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绵不断的3000年中国朝代， 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

多罗罗

中国人最得意的一件事， 就是拿历史文明出来炫耀.    当然中国历史不是最长久的， 比起巴比伦, 还短了2000年， 也不如埃及和印度。可是中国人还是沾沾自喜的，  因为它的朝代连绵了3000年，从未间断.  所谓"连绵"，  就是说， 从3000年前商代算起，到周代，秦，汉，晋，隋，唐等.   虽然皇帝换人了, 可是制度依然没变，大同小异的文化，文字，思想.   中国的历史，就像一个环状的结构，  不断地循环重复.

反之， 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文化制度突然崩溃， 欧洲人开始了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 没有了历史包袱， 各个思想纷纷涌现,  开始了文艺复兴， 巴洛克， 启蒙，工业革命， 浪漫主义，人权民主,  才有欧洲的现代化.  

比起欧洲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太单调了.  2000年前推崇儒家, 2000年后如是。 没有创新，不容置疑,  没有所以中国人思想必然阻塞

所以， 一个连绵不断的朝代，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革命之红旗

汉奸轮子楼主又来发帖反中赚钱了。。。

hostage1

回复 1# 多罗罗


    中国历史按自己的说法是起自黄帝时期约公元3000年前，按西方考古的说法是从商
朝算起约起自（公元1751年前-公元1050年），从这两种说法来看中国历史约有5~
4千年之久，更何况如果是按照河南龙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看来，中国历
史可追述到距今约5至7千年前，无论用任何考古学术标准来推断中国的历史都不可能
只有区区三千年而已，请阁下不要用你那种不入流的历史知识在这里大放厥词，误人子
弟~~！！！！谢谢~~！

JunJun04035

同样的一片话，不说两次，请自己保重

深川菊

中国制度僵化和开始没落是从明清开始，再说明朝即使当时司法发展到了瓶颈，明朝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皇权制度，其内阁制也是最先进的，当英国人还没有内阁时，我们中国了就开始有大学士了。在欧洲没有几个国家可以确保国王王权的绝对。

中国和欧洲不同之处，华夏伟大的贡献就是统一了文化，多元的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互相融合，所以中国才可以称霸好几个世纪。

儒术治国是到了宋明后才开始出问题，理学逐渐步入官场和八股文的出现，儒家治国才开始出现问题。

欧洲了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才会倒退入中世纪文明的停滞。文艺复兴，所谓复兴的是什么文化？？是已过去了的希腊文化。

欧洲人追上我们中国可以追溯至明衰清盛那五百年。

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三，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深川菊

关于中国为何会没落可以参考我阅读感言和《五百年来谁来著史》一书。


http://www.facebook.com/notes.php?id=602754371&notes_tab=app_2347471856#!/note.php?note_id=422670682018

宏观历史与《五百年来谁来著史》观后感-（1）
by Matteo Teh on Thursday, 05 August 2010 at 21:28
以前读书历史是为了温故知新，了解过去知道现在，现在读历史则为了了解人类社会进步和转型的过程，下了解社会基层组织，上了解财政金融，配合其时代全球背景去观察，预测未来，确保现代，现在读历史不再像以前死板板，从人物年代来解读，而是必要的切入多元化广泛的观点，政经文教、科学哲理、货币财政、气候地理、贸易商品，最后才是人物个性。

在上个世纪开始，不少学者像唐德刚、黄仁宇，开始用一种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

黄仁宇先生结合了近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经验，探讨明亡的教训。他提出了货币理论的视野，从财政国家建设的失败来探索明代国家能力持续衰弱的原因，并以此追究明亡的教训，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什么是大历史（宏观历史）？？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书后写道：“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用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分析当初的技术水平而非只从道德的角度出发。

对于“大历史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




《五百年来谁来著史》可以说延续了黄仁宇所提倡的“大历史观点”并深入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在作者序言写道这样一段治学态度：“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

与黄仁宇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客观和主观的去评价这一段历史，作者选择了用以客观去研究大历史。

在“漫长16世纪”中，将让我们探讨已过去繁荣辉煌的国度，为什么？？为何？？会走向衰亡以至停滞，国力逐渐下降。作者认为很大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中国基层失去组织，国家政府采用消极伪儒学，无为而治的态度应对国家政策，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国家失去团结，政府失职于组织和结合基层。

对于行政而言，则是如陆九渊所言：“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现象，所谓科举出身的高官人大多对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而真正掌握国家命脉，国家行政运作的则是那些吏，官与吏最大不同点在于，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直接影响了国力。而国家每每经行改革，屡遭失败或无法彻底贯彻并不是因为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往往是因为“体制性的自相矛盾”，非歹依靠这些吏不可，而其改革又有损于这些利益群的益处。

明代在推重中央集权方面更不遗余力，削平地方官员的权力，却造成了以吏为核心的最大的地方利益集团，朝廷时刻留心和警惧地方封建，处心积虑使得太守无权，结果反而却造成豪门巨商和吏有大权，而正是这个地方利益集团，把握基层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垄断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司法，非但国家的任何改革，非经过这个利益集团而不能推行，更使得以大一统为目标的君主集权的反封建努力，归于彻底失败。

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仁宇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三，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对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著书骂“屁民”，无乱天下兴亡，永远正确的反证只有他自己。这种“反体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评价估计，其实也不能不是“道学家们”的“发脾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