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首长王保尼《回顾篇》

Crono

大家对这位槟城第一任首长还有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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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檳州首席部長王保尼於8月31日逝世，終年91歲。30歲以下的年輕一代，可能對這位老人印象模糊，甚至不知道他的過去。即使有人知道他曾是檳州第一把手，但也可能不知來龍去脈，直到他逝世後，才從報章上得知一二。主要是因為他已經在政壇“消失”卅餘年了，而且日常閒談中也不成為談話資料，以至漸漸地把他給遺忘了。現實的殘酷，由此顯現。

姑不論報章如何充斥政商界的一片褒揚之聲，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從“歷史的事實” 來評價一位政治人物，而不是應酬式或人云亦云的談了些不著邊際的話語。

我的評價是在政治上王保尼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而可歸類為中規中矩的“ 行政官僚”。他沒有給檳州人民留下難以磨滅的功績，他的“政治公務員” 的形象遠遠超過一位政治領袖應具有的氣魄與雄才大略。

官僚中規中矩

但他有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一面，那就是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一位極其平凡的“窮教師”竟也能頭角崢嶸，躍昇為檳州第一把手。他自己可能相信這是“奇蹟”，在外人看來也是難以思議的事。

我們先從他的“從政發跡史”談起，便可知道他是如何“起家”的，然後才能 “蓋棺定論”。

我注意到報章有一篇關德興撰寫的追憶文章中有一段這麼寫道：“外界形容他是林蒼佑的‘傀儡’，而他加上一句說，還有人說我躲在東姑的沙籠內呢！”

這是王保尼自嘲，但也不是沒有根據“政治寫真”。1951年，已經擔任殖民地州議員的林蒼佑（委任）拉攏各派人馬組織了在今日已被人遺忘的“急進黨”。6月19日成立的那一天，有約100人與席，不乏專業人士。林蒼佑不出任主席，而是推舉林注旺律師出任第一屆主席，本身退居為副主席。

這個黨在1951年11月舉行的喬治市市議會選舉中脫穎而出，在9個市議席選舉中，勝了6席，另6席是委任的市議員，這樣一來，急進黨控制不了市議會。

為壯大急進黨，以達到奪取控制市議會的目的，林蒼佑又四處招兵買馬，王保尼就是在1952年被林蒼佑召入急進黨的其中一人。那時王保尼已是41歲，林蒼佑小他8歲（即33歲），但已是展露領袖風範，成為急進黨的靈魂人物，王保尼的政治道路才剛起步。

1953年，林蒼佑出任急進黨主席，又是殖民地州議員，風頭之鍵，一時無兩。

與此同時，加入急進黨的王保尼，也在威省大山腳區當選市議員，邁開成功的第一步。

1954年，林蒼佑在陳禎祿力邀下，加入馬華公會，但尚未脫離急進黨（當時一個人被允許參加多個政黨），不過他退居副主席，改由美農醫生擔任急進黨主席。

接著他極力鼓吹急進黨員與他一道，加入馬華，以壯大華人的政治力量。

1955年正月，林蒼佑以聯盟（馬華）候選人的身份角逐檳州立法議會選舉，在加拉歪選區成功擊敗葉祖意（萬興利銀行創辦人）媳婦黃●娘（她的女兒葉寶真是急進黨的副主席）。

同一個時候，王保尼也跟隨林蒼佑加入馬華公會，並以聯盟候選人身份在大山腳區勝出，成為檳州立法議員。

還有一位與林蒼佑有親屬關係的謝成金（表兄弟）則在丹絨武雅區當選檳州立法議員。

聯盟在14個州議席選舉中大獲全勝（急進黨已無疾而終，未派候選人參選），再加上英殖民政府委任10名州議員，共24人組成檳州立法議會。

雖然州政府的權力操縱在英國參政司（賓漢）手上，但林蒼佑已是聯盟在檳州立法議會中的“首席議員”。

不久之後，即是1955年7月，聯合邦也舉行立法議會（國會）選舉。選出52名議員，另 47名委任。林蒼佑未參加提名，因他已被檳州立法議會推舉為聯合邦立法議員（國會議員）。

1956年，聯盟政府（當時尚未獨立，大權操在英國欽差大臣手上）全面檢討教育政策，組成以教育部長阿都拉薩為首的教育委員會，林蒼佑是其中一人。1956年報告書出籠，也就是後來被定名為“拉薩教育報告書”。

林蒼佑以馬華公會代表的身份，已躋身入中央核心中，他的下一個步驟是如何成為全國性的領袖，雖然他已是檳州政壇領袖，又是檳州立法議會的首席議員（相等於今日的首席部長），但他把眼光放得更遠，他不要被局限在檳州的政治天地中，因此他介入華社的全國性事務，包括與教總主席林連玉打交道，並斡旋鍾靈中學1956年爆發的學潮（主要反對改制成國民型中學）。

