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低工资的争取与辩论,在我国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独立前后的工人运动与随后社阵的斗争纲领。
近年发生的,关于争取最低工资的两件大事,分别是由被压迫人民大联盟(JERIT) 其中一个联盟——工厂工人与职工会联盟(简称厂工盟)于2006年9月21日在国会大厦所号召及动员的千人工人请愿运动。厂工盟提出的六大诉求之一,就包括了颁布900令吉的最低薪金法令。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于2007年6月18日,由马来西亚职工总会(MTUC)发起的全国请愿运动。请愿运动的备忘录里,除了提到制定900令吉的最低工资,也要求政府立法提供生活津贴(Cost of Living Allowance, COLA)。
在应对工人课题方面,巫统与国阵政府向来不是强行镇压,就是装聋作哑,或嗤之以鼻。没有人料到,尔后308的大海啸,除了把国阵政权吹得七零八落,连带也把沉寂已久的工人声音从旷野之中带了回来。而2008年开始崩溃的全球经济,也让立法制定最低工资的呼声越发地响亮,甚至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308前,可以说,就连激进的工人运动者也没有想到政府竟然会真的考虑实施最低工资。可是,最近人力资源部部长苏巴马廉竟然承诺说政府或将实施“马来西亚模式”的最低工资,真让人大跌眼镜。
许多人都对最低工资法的认识有限,甚至对于最低工资的设定带有偏见,认为工人会变得懒散、成为社会寄生虫、甚至会带来经济衰退等等。无所谓,在国阵多年的发展主义与重商贾朋党的文化下,这种偏见与迷思的形成是自然的。
其实,历史上早就已经出现最低工资。纽西兰于于1896年推行最低工资,是最早推行最低工资的国家。接着下来采纳最低工资的国家为澳洲(1899) 和英国(1909)。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已实施程度不一的最低工资法。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已经有超过90%的国家实施最低工资。而且,不止是在遥远的欧美,就连已经实施最低工资法的亚洲国家也不在少数。
已实施最低工资法的亚洲国家 |
中国广东和深圳、台湾、南韩、日本、寮国、印尼、泰国、香港等。 |
令人吃惊的是,就连一向被喻为“拜金社会”、经济高度自由的香港也刚刚通过了最低工资法。2010年7月,香港立法委员在超过40小时的激烈辩论后,历史性地通过了最低薪金法案,并且将在2011年生效。香港特首曾荫权语重心长地吐出了这句话:社会矛盾体现在贫富差距。
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落实不止有着多年的历史,而且在世界上已经非常普遍。
对于最低工资的担忧,无非是影响经济、吓走外资、提高通膨、减低就业、对中小企业不利、以及我国已经拥有过多的劳工保护法令等等。然而,这些迷思,到底是事实,抑或是权贵与朋党商贾等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而经过多年粉刷与宣传所留下来的偏见呢?
先谈外资、就业与整体的经济。如果实施最低工资将会影响经济的话,为什么这么多的最低工资实施国都能够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这是个简单的逻辑,如果真的要证明最低工资的影响,我们需要实验结果与科学的根据。
1992年,当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从4.25美元提升至5.05美元之际,其邻州宾夕法尼亚州并没有跟进提高工资。David Card与Alan Krueger这两名学者为这两个州在最低工资的不同哦你调整上对其餐饮业的冲击作出定量研究。从餐饮业者的回馈中,他们作出了一个结论:提高最低薪资的新泽西州的就业竟然提升。这项著名的Card & Krueger研究不止引来诸多瞩目,就连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也为此分成两派而争得面红耳赤。
就笔者看来,就算提高或设定最低工资不会增加就业,至少在中长期而言,对于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将十分有限。这也和于2006年由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文件不谋而合。文件这么写道:“大部分研究都证明实施最低薪资对于就业并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一个更大胆的预测是,提高最低薪资对于就业或经济没有太大影响的原因是,雇主被迫通过延迟聘请、减低工时、提高价格与其它种种方式来提高其业务的生产力。是的,提高最低薪资会影响的不是经济,而是雇主。而雇主在面对来自劳方的压力但别无选择下,被迫提高生产力来应对竞争。长远来说,提升的生产力将能够转化成我国的竞争力,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走得更远。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制定最低工资对普罗大众而是那么有利(我国约有1100万名打工仔),长远而言又能够促进经济转型,为什么国阵迟迟不推动最低工资法呢?是当权者未醒悟,还是有目的性地延缓最低工资的落实?
