黑猩猩挤眉弄眼，一诉衷肠。

日本人今日的父系血统如下：

D2（矮黑人）36%，O2b（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黄种人）32%，O3（汉人）21%，C系（棕种人）7%。

矮黑人是现代日本人最大的一支父系来源，从南到北比例逐渐增高，除阿伊努人外比例最高的北部日本人D2高达60%，比例最低的西部日本人也含25%。可见称呼日本人为“倭”一点都不冤。

2、藏族

六千年前，华羌二族在今甘肃南部分道扬镳，一支向东最终形成华夏族，另一支向西进入青海形成羌族。那时候的羌族还是纯正的黄种人。羌人在青藏高原很快遭遇已龟缩在那里数千年的矮黑人。其后的故事几乎是日本历史的翻版，羌人一面与矮黑人融合，一面将矮黑人部落向西驱赶。

今天，藏族的父系血统里矮黑人与黄种人各占一半，矮黑人的单倍型比例与他们和喜马拉雅山的距离远近成正比，越是西部矮黑人的血统越高，四川境内的嘉绒藏族等则有最高的黄种人比例。

另外，滇西北的普米族，D系高达72.3%，可能是东亚矮黑人纯度仅次于阿伊努人的民族。

3、蒙古族

蒙古族从南向北，棕种人的比例逐渐增高，黄种人的比例越来越少。由于内蒙汉化严重，现在一般用外蒙的数据说明蒙古族的情况。外蒙棕种人Y染色体单倍型C系的比例超过50%，剩下的主要是黄种人，小比例的白人，还混有一点矮黑人的父系。

那个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从今天基因测序的结果看，推测也是一个棕种人后裔。据说在当年蒙古帝国的范围内，有8%的男性都携带着他的染色体。可以想象那时的蒙古人是怎样的奸淫成性。

4、满族和朝鲜族

满人与朝鲜人的基因结构相似，黄种人为主体，其中汉人的标记O3在两族父系中均占40%左右，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黄种人的标记O2b约占30%多。棕种人的比例均为15%，另夹杂一点矮黑人。矮黑人的D系在满族极为罕见，在朝鲜族稍多一些。阿尔泰语系民族的标志基因型C3c在满族低频分布（10%不到），而在朝鲜族的检出率为零。这两个民族虽然棕种人单倍型的比例不高，但棕种人却为他们最初的核心成员，黄种人是后来陆陆续续加入的，不断被同化。因此虽然他们的基因构成以黄种人为主，所言却是棕种人的阿尔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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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5、汉族

汉族是东亚大族里血统最为纯粹的民族，黄种人的Y染色体单倍型O系占绝大多数。矮黑人的D系含量极低，低到经常检不出，仅仅在甘肃和四川汉人中的比例超过3%，原因可能是那里的汉人与羌藏民族有一点融合。总体而言，矮黑人占汉族比例低于1%。棕种人的比例亦较低。汉人是真正的黄种人。

目前学术界认为，汉人的基因标记为O3。出乎意料的是，从黑龙江到广西，中国所有省份的汉族人群，O3的比例极为平稳，均在50%~70%之间。更有趣的是，仰韶文化和山西陶寺龙山文化先民据检测，亦属O3。换句话说，今天各省市的汉族人群，主体上都是黄河流域移民的后代。

不过，将O3视为汉族的标记，仔细推敲，还是有些问题。O3并非汉族所独有，而是广泛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只不过汉族人群含O3的比例高一些罢了。满族、朝鲜族和越南人，男性O3的比例为40%，菲律宾不同人群O3比例最低为三分之一，最高达60.7%，比中国很多地区的O3比例还要高。马来西亚男性为35%，壮族和印尼男性为25%。从基因多态性分析，中国的O3源于华南或东南亚。因此，单从基因观察，如果一个汉人携带O3，无法分辨他的祖先究竟来自黄河流域还是东南亚。况且，即便中国境内的O3被定义为汉族标记，它也仅能解释60%左右的汉人来源。如果缩小O3的范围用亚型进一步分析，比如O3a5-M134仅现于汉藏民族，理论上是个很好的基因标记，但它在汉族人群的比例连10%都不到，失去标记的意义。因此，将O3定义为汉族标记，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O3在汉族各人群的分布，还是能给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比方说，汉语区哪一个人群最能代表汉族？答案很清楚：客家人。客家男性的O3比例高达四分之三，高居各方言区之冠。以前我只晓得，客家话是最标准的汉语，没想到客家人还是最标准的汉人。客家人背井离乡，将汉族的文化和血脉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简直算个奇迹。

6、阿尔泰语系和日语的来源

阿尔泰语系，朝鲜语和日语堪称语言学家的噩梦。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有较为清晰的归属和彼此的连带关系，唯独阿尔泰语系象石头里蹦出来的，和欧亚大陆的其它语种都扯不上关系。阿尔泰语系的来源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今，阿尔泰先民棕种人的身份揭示后，阿尔泰语系的来源终于水落石出。

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是同一祖先的两个分支，看似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其实还有些踪迹可寻。比如对父母的称呼：父在英语里是father，爸爸papa，爹爹daddy，大大dad（或dada），母mother，妈ma，妈妈mama（或mamma,mom，mum,mummy），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汉藏和印欧各语种，表示父亲的不是f开头（父）就是p开头（爸），表示母亲的一无例外均为m开头。说明黄白人种的祖先就是爸爸妈妈这么称呼的，以至于虽然后代相隔万里，对父母的称呼还是一代代传承下来。

可是阿尔泰语系对父母的称呼就比较妖：看过清宫剧的都知道，满语里父亲是“阿玛”，母亲是“额尼（额娘）”；父亲在蒙古语是“阿瓦（阿加）”，突厥语“阿卡”，朝鲜语“阿保机”；母亲在蒙古语是“额吉（阿嘎、额和）”，突厥语“阿娜”，朝鲜语“阿玛尼”。总之，和爸妈的发音相去甚远。

现在我们知道，阿尔泰语的先民是棕种人，与黄白人种相隔万年。很显然，阿尔泰语源自棕种人的语言，这就是它与欧亚大陆其它语种都迥然相异的原因。

再谈谈日语。日语与阿尔泰语的语法极其相似，发音也比较像，但同源词汇极少。日语里爸爸音“其其”，妈妈音“哈哈”，不要说和汉藏语系，就是和朝鲜语也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现在知道，倭人三分之一以上的祖先是矮黑人，阿伊努人的爸爸音“米此”，妈妈音“哈颇”，倒和日语有几分相似。还有学者考证，日语与亡国的高句丽语比较接近。由此推测，日语是朝鲜半岛某灭绝的阿尔泰语或朝鲜语混杂矮黑人的语言形成的，所以这么特别。

部分学者认为阿尔泰语系并非单一起源，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族各有各的发端，仅仅因为都在同一个草原上游牧，才变得如此接近。这一理论从人种学的角度看，颇有几分道理。棕种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个部落组成，突厥、蒙古、通古斯、朝鲜和日本很可能源于不同的部落，前三者长期融合，因此语言类似，朝鲜和日本不在大草原之上，比较孤立，才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语种。

7、结语

东亚的问题，看似民族矛盾，实则种族斗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外貌上没多大差别，实则源出三个人种：黄种人、棕种人和矮黑人。因此，朝鲜半岛就在中国的边上，可是隋唐倾覆国之力也仅仅是短期占领，很快得而复失。原因在于，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过大，难以整合。

同样，中国始终无法有效地控制草原。汉民族与阿尔泰民族死磕了数千年，明末的蒙古人情愿臣服于比自己还要落后的建州女真，也不愿向大明低头。长城内外是不同的种族，一个创造文明，一个发展野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第三条出路。

汉民族与东南亚诸族同根同源，与北方的棕人部落却形同水火，因此，从商周开始，华夏文明一直向南发展，向北却举步维艰。越南老挝缅甸不管与中国分分合合，始终都是天朝的藩属；而草原诸族却是汉民族永久的祸患，不将中国踏平，决不罢休。

中国历史，归根到底一句话：

都是棕色人种惹的祸！

附：

以上两节是我写的二稿。一稿《冰河时代》和《黄棕血仇》贴出后网友提出不少意见，逼得我又查阅很多文献，修改出二稿。现在的内容除大洪水是我个人推测外，其它都是根据人类遗传学和考古学的成果撰写而成，再有错就是那些专家的错，我不过是二道贩子罢了。

希望二稿贴出后意见能少一些，不至于逼我再写第三稿。

第三节羌夷恩怨

我第一次注意到东夷是因为韩国人吵着要认东夷做祖先，那时候我对东夷的认识同大多数国人一样浅薄，因此对韩国人的“异常”举动并没有怎么在意。然而随着我对上古历史的钻研，逐渐了解到东夷的背景，才惊觉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东夷创造出龙山文化和商王朝。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晚期，是华夏文明的直系渊源。商王朝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历史的开端。我们教科书里的夏朝仅见于周以后的史书记载，商代甲骨文并无此王朝的只言片语。而且成熟文明的标志主要为文字和金属器具，如果河南二里头文化确属夏朝遗址，一无文字二无大量青铜器，并没有多大意义。另外依据史书记载，克夏的商国无论经济文化还是军事都较夏朝先进，所以即便夏朝存在，也丝毫不影响商的重要性。