在1957年獨立前夕，林蒼佑的斗爭層面擴大到吁請華人登記為公民，並力促華人擺脫中國的政治，尤其不要捲入國共的斗爭中。因為他看到馬華黨內有不少高層人員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把馬華公會視為國民黨的外圍組識，他的這一舉動，也觸怒了黨內的元老派。

忠心擁護蒼佑

不論林蒼佑做甚麼，王保尼永遠都是他的忠心支持者和擁護者。雖然在當時他不過是一名沒有實權的立法議員，在馬華黨內也沒有地位，但他熱衷為林蒼佑的政治理想東奔西跑。不能說他是林蒼佑的傀儡，但他唯林蒼佑馬首是瞻。正因為林蒼佑對他的“忠心”不可置疑，也就更加相信王保尼是值得栽培的人，這與王保尼日後的好運有很大的關係。

為甚麼呢？原來馬來亞已醞釀在1957年獨立，當時的聯合邦首席部長（獨立後才稱為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囑意林蒼佑出任檳州首席部長，他是不受爭議的理所當然的人選。

可是林蒼佑的政治抱負不在首席部長，他要成為全國的華人領袖，他要在獨立後預定更大的政治議程，因此婉拒東姑的好意，轉而請東姑另委他人。東姑無奈要他推舉適當人選來出任首席部長，這正合了林蒼佑的心意，因為他心中早有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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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蒼佑向東姑阿都拉曼推舉的首席部長人選是王保尼，很使東姑感到驚訝，因為東姑並未真正認識王保尼，也不知他是何方神聖。

不過，推薦歸推薦，還得經過檳州聯盟的會議來取決。1957年7月16日，檳州聯盟在中路的檳州巫統總部（也即是今日的巫統大廈，當年只是兩層樓的舊洋房）舉行重要會議，主要是決定首席部長人選。會議由林蒼佑主持，出席者尚包括馬華代表謝成金、王保尼、伍瑞岑、黃宗祺及岑亞就等人。

當主席宣佈開會理由後，有兩個人被提名為首席部長人選，一個是謝成金（在當時是檳州政府的交通及地方政府主席，相等於今日的州行政議員），另一個是王保尼（當時任檳州政府的工商委員會主席，也相等於今日的行政議員）。

（聯盟是基於檳州華人佔大多數，交給檳州聯盟從馬華的議員選出首席部長）

其實在投票前，雙方已展開投票工作，可謂勢均力敵，未想開票結果竟是六票對六票，旗鼓相當。林蒼佑很傷腦筋（因為他也參與投票，把票投給王保尼），被逼宣佈暫時休會，再作定奪。

林蒼佑在這種情形下，向東姑報告投票成績。東姑一時之間也感到為難，建議由林蒼佑出任，不要再選了。但蒼佑認為既於婉拒在前，沒有理由食言，也就未接受東姑的美意。情急之下，東姑再建議林蒼佑運用主席的權力，投下決定性的一票。

於是在復會時，林蒼佑宣佈他以主席的身份再投下一票，這一票歸王保尼。這從根本上改變了王保尼的一生，從一名窮教師搖身一變成為檳州第一任首席部長。

很多人都納悶，為甚麼林蒼佑“幫理不幫親”？為甚麼忝為林蒼佑的表兄的謝成金不被林蒼佑扶上呢？這個謎到今日沒有真正被解開，因為林蒼佑不曾公佈，也不想公佈。我們只能推測王保尼不但是林蒼佑引進政壇的，而且是對林蒼佑“忠心耿耿”的追隨者。或者可以這麼說，如果林蒼佑在當時說向左轉，王保尼絕對不會向右轉。

雖然王保尼比林蒼佑大8歲，但對政治仍然是知之不深的。林蒼佑不僅是他的政治帶路人，也是他的“政治教父”。對於如斯的“政治徒弟”，林蒼佑自然偏向王保尼，正由於林蒼佑決定性的一票，以致謝成金與首席部長絕緣，心中的恨與遺憾不言而喻，竟被“自己人”（親戚）斷送政治運途。

這裡有必要帶出的一件事是：在當年，檳州馬華主席這個職位是留給“大頭家”來做的，伍瑞琴這位好好生先家財萬貫，又是檳州中華總商會的會長，順理成章被請來做檳州馬華主席，因此即使林蒼佑已加入馬華，也沒有擔任檳州主席，王保尼更是沾不上邊（事實正是如此，當伍瑞琴在60年代初期卸職後，接任的是另一位殷商蘇承球，他也是繼伍瑞琴之後成為檳州中華總商會會長，即使當時王保尼已貴為檳州首席部長，可就輪不到他出任檳州馬華主席）。

在那個年代，檳州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人被視為檳州馬華主席的候任者，例如在蘇承球之後，於70年代初期接任檳州馬華主席的是檳州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岑亞就，而不是其他政治人物，這種情況直到1977年林建壽被委為檳州馬華主席後可加以改變，馬華摘下“大頭家”的形象。