在早期,由于联盟与国阵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推动工人运动的左翼力量,因此玩弄种族政治的国阵,向来都对强调阶级意识的政党,以及工人阶级不带好感。然而,早期的国阵也带有草根与工人的形象,譬如拥有大批教师支持的巫统,以及被吸纳进入国阵体制的人民进步党与民政党等,都带有源自于左翼的传统色彩。当时,在和左翼政党竞争当中,许多有利工人的政策,如全国工资理事会(National Wage Council)为码头货运业、酒店业与商店员工设定的最低工资,就是在60至70年代敲定。
在国阵有系统的打压与全球情境变化之下,逐渐式微的工运与工人为主的政党在马哈迪掌政时期宣告崩溃。在缺乏制衡之下,一党独大的巫统/国阵迅速地腐败,其早期的所谓“国阵协商精神”萎缩凋落成一个只能够一边高喊马来主权,另一边和朋党商贾互相输送利益的选举组织。越发做大的商业利益朋党集团不止操控了党选大选,甚至操控了领导人。换句话说,利益集团已经接管了巫统与国阵。嘿,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巨型企业的面前,卑微的工人们提出最低薪资的构想,岂不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吗?
当然,事情的发展总有它的两个面向。巫统与国阵沉溺于钱权交换的游戏,多年的治国无方早已导致我国的社会与经济体系千疮百孔、百病丛生。后308时代,许多过去视而不见的问题竟然已经恶化得那么刺眼。一些令人难堪的数据包括:
- 我国有40%的家庭收入每月少于1500令吉。
- 我国40%收入最低的人口所获得的,平均上只有最富有20%人口的七分之一。
- 我国10%收入最低人口的所得分配为2%,10%收入最高的分配则高达33.1%。10%最低和最高收入者的差别,高达16.6倍。
这些数据说明了两个简单的事实:(一)我国贫穷人口逐渐增多;(二)我国的贫富差距日渐严重。当权者明白,在今天全球化与大国崛起的年代,早期的发展主义再也不能让我国的经济起死回生。而在政府要推动第二波的私营化,却发觉没有什么可卖之际,工人们要求最低工资那卑微的声音,至少有一部分,似乎被听见了。
但是,国阵模式的最低工资,到底是打工仔们要求的最低工资,还是利益集团与朋党们心目中的最低工资呢?不要忘了,人资部部长苏巴马廉就在今年4月答应于7月1日落实保安人员的最低工资之后,于6月中旬在与保安公司商会代表们交流过后就戏剧性地展延。从这里可以看出巫统与国阵向商家哈腰低头的嘴脸,要实践工人愿望的政治意愿并不强。
苏巴马廉不止在推动最低工资方面犹豫不决,在面对媒体的质询时也显得支支吾吾。此君先是不理近十年众多工会组织提呈呈的备忘录以及调查,反而在人力资源部设立部落格向公众征求对于政府落实最低薪金制的看法,然后说公众反应冷淡,因此不足以让政府实施最低薪金制云云。
后来当终于摆出认真的嘴脸时,苏巴马廉却又不敢承诺落实涵盖全民的最低薪资,而只会针对各个领域与地区落实不同的最低薪资。相对的,民联在其纲领里,早已提出落实针对全民的最低薪资。此外,民联也提出将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落实公平就业法让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工作机会、为私人界工人提供退休金制度,以及成立失业基金等等一揽子针对工人权益的配套。
在这方面,对于已经被朋党与利益集团骑劫的巫统与国阵,人民还是不要期待太多的好。反正在后308时代,日渐“醒目”的人民与“醒悟”的工友们,早已经知道往更美好明天的途径,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里。
×本文也刊载于《公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