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副官走完92年传奇人生 21日在厦辞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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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全家七人（夫妻二人，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在福州合影。

解放后，谢白秋着军装，英姿飒爽。

  他叫谢白秋，曾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参与华侨大学的筹办，主持厦大77级招生工作


    他有一个并不特殊的名字：谢白秋。

    然而，他有着很多身份。

    马来亚归侨、时任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同志的随从副官、华东野战军十兵团政治部科长、福州市副市长、华侨大学党委副书记、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他甚至还参加过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所有提到的这些，只是谢白秋漫长人生中，多个身份的其中几个。

    事实上，从解放前一直到进入21世纪，谢白秋这些不同的职位与身份，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的崛起。尽管在2月21日，谢老因病医治无效，在厦辞世，但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他的人生——在这个普通名字的背后，有一段长达92年的传奇人生。

    辗转曲折的入党之路

    较真地算起来，谢白秋入了两次共产党。

    谢白秋是福建漳州人，1917年生于泰国曼谷。10岁的时候，他到马来亚槟城的姑姑处，在当地的钟灵华侨中学求学。1936年，正是在这所中学，年仅20岁的他就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接下来的两年，他先是出任马来亚槟城华侨抗敌后援会总会常务委员，接着串联各地的学生抗敌后援会，成立了全马来亚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以一腔热血，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谢白秋与抗日名将、华侨将军陈青山不只是同一时期的校友，也同时负责学生运动。

    1938年8月，谢白秋被英帝国主义政府逮捕。在狱中待了八个月之后，被驱逐出境。

    该向何处去？胸怀一片爱国热忱的谢白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在马来亚共产党组织的安排下，谢白秋手持介绍信，转道新加坡至香港，由香港经上海，最后抵达皖南，找到新四军。谢白秋的老伴——84岁的李业珍老人说，谢老原打算到延安抗大去，但由于路途危险，便转至新四军的抗战分校。而延安，也成了谢白秋一直未圆的梦。

    由于懂英语，加之文笔又好，谢白秋在军部的教导队里从事文职工作。1939年，谢白秋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老的入党之路，可谓辗转曲折。

    项英的随从副官

    1940年4月，按照组织上的安排，谢白秋调至时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同志身边，作为项英的随从副官。

    斯人已逝。我们无法与谢白秋老人再做面对面的交流，去了解那些他待在项英身边的日子。但谢老以笔名“柳丹”留下了一篇《在项英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取其几段，或能窥得一斑。

    当时的谢白秋还不满24岁，职责却是十分重大：“保卫首长的安全……兼顾生活”。文章中，他不只记下了自己如何调任该职位的经过，也同时记录下项英生活中的点滴。

    谢老记下了项英军装里的望远镜和钢笔，因为那是斯大林赠与项英的；谢老记下了项英中途下马，帮一位路过的年轻战士系上军服衣领上的风纪扣，体现了项英的治军之严；谢老还记下了项英与他一起种植驻地后的几亩地，“与我们一起种植，收获蔬菜、萝卜，改善我们的伙食。”

    同年12月，部队北撤。谢白秋带着一些老弱病残的骨干先行。殊不知，这一走，就与项英彻底失去了联系。解放前时局动乱，也没有消息；解放后也一直没有遇到相关的人员。

    一直到了1960年，谢老才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被杀害的详细事实。他在文中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心中万分难过、愤恨！沉默了许久。”

    在战争中收获爱情

    谢白秋老人与老伴李业珍，在战争中收获了爱情与婚姻——由战争开始，延续了60多年。

    东台，两个人的相识地。谢老当时是华东野战军十兵团政治部的科长，而他的爱人，则是苏中地区财政厅的干部。由一起工作的同志介绍，两人见了面。“很瘦，很精干。看起来很朴素。”李业珍第一眼看到谢白秋的感觉，与介绍人之前的介绍一点出入都没有，而这个双目有神的小伙子很快就给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战争时期的爱情总没有浪漫可言——两人要等到谢白秋的部队休整，才能见上一面，更没有什么恋爱的礼物或是见证。虽然没有浪漫可言，但感情却十分牢固，两个人的心越走越近。在1947年李业珍调任新四军供给部之后不久，在枪炮声中，两人喜结连理。但迎接他们的，不是蜜月，却是要参加的淮海和渡江两个战役。

    “他是政治部的干部，随着司令部走，保卫司令部的安全。”李奶奶回忆起来仍然清楚，“我在供给部，负责部队日常供给需要。”尽管都在后方，但职责的不同让他们俩很少能见上面。

    渡江战役之前，李奶奶在部队的卫生队里生下了大儿子谢小春——这个孩子出生时，没有父亲的陪伴。不只如此，渡江的时候，丈夫谢白秋不在身边，李业珍只能请战士挑个扁担，左边挂个竹篮子装上只有八个多月大的儿子，右边放上文件和儿子的衣服，一路渡过长江。尽管没有丈夫陪伴，但却不影响他们的感情，“他在前面，我在后方，我们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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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筹办华侨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谢白秋先后担任过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福州市副市长、福州市党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1年的某天，谢白秋接到来自党组织的人事调令，受组织委托，担任华侨大学的党委副书记，负责华侨大学的筹办工作——接到调令的时候，他正在福州闽江大桥上，组织抗洪工作。