話說王保尼被林蒼佑命中為首席部長後，真是感動到無以復加。他怎麼能想到一位未進過大學的窮教員竟時來運轉，飛上枝頭做鳳凰？成為萬人之上的第一把手？

如果沒有林蒼佑，就沒有後來的王保尼，這是不爭的事實。

王保尼為回報林蒼佑“知遇之恩”，在獨立時組織的檳州政府內閣上，將林蒼佑扶上擔任州內閣的督察員（這個職位在檳州憲法是沒有的，但可以形容為如同今日的新加坡李光耀，當內閣的資政），當然王保尼也不得不委任謝成金出任州行政員。

林蒼佑因為卸下檳州行政的繁重職務，得以騰出時間在全國走動，他的目標是瞄準馬華全國總會長。王保尼給予的支持是林蒼佑的另一個回報。果然在1958年，林蒼佑成功地奪取馬華總會長的職位，準備開展他的第二階段的“革命歷程”。

而王保尼在這方面給予的支持與配合是亦步亦趨的。他知道改革道上困難重重，但他義無反顧地為林蒼佑賣命。即使在1959年林蒼佑在中央鬥爭失敗，與東姑交惡，但王保尼不忘抵達機場迎接失意的“政治教父”林蒼佑。兩人的政治情誼，一直未有中斷。這在後來得到充份的證明，也算是王保尼的第三個回報。

其一，林蒼佑在1959年辭卸馬華總會長職後，就飛倫敦休養，一年之後返回檳城，再一年，也就是1961年組成民主聯合黨，向聯盟政府開炮，也不忘全面抨擊馬華公會。1964年，他率領民聯黨參加國州議會選舉，成功打進檳州議會，再次和王保尼碰頭，但情勢已倒轉過來。王保尼是首席部長，林蒼佑則是反對黨領袖，倆人常在州議會上“唇槍舌戰”，而王保尼向來不對林蒼佑作冷嘲熱諷，更不作人身攻擊。總是禮貌的回應林醫生的抨擊，他知道坐在他面對的是一位政治強人，也是一手提拔他的人。

其二，1969年林蒼佑率領民政黨一舉奪得檳州執政權，王保尼知道吉隆坡情勢緊張，恐有生變，主動在5月10日打電話給林醫生，請他在11日到檳州元首官邸宣誓就職，以免節外生枝。

果然不幸猜中，兩天之後，爆發“513”悲劇，國會民主被中止。如果林蒼佑未提前接任，恐怕未如此順暢接任，如果王保尼不來一通電話，林蒼佑的接任不知在什麼時候？

王保尼輸給了自己的“教父”，他輸得口服心服，把首席部長讓回給原本是屬於林醫生。這遲來的春天，竟是12年後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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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尼在1957年8月31日正式出任檳州首席部長。他的幸運在於獨立前，檳州爆發兩件大事，王保尼都沒有直接涉入，而是由林蒼佑東奔西跑進行斡旋。其一是我們曾提及的1956年鍾靈中學為反對改制成國民型中學而引發的學潮，共有68名學生被開除，林蒼佑因此與當時的教總主席林連玉共同處理有關事件。王保尼則置身度外，他只是一名州立法議員，未扮演任何角色。其二是在1957年1月4日，檳城因慶祝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而舉行大旗鼓遊行，不幸爆發種族衝突事件，局勢一度緊張。為平息不安，全檳華團舉行大會，成立親善小組，林蒼佑是其中一人，其他委員有伍瑞琴、謝成金、蘇承球、陳扑根、王景成及崔耀才等人，但王保尼榜上無名。

既然有謝成余，也有林蒼佑，為何沒有王保尼？可見王保尼在當時不是華社的中流砥砫。

待到獨立後，王保尼的身份才開始變得重要起來。不過為補政治上經驗之不足，他經常請教林蒼佑，儼然把他當成“政治老爺子”（其實林蒼佑那時尚年輕，但影響力在檳州政治上，無人能出其右）。

雖然如此，王保尼還得自我摸索和鍛練，他不能老是靠林蒼佑指點，他必須跳出林蒼佑“ 垂簾聽政”的陰影，更何況林蒼佑在馬華黨內有更重要的政治鬥爭，自然無暇顧及王保尼。

王保尼的最大轉變是在林蒼佑於1959年在馬華失勢後，把政治庇護轉向巫統主席兼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因而取得東姑的信任（按林蒼佑在1958年的馬華改選中，成功擊敗陳禎祿，出任第二屆馬華總會長，王保尼更是唯林醫生“馬首是瞻”。但1959年因國會議席分配之爭與東姑交惡後，林醫生大權旁落，黯然由隆返檳時，王保尼還親自到機場迎接和慰問。自此之後，林王兩人的政治關係轉淡，以致在同年較後時林醫生辭卸馬華總會長到倫敦休養，未見王保尼到機場相送，反而是馬華代總會長謝敦祿到機場送別）。

