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子王通

北工老人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南怀谨谈历史与人生》，有一段是关于隐士的历史，里面谈到一位人物而引起了我的兴趣。

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王通， 我曾经提到过很多次，他的学生在他死后私缢他为“文中子”.......唐太宗开国的时候，如李靖、房玄龄、魏徵这一批唐代的开国元勋、文臣武将，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开创唐代的文 化思想，文中子是最有功劳的。可是我们读唐代的历史，还没有他的传记，所以后人还是怀疑文中子的事迹是不是真的，否则为什么没有他的传记？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现在才知道文中子这位历史人物。从网站找到的资料， 知道他是《中说》的作者，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


如果李靖、房玄龄、 魏徵、杜如晦是他的学生，或是与他有关系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贞观之治里的功臣，按理在 《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应该会有王通的记载，但偏偏只有《旧唐书》，《新唐书》的王绩、王质、王勃传中，附带介绍过王通，留下了零星的资料。

究竟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一位如此出色的人物从历史记载中被忽略？
是犯了什么忌讳，过错以至让他从历史列籍里除名？

以下是一些关于王通的推测：

一

后代学者的怀疑，王通史无其人，《中说》是一本伪书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通过考证，确认王通真有其人，只是记载有部分失实而已。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王通在儒学中的地位才正式确定，以大儒的身份从祀孔庙，名字排在董仲舒、后苍、杜子春之后。

二

莫非犯了什么忌讳？

与传统的儒生相比，王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不仅有才有学，还有一种过人的胆气，表现在形式上，就有几分狂傲。在白牛溪隐居讲学时，被当地人称为“王孔子”，他也没有表示过谦让，自居不疑。连那条白牛溪，也被人称为“王孔子溪”。在保守的儒生们看来，这种称呼实实地是一种谮越。直到今天，还有些学者因此骂王通是“妄人”。

唐初的名儒，地位比较高也比较著名的，就是修《隋书》的颜师古和孔颖达。
颜师古曾校订过《五经》，孔颖达曾主持编篡《五经正义》，这两人都是比较传统的经学家。当时的皇帝李世民，好像也是比较偏向于经学家的。而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提倡传统的经学，比新学更有号召力，能够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也有利于青年学子打好儒学基础。

当时有几件小事，能够看出李世民对颜师古和孔颖达的尊重。颜师古品行不太好，是个势利眼，选用人才时，“抑素流，先贵势，虽商贾富室子，亦窜选中，由是素议薄之，斥为郴州刺史。”（《新唐书颜师古传》）李世民爱惜颜师古是个人才，批评了几句，又把他留在原任上。

还有一件微妙的事情。唐高祖李渊时，在国学为周公和孔子立庙。李世民即位后，撤掉了周公庙，改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以祭祀这二人为主。这件事也间接地说明李世民对颜师古的尊重和信任。
至于孔颖达，在贞观初年受封为“曲阜县男”，明显地承认他是孔夫子的后代，能够继承孔夫子的事业。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在唐朝初年，政治上得势的是颜师古和孔颖达这一类传统经学家。

王通的生年大约是公元580或584年，颜师古生于581年，年龄和王通相当；孔颖达生于574年，年龄比王通略大几岁。王通是隋仁寿3年献策出名，颜师古在隋仁寿年间出仕，孔颖达是隋大业初年出仕，他三个人的资历也都差不多。从颜师古和孔颖达的角度看来，王通根本就是同时代人，算不上什么前辈。所以，颜、孔二人不可能特别地尊重王通。

王通的外号“王孔子”，在与孔子颜回有血缘关系的颜师古和孔颖达听来，可能特别刺耳。王通模仿先圣口气作的《续六经》以及种种新奇言论，在正统的经学家们看来，可能特别刺眼。

《新唐书》的作者在提到王通时，说他“不为诸儒称道”，这诸儒，只能是颜师古、孔颖达等人。

三

  也许是学生和朋友太多太有名的缘故

《中说》里记载的王通弟子，除了少数几位名气不大之外，大部分是唐初的名臣。即使详细考证，去伪存真，这些唐初名臣与王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换种方式说，唐初名臣，有一大部分属于王通的“河汾学派”。