龙山文化和商王朝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如果韩国人是东夷的后代，就变成韩国人（的祖先）是华夏文明的缔造者，今天的中国人不过是抢夺或剽窃了华夏文明而已（韩国学者的逻辑）。

好一个釜底抽薪！

如今韩国学者许多让中日震惊的奇谈怪论都基于上面的前提，因此这两节我将简略说明两个问题：1、华夷二族的恩恩怨怨。2、东夷这个神秘的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插一段闲话。不管历史如何，我一直都认为现代韩国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父母。中国人都是蜡烛，不点不亮。没有韩国人这么紧巴巴地跑过来抢祖宗，祖宗早被我们扔到阴沟里发霉去了。韩国学者的许多怪论事实上都戳到中国历史的盲点或痛处，好比东夷，没有韩国人热炒，中国有几人知道东夷这个教科书上从未出现过的名词？

一、华羌与百越

一万多年前，冰河时代结束，东南亚的人类开始北上。

进入中国的人类主要有两支，一支从缅甸出发，通过著名的臧彝走廊，进入四川。在四川境内，一群人被长江的滂沱所感染，顺流而下，这群人就是苗瑶民族的祖先。余部继续北上至甘南川北，过起游牧生活，他们自称“羌”，是以古史记载，羌人乃三苗之后。

距今约六千年前，羌族一分为二，东支进入陕西，形成后来的华夏族，西支南下进入青藏高原，此后逐渐形成藏族和缅甸人。当然，这是经典的说法。事实上，华羌二族真正分野要晚至西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华夏”的本意。华通“花”，花里面最鲜艳最具代表性的是红花，因此华引申为美丽和红色的意思。夏在上古有“西”的意思。周尚赤，源出西羌，因此自称“华夏”，意思就是来自西方崇尚红色的民族。而夏朝尚黑，不可能自称“华”；商尚白，来自东夷，跟“华夏”二字更没关系，而且甲骨文中并没有所谓华夏族的记载。甲骨文里反复提到的氏族只有一个，就是“羌”，因此，周以前只有羌族，没有华夏族。

华夏二字的历史沿革也颇具趣味。红色（华）是中国的吉祥色，民间凡与喜庆相关的全是红色：春联、爆竹、灯笼、红木家具、新娘的红盖头、红被面，新郎的大红花，本命年穿红腰带、红裤衩，等等。而华夏族入主中原后，夏的意思由“西”逐渐转为“雅、正、大”，但依然赶不上“华”在中国的份量。如今，中国又称“华”或“中华”，“中”与“夏（西）”对立，因此，“夏”已逐渐淡出，不再代指中国。但“华夏”二字依然暗合着今天中国的命运。本朝发端于陕北红军，是周王朝三千年后又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华夏”，不过含义略有不同。红色不是代表红花，而是象征鲜血和革命，“夏”既可以理解为西北，也可以理解为西方（苏联）。这样看来，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微妙的天道循环。

言归正传，从东南亚北上中国的除缅甸这支外，另一支从越南北上，这就是越（粤）族或“百越”。依拙见，越族是人类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支民族。六千年前，越人渡海到达台湾，这批今天被称作台湾原住民的越族前辈，成为南岛语系的开拓者。他们五千年前开始南下进入菲律宾群岛，四千五百年前到达印尼，此后向东西双方扩展，一座岛屿一座岛屿地征服太平洋和印度洋，最后一批移民于公元八百年抵达新西兰，他们就是大家听说过没见过的毛利人。毛利人无论DNA还是语言文化与台湾原住民都极为相似，是古越人远隔千岛万水的后代。

殖民时代之前，以台湾为源头的南岛语系是地球上分布跨度最大的语系，东起南美洲智利的复活节岛，西至非洲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浩渺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几乎成为古越后裔的内海。复活节岛的土著操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南岛语系最大的一个语族），传说中他们的先人大酋长HotuMatu'a带领全家乘坐独木舟来到该岛。要知道，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岛屿之一，离其最近有人定居的皮特开恩群岛也相距2075公里。南岛人一无罗盘，二无海图，三无动力系统，在茫茫大洋上单凭信风穿越两千公里开辟新领土，人类历史上还有更神奇的事情吗？

我记得以前国内报章上曾经大讨论：徐福有没有能力航行到日本？如今想来，这个辩论是多么的荒谬可笑。那个时代，古越人的后裔仅乘独木舟就已征服了半个太平洋和印度洋，其后甚至远达美洲和非洲，比郑和、哥伦布不知道要生猛多少倍。南岛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和疯狂的航海家。我不知道现在的台湾原住民是否为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感到一点点自卑。如果有，那真没必要，因为即使我一个外人也为他们的祖先孕育出南岛这样一个能和鲸鱼相媲美的航海民族而感到由衷的骄傲。

百越除衍生出南岛语系外，在中国境内还衍生出壮侗语系。百越是个对东南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群）。殖民时代前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新西兰、夏威夷、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均属南岛语系的范畴，至少从语言上，他们是古越人的后裔。

CXYTDN

（续）

二、三族演义

讲述中国历史，不得不谈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原”，中原是最狭义的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上古的中原大致指河南一地，包括河北、山西南部和山东西部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为何叫中原？依我看来，原因很简单，她正好位于东夷、西羌、南苗三大民族的会冲处，因此，这一带在上古是文明和战乱永无止尽的源头。

最早进入中原的是苗瑶语系最强大的民族九黎族，其后，来自西羌的炎帝部落游牧至此。炎帝姓姜，姜与羌在上古是同一字，都是羊头人身，牧羊人的意思，父系称“羌”，母系称“姜”。炎帝与蚩尤率领的九黎族爆发战争，炎帝惨败，逃到河北，在那里遇到另一支同样来自西羌的黄帝部落，二部落联合在涿鹿与九黎族大战，此战异常激烈，堪称中国历史第一战。最终蚩尤兵败，身首异地，九黎族解体，一部分留在北方建立“黎国”，一部分被俘成为奴隶，余部南撤并入三苗或演变为三苗。

蚩尤虽亡，因其威名震慑海内，依然被黄帝封为“兵主”，即战神之意。后来黄帝征战中原，干脆将蚩尤画在军旗上，众部落望见大骇，不战而降（可能以为蚩尤未死，带兵来袭）。黄帝初定天下后，于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注意，泰山在东夷的辖区内，黄帝到泰山封禅，说明羌夷二族早在黄帝时就已结为同盟。

从黄帝到大禹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阶段，此阶段的主线就是羌夷联盟对战黎苗，当然，征黎苗以羌为主，夷为辅。羌黎战争极为残酷，汉语里的黎民百姓就出自这段时期。黎指九黎族，民从金文的形态看，象一裸人，上露双乳，下戴木枷，意指奴隶；当然，如果羌人被黎苗俘虏，结局相同，终生为奴。远古有姓的都是部落首领，因此百姓实为奴隶主。黎民百姓，今天的词义似乎是同意重复，但远古时二者可有天壤之别，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差异。

尧舜禹是中国历史上的圣王时代。被儒家推崇备至的禅让制，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神话。其实，禅让绝不仅仅是后世想象的那样让贤即位，其实质是羌夷两大部族首领轮流坐庄。尧是羌人，舜是夷人，禹是羌人，禹开始选的接班人皋陶是夷人，皋陶早逝，禹又定他的儿子伯益为接班人，禹的做法透露出禅让制的本质。皋陶是东夷有偃氏的首领，德高望重，年纪甚至比禹还要大，哪有选个老头当接班人的道理？皋陶死后，他的儿子被定为接班人，很显然，禹是要传位东夷，至于传给谁倒在其次。

大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黄帝，但真实性比黄帝高得多。后世歌功颂德的多为“大禹治水”，其实，治水仅是大禹一半的功绩，另一半后世很少提及，就是对黎苗的战功。从黄帝至大禹，羌族历代部落首领均致力攻苗，直到大禹才取得自黄帝后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三苗被击溃，永远地退出中原，撤回长江流域，羌夷联盟了此大患。

大禹空前绝后的丰功伟绩为羌人带来无上的自豪感，攻苗胜利后的大量俘虏和战利品又为羌人带来巨大的财富，羌人潜意识里已不愿再将统治权移交给东夷。禅让制变得岌岌可危。

今人看禅让制多赞叹它的民主。其实，禅让制不仅仅是民主，还是现代两党制的雏形。如果羌夷二族能保证禅让，中国就会避免后世家天下的独裁体制。等到羌夷融合，禅让自然会转变为两党制，中国就会出现共和的传统。但禅让有一个致命缺陷——终身制，它使得禅让过早地夭折。

尧在世的时候，舜已经摄政，但舜和禹都死在任上。大禹死前虽然为交班东夷做好一切准备，但人走茶凉，死后哪里还能控制住局面？如果大禹在世就将权力移交给伯益，启断然不敢起兵造反，但历史从不需要假设。三苗这个劲敌去除后，羌夷二族也不再有结盟的必要，兄弟反目恐怕是迟早的事。