東姑可能會因為王保尼是蒼佑引薦的，而在交惡後對王保尼有所保留，但王保尼用行動證明他比林蒼佑更聽東姑的話，更按東姑的指示辦事。即使蒼佑失勢，王保尼反而更成為東姑重視的人，政治的巧妙，永遠都是捉摸不透的。

林蒼佑也看透人世間的冷暖與趨炎附勢。當他在1960年從英國回返檳城時，迎接他的不再是一大群的熱情支持者，而是與他一起浮沉的舊同志。他感到孤寂，而另一邊的王保尼則是意氣風發，首席部長越做越過癮，他似乎已因政治的現實，暫時把林蒼佑拋諸腦後。東姑不喜歡的人豈可接近？

雖然王保尼貴為檳州首席部長，但他在馬華黨內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他沒有基層，也沒有得到中央領導的強力支持，因此檳州馬華主席一直輪不到他。他是取代了林蒼佑在檳州的政治地位，卻永遠無法取代林蒼佑的政治影響力而崛起成為華社老大。這固然和他的天性和溫順的性格有關，而更大的原因是其領導素質未受華社普遍肯定。王保尼是王保尼，王保尼不是林蒼佑。在這樣的情勢下，能夠穩住其地位的非東姑莫屬。既然他笑稱有人形容他鑽進東姑的權力沙籠，應該是有幾分自知之明。

事實證明，東姑最喜歡聽話的人，王保尼終於在1960年2月被東姑委任為教育檢討報告書的委員之一，其他華人委員是梁宇皋（司法部長）及許金龍（上議員）。主席是當任的教育部長拉曼達立。這份報告書就是後來備受爭議的“達立報告書”。

這份在8月發表的教育報告書中的“最終目標”，也就是所說的第22條文是在後來引起的不息爭議，華社認為華教將可能因此而逐漸消失。

讓我們回顧60年代初期馬華的政治低潮。沒有一個人正式接替林蒼佑的空缺，而只是選出一名好好先生，吉打州的謝敦祿做為過渡時期的代會長。陳修信雖貴為內閣部長，但在黨內勢力未穩，只在暗中奪權。在當時，馬華對如斯重大的委任並沒有直接選派權，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委任，梁宇皋、許金龍和王保尼都不是馬華的實力派，也不甚瞭解華教的問題。為甚麼會被委任？至今沒有人提供答案。

最關心華教的教總主席林連玉有這樣的評語：“1960年，當重新檢討教育政策時，最富有奴性的梁宇皋是首選的人物。於是他和檳城的王保尼和馬六甲的許金龍，便被委為華人代表。他們不但不懂得教育，而且跟教育事業從來沒有關係的（王保尼原是一名英文教師而已）”。（參閱林連玉著《風雨十八年》下集第77頁）

1960年4月2日，林連玉以教總主席的身份，致函三位華人委員，其中包括王保尼。林連玉在信中提醒三位華人代表自1957年拉薩教育報告書實施以來有出現對華教不利情況，要求三位委員加以注意，因它與拉薩教育報告書有所不合，希望他們仗義執言。（參閱《林梁公案》一書，第7及8頁）

“除此之外，教總也發動華人教育團體向教育檢討委員會提呈四十七份備忘錄，也特別致函梁宇皋、王保尼和許金龍，請他們依據力爭。這三封信都是用掛號信寄出的，可是他們三人都是一樣置之不理，連隻字的回覆也沒有。”（參閱林連玉著《風雨十八年》下集第77 頁）。

當達立教育報告書在8月出籠的時候，林連玉的大失所望是預料中事，他認為這份報告書在實質精神上與拉薩教育報告書大不相同。

可是，華社從來沒有問及王保尼他對這方面的意見，他是為華社和華教作出貢獻，還是協助使華教改變？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王保尼在這方面“有過無功”，他沒有坦然地面對華社和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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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尼除了在1960年2月擔任教育檢討委員會成員，並在同年8月出籠備受華社爭議的達立報告書後，他的另一次“重要任務是在1961年11月被委為鑑定北婆（沙巴）及砂勞越人民的意見的委員會成員。

這個委員會成立的背景是這樣的：1961年5月，當時的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在新加坡語出驚人地提出“馬來西亞聯邦”的概念，擬與新加坡、北婆、砂勞越和汶萊合併在一起，組成更大的國家，重要之一的考量是防止新加坡共產化，但又不能因此改變種族比例，因此最好的方案是把北婆等地概括進來，以繼續捍衛以馬來人為基礎的馬來西亞憲法。

英國是這項計劃的最大支持者，一方面可以減輕英國面對的壓力和負擔，讓其殖民地在有利的條件下成為獨立國，以順應時代的不可逆轉的趨勢；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合併來抗拒共產勢力的坐大。它擔心的是新加坡和砂勞越，因為這兩個地區的左派力量不斷擴大。