    谢白秋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校舍破旧，又少得可怜。白手起家，谢白秋干得有声有色。校舍基建他亲历亲为，组建领导班子他也颇费心力，为了帮学校招聘教师，他更是数次北上，到北京的高校里物色、招聘教师。新校舍终于在两年之后拔地而起，谢白秋的筹办工作初见成效。

    那两年，谢白秋实在太忙，爱人和孩子都不忍心。“那时候，父亲很忙，什么事都得他一人操办，经常出差，一出差就是好几天。”谢小春这样描述。

    1973年，调任厦大党委副书记之后，谢白秋更是带队、主持了1977年厦大在“文革”后的首次招生工作，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

    本报记者 邵凌丰 实习生 张云霞 徐袁袁

    谢白秋印象

    在更多人的眼里，谢白秋虽然是个高干，却总是没有架子。女婿用六个字评价岳父：“亲切，平易近人。”

    谢白秋工作时，总是拼了命似的——尽管1983年因为身体原因就打了离休报告，但实际的离休时间，却是两年之后的1985年。生活中，他却有不同寻常的一面。

    “我爸爸很严肃，又很幽默。”谢小春回忆父亲的时候，竟一下子涌上来这两个意思截然相反的词汇。“父亲是高干，我是他的儿子，当然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他，让他帮个忙，行个方便。”谢小春说，考大学和找工作的时候，作为家中惟一的男孩子，他都曾请父亲帮忙，但父亲“一口回绝，没有商量的余地。”谢小春说，托个人情让父亲帮忙，很难很难。

    “这是原则问题。如果是在日常生活里，他又经常是妙语连珠。”谢小春说，父亲的记忆力很好，几十年前在福州公安局共过事的同志，名字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而在华侨大学，只要是他带过的学生，也都能说出名字来，甚至连篮球队队员的名字，他也能一一背出，还能和人对上号。“父亲经常调侃说，当年的保卫工作有保密性，只能记在心里，所以就有了这项‘特异功能’。”事实上，谢白秋老人生前在接受采访时，也是诙谐有趣。有次在接受采访时，他对自己的福建省侨联顾问身份这样解释：“顾问，就得不时地顾一顾，问一问。”

    而在更多人的眼里，谢白秋虽然是个高干，却总是没有架子。女婿用六个字评价岳父：“亲切，平易近人。”

    谢白秋遗愿

    尽管生活精彩，但老人有个愿望却永远成了遗憾——去延安。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晚年的谢白秋，工作少了，生活依旧精彩。

    “从1985年离休以后，几乎每天，我都能看到他趴在书桌上写东西。”老伴李业珍说，舞文弄墨，是谢老一生的习惯，无论如何都没法放下。谢老写什么呢？李业珍奶奶说：“他主要是写回忆录，回忆解放前的军旅生涯。也写一些心得。”她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谢老几乎一直都是笔耕不辍，用稿纸写好的回忆录，一张一张地装订起来，也订成了好几大本。“有出版社来跟他谈，让他出书，他怎么都不肯。”

    谢白秋老人的生活不只有笔杆子，还有球杆。谢老的女婿说：“他很喜欢打门球，经常到各地去比赛。还是老干部局门球队的主将呢。”

    尽管生活精彩，但老人有个愿望却永远成了遗憾——去延安。“其实当时我挺不能理解的。但等老人过世了，我才明白过来。这是他的一个梦想。”谢老的女婿这样说道。

    谢白秋生平

    谢白秋（1917年—2008年）马来亚归侨，福建漳州人。

    1917年10月出生于泰国曼谷，11岁迁至马来亚槟城。

    1936年9月参加马来亚共产党。

    1937年任马来亚槟城华侨抗敌后援会总会常务委员，成立全马来亚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

    1938年8月遭英帝国主义政府逮捕驱逐出境。

    1939年5月在新四军教导队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文教干事、项英同志随从副官；华中《江淮日报》秘书、助理编辑、校对股长，华中党校警卫连政治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十一、七纵队保卫干事、科员、特派员、副科长，华东野战军十兵团政治部科长等职。

    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总支书记、局长，福州市政法委员会主任，政法党组书记，福州市委委员、常委、监察委员会常委、福州市副市长，福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1961年，受组织委托，开始筹办华侨大学，并任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5月，因工作需要，调任厦门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1983年3月离休，1985年9月实际离开岗位。

    正式离休后，被推选出任福建省侨联第三、四、五届顾问。同时担任福建省高等学校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顾问，厦门大学离退休工作委员会顾问，厦门大学老年体协名誉主席等社团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