禹死后，启杀伯益自立为王，拉开羌夷二族千年血战的序幕。

启这个挑起羌夷仇杀的家伙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罪人。

中国历史从启开始转入第二阶段，主旋律从第一阶段的羌苗战事转为羌夷纷争。

三、羌夷纷争

东夷不是软脚蟹，而是有着强悍武力和高度文明的部落联盟。

启从即位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威胁。他为了躲避东夷的锋芒，甚至放弃中原故地，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流域）。

家天下的所有丑恶从它第一任君王的身上就显露无遗。启耽于享乐，他的五个儿子为争王位闹得你死我活，小儿子武观被放逐黄河西岸后，还公开叛乱。启死后太康即位，太康比他老爸更狠，不理政事，外出打猎一去数月，东夷有穷氏的首领羿乘虚而入，将夏都安邑轻松拿下。太康打到多少猎物我不知道，但家肯定是打丢了。

太康被羿灭，子仲康继位成为傀儡，仲康的儿子相四处逃亡。此时羿亦为亲信寒浞所杀，寒浞篡位，攻杀相，相的老婆从墙洞爬出，逃回娘家，生子少康，少康继续被寒浞追杀，颠沛流离，最后被舜的后裔有虞氏收留。少康羽翼丰满后，集合族人，攻灭寒浞，此为“少康中兴”。太康被东夷夺去的王位，直到曾孙少康的手上才拿回来。

夏朝从建立到衰亡几乎一直在和东夷作战，双方势力互有消长。最终，东夷的商部落崛起，灭夏建立商朝。

以上所述都是根据周以后的史书记载，并无甲骨文资料佐证。为何甲骨文里从未提及夏朝？夏究竟是周人杜撰，还是确有其事？

个人揣度，可能原因在于，夏是羌人自诩的一个王朝，并未获得东夷的承认。夏的控制范围主要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的一小块地方，几乎未到达河南东部更不要谈山东。在东夷眼里，夏不过是羌人的一个部落联盟甚至仅仅是较大的一个羌族部落而已，因此甲骨文给人的感觉，商人认为自己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夏与周同出西羌，因此周人将夏奉为正朔。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不是华族而是夷族的后代，禹到商之间就会是东夷的一段故事，而不是所谓的夏朝。毕竟，东夷同样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才是禹的衣钵传人，启不过是个搞分裂的叛乱分子罢了。

商与夏的情况正好颠倒个，夏一直和夷族东线作战，商则和羌族西线作战。前面说过，甲骨文里反复出现的氏族名只有一个，就是“羌”，当然，羌是敌人。商重祭祀，人祭人殉是东夷传统，而作为祭品和殉葬的多是羌人。商朝后期的甲骨文中出现“夷”字，指商东方和东南方的部落。值得玩味的是，“夷”也是敌人，说明东夷在商后期内乱频频。商后期持续对夷用兵，而且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甚至超过西线和羌的战争。古今中外，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两线作战。吐蕃东敌大唐，西抗波斯；明末内剿流匪，外战满蒙；纳粹德国东征苏联，西战英美，最终都是败亡，商朝也不例外。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与东夷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

这里再谈谈商纣王的问题，近来有学者为纣王翻案，引来哗然一片。其实纣王确实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恶劣。先秦文献对他并无过多指责，倒是后人逐代添加，罪状越来越多，最终使纣王成为暴君的代名词。

牧野之战，今人看到的仅仅是表象，里面的猫腻很多。史载“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这句话已经道出牧野之战的另一个侧面。姬周一族在纣王的时代实力已经极其雄厚，但纣王过于威猛，他们始终不敢对其用兵，直到公元前1027（或1046）年，这一年发生两件大事：一、周国闹饥荒，不出去抢粮食周人要饿死；二、纣王倾其精锐出征东夷，朝歌空虚。于是武王孤注一掷，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部落，突袭朝歌。

武王东伐时，殷商大军正在东南与夷混战，姬周大军没有任何阻拦地直抵朝歌的市郊牧野，纣王此时才拼凑出奴隶大军，拦截周军。奴隶哪里有什么战斗力？况且，殷商的奴隶都是羌人，看到自己大军来战，焉有不倒戈的道理？牧野一战，商军一触即垮。清晨二军对阵，傍晚时周军已经占领朝歌，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中国历史上自尽的末代君王，算来只有商纣和崇祯二人。纣王其实大可不必自尽，他的主力未损，完全可以逃到商夷战场，组织自己的大军回头再战。武王东征的目的是抢粮，一时半刻也追不了那么远，以纣王的勇武，一旦大军在手，绝对有翻盘的机会，但他还是选择自尽。单就这一点，商纣最起码也是一代枭雄，比起楚霸王毫不逊色。

周克商的猫腻从另一点上也能看出来。中国历史几乎都是打江山难，坐江山容易，一旦四海归顺，哪怕你折腾得人口负增长，也能稳坐个几十年。周却是个例外，成王即位没多久，商纣的儿子武庚就联合东夷五十国叛乱，这场叛乱的规模极大，周公历时三年才平叛成功。这也说明，东夷虽然对商不满，但毕竟是自家人内部的矛盾，而东夷与羌却属世仇，因此武庚反叛时，在东夷一呼百应。

齐鲁二国均封在山东，经过与莱夷、淮夷和徐夷长久的战争，才站稳脚跟。齐鲁在东夷的中心地区，齐鲁统治下，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合流，形成独特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代表首推孔子，孔圣人虽然一辈子推崇周礼，事实上他是殷商王室后裔，严格意义上并非华夏族人。韩国人自认东夷后裔，和孔子倒确实能拐弯抹角扯上点远房的远房的亲戚。

春秋时期，山东与淮河流域尚有一些东夷小国，此后逐渐为大国兼并，到秦时，东夷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已彻底消失。

第四节东夷的来龙去脉

一、夷越渊源

东夷从哪里来，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东夷的“夷”是什么意思？

“夷”的含义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解释较有启发。《越绝书》解释勾践《维甲令》“习之于夷”说“夷，海也”，说明夷有海的意思，海是平的，后世将夷引申为平，如“夷为平地”。因此，东夷即东海的意思，东海边居住的民族叫做东夷。客观地说，东夷是地名而非族名，单从“东夷”这两个字看不出这个民族的来由。

前面介绍过，中国人都是从东南亚北迁形成，从缅甸北迁的形成华羌和苗瑶，从越南北迁的形成百越，那么东夷究竟属华羌系还是百越系？

我们先来看史书记载，炎帝是传说中第一支从西北游牧到中原的羌族部落，那时候九黎族已经占据中原，东夷早在山东半岛生根发芽，因此东夷不可能源自羌族。至于苗瑶，东夷从黄帝时代就和羌族联盟共同对付黎苗（虽然出力较少），因此也不可能源自苗瑶。答案只剩下一个——百越。

现在的研究表明，东夷文化确实源自百越。东夷文化的两大特征：太阳崇拜和鸟崇拜，与百越毫无二致。商的图腾是玄鸟，并自认玄鸟之后。百越的鸟崇拜还波及通古斯（满族）和朝鲜半岛，因此韩国人自认东夷之后，从鸟崇拜上讲，还是有点谱的。

另外，山东古地名具有明显的越语特征，说明东夷人说的是古越语。越人有三大发明（我评的）：水稻、桑蚕和独木舟。越人是全世界最早使用独木舟（可能还有筏）的民族，并发明出一些制作独木舟的石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有段石锛，而大型有段石锛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亦有出土，说明早在龙山文化之前，越人（或最起码越文化）已进入山东半岛。

其实单看地图，也能比较出，应该是越人先到达山东半岛。羌人从缅甸经四川北上陕西几乎就是红军长征走的线路，艰险程度相信受过本朝教育的人都有“深刻体会”，而越人则从北部湾出发，一路沿着海岸线上行，旅途要轻松愉快得多。况且，如果越人是乘坐竹筏或独木舟北上，比起羌人忍受着缺氧的煎熬翻雪山过草地速度不知道要快多少。

对东夷源出百越唯一不利的证据是目前一种极为流行的观点：龙山文化先民的Y染色体单倍型与半坡文化先民一样，都是O3，说明今天汉族主体是龙山文化先民的后代。此观点源于前年发表于《HumanGenetic》上的一篇文章，但我不得不说，这一观点是对那篇论文的过度解读。原文中李辉等研究的是山西陶寺龙山文化先民的DNA。要知道，龙山文化的主体在山东，山西陶寺是龙山文化外围的外围。史前山东是东夷的居住地，而山西则是羌族的老巢，陶寺文化很可能是羌人学习东夷文化的结果，或羌人用东夷战俘或奴隶建立起来的文化。如今，一大票好事者把这篇文章中陶寺先民的O3张冠李戴上升为龙山文化先民的单倍型是O3，这样荒唐的事情居然被广泛承认并到处宣讲，不得不说是中国学术界对东夷问题的无知。

当然，即使东夷人的单倍型确属O3也不能说明东夷就一定来自华羌系。百越本身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群民族，台湾原住民和良渚文化先民属O1，而壮侗语系的核心单倍型则是O*和O2a，朝鲜半岛和东部阿尔泰民族的特征型O2b显然也是百越史前从东南亚带去的。就此已知，百越包含O*、O1、O2a和O2b，再加一个O3也不奇怪。