馬來亞聯合邦在這個基礎上必須承擔合併所帶來的利益和風險。所謂的利益是版圖的擴大和經濟資源的充實；所謂的風險是必須和英國一道來制衡共黨在這個地區的活動。在當時，英國選中馬來亞來推動這個計劃是認為東姑是西方的可靠盟友，而且也堅決反共。與英國的立場並無二致。

正因為“馬來西亞聯邦”帶有強烈的政治議程，也就引起左派黨團的強烈反對，並指責是英國搞的“新殖民主義”，意圖通過合併繼續操控這些地區。這些政黨包括新加坡社陣（由人民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陣線黨），馬來亞的社陣，砂勞越的人民聯合黨及汶萊的人民黨等。一時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英國不得不謹慎行事；尤其此議也受到鄰國的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反對。印尼反對是認為這個計劃是英國的變相統治，且阻撓印尼要推行大印尼計劃，菲律賓反對是聲稱北婆（沙巴）是屬於外國的領土。

這種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並沒有改變英國的既定方案，它決心與馬來亞聯合邦攜手合作力促其成，以挫左派運動在東南亞成為政治主流。於是在同年11月，馬來亞國會原則上接受馬來西亞概念，並由東姑親自率團前往英國，與當任的英國首相麥專倫商討落實馬來西亞計劃。結果雙方達成協議，讓馬來亞推進此計劃，但為了安撫北婆等地區的人民的不安及向國際輿論交待，英國同意成立一個委員會來鑑定“北婆人民的意願”。委員會的主席是由英國委任。他就是英格蘭銀行總裁柯波爵士（Lord Cobblod），其他4位成員，馬來亞佔兩名，他們是外交部常任秘書雅沙里（後來成為外交部長和內政部長）及檳州首席部長王保尼。另兩人是英國委任。這種英方佔三，馬方佔二的調查團，自然會偏重保護英國的利益。

但為什麼馬來亞政府會選中王保尼，而不是其他對政治更為熟練的人？這個答案也不知所以然，不過我們可以這樣推斷：（1）王保尼已取代林蒼佑成為東姑最信任的人之一；（2）檳城情況與東馬有些相似，它們一樣是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馬來亞獨立前的1955年，檳州立法議會有通過一條議案，同意檳州應與聯合邦其他州採取一致的行動，應以馬來語和英語為官方語文。並通過檳州憲法附設在聯合邦憲法之下），委任檳州首席部長擔任委員可以更好地向東馬證明加入馬來西亞將可以享受與檳州相同的利益，甚至會得到更為優惠的條件。

（3）王保尼不是受華社委托的代表，也無需承擔這樣的壓力，可以直接向東姑負責。

類似這樣錯綜複雜的問題，要調查團全面化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可以假定：調查團是要尋找一個較好的方案來實現馬來西亞計劃，以頂住反對的聲音。

結果在1962年6月（經過半年的調查），調查團向英國政府提呈報告書。這就是後來被定名為《柯波報告書》。報告書的要點是認定在馬人民大多數支持加入馬來西亞。英方提出循序漸進（大概5到7年），馬方提出要儘速行事（在12個月內完成）。

由於國際反對聲音不斷，英國後來同意由馬來亞儘快實現，並以馬來西亞憲法作為未來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的基礎。

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聯邦”正式誕生，不理會來自國內外的反對集團，因為它認為大多數人不反對通過馬來西亞讓其他地區也成為獨立國的一部分。這包括了新加坡、沙巴和砂勞越，而汶萊因條件談不攏未加入馬來西亞。

我們不否定王保尼在調查團中有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不是決定性的角色。但我們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沒有得到王保尼是促成大馬的成立的重要功臣的印象和記錄。扮演決定性角色的是東姑阿都拉曼，王保尼只是被委派擔任一個成員來執行東姑的指令。

如果說，在達立教育報告書中，王保尼有負華社的意願，那麼在柯波報告書中，王保尼也沒有“將功抵過”。沒有人提及王保尼如何捍衛馬來西亞，反而是東姑在這方面堅持其馬來西亞立場，他甚至在柯波報告書出爐前，也曾說過，不論結果如何，馬來西亞一定要成立起來。他比英國人更急切要落實馬來西亞聯邦，這正是配合了時局的變化下。

東姑得到英國和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才使他扮演這吃重的角色。因為在1962年8月的時候，在華沙（波蘭）舉行的世界民主同盟大會上，通過反對馬來西亞計劃。英國認為世界共黨已結成陣線，接受蘇卡諾的反馬來西亞立場，不得不快馬加鞭，讓米煮成飯，否則夜長夢多。

