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文庆：历史人物该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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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史君
　　为纪念林文庆逝世50周年，最近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林文庆基金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在纪念活动中，有关林文庆的评价问题再度受到瞩目与讨论。 　　从《联合早报》的报道与相关文章中，有关林文庆的介绍与评价可以归纳为几点。首先是肯定林文庆战前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其次是赞扬他毁家兴学的无私举动，并全面推举林文庆为“新加坡先贤人物”代表。 　　相对于此，林文庆在日本占领期间的经历似乎未多提及。其中或以林文庆是受到逼迫使然，或认为这是“为了拯救许多华侨领袖，协助接管养老院、孤儿院的社会福利工作”，而对这段经历轻描淡写。 　　由于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严谨和慎重的态度。 　　有关战前林文庆活跃于新加坡社会的问题，相信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但是，鉴于日据期间的经历对林文庆后期生涯及其评价影响颇大，因此，尽量收集完整的有关史料，并作全面的整理与分析、给予客观与平衡的定位是有必要的。 　　对此，笔者现根据个人所能收集到的史料，探讨林文庆在日据期间的经历、与其对华人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进而尝试探讨有关林文庆的全面评价问题。 　　首先，在讨论林文庆日据期间的经历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当时的傀儡团体——“华侨协会”的性质与其对日本占领者的作用与“贡献”。 日军成立“华侨协会”目的 　　在新加坡陷落后奉日军命令成立的各民族团体，都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组织。在日军的淫威下，无论是真心效劳或是被迫屈服，都必须唯唯诺诺，全力执行日军的命令。

　鉴于华侨与中国的血缘关系，以及战前两者长期以来在政、经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再加上战前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中新加坡所具有的重要领导地位，日本在侵略东南亚之前即已深入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并在侵略前夕拟定了华侨政策的执行方案。
　　日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占领东南亚后全面控制华侨，截断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借以削弱中国抗日力量，并最终“在确保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南方华侨动向后，充分利用它们击溃蒋政权，乃至成为日中关系的尾桨手”。 　　另一方面，鉴于华人在新加坡人口所占比例之高，以及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在经济上盘剥华人，以及利用华人为其占领政策服务，也就成为日军占领政策的主要课题之一。 　　在上述背景下成立的“华侨协会”所被赋予的“任务”也就非常明确。在成立宗旨中，“华侨协会”即明言其任务在于：“领导华人社会对日本宣誓效忠”。 　　至于“华侨协会”的会员，则除了甘心作日军的马前走卒者之外，有许多是被迫加入的侨领。 　　这包括原已逃避印尼，但在“华侨协会”之“邀请”下，被连哄带骗带回新加坡束手就擒，最后在囹圄中被迫以出任“华侨协会”理事为条件，换取生命、自由的部分华人领袖。 　　也有部分将“华侨协会”当成避难所，以避过日军逮捕等“危险”的人士。 　　“华侨协会”之收容此类“危险”分子，固然有些确实出自个别理事的私谊与善意，但对日军而言，则不啻为“请君入瓮、正合我意”。 　　实际上，对于日军来说，在“华侨协会”中的华人领袖即为瓮中之鳖，不但被置于全面监视与控制之下，有的还可被驱使以为日军服务与效命。 　　从这角度看来，被置于日军严密监视下的傀儡团体之所以能“窝藏”“黑名单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方某些对华侨推行怀柔政策者的策略不无关系。

在日军的威迫下，“华侨协会”对日本宣誓效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
　　在“献金”当天向当时的“大日本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宣读的献金词中，除了感激日军“不杀之恩”外，还自责华人社会充当“恶虐无道”的英美“傀儡”的、“妨害大日本帝国之举动”。 　　并且，立誓将“对大日本尽忠之道无他，当用一良民之心情，对大日本帝国协力”。亦即领导华人社会宣誓对日本占领者效忠。 　　此后，无论是自愿与否，“华侨协会”都必须在日军的指令下，积极领导华社用行动实践其“效忠”与“协力”的“誓言”。 　　例如：日军为了夸耀其“赫赫战功”，在占领新加坡后即隆重庆祝其日本节日——“天长节”。其目的在于贯彻“日本国体特殊与优越”的理论，同时促使被统治者“感受到成为天皇陛下新赤子的喜悦的深刻”、借此节日表达被统治者“崇仰日本天皇与感激日军之情”。 　　在一系列盛大庆典中，“华侨协会”被赋予推动大部分民间庆典的任务。除了建牌楼、张灯结彩、通告新加坡市民张挂日本国旗，以及在当天带领其他华人团体“奉呈祝词”，参加庆典等等活动之外，“华侨协会”主要理事们都在《昭南日报》登载“献词”，感激日本天皇宽恕“反日”华侨的“深恩厚德”，同时告诫华人同胞，必须洗心革面、竭诚尽忠，以实际行动拥护“大日本圣战”，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工作，协助日本实现其“崇高理想”。在此后每年的“天长节”庆典中，类似祝词也不少见。 　　在其他夸耀日本“赫赫战功”的战争纪念日，如“马来新生纪念日”、“大东亚圣战纪念日”等，以及宣扬日本“神圣国体”的节日，如“纪元节”（2月11日。日本神话中的建国纪念日）等等，“华侨协会”也都必须带领华社扮演积极参与的角色。 　　社会活动方面，举凡日军在治安、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措施，“华侨协会”都必须发挥积极效劳的作用。举其大者则如全方位协助日军推行其为疏散新加坡市民而开辟的“新昭南模范农村”——兴楼的开垦计划为是。 　　至于慈善活动，如接管养老院或孤儿院，则决非“华侨协会”创立的目的。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此类活动也只能列入协助日军顺利推行侵略政策的“贡献”之范畴。 　　由于篇幅关系，无法详细列举“华侨协会”的所有活动。但从上文中可看出，无论“华侨协会”的活动是处于自愿还是被迫，其成立宗旨即已决定了它的本质。即：“华侨协会”是为日军的侵略统治政策效劳的傀儡团体。