CXYTDN

（续）

二、东夷归宿

东夷问题的焦点不在它的出处，而在它的去处。东夷最终融入华夏族，还是撤向朝鲜半岛，这才是中韩历史纠葛的症结所在。其实东夷民族的去处在史料上已经留下多条线索。

首先是先秦典籍对东夷反抗西周的记载，开始是东夷，后来变成东南夷，徐夷，淮夷，东夷的抵抗中心步步南移已经昭示东夷主力在南撤。另外，我们世代景仰的大禹不经意间留下更直接的证据。下面来看看《史记•封禅书》的一段原文：

“昔无怀氏封禅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

封禅根据张守节《正义》解释：“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因此，《封禅书》里的“云云”和“亭亭”实指泰山脚下的云云山（今新泰市楼德镇南）和亭亭山（今泰安市区南20公里处）。奇怪的是大禹的封禅：“禹封泰山，禅会稽”，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会稽山在今日浙江绍兴，与泰山相隔千里，大禹的封禅之地怎会相距如此之遥？

大禹不仅在会稽祭地，死后还葬在会稽，至今大禹陵依然是绍兴的一大名胜，这件事连范文澜都觉得诡异：遍寻古史，并无大禹在百越活动的记载，为何死后会葬在百越？其实答案很简单，大禹时代的会稽山就在泰山脚下，是东夷的活动中心。当时羌夷联盟，会稽自然也是大禹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大禹治水成功，在会稽山论功行赏，大禹还经常在会稽召开部落首领会议，一次防风氏来迟，被大禹斩首，此事至今被学者视为大禹独断专行的证据。

现代有人认为，禹在世时已为启继位积攒力量，我认为此说谬也。大禹葬在会稽，本身就是强烈的传位东夷的讯号，中国人最讲究祭祀祖先，如果大禹想让自己儿子继位，哪里敢葬在东夷？羌夷破裂后，东夷南撤，不仅将部落迁至百越，甚至将大禹陵也带着跑，大禹陵最终被安置在绍兴，陵所在地依然命名为会稽。我以前一直对绍兴这个小地方能出产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感到好奇，如今想来，绍兴在历史上汇集着东夷、百越和华夏三族的精英。晋衣冠南渡，南逃的士大夫主要积聚在健康和会稽，王羲之等就在会稽曲水流觞作下《兰亭序》。如此强大的人文底蕴，出几个大师有什么好惊讶呢？

东夷将地名带着跑似乎是一种传统。商周之际，东夷的中心是奄（山东曲阜）和薄姑（山东博兴东南），周初东夷叛乱，奄和薄姑被周公灭，齐封于营丘（薄姑的中心），鲁封于奄。奄和薄姑的部分遗民南撤至吴地又建立起淹君城和蒲姑大冢。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东夷是源于百越，归于百越。东夷败落后至少主体上是南撤，而非渡海至朝鲜半岛。这一点恐怕韩国人要失望了。

三、朝鲜文化的来源

韩国人自称东夷的后代，并非一点谱都没有的事情。

朝鲜和日本都是居于北方的南方民族，吃米饭而非面食，生活习惯与越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不一一赘述，感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索。

朝鲜史前文化有两个阶段，一是距今三千年前的有文土器文化，二是始于三千年前的无文土器文化，后者是和水稻种植一起传人朝鲜半岛的，并一举奠定朝鲜人南方文化的特征。那么这一文化究竟是谁传入的呢？

距今三千年前恰好是商周交替和周初东夷大叛乱的时期，东夷败退很可能一小部分遗民渡海逃到朝鲜半岛带入稻米文化。当然这只是猜测。不管怎样，东夷的主力应该是留在山东华化或南撤百越。如果韩国人想证明他们是东夷正宗的后裔，现在的证据远不够充分，毕竟大禹是“封泰山，禅会稽”而非“禅平壤”。除非有一天证实山东龙山文化的先民基因型属O2b，那历史真得要重写，不过依个人推测，这一可能性微乎其微。

四、甲骨文之谜

甲骨文重见天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共发现十五万片甲骨，4500个单字。蹊跷的是，经中国数代顶级古文学者的不懈努力，迄今仅破解三分之一。而甲骨文以后的西周文字并不存在识别困难，这件怪事透露出一个难以启齿的事实：甲骨文与先秦的大篆记载的可能并非同一种语言。如果甲骨文与篆字就像篆字和隶书那样一脉相承仅仅是字形的差异，断不至如此艰涩难辨。三分之二的甲骨文之所以无法辨识，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流传下去。

现在我们知道，商和周是不同民族建立的两个王朝。商源出东夷，甲骨文是商的文字，记录的自然是夷语。华夏族本无文字，攻灭商纣建立周朝后，将殷商遗老集中在都城，教华夏贵族及其子弟们识字。殷商的4500个文字里，有2000个是象形、指事或羌夷共同语，被西周继承下去，而其它夷语特有而在羌语里没有对应的文字，就此失传。因此先秦文字大多象形指事，秦以后才逐渐发展出大量的形声和会意字。

夷语随着夷族的溃散早已灭绝，甲骨文中尚未破译的数千文字，也许会像消失的夷语那样成为永久的难解之谜。

第五节雅言的渊源

一、雅与夏

公元前1046年，华夏族入主中原，克商立周。

前文介绍过，华代指红，夏本意西。今天，“夏”字已淡出政治舞台，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华”而非“夏”，对当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华”远比“夏”重要，但在先秦，情况正好相反，当时华夏简称为夏。周初大封建，被分封的华夏诸侯称作“诸夏”，齐鲁这样封于东方的诸侯称作“东夏”，华夏族的语言被称作“夏言”。不过“夏”很快遭遇挑战，因为我们从远古就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中”。

从《尚书》和《诗经》的记载看，最早商王朝已被称作“中国”。在中国文化里，“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原、中国、中华、中庸、中山（古有中山国，今有中山市，近代还有个孙中山）、中正（蒋介石名）。美国有联邦政府，本朝则是中央政府，我们的最高决策机构叫“党中央”。华夏族引以为荣的“夏”字与“中”严重对立，为与时俱进，周代的统治者将“西”的解释逐渐从“夏”字里去除，“夏”被阐述为“雅、正、大”，夏言亦称作雅言。

夏与雅最初并非一回事。《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雅》是西周贵族所作，因此《大雅》《小雅》又称《大夏》《小夏》，而十五《国风》里的《秦风》是秦人所作，因此“秦风”也称“夏声”，但从没人说秦风是雅音，可见夏与雅本意不同。夏言通俗讲就是西言，即陕西话，而雅言翻译为现代汉语即官场用语，二者在周代能够互换，实因华夏族主政，夏言与雅音重叠变成一回事。

华夏族源于西羌，但华夏语与川藏地区的羌语周代已有较大的区别，因为自黄帝始，晋陕一带的羌族与以山东为根据地的东夷一直在交流。二族联盟攻击黎苗一千年，其后决裂，夏商二朝羌夷兵戎相见又是一千年。另外，东夷的文化比西羌发达，文明的标记首先是文字，甲骨文是东夷商部落的创造；文明的另一标记是金属的使用，殷商有壮观的青铜器，而且“铁”字最早写作“銕”，可见铁器也是东夷的发明。羌夷二族无论战和，羌在文化上都是夷的学生，语言不可避免受到东夷极大的影响。上古时羌语、华夏语和夷语的关系，类似今天的德语、英语和法语。英语可以视作受法语影响极深的德语，同样，华夏语是受夷语影响极大的羌语。

二、诸侯文化

要说清楚华夏语在先秦时期的流变，先要介绍一下周朝的诸侯形势。

武王灭商后定都镐京（今西安市西部），并“分封亲戚、以藩屏周”，将土地全部封出去，镐京周围是周天子直属领地，称作“周”，实质上算当时最大的一个诸侯，“周”以西就是羌和戎狄杂居之处，非“华夏”范围。中国建都边陲的奇特传统从西周就奠定下来。四大古都里，影响最大的西安和北京都是边疆。

周虽然地方够大，军力够强，但毕竟地处西疆，无法有效地震慑东方的诸侯，因此武王希望在中原建立一个新都，可是他灭商三年后就已过世，这一设想未及实施。

成王即位后，武庚叛乱，周公旦平叛成功，俘获大量殷商顽民，如何安置成为一个大问题。成王施出一石二鸟之计，他一方面完成老爸的遗愿，在伊、洛二水一带建立新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另一方面，将殷商顽民全部迁往洛邑，由周公旦率重兵看守。至此，西周呈现双都，镐京是周王朝宗室所在地，称作“宗周”，洛邑是成王所建，称作“成周”，宗周和成周同为周天子的直辖领地。

上述格局一直延续到西周的末代君王——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立褒姒的儿子为继承人，结果被他的岳丈申侯联合犬戎所灭。镐京战后一片废墟，太子即位为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宗周废弃，被羌戎占据。

西周的文化中心除宗周和成周外，尚有宋鲁二诸侯。

宋国的开国君王是微子启。微子启乃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兄长，武王伐纣时，他手持祭器，袒胸露肉来到周军前投降，受封于宋（今河南商丘一带）。宋继承下殷商发达的文化，因此理所当然成为当时的文化大国。