歷史後來證明，東姑打了一場外交勝仗，更在1964年的全國大選中因印尼的對抗取得壓倒性勝利。

我不能理解的是，行動黨的林吉祥在王保尼逝世時突然提起王保尼在馬來西亞成功實現的“豐功偉績”，還要加封●號？

雖然林吉祥有稍為提及王保尼是調查團其中一員，但這並不代表王保尼在催促馬來西亞誕生的“巨大貢獻”。正如調查團的其他成員也沒有被賦予重大的歷史定位。我倒希望林吉祥提出更有說服力的理由，而不是“借題發揮”。

歷史終究要忠於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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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尼從1957年到1969年擔任檳州首席部長的12年間，究竟對檳州的發展和生活素質的提昇有多少貢獻？這是一個沒有據數和統計表的評價，但我們卻可以從人民的心態中窺見一班。這種心態是：人民幾乎已經忘記這麼一個政治老人。如果不是報章偶爾出現他的新聞，可能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他逝世才突然發現黨團竟然對他“寵愛有加”，紛紛表達“最美麗的言詞”。也許這是王保尼意想不到的“生哀死榮”。當然也不排除不同的黨團有不同的政治議程，借政治老人的逝世“大作文章”。

我們不妨從幾個層面來分析王保尼的從政功過：

（1）在政治上──雖然王保尼不是攻擊型或領導輿論的政治人物，但身為檳州首席部長，他得對其政黨的得失負起一定的責任。

1959年是獨立後的第一次全國性和全面性的選舉（當時先舉行州選，才進行國選。檳州在 5月提名，國會在7月提名，各有一個月的競選活動。）

當檳州提名時，林蒼佑雖然仍為馬華總會長，但已和東姑的關係開始緊張和惡化，因此未介入競選活動，而是讓身為檳州聯盟主席的王保尼督導一切（王保尼不是檳州馬華主席，主席是伍瑞琴，他在馬華黨內的地位是極其微妙的）。在總共24個州議席選舉中，馬華派出 11名候選人，結果只有6人中選，他們是王保尼、謝成金、陳琴和、鄒新慶、紀永進和彭如德。反對黨的社陣則奪得7席，比馬華多1席，當然聯盟（連同馬華的州議席）共奪得11席，保住執政權，繼續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長，但判定馬華已是執政黨內的少數，比巫統席位少。在這種情況下，王保尼是聽巫統的或馬華的指示行事？已是不言而喻了。

對王保尼而言，他不需要對檳州馬華負起太大的內疚，因為他沒有實權，他的權力來自東姑，不是林蒼佑。政治氣候的轉變已使林蒼佑的權力被邊緣化，與其說他是馬華的首席部長，不如說他是聯盟的首席部長更為恰當。

我們不否認馬華直到今天仍然緬懷昔日的榮耀，曾在檳州當家作主，但如果深入剖釋和捫心自問：究竟王保尼代表馬華多少的利益來捍衛檳州執政黨？王保尼是林蒼佑推出來的首席部長，不是通過馬華中委或檳州馬華推舉的。他先是聽林蒼佑的話，後是聽東姑的話，馬華共能陶醉在檳州政權歸馬華的美夢中。

正因為這樣，王保尼在維護檳州馬華權益方面無形中大打折扣。他在任何時候都以首席部長的身份自居，而不是以馬華領袖的身份表態。王保尼與華社的關係是平淡與不激情的。

1964年的全國大選，正處馬印（尼）對抗的高峰期，也是馬來西亞成立後的第一次大選，王保尼依舊被委派統領聯盟應對，在24名候選人中，馬華佔了12席，可是開票的結果，馬華也只贏了6席，他們是王保尼、紀永進、彭如德、陳琴和、謝成金和鄒新慶（不久鄒新慶病逝，留下空缺由社陣的林建壽取勝）馬華僅剩5席。剩下要靠巫統的11席及國大黨的 1席，湊成17席執政，反對黨仍是7席，但州議會內已多了兩尊大砲，一個是他的 “政治教父”林蒼佑，另一個是林建壽。

在聯盟一片大好形勢下，在國會贏得123席（總數154席），而王保尼領導下的檳州只能保住同樣席位，甚至馬華從6席跌剩5席，由此可見，王保尼在華社內缺乏政治魅力。雖然他繼續當首席部長，但他更加需要東姑和巫統的支持，否則分分鐘會從主座跌下來。華社對他來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他和華社的關係也就從平淡到漸漸疏遠了。

他之所以在1960年被委為達立教育檢討委員會的成員及在1961年被委為柯波調查團的成員不是因為他代表華社一把宏亮的聲音，而是因為他是東姑眼中的“忠實政治公務員”，能以東姑的指示為依歸。