我们都知道，搞政治，最怕有派系，有朋党。如果朝中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大臣，以王通为纽带，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步调一致，左右朝政，那么，英明的皇帝李世民恐怕就会芒刺在背，而其他的朝臣就会如坐针毡了。
虽然，以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人的品德和政治智慧而言，他们可能不会以“河汾学派”的名义结党营私。但事实上的同学朋友关系，总存在一种结党营私的可能性，这会让李世民感到不安。

所以，李世民会刻意地压制、打击王通的著作和思想，尽量地让其消失。而魏征等几位“河汾学派”的大臣，深谙其中的微妙，也会刻意地回避和王通相关的话题，摆脱自己与“河汾学派”的关系，让李世民消除疑虑。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李世民和魏征等人，可能会真诚地学习、借鉴、采用王通的思想和主张，但在公开场合，大家心照不宣，尽量不提这些思想、主张的来源。
这样，不仅《隋书》中见不到《王通传》，连《旧唐书》《新唐书》的诸名臣传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的师承朋友关系。

甚至，他们可能做得更绝，设法销毁了王通的部分著作。《新唐书王勃传》中说：“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王勃还活着的时候，他祖父的著作就散佚不全了，确实令人奇怪。

四

长孙无忌关系不大

唐朝初年编篡的《隋书》没有《王通传》，当时王通的儿子王福畤提供了一种说法，把责任推在了负责修史的长孙无忌头上。他说：“（王通之弟王）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见《邵氏闻见后录卷四》）

意思是，王通的兄弟王凝，因为直言得罪了唐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所以长孙无忌很排斥王氏一家。修史的陈叔达又害怕得罪长孙无忌，不敢给自己老师立传。
司马光在《文中子补传》中已经对这条记载提出了怀疑。第一，陈叔达当过宰相，官职与长孙无忌相当，用不着害怕他。第二，魏征是《隋书》的总编，又是个很刚直的大臣，他怎么会容许陈叔达有曲笔。第三，杜淹死得早，侯君集造反晚，此事记载不实。

现在只说说长孙无忌和《隋书》的关系。
根据《隋书宋本原跋》，唐武德五年，高祖接受令狐德棻的建议，命封德彝、颜师古等人，在隋朝王劭著作的基础上，撰修《隋书》，但过了几年也没有修成。唐太宗贞观三年，命魏征负责，房玄龄总监，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撰修《隋书》。具体执笔人是颜、孔、许等几个人，魏征只是总负责。但魏征也亲自参与了不少工作，序和论都是魏征的亲笔。最后修成帝纪五，列传五十，到贞观十年正月，由魏征等人正式献给朝廷，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到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人修撰《五代史志》，而由长孙无忌总负责。显庆元年五月，《五代史志》修成，由长孙无忌等献给朝廷，藏之秘阁。后来，又把志书部分编入了《隋书》。

由此可知，列传部分是由魏征负责的，长孙无忌并没有直接参与。长孙无忌即使与王氏兄弟有矛盾，也不可能直接干预立传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间接的层次实在是太多了。王凝直接得罪的是侯君集，得罪长孙无忌本来就是间接的。而王通虽是王凝之兄，但早就去世，他本人更得罪不上长孙无忌。王凝弹劾侯君集之后，获罪贬官，已经受到了惩罚，侯君集和长孙无忌都算是出了恶气。长孙无忌即使对王通有所迁怒，也隔了好几层。他如果要想影响修《隋书》的几位史官，中间又是几层间隔，越发没了气力。

而唐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都是一时的名臣、直臣，具体修史的颜师古、孔颖达等也是一时名儒。在当时的风气下，长孙无忌不可能直接干预修史的大事。就是间接的影响，恐怕力量也极其有限。
长孙无忌后来虽然负责《隋书》的志书部分，并把志书编入《隋书》，有机会改动《隋书》。但他也不可能私自删改经过朝廷认可的列传部分。

当然，以上的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参考资料：谜一样的文中子 文/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