鲁国的开国君王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周初东夷大叛乱后，伯禽受封于东夷重镇奄建立鲁国，周公旦本人负责兴建新都洛邑，并镇守成周，制礼作乐。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因此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成为周礼的实施者和保存者。春秋时期，宗周废弃，成周败落，各诸侯经常去宋鲁二国观礼。

宋鲁虽然均为文化大国，可是风格迥异。春秋时期的两大显学儒墨，分别出自鲁和宋。儒家是典型的周朝文化，尊礼乐，轻鬼神，重文史，而墨家留有殷商遗风，尊鬼神，轻礼乐，重科技。儒墨虽然是死对头，其实儒家和宋国也颇有渊源。孔子是宋国第二代君王微仲（微子启胞弟）的后代，孔子的曾祖父为逃避宋国内乱，才从宋国逃到鲁国。推崇周礼的儒家居然是由殷商王室后裔开创，多少有点怪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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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三、雅言辨析

谈完周朝形势，回过头来再说雅言。很多学者认为：雅言是上古的“普通话”，先秦时的共同语。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事实上，隋以前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音。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

一、先秦时，各国文字尚未统一，谈何语音？秦灭六国后搞大一统：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但并无“语同音”。这有两个原因：一、先秦时黄河流域语音相近，没有交流障碍，无需正音。二、汉字以表意为主，缺乏注音功能。优点是能够作为一种跨语言的共通文字，适用于不同民族；缺点是不能反映语音的变化，造成中国文化重书面轻口语的传统。先秦诸子百家研究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研究语音，可见当时一方面语音相近，没有引起注意，另一方面口音本身不受重视，大师们认为没有研究价值。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哪里能有什么“标准音”？

二、西汉扬雄曾编撰一本中国最早的比较语言学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书名的来由是先秦时期，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注意，是搜集方言，而不是像满清那样，派旗人去南方教汉人说“国语”。这本书搜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方言。有意思的是，纵观全书，没有只字谈及政府或士大夫倡导的标准语。扬雄在《方言》里将各地区共通的词汇称作“通语”，“通语”并非普通话，因为它仅仅指词汇而不涉及语音。

三、中国本土文化并无音韵的概念。中国的音韵学是佛教传入后，僧侣们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没有注音的办法。先秦时期，一无留声设备，二无注音体系，三无大规模频繁的人口流动，即便有标准音，又如何推广？中国从清朝中期开始推广国语（或普通话），一直缺乏成效，直到近二十年，广播电视普及后，普通话才真正成为共通语。可见，推广语音绝非易事，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先秦没有这样的基础，更何况当时并无标准语音的意识。

先秦无标准音，那么雅言是什么？其实雅言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西周时的雅言理论上是宗周语（陕西话），宗周从天子到庶民都是华夏族，因此宗周语是标准的华夏语，即“夏言”。但西周还有一个首都——成周。成周是由殷商顽民和华夏族大军拼成的怪异组合，华夏族的王亲贵胄也集中在成周向殷商遗老学习甲骨文，周朝文化的缔造者周公旦更是一直待在成周制礼作乐。礼乐在洛邑成型后，再输往宗周、鲁国及其它诸侯。由此可见，成周在文化上是西周的源头。由于成周华夷参杂的局面，成周语理所当然会变为华夷融合语，不同于宗周的“夏言”。洛阳音此时形成，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一直都占据着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成周的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

汉语有一种极特殊的现象——文白异读，即很多汉字在方言里有两种读音，一种是文读，即读书音，另一种是白读，即白话音。南方方言里，白读是古汉音或古越音，而文读则是后来南迁的汉人带入的；北方方言正好相反，白读是现代口语，文读则相对偏古。汉字的文白异读源于何时？就我推测，可能从西周就已出现。华夏族的口语是夏言，而读书识字却是商人传授，很容易出现文白异读的现象，文读应该是商语发音，或接近商语。中国由于前面谈到重书面轻口语的传统，文白异读一般以文读为标准音。那么雅言按这样的推理反而更接近商语而非夏言。孔子曾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个“雅言”明显指的是读书音，而读书音显然应该源出汉字的创造者——殷商。

春秋时，宗周废弃，成周的威信亦一落千丈，文化上取而代之的是宋鲁二国。宋国从君王到百姓几乎都是殷商遗民，因此通行语言应该是商语，顶多受到夏言的影响，有些华化。而鲁国与成周的情况相似，统治阶层为华夏族，庶民多为夷族。今日考古学发现，先秦时期，齐鲁的墓葬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可见，华夏与东夷的融合绝非易事，东夷不可能轻易改说夏言，久而久之，鲁国的语言也像成周那样，变为华夷融合语。

谈雅言还有一本不得不提的书——《尔雅》。《尔雅》估计在西汉初成书，是世界上最早的词典，专门解释字义，不涉发音（那时还没有音韵学）。“尔雅”这个名字颇值得玩味：“尔”是近正的意思，“尔雅”通俗讲就是近乎雅。《尔雅》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能编撰《尔雅》，当然有大师级的水平，可是书名却不叫“雅言”，而是“尔雅”，一方面说明编者比较谦虚，另一方面说明雅言在当时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仅仅是一个模糊的令人高山仰止的概念，雅言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而非实体。因此，编词典的学者自己也搞不清什么是雅言，只好取个朦胧点的名字“尔雅”，让你挑不出毛病。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各诸侯国的口音颇为接近，这也是诸子百家周游列国，全不需翻译的原因。中国范围内，口音与中原相差较大的只有称霸长江流域的楚。《孟子•滕文公上》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讥讽楚人说话象鸟语，当然，孟子这么说多少有点酸葡萄效应，因为孟子的时代，楚已成为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大国，对中原构成强大的威胁。但楚语仅仅是口音较重，与中原雅音尚能沟通，否则以楚方言为基础的楚辞怎么可能对后世的中国文学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第六节我本蛮夷

一、鬻熊家系

前的中国第一大战——涿鹿战役，九黎族被炎黄联盟击败，蚩尤身首异地，九黎族解体，演变为三苗，继续与北方的羌族和夷族作战。

尧舜禹三代，羌夷联盟一直与三苗激战，传说大禹曾和三苗进行过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血战，最终三苗被击溃，永远地退出黄河流域，定居于水网密织的长江之畔。

禹之后文献中再无有关三苗的记载，取而代之的是“蛮”。夏商周三朝，长江流域各族被统称为“南蛮”，梁启超认为，“蛮”是“苗”的转音，因此，三苗是南蛮的一个重要组分。商朝时，长江上游是古蜀国，中游是三苗后裔，下游是百越。长江中游与商王国接壤，商军屡屡攻击蛮族，苗人苦于应付来自中原的征伐，他们一直期待着转机。

终于，转机随着一户芈姓羌人来到南蛮。这户羌人的后代建立起几乎覆盖南半个中国的巨无霸——楚。

楚君的祖先是火神祝融，再上溯可以追踪到黄帝。需要说明的是，祝融可能并非某个人，而是一个司火的上古官名。鉴于那时候职业家族化的特点，历任祝融可能都是父子或兄弟关系。

这里再简要介绍一下姓氏的来源。“姓”拆开来为“女生”，顾名思义，原本用来标记母系遗传，因此古姓如姬、姜、姒、妘等许多都带女字旁。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姓才由母女相传转为父子相传。人类从诞生一直到走出非洲都是近亲繁殖，直到父系社会时才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我们的先祖定下规矩：同姓不婚。但这样做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上古就那么几个姓，长此以往，同姓的人越来越多，到哪里找异姓人结婚？于是，大家族分家时往往增添新姓。据传黄帝有25子，其中12子被赐新姓，流传后世。否则大家都姓“姬”，怎么婚配？

祝融的姓氏不可考，但他的后裔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称“祝融八姓”。芈姓的始祖是季连，季连的母亲出自羌人强族鬼方的嬇（媿）姓。“芈”字羊形，同“咩”，即羊叫的声音，与“羌”、“姜”相若，都从羊衍生而来。甲骨文记载，殷商经常和鬼方作战，也和芈作战，因此，芈姓肯定出自羌族。

商代，祝融部落作为羌人大族，理所当然受到打击。祝融部落解体，季连（芈姓）的后代四处飘零，“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弗能纪其世”。其中一支辗转南下到达丹阳（今湖北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与南蛮混居，成为祝融后代里的苗裔。整个商代，苗人都在和“商帝国主义”做不懈的斗争，芈家自然也不例外。《诗经》：“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描述的就是武丁时期，殷商伐楚而爆发的一场规模浩大的战役。商苗之间打打杀杀的，一直持续到商末。

纣王时，周部落兴起，姬昌在岐山下招贤纳士，芈家当时的家主鬻熊不顾年老体迈，翻山越岭赶赴周原，为姬昌出谋划策。鬻熊是位了不得的人物，著有《鬻子》一书，此书算来应该是中国史上第一书，唐人评价：“鬻熊为诸子之首”，开子书之先河。不仅如此，书中谈论的政治哲学还首启道家思想的源泉。姬昌拜鬻熊为师，姬昌著名的文王八卦据说也是鬻熊所授。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论将中国文化的核心“道、和、信、仁”解释得清清白白，此言亦成为姬昌的施政准则。不夸张的说，鬻熊这个来自荆楚的南蛮已经站在当时中国的文化之巅。