（2）在經濟上──檳島原是一個自由港，與威省之間隔一道海峽。王保尼上台後，在中央政策的強大壓力下，檳島自由港終於不保，在1966年，自由港地位已是岌岌可危，到了1969年幾乎已被蠶食殆盡。檳島人民享有開埠以來（1786年）的自由港地位在時局變化下，不再享有優惠，而是被納入大馬共同稅關區，與威省毫無二致，人民的怨聲載道，不全因是自由港地位被改變，而是在轉型下，檳島竟無取代的方案突破困境。王保尼在這方面的執政是一大敗筆，他缺乏高瞻遠矚預早未雨綢繆，而是守株待兔，坐困愁城。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紛往外州謀生，失業率一度高達13%（根據檳州政府最新提供數字），自然對檳州政府十分不滿。

至於威省的工業區，其發展也是十分緩慢，只知道有北賴工業區，又新闢麥曼珍工業區，但工廠數字廖廖可數，就業機會不多，沒有了自由港，又缺乏工業帶動經濟，檳州陷入獨立後的最大危機。

王保尼未能挽狂瀾於即倒，在建屋方面，也只知較大型的廉屋有打鎗埔和紅燈角，僧多粥少，根本應付不了中下層人民的需求。

可以說，當政12年來，檳州的面貌改變不大，發展有限。不僅未有方案彌補自由港消失造成的損失，而且也沒有落實發展大藍圖，一切依然故我。

如果我們比較1957年和1969年的經濟情況，即使不承認走下坡，也還是“依然故我”。甚至在當時出任財政部長的陳修信也形容檳州再不發展，將汽為漁港（村）。這種批評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王保尼雖曾“盡心盡力”地做好本份的工作（聽話的首席部長），但沒有雄才大略，沒有為檳州人民留下值得懷念和值得稱頌的“地標”，也沒有在發展的道路上樹立“豐碑”。

因此，當1969年大選來臨時，王保尼已不再幸運，他必須對他的過去12年當政的改革負上最大的責任。人民終於通過手中一票把他拉下馬。檳州宣告換天，一個新的政權宣告誕生。他們厭倦了王保尼的處事態度，他們不再需要王保尼繼續領導檳州，而是送他走出政壇，做回一個普通人。

Crono

1969年的大選徹底的埋葬了王保尼的政治生涯。從茲歸隱，直到逝世為止。

這一年不單對王保尼是永遠無法抹掉的噩夢，也是馬來西亞的國殤。因為選舉過後，聯盟不僅失掉檳州政權，而且也因種族衝突引發爆亂，終於發生“513”（5月13日）悲劇，為馬來西亞立國的歷史染上最大的污點。

整個事件說來話長，我們只就檳州方面作一概述。在當年，聯盟仍然備具信心面對挑戰，檳州照舊由王保尼掛帥。雖然他不是檳州馬華主席（主席是蘇承球），但也算是代表馬華領導檳州。

這個時候，王保尼並沒有太大的擔心，他依然相信可以蟬聯檳州首席部長，即使馬華只剩下少數席，只要巫統保住狀勢即行。

不過，在另一廂，以林蒼佑為首的反對黨，在左派的勞工黨抵制大選下，力圖刷新形象。他毅然地解放一手創辦的民主聯合黨，聯同一些前勞工黨領袖合組成民政黨，並與其他反對黨，如民主行動黨及人民黨取得某種程度的默契。

老實說，林蒼佑提出的要“奪取檳州執政權”，只是一個宣傳口號，他並沒有太大的把握“創造奇跡”，因此在挑選候選人方面大費周章。與其說是篩選候選人，不如說他去求候選人。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也成為候選人，組成了一個“政治大排檔” 。如果不是林蒼佑的個人魅力，想要震撼聯盟執政權，談何容易。

所謂“擒賊先擒王”，林蒼佑必須要派一位有頭有臉的人來挑戰王保尼。結果他選中不捨不離的戰友余水清硬碰這位強人。余水清在1954年與王保尼一道當選威省市議員。王保尼是急進黨人，余水清則是無黨派市議員，過後他被林蒼佑拉攏而成為其手下一名愛將。不過，斯時相比之下，林蒼佑還是偏愛王保尼的，但在1964年大選時，林蒼佑已和王保尼成對立面。他領導的民主聯合黨派出余水清對壘王保尼，形成三角戰，不幸鎩羽而歸。雖然如此，余水清依歸跟隨林蒼佑不棄不離，並與後者一道參加民政黨。

既然余水清顯示對林蒼佑的忠心，而且在大山腳有一定的知名度，要打倒備受民怨的王保尼也許不是不可能的事。就這樣余水清二度向王保尼叫陣。果然這一仗勝得十分漂亮，余水清把巨人扳倒了，王保尼在陰溝裡翻船。大山腳選區遺棄了他，檳州選民遺棄了他，他領導的聯盟潰不成軍，僅剩下4個州議席，擬是巫統候選人勝出，馬華候選人全軍盡沒。林蒼佑領導的民政黨奪得16席（總數24席），躍身成為大贏家。民主行動黨贏得三席，另一席歸人民黨。這意味著，檳州變天，林蒼佑取代了王保尼，成為檳州新任首席部長。歷史與林蒼佑和王保尼開了一個大玩笑。原本1957年獨立時，首席部長位非林蒼佑莫屬，他卻把它送給了王保尼；12年後，他又通過民意從王保尼手中要了回來。是林蒼佑一手把王保尼托上天，也是林蒼佑一手把王保尼打入“政治地獄”。政治的現實和殘酷，既無父子情，也無師徒情。

