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阅读圣经都犯了什么错误?

daimon

原帖由 ubiquitous 于 10-10-2007 01:44 PM 发表
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以书本，牧师的教导，教会的教义来解经。就算是对圣经有一定的学习，然而神学观太主观了。

对罗。。。我也是这样觉得。。。我之前有这样的想法。。。总觉得唐崇荣的书也有参入自己的想法。。。嘻嘻

daimon

原帖由 ubiquitous 于 30-9-2007 12:17 PM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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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下UBIQ兄能不能翻译去英文？因为我有些不知道正确的英文。。。谢谢

ubiquit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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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典與正典形成

  早期教會信徒，尤以猶太基督徒，他們認識且奉為經典的不是今日的新約文本，而是當時的希臘文版的希伯來經卷，即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而今日所謂的新約聖經要等多幾個世紀後才得以確立。

以上談及早期教會奉為經典的希伯來經卷，跟今日所謂的舊約聖經亦有點不同。他們引用了不少兩約之間，今日稱為次經，或典外文獻的書卷。以猶大書為例，從其引述中便可引証其受眾對兩約間的摩西升天記和以諾壹書有著相當的認識。1這主要因為在猶太教跟基督教的發展相似，正典仍未被確立。從福音書中，讀者常讀到「律法與先知」2或「摩西與先知」的教導，所指的正是妥拉(Torah)和先知書部分書卷。它們在猶太人漫長的信仰歷史中建立了正統的地位，一些聖卷(如傳道書)則要到公元90年的雅麥尼亞會議(the Council of Jamnia)，才被納入正典。3


事實上，拉比猶太教和基督教這兩股衍生自希伯來信仰的新興宗教力量，皆以文字盛載的信仰。上帝的啟示也是藉著文本世世教化，代代相傳。所謂正典，不論是希伯來聖經或新約聖經，這些經卷結集也可理解作具神聖權威的信仰詮釋。然而在這結集過程的開始，這些今日被稱為新約聖經的著作，在其起初寫作時，如保羅的書信，並沒有想過自己的作品會傳留後世，在他們寫作時候，也沒有結集成新約經典的意識。4他們寫作的動機為要解決當下信仰群體的處境，回應在教會形成中所面對的種種問題。至於這些書卷日後何以結集為基督教自身的經典，有其信仰的原因及歷史發展。


1 參猶9, 14。
2 參太5:17。
3 參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London: SCM, 1979，頁62-68。
4 參W. G. Ku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1975，頁476；周天和：《新約研究指南》，崇基學院神學組出版，1990，頁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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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信仰原因而言，在正典未成，早期教會最早的神聖權威並非文字著作，復活救主耶穌話語的口傳傳統 1、言行的記述2及禮儀上的重覆運用3，是信仰群體尊崇的信仰權威。4此外，對救主耶穌話語言行的詮釋權威便落在耶穌第一代跟隨者與見証人——使徒身上。因此，使徒權威在於為信仰群體就不同處境中解說耶穌的教導，給了適時的回應。5這也是使徒們寫作的原意。它們的作品逐漸流傳和結集，構成信仰權威的解釋網，即形成了正典意識。



從正典確立與形成的歷史過程看，我們發現首先是部分個別書卷開始結集，在不同信仰群體流傳，以至後來百穴匯川，成為今日的新約正典。在早期教會首先被信徒組合結集的是保羅書信。在彼後三：16已看見對保羅書信結集的端倪；然而，對於被收集的書卷名稱及數量，則眾說紛云，莫衷一是。6不過，從一世經末早期教父作品中，可見對保羅書信風格和體裁上的模倣（如安提阿的伊格拿丟（Ignatius of Antioch）的七封書信）及同「舊約」一樣被旁引，可見在一世紀末至二世紀初，保羅書信已具成為正典的雛型。7

從歷史考據看，其次被結集的是福音書。早期教父如革利免（Clement）和波旅甲（Polycarp）的著作中，已表現出他們對兩部或以上福音書的認識。 8在二世紀中葉，愛任紐（Irenaeus）的《駁異端》中，更以世界的四角，承托教會的四柱石來象徵四福音的重要性。從中我們可見這四部福音書已廣為愛任紐讀者的認識。9至於啟示錄及今日所謂「大公書信」等作品，其使徒解釋權威便要到三、四世紀才得到普遍接納。10


註：

1 如Q典等耶穌教誨，其保存和流傳之廣有助日後福音言作者結集為福音書的資料來源。
2 早期信徒在不同地區最廣為流傳的是基督受難的故事(passion narrative)，這成為日後四部福音書裡記載最近似，最完整獨立和最核心的部分，它表達了信徒的核心——救主如何受苦及復活的經過。
3 參林前11:23-26耶穌最後晚餐的語言已具有明顯儀文風格。
4參Kummel 1975，頁480；鮑維均、黃錫木、羅慶才、張略、岑紹麟合撰：《聖經正典與經外文獻導論》。香港：基道，2001，頁44-45。
5 參鮑維均2001，頁45-47。
6 參Kummel 1975，頁480-481；鮑維均2001，頁50-51。
7嚴格意義下，這時期既未有新約，加上猶太教己典未穩定確立，理應沒有舊約；但為行文方便起見，這裡所指的是如「律法與先知」或「摩西與先知」等猶太信仰流行的傳統經典。
8 參Kummel 1975，頁482。
9 參Kummel 1975，頁490；鮑維均 2001，頁51。
10 參鮑維均 2001，頁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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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基督教正典形成過程，並非獨立於宗教發展及當時歷史而進行。這兩大元素更可說是正典型成的催化劑，促成整個發展。首先從基督宗教發展看，二世紀已有多元和混合不同宗教、哲學思想的不同教派，有些教派因其思想，或潛在失控的危機，被當時大公教會定為「異端」。