如今想来，蛮夷这个词的贬义属性可能根本就是华夏族当政后对治下民族的一种偏见或污蔑。以殷商为代表的东夷在文化上高出华夏族甚多，楚国的远祖鬻熊作为标准的南蛮或早已蛮化的羌人能做姬昌的老师，而姬昌则是华夏族的翘楚，可以看出，南蛮的文化水平至少不比华夏逊色。西周的中原诸侯有什么理由斥荆楚为蛮夷？

二、周楚结怨

公元前1046年，姬发联合所有可以团结的部落号称“八百诸侯”出击朝歌。那时候鬻熊已死，他的孙子芈狂或重孙芈绎率领族人前来参战，当然参战的还有其他一些南蛮小国。商纣真够背的，绝对靠得上“寡人”级别，精锐大军正在和自家人东夷打生打死，身后的老冤家西羌与南蛮又联合起来，直取心脏朝歌。周没有任何悬念地代商而立。

周初东夷大叛乱，周公旦平叛成功后，成王大封建，凡先人辅助过文王武王的都有封爵。当时的芈家家主芈绎因为先祖鬻熊的缘故被封为子爵（或男爵），封地在丹阳，按那时的规矩“子男田”应该是五十里地。这一分封对芈绎来说是喜怨参半，喜的是终于有个正式的封号，好歹也算一方诸侯，并且大树下面好乘凉，有周王室撑在后面，在部落林立的南蛮，日子会好过得多。怨的是，人家都封个公爵、侯爵的，凭啥到我这就只有子男的份？就因为鬻熊死得早，我芈家不受重视？当然，这个怨气只能往肚里吞，三百年后，才由楚武王芈通爆发出来。

后来，周成王在岐阳召集诸侯会盟，居然派芈绎和不知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东胡小部落鲜卑的族长一起“守燎”（看守祭火），连正式参与盟约的机会都没有。人家都在那大鱼大肉听歌观舞，我却和东胡人大眼瞪小眼看火堆。好，这个梁子算结下了。

如今想来，“守燎”远比参加会盟重要得多。楚国自芈绎开始，很快就发达起来，疆土象揉过发酵粉似的，看着看着日增月涨。而那个当时没人多瞅一眼的鲜卑后来居然成为五胡乱华的主力，统治整个中原，并永远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周成王之后，康王继位。芈绎与齐、卫、晋、鲁四国受封之君同在王室供职，而四国受封时“皆有宝器”，唯独芈绎没有。凭心而论，周王室的眼里，芈绎也就一小贵族，五十里地的地主，哪想到用什么礼数对他。但芈绎不这么想，认为是周王狗眼看人低，处处不拿他当回事，这口怨气凝成死结化不开了。

芈绎非寻常人也，在周王室受的气被他一股脑儿转化为动力，回到丹阳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左传》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说明芈绎对周王室的朝贡还是很到位的，至少面子上过得去。楚国自芈绎始数代君主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平民作风，身先士卒，跋山涉水，开疆辟土。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很快就引起周王室的注意。

西周经历四十年不用刑具的成康之治，到第四代周昭王的时候走起下坡路。殷商好战，养有大量的军队，西周没有商那么喜欢征伐，却养有比商更庞大的军队，宗周驻六师，成周驻八师。周昭王自幼养尊处优，即位后好大喜功，想着怎么扩大疆域，光宗耀祖。这时候楚国越来越强大，周昭王决定对楚国开刀。昭王十六年，他亲率六师，南征荆楚。这是周楚第一次交锋，楚军哪里抵得过周师，昭王大胜，把楚地砸得稀巴烂，当时最贵重有用的是金属，武器、农具都是金属所制，昭王将所有收缴的金属器具全部带走，楚国受到重创。这一战让昭王尝到甜头，三年之后（一说此战持续三年），他再次率六师南征，依然打砸抢势如破竹。楚人对周军恨之入骨，周军渡汉水征集船只，楚人将胶水粘结的船混在上缴的船只里，船行至途中解体，昭王及同船贵族落水溺死。楚军趁势反击，周全军覆没，丧命于汉水。

这一战是西周的转折点，标志着周王室的衰落和楚国的崛起。周能号令诸侯，背后依恃的还是超强的武力，周军尽没，威慑力大打折扣。楚成为第一个能与宗周在军事上抗衡的诸侯，已预示着春秋战国大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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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三、我蛮夷也

周楚大战，两国之间撕破脸皮，从藩属转为敌对关系。此后周穆王再次伐楚，大胜而归。楚不畏周的打击，励精图治，不断将周边蛮夷之地纳为己有，等到芈渠当政时，羽翼丰满，终于将目光对准周天子封赏在江汉一带的诸侯。此时周夷王在位，居然听信谗言“烹齐哀公于鼎”，这一下各地诸侯都吓得和宗周划清界限，周失去藩篱，实力大减。楚国等这一天已等得太久，芈渠放下胆来攻取庸、杨粤以及鄂等地区，开始兼并西周小国，正式走上称霸之路。

芈渠无论在楚国还是西周历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人物。他吞并庸、鄂等地后，得了便宜还卖乖，对外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将三个儿子全部封王。这件事无论象征还是实质，意义都非常重大。西周是封建等级森严的一个王朝，除天子外，没人敢称王，中原诸侯都是某某公、某某侯，芈渠不要说王，连公侯都不够格，就是一子爵，居然敢封自己的儿子为王，摆明要造反。当然，他的理由很特别：你中原诸侯不是一向看不起我荆楚，讥讽我是蛮夷吗？我就是蛮夷，你们中原（中国）那一套礼制对我不适用，我就是要封王，看你们怎么的？

周夷王死后，厉王继位，诸侯又去朝拜，宗周恢复实力。此时东夷和南淮夷反叛，厉王率宗周的六师和成周的殷八师两路夹击，将叛军击溃。芈渠见周军声势浩大，害怕厉王以自己僭越封王为借口讨伐楚国，将儿子们的封号又废除。

芈渠称王称霸的愿望直到春秋初期楚武王芈通的任上才真正实现。

中国历史上大凡谥号为“武”的帝王，均有赫赫战功，芈通也不例外。他上任没多久就灭掉了江汉平原西部的权国。权国虽然不大，却是个钉子户，从芈渠开始，楚国数代领导人都在打权国的主意，直到芈通才完成夙愿。灭权这件名不见经传的小事其实意义深远，芈通将权国改设权县，命权国国君斗缗为权尹。斗缗象武庚那样很快又反叛，芈通杀斗缗，将权县迁往那处。此后芈通每灭一国，就改国设县，并将亡国之君的家族迁出，严加监管。县作为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就是从芈通灭权开始的。

芈通灭权之后，开始伐随。随国是汉阳诸姬之一。所谓汉阳诸姬是周昭王和周穆王为控制淮夷、于越和荆楚，而将一些姬姓亲属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汉水以北，建立起随（曾）、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当然你很可能并未听说过这些诸侯，原因在于它们完全被楚国的锋芒所遮盖，并先后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

汉阳诸姬领头的是随国，因此芈通重点伐随，当楚国大军没有悬念地出现在随都城下时，芈通却出人意料地派人去谈和。和谈中，芈通说出一番载入史册的话：“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注意，这段话透露出很多信息：首先，“中国”在当时依然指中原朝廷，楚国并不认为自己算“中国”，而是以蛮夷自居；其次，楚国希望凭自己雄厚的兵力（敝甲）染指中原政局，帮周王室摆平那些不听话的诸侯；最后，芈通希望周天子给自己加爵。原来芈通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入侵是一次独特的外交行动。历代楚君都不满自己的子爵身份，希望能当个公爵、侯爵什么的。但自周昭王开始，周楚便成死敌，几乎断绝来往，芈通想提高爵位，必须找个能跟周天子说上话最好关系紧密的人，于是随侯便进入芈通的法眼。芈通用大军胁迫随侯去周天子那儿做说客，给他加爵。

随侯无奈，派使者向周天子进言，没想到被周天子断然拒绝，芈通大怒：“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意思很明确：鬻熊乃文王之师，就因为早逝，后代只封个子爵，如今楚国已是个大国，蛮夷都服服帖帖的，周王却仍不加爵，我只有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了。于是芈通自立为王。想当年，芈渠虽有此心，也只敢封儿子为王，且很快又废止王位。如今芈通是真的为王，并一代代传下去。大家熟知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前两个在北方，重礼教，老老实实做诸侯，后三个在南方，“天高皇帝远”，均自立为王。

楚国处处开风气之先河。殷商末期，鬻熊开诸子百家；西周初年，芈绎已锐意扩张，周昭王时，两国兵戎相见，楚第一个脱离周王室的控制；西周中期，芈渠吞并西周封国，并尝试性封王；春秋早期，芈通打下整个江汉平原，并设县管理，正式称王。当然，还必须提一下那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楚庄王继位第三年开始发飙，先灭庸国，后伐麋、宋、舒、陈、郑等国，打遍天下无敌手。公元前606年，他追着陆浑（今河南嵩县北）的西戎，一直打到洛水边，陈兵于洛阳郊野。周定王吓地赶紧派王孙满去犒劳楚君。楚庄王居然问王孙满“鼎小大轻重”，王答道：“在德不在鼎。”庄王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就是著名的“问鼎中原”。庄王直截了当地说：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就足以铸成九鼎。赤裸裸地威胁周王室，我随时可以灭你，取而代之。