王保尼的失敗歸咎於他領導檳州無方，被林蒼佑形容為“顢頇無能”，把檳州經濟搞得不像樣，導致失業率創新高，再加上其他課題，如教育問題和民生問題，幾乎使王保尼招架乏力。一邊是聯盟的群眾大會人數寥寥無幾，另一邊是反對黨的群眾大會人群攢動，民情沸騰，他們不把氣洩在王保尼身上，又向誰呢！於是，像萬箭穿心射向王保尼的胸膛，不死才怪呢？王保尼敗在“教父”手中，也輸得口服心服。他心中有怨，但沒有遺憾，畢竟他已經做足12年的首席部長，該是時候還給林蒼佑了。

檳州在林蒼佑的治理下，一改王保尼的拖泥帶水的手法，大刀闊斧進行了革命性的改變，20年來檳州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這些事都看在檳州人民眼裡，心就無需再贅述了。

正因為林蒼佑與王保尼之間存在的恩怨非外人所能理解，所以在王保尼逝世時，林蒼佑作為一位私人朋友和政治敵人，循例膽仰遺容，但他不像其他人“口水多過茶”，一句話也沒說，他既不褒揚王保尼，也不刻意抨擊王保尼，反正陰陽兩隔，一場恩怨也煙消雲散了。為甚麼林蒼佑不開金口？為甚麼林蒼佑不湊一份熱鬧“人云亦云”？他最明白王保尼的政治功過，無需在這樣的時刻作表面功夫。

有人說，馬華公會在王保尼逝世停柩期間不會搞宣傳，借王保尼大作文章，以取得政治彩頭，例如成立治喪委員會或在棺木蓋黨族，反而讓民政黨“搶光”。

我不知道馬華公會是否忽略這一點，但如果是一時沒想到，馬華公會也沒有錯，亦無需遺憾，趕著拿彩頭。王保尼一生沒有宣揚他是代表馬華執政檳州，他所作所為都是首席部長的職責，不是為馬華製造權威和聲勢。馬華又何苦耿耿於懷在1969年後痛失檳州政權？這個政權是聯盟的，不是馬華的，因為要選華人當首席部長，馬華議員才有此榮幸（馬華的議席在1959年後就少過巫統）。因此嚴格來說，首席部長職不是馬華打拚出來的，也許有一半的責任王保尼必須負起，他沒有為馬華打造鞏固的基礎，反而因他拖累馬華在69年大選交了白卷。王保尼帶給馬華的蒙羞多過榮耀，為甚麼要“借屍還魂”？難道今日的馬華在洗刷沒有王保尼的日子更好後，還須要沉浸和緬懷王保尼當政的日子？

民政主導的檳州政治給予王保尼半官方儀式的葬禮，無可厚非，畢竟王保尼曾是首席部長，無需權衡其功過，而是對其家屬有適當的交待，也無需大事舖張。

至於身為反對黨的民主行動黨，為何要為王保尼“平反”，尚且建議追功加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難道王保尼在政治上功可抵過？如果時光倒流，王保尼肯定只有鞭撻行動黨，而不會為之動情！

蓋棺定論：王保尼在政治上功不抵過，也不值得政黨在這方面搞搞政治玩意兒，讓王保尼安息吧！

草薙.京

谢谢分享..让我对他有更了解了

maninter

好长哦。。。
好累。。。

改天再继续～
谢谢

Jin1990

不看了

好累呵

Sentc7

哇。。。精华贴来的。。。
谢谢分享！！

自由小老鼠

做人要往前看
饮水思源是好
但是不要一直拿以前来讲
人是要进步，要改变的
看看先任部长干得如何更好
看他怎样settle治安，水灾
ok吗

kokjaan

谢谢...!! 分享

天堂的魔鬼

以前，我曾经访问过王保尼先生。它的人很亲且呢

Mrhiao

原帖由 天堂的魔鬼 于 3-10-2008 03:36 AM 发表
以前，我曾经访问过王保尼先生。它的人很亲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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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记者?

kwen

haiz.....好长......终于看完..觉得.....功不抵過

edisonyeoh

不认识他。。。。。。。。。

sinupi

为什莫突然提起他？？？　没多少人记得吧～

一格館主

我倒想知道林先生现在是否写回忆录， 槟城电子也是他的功劳~
很想知道他现在对民政的看法， 对槟城经济未来方向作出建议。。。。

天堂的魔鬼

原帖由 Mrhiao 于 3-10-2008 07:57 AM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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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记者?

不是啦，以前学校要做projet.关于名人。所以我选则王保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