其中一支便是由馬吉安(Marcion)創立的。這位馬吉安將舊約上帝和新約基督的連續性割斷，甚至視為慈愛與審判的對立。為徹底揚棄舊約思想，他是歷史上首位列出新約正典綱目的人。按他的清單，新約只包含了最沒猶太味的路加福音及保羅十封書信(除去教牧書信)。馬吉安的壯舉雖受教父愛任紐等鞭苔，但這異端正典的形成或多或少促使大公教會正視自身流傳經典的價值，明白建立自身正典的需要。1

另一支是小亞細亞崛起的孟他努派 (Montanism)，教主孟他勞(Montanus)自稱先知，宣告聖靈時代仰來臨。孟他勞開放上帝新啟示的可能性和以自身取代從前使徒作為信仰詮釋權威的行徑，影響了大公教會的穩定發展，這逼使大公教會反思正典的原則，即重申使徒獨有的信仰權威，澄清使徒傳統他內容的界限。2

1 參Kummel 1975，頁486-488；鮑維均 2001，頁53-55；周天和1990，頁24-25。
2 參鮑維均 2001，頁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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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基督宗教內部發展史外，正典的形成同時受著政治史的影響。自三世紀中葉，羅馬皇帝德修（Decius）於二五零年下令全國向羅馬神像獻祭，這造成大型叛教或殉道潮。在三零三年，羅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下四道諭令禁教，掀起更大迫害潮。而這四道諭令的第一道正是要教會交出他們的權威經典。1




政府這一要求再一次刺激起大公教會檢視，估量內部流行之不同書卷的價值與地位。接著支持基督教的康士坦丁（Constantine）得勢，與及三一三年米蘭諭令（Edict of Milan）對基督宗教的寬容，更為教會帶來較穩定的局面，可認真處理正典問題。另外，康士坦丁企望以基督教作為穩定紛亂社會觀政治工具，若教會內部不能達到信仰一致，大大削弱了其政治價值。因此，以羅馬君主身分，他亦召開大公議會，促成教會關注正典問題。2在教會漸入佳境的時候，教會史家優西比烏主教（Eusebius）將教會流傳經卷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廣受接納，具肯定權威的經卷（這包括了四福音、保羅書信、約翰一書、彼得前書及啟示錄）；第二類為仍具爭議，卻又被多數教會接受的經卷（這包括了雅各書、猶大書、彼得後書、約翰二、三書）；第三類為仿偽作品，如保羅行傳、黑馬牧人書、彼得啟示錄、巴拿巴書及十二使徒宇；第四類為異端作品，如彼得福音、多馬福音、馬提亞福音、安得烈行傳和約翰行傳等。3可見，構成新約正典的經卷，己屬首兩類教會最具價值的文本。


註釋
1 參周天和1990，頁245；參鮑維均 2001，頁59-60。
2 參鮑維均 2001，頁60-62。
3 參Kummel 1975，頁497；鮑維均 2001，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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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約的廿七卷書目相同的清單，最早要於亞歷山大主教亞他拿修（Athanasius）於三六七年復活節所寫的「節日書信第卅九封」才出現。三九三年的希坡會議，以及三九七年和四一九年兩次在迦太基會議中，西方教會才正式接受和肯定了新約這廿七卷。而東方教會則在六九二年的君士坦丁會議上，完全接納亞他拿修所提及的聖經目錄，成為東西方教會共同承認的正典。1




新約正典的確立不單是新約形成的歷史研究課題，本是個別，或群組的文本被納入共同的框架共存，框架內不同書卷的「正典性」（canonicity）意味著它們在正典內部間有著嶄新聯繫，它們的文本意義不再是獨立的，而是在共同的大公教會神學架構內得到重整與更新。Childs主張的「正典考據學」（Canonical Criticism），提出正典不是指廿七卷獨立的新約書卷；而是作為一整體的整部新約，這一整體才是教會權威的基礎。因此，Childs認為「只見樹林，不見森林」的釋經是不足夠的。個別書卷對信仰群體的意義該從整體正典角度中尋找。2
（全文完）



參考書目：
Childs, Brevard 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London: SCM, 1979
Childs, Brevard S.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An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Kummel, W. G.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1975.
周天和：《新約研究指南》（增訂本）。香港崇基學院神學組，1990。
鮑維均、黃錫木、羅慶才、張略、岑紹麟合撰：《聖經正典與經外文獻導論》。香港：基道，2001。
1 參Kummel 1975，頁498-499；鮑維均 2001，頁63。
2 參Brevard S. Childs,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An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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