整个周代，荆楚这个蛮夷都是中原诸侯的噩梦。楚从建国时的五十里地到后来横跨千里，变为疆域最辽阔的诸侯。楚被中原斥为蛮夷，值得玩味的是，楚国上下对“蛮夷”二字坦然受之，从不否认，相反还以蛮夷为鞭策，五年不出兵攻伐华夏诸侯，即深以为耻，死后无颜见祖先。楚在春秋连灭四十五国，形成以三苗为主体，包容华夏、百越和百濮的超级强国。

四、文化转移

上一节谈到，西周有三个文化中心：周、鲁和宋，其中周最重要，因为周将殷商的百工完整继承下来，有当时最高超的手工业技术。春秋时期，周国衰落，无力养活那么多的官员和工匠。这些知识分子和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陆续流向各诸侯国，诸侯的文化才真正发展起来。成周的文化外流到王子朝之乱达到高潮。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病逝，景王属意于王子朝继承王位，周大夫单旗、刘狄为争权立景王长子猛为王。王子朝攻杀猛，自立为王。其后晋国涉入，立王子匄为敬王。王子朝兵败，退守于京（洛阳西南）。晋军撤，王子朝再次攻下周都。于是东周出现两个天子：敬王在王城以东，时称东王，王子朝驻周都，时称西王。四年之后，晋军再次出动，助敬王攻王子朝。王子朝兵败，逃亡楚国。

王子朝之所以选择楚国，原因很简单，放眼天下，够强够狠，敢跟晋国等中原诸侯叫板的只有楚国。而且楚已特立独行数百年，连周天子都不放在眼里，因此也只有楚国敢接下王子朝这个烫山芋。王子朝事实上早就知道将败于晋军，因此出逃楚国并非仓皇成行，而是计划性撤退。周国的几大宗族如召氏、毛氏、尹氏和南宫氏包括周都的百工全部跟随王子朝入楚，周都数百年积累的典籍也尽数运往楚国，敬王攻下的周都几乎是一座空城。王子朝之乱是先秦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转移，周经此乱彻底败落，楚正式取代周成为春秋的文化中心（之一）。

五、秦兴楚亡

中国历史的总趋势是野蛮战胜文明，这一大势早在先秦就已奠定。春秋时楚一枝独秀，战国时秦力压群雄。楚和秦都是地广兵强的大国，是最有希望整合中国的两大诸侯，最终楚败亡，秦一扫六合，将中国推向东方专制主义的绝路。

秦兴楚亡几乎是中国大历史的一个缩影。粗线条地比较一下楚秦二国的发迹史，已能看出问题的实质。楚国的祖先是鬻熊，鬻熊乃周文王之师，是个大师级的人物，鬻熊奠定楚国道家思想的基础。虽然荆楚长期被中原斥为蛮夷，但这个所谓的“蛮夷”更多算一种偏见，也可以视作对楚国屡屡离经叛道的一种无奈的称谓。而王子朝之乱后，楚接下周天子的家当，中原诸侯即使以最苛刻的标准衡量，楚亦成为与宋鲁相比毫不逊色的文化大国。楚从最初的五十里封地发展到后来横卧千里，虽然是靠征伐得来，却从未出现过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那种大屠杀式的骇人场景。楚在扩张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夏商周的优良政治传统，对投降的亡国之君及重臣迁地监管，从不滥杀。远古以祭祀为大，即使是世仇，也不能灭族，而应该保留对方的子孙，让每一族都有人能祭祀祖先，有点“祭吾祖以及人之祖”的意思。这一优良传统被楚国继承下来，到秦时却荡然无存。

秦国的历史比楚国晚得多。秦国的开创者非子是马夫，因为替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在宗周以西的秦地。西周覆灭时，秦襄公拥戴平王继位，并派兵护送平王东迁成周。平王为回报襄公，封他为伯爵，赐岐山以西为襄公的封地。秦国至此才有正式的名份，位列诸侯。

西周时，秦国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三面与犬戎为邻，只有东面毗邻宗周。东周时，宗周废弃，被戎狄占据，秦国几乎淹没在西戎之中。因此，秦国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整日忙于和犬戎抢地盘，既没有底子，也无力发展文化，直到公元前753年，秦文公任上才开设史官记事。秦从建国始，就和戎狄混在一起，境内亦居住大量羌戎，不可避免地蛮化。公元前746年，秦采用西戎野蛮习俗，立灭三族法，公元前678年，开始用人殉葬。总之，在其它诸侯文化越来越昌盛的同时，秦国却越来越野蛮。因此，整个春秋，秦都被华夏诸侯视为戎狄国。楚国是假蛮夷，秦国是真野蛮，采取的几乎都是戎狄落后的政治制度。

沙俄是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被马克思主义趁虚而入，搞出前苏联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公敌。同样，秦国是东周最落后的诸侯，秦类似农奴制西藏那样的蛮风与崇尚严刑峻法的法家一拍即合，开始遗臭千年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最终导致大一统中国式暴政的形成。

商鞅变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打击市场经济：重农抑商国策化，使中国永远失去进入资本主义的可能。二、反人类：开始实施将人象牲口一样管理的户籍制度；轻罪用重刑（刑罚轻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记之一）；实施连坐和灭族，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应该清楚，连坐意味着什么）。三、反文明：燔诗书而明法令，开创中国的文化高压政策，直接后果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总之，商鞅的眼里，秦国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军人，其他所有人包括商人和文人都在专政之列。商鞅变法使秦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山东六国面对这样一个有如后世蒙古帝国般完全漠视生命的嗜血凶兽，除了败亡，又能有什么结局？

讽刺的是，商鞅恰恰死于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连坐法规定：住旅店的人必须出示官府凭证，旅店若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店主也要连坐。结果商鞅出逃时，因为不敢出示证件，没有店家敢留宿他。商鞅死后被处以车裂以泄宗室之愤，商家被灭族。商鞅死有余辜，但他制定的东方专制政策却如附骨之蛆牢牢吸附在中国的血脉里。商鞅式的白色恐怖像枷锁一样桎梏着中国，无数次掀起腥风血雨。

公元前224年，楚亡于秦。楚君的后人为避秦的追杀，改芈姓为熊，因此《史记》记载的楚世家均姓熊如熊渠、熊通，而非先秦典籍记载的芈渠、芈通。中国人为避祸而改姓的事情在先秦偶有发生，但自商鞅变法灭族成为家常便饭后，改姓逃亡几乎变为中国传统。中国的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血腥、残酷。

CXYTDN

（续）

第七节国殇

一、国殇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入洛阳，晋怀帝在逃往长安途中被俘，史称“永嘉之乱”。虽然此刻距史家所述的西晋灭亡尚有五年，但事实上洛阳城的沦陷已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亡国。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顿生疑窦：中国第一次灭亡不是崖山海战吗，怎么又早上一千年？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澄清一个所有人都自认熟得不能再熟的概念：什么叫做“中国”？

“中国”最早应该指的是天子居住或直辖领地。到春秋战国时，周天子势微，中国的概念延伸为中原，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相对应。至此，“中国”已出现双重含义，首先是地理上的，即中原，以今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次是文化上的，中国寓意为“礼仪之邦”。当中国统一时，双重含义重合，没有什么问题，可一旦碰上大分裂时期，谁是中国就要打嘴仗了。

南北朝时，胡人占据中原，当然自认“中国”，骂南朝为“岛夷”，南朝自认文化正统，亦自称中国，讥北朝为“索虏”，可见剃发易服既非源于满清，亦非出自金国，可能自五胡十六国时就已开始。宋金时期，情况类似，只不过双方骂得更凶。

但仔细比较，“中国”一词主要指的还是地理上的中原。上一节谈到，春秋时的楚国自认蛮夷，指中原诸侯为中国。而迟至五代十国，中国依然专指中原朝廷，当时无论南唐还是吴越，经济文化上都比坟场一般的五代高出一大截，何况五代里的唐、晋、汉三代都是沙陀人建立的，几乎就是炼狱，但南方诸国依然称中原王朝为“中国”，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新旧《五代史》亦只认五代，不认南方十国为中国。南宋时，虽然南方自认正统，但陈亮在奏折中亦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争衡于中国”。可见即使南宋，“中国”最底层的含义依然是中原，宋人有时会不由自主地称呼金国为“中国”。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从远古至宋一直都认为洛阳乃天下正中，因此称呼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为“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顺便提一下，“China”是“秦”的音译，因为从西周末年直到秦朝，中国的物资都是通过秦国出口到西方诸国，因此“秦（China）”便成为中国的称号。China是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拼法，追根溯源，很多学者认为，China的原型是梵语的Cina。至今意大利语和捷克语里的中国依然拼做Cina。Cina音译为汉语就是国人闻之变色的“支那”。

Cina随着佛经被带进中国，翻译为支那，又随着佛经渡海到日本，很多人为“支那”辩解说这个词也是中国人自己翻译出来的，我看不然。从东汉至南北朝，翻译佛经的几乎都是番僧，“支那”这么傻的两个字也只有对汉语一知半解并且对中国缺乏尊敬的番僧才译得出。Cina直译为汉语就是“秦”，玄奘在印度时说得很清楚：“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可见，玄奘理解的“至那”就是秦。而且，Cina仅仅是词根，加上前缀“Maha”音译为“摩诃支那”，意思是“伟大的支那”；加上后缀“sthana”翻译为“震旦”或“振旦”，震旦这个名字比支那正点得多，而且震旦是西方对古中国的尊称之一，为什么日本人不称中国为“震旦”？但不管怎样，Cina的翻译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在汉晋时期的意思与Cina不尽相同，所以Cina才会“支那”、“至那”、“脂那”那么胡翻一气。

当然，支那从佛经里翻译过来后一直是中性词，含有贬义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不过他的中华民族仅指汉族，大妥协家孙中山搞“五族共和”，将“中华民族”偷梁换柱，把满、蒙、回、藏也包进来，满蒙是汉族的宿敌，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藏族政教合一，居然都拉进中华民族，于是“中华民族”名存实亡，变成一张空头支票。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孙建立起“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因此，“中国”一词从辛亥革命之后才正式变为国名。日本人这时候依然用“支那”代称中国，就明显是骂人了。

相信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清楚，中国在上古和中古首先指中原地区，其次意为文明上国。这双重含义重合才叫中国，缺一不可。例如元清二朝，虽有中原，却文明尽失，不配叫中国（虽然满清的公文里时常以中国自居）。同样，南北朝和宋金时期，虽然南方保持着文化正统，但中原沦丧，无论南北都无法般配中国。国之殇也。

二、中欧比较

311年的永嘉之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拐点。从公元前十七世纪的商朝至西晋的整整两千年间，中原从未被阿尔泰语系的胡人占领过，而从311年至清末的一千六百年时间里，中原恰好有半数（约八百年）在异族统治之下，而且时间上越来越频繁，程度上越来越彻底，民族反抗却越来越微弱。元清二朝的抵抗大都来自南方，北方几成一潭死水，甚至能搞出“扶清灭洋”这样的荒唐事。

311年的亡国为中国带来永久性的影响，五胡打下的烙印再没有被清洗掉。隋朝的杨氏和唐朝的李氏血统上都是胡大于汉，隋唐事实上建立在鲜卑政权的基础上，像独孤、宇文、长孙这样的鲜卑贵族均位高权重，并与皇室联姻，非汉族大臣可比。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光复只有朱元璋一次，隋唐和中华民国都是对前朝妥协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中外学界大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传承至今的古文明，个人认为此观点极为荒谬。我从未听说过洋圣人马克思与中国有血统或文化上的联系，我也可以确信英语比汉语在今日中国要重要得多。事实上中国历史与欧洲颇有几分相似，殷商好比古希腊是文明的发源地，被华夏族攻灭后文明传播到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而古希腊被古罗马征服后亦将文明播散至整个罗马帝国；311年，中原沦陷，以匈奴为首的胡人开始黑暗血腥的统治，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无穷无尽的西哥特人、匈奴人、旺达尔人和日耳曼人的进攻下最终崩溃，欧洲进入中世纪。东西方不同的是，东晋到南朝仅仅维系三百年不到，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却支撑了一千多年，其保存下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输送了最初的养分。

中国的幅员与欧洲相似，人口比欧洲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只有把中国和整个欧洲放在一起才有可比性。如果说中国古文明传承至今，那我同样能说欧洲古文明也流传至今，之所以没有后一种说法是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英、法、德虽然文化上最大程度地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精髓，但她们绝不会说我是希腊文明，而是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文化；和她们相比，希腊早已衰落，变成欧盟最大的赔钱货。返观中国，河南的经济现况和希腊类似，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吴、闽、粤地区同样最大程度地继承了古典中国的语言文化，但无论上海人还是香港人都不会自称中原文化，而是吴文化和粤文化。更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展现出更多的华夏文明，日本会宣称自己是中国文化吗？因此中欧的历史和现状如出一辙，但结论却完全相反，因为学者们往往拿中国如欧洲那么大的地方去和弹丸之地古希腊比较，哪里能得出什么靠谱的结论？假如范围扩大到地球，只要人类不灭亡，地球文明就不会中断，这样的理论有意思吗？

因此在比较古文明的时候，如果将中国还原为她本来的含意即中原，再和古希腊相比就会发现，二者同样早已陨落，如果范围一定要扩大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我的结论是：全人类只有欧洲的古文明传扬下来，并攻城掠寨，在全球范围内大扫荡。至于中国，哪里有什么文明？孔孟被打倒；胡服改名叫唐装，网民们都在极度嘲讽萌芽中的汉服复兴；汉语的特征是入声，有谁在课堂上学过入声？上迄政府，下至草民，洋奴遍地；对中国文化破坏最大的鲁迅被捧为圣人。估计砖家们的脑门都真得被砖拍过，否则怎么好意思说中国文明延续至今？

除欧洲外，事实上古印度文明也较好地保存下来，至少比中国的保存状况好得多。

三、胡胡胡

西罗马帝国覆灭于野蛮人的进攻，与之对应，中国亦覆灭于胡人的叛乱。古罗马灭亡之前，大量的日耳曼人已经涌入罗马，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化（或野蛮化）一直被认为是帝国灭亡的主因之一，而西罗马最后一任皇帝RomulusAugustus恰恰被日耳曼人废黜。惊人相似的是，西晋灭亡前，同样大量胡人内附，这里面又以匈奴人为最，匈奴叛乱成为压跨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西晋最后两任皇帝均死于匈奴人之手。由此可见，古罗马与中国在覆灭的问题上真是何其相似，西罗马仅仅比西晋晚落幕一百多年，因此算中国一个悲怆的翻版。遗憾的是，东晋与东罗马帝国的差距太大。如果南朝能像东罗马那样撑上一千年，中国的现况就会完全不同。

匈奴内附始于东汉，东汉初年已有大量匈奴进入塞内。公元48年，那时东汉刚刚成立二十多年，南北匈奴内讧，后南匈奴内附，被汉朝廷派驻河套戍边。因此西汉是汉匈大战，而东汉从一开始，就以胡制胡，南匈奴成为汉军的主力之一。北匈奴在南匈奴、汉军和鲜卑的联手绞杀下，像落水狗一样屡屡溃不成军。从83年到85年，北匈奴先后73批南下附汉。整个东汉，不知道有多少匈奴人翻越长城进入华北。

我前面说过，汉语语音的特征是入声，可入声在普通话里已完全消失。本朝的语言学家都认为入声消失是汉语演变的一种自然现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黄河流域入声弱化或消失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汉朝。但没有一人提到，汉朝时到底有多少匈奴迁居华北，他们对入声消失又起过什么作用。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匈奴、西羌趁机大肆掠掳中原：“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朔漠，回路险且阻。”蔡文姬就这样被掠走十二年，直到曹操荡平华北后用重金将她赎回。

汉末魏晋的百年混战，黄河流域尸横遍野，人口锐减，为胡人内迁创造出绝佳条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比光杆司令看着一大片空地更恐怖的事情。打仗需要人，种地需要人，没有人就无力自保，更不要谈开疆辟土，因此胡人内附是那个时代豪强们最乐见的事情。胡人天生都是战士，可以轻易地组建起骑兵，不打仗时还能当佃户耕种，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哪里去找？因此那时的黄河流域就像海绵一样不断吸附着草原移民，直到西晋初年，胡人的数目已经不可计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到处都是胡人，其中以秦州（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雍州（陕西腹地，长安周边地区）和并州（山西）为重灾区。羌族及杂胡占据秦州，居泾水及渭水下游以北，氐族占据雍州，居渭水中游两岸及下游南岸。匈奴族安置在并州，居汾水中下游。羯族居蜀漳河上游。

胡人除南匈奴的上层贵族因归化时间较长识文断字外，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汉末魏晋涌入的胡人太多，远远超出中原消化的能力，新进胡人的汉化程度极低，野蛮粗鄙。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而胡人完全不守礼数，今日汉语里以“胡”开头的词汇一大把：胡搅蛮缠、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胡思乱想、胡天海地、胡搞；没一个好词。大家光从这一长串贬义词中就能看出，当时的胡人有多恐怖。今日美国downtown的黑人都说英语，几乎没有文盲，尚且成为重大的社会安全问题，更不要谈魏晋时期的胡人，汉语都说不大来，整日醉酒滋事，如何不让人胆颤心惊？

今日不少历史书都说五胡乱华的起因之一是他们在西晋遭受民族歧视和残酷的压迫，似乎原因在汉人，此言有失公允。民族歧视多少有一些，胡人那副德行，汉人碰上都要绕道走，歧视很难说谁对谁错；残酷的压迫则基本是废话，胡人没文化，干苦力卖性命，日子当然不好过，话说回来，西晋时汉族老百姓的生活一样水深火热，可胡人造反后公然实施种族政策，对汉人进行血腥的统治，比西晋的弊政不知道要恶劣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