即使退一万步，也绝对无法将“华侨协会”归入“为新加坡的福利工作做出贡献”之类的组织。这是在探讨有关问题时必须认清的第一点。
傀儡会长的“任务” 　　在“华侨协会”的所有活动中，作为会长的林文庆无法置身其外自不在话下。相反的，无论愿意与否，林文庆都必须出现在各重要场合，并“代表”华社发表诸多歌颂日军与日本的言论。 　　当然，和其他积极为日军效劳者——诸如在日军进占新加坡时即赋诗歌颂日军的侵略行为；或为虎作伥、欺压华人社会；或为日军捉刀执笔，宣扬“大日本共荣圈”理论的大义名分、并衷心歌颂日本侵略与军事统治之流相比，林文庆是显得低调的。这也是林文庆问题较为不敏感的原因。 　　不过，即使是保持低调，作为“华侨协会”的代表人物的林文庆，其言行的影响力、尤其是政治性发言所起的负面作用仍然是不能忽视的。 　　例如：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林文庆在宣抚官篠崎护的诱导下应允组织“华侨协会”后，即于1942年2月22日致电汪精卫，表示愿献身于对日军的合作。并恳请汪政权指点对日本占领者服从与效劳的方法。 　　日军当局的宣传工具——《昭南日报》将之解释为：“林博士以极恳挚态度，（向日军当局）表示愿为马来亚全体华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新政权，以向新东亚建设之途迈进”。 　　同时又公布：林文庆于2月23日接受《昭南日报》记者访谈时曾表示：“愿在日本当局之指导下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谋华侨复甦”。 　　上述林文庆与日军合作、并支持汪精卫政权的言论，立即成为汪精卫南京政权对海外华人与侨眷的有力宣传资料。例如：“厦门海外华侨公会”立即发快邮“致敬”，又在其出版刊物——《华侨月刊》中庆贺林文庆与日本的合作。它并评论道：“本市前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这番感觉和平曙光将近降临。虽（原文）翻然觉悟其一往之观念。毅然决然为东亚共荣圈而努力。海内外侨胞闻讯。俱各同深庆幸”；并高度评价林文庆筹组“华侨协会”是：“放侨界之异彩。树共荣之先声。……造福华侨。正未有艾”。类似文章并宣扬东南亚各地经已拥护汪政权，还进一步呼吁尚未被日本占领的地区的华侨脱离重庆政府，并支援日军对居留地的进攻与侵略。 　　上述有关宣言，正是日本截断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华侨政策的主要方针。因此，林文庆与汪精卫遥相呼应的言论，以及汪派亲日团体对此事的大事渲染，充分说明了在协助日本侵略战争宣传中，作为“华侨协会”会长的言论所起的直接与间接的作用与“贡献”。

从战前林文庆与新加坡社会、乃至与厦门大学的密切关系，他在日据期的类似言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微弱。这些都是决定战后林文庆在新加坡与厦门大学所受“遭遇”的重要因素之一。
儒者“晚节”能否忽视 　　战后对于林文庆的议论似乎并不多见。这和他战后不再活跃于新加坡社会不无关系。除了法理上的问题，很难想象作为孔学的提倡者和积极的发扬者，或者是一生“追求完美儒家思想”的林文庆不曾为其“晚节”（哪怕是出自迫不得已的屈服）而苦恼。 　　战后他不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毁家兴学、全力资助厦门大学，是否更多的是其心灵创伤的一种表露？林文庆在80高龄时，仍念念不忘老校长的教诲，即“要自尊自重，务求做得对，站得正”，是否也是他遁迹江湖的一个注脚？ 　　对林文庆之评价也许有不同尺度，但与其采取温馨的“重新评价”，不如实事求是、尊重他晚年寻求内心安宁的选择，或者更能表达对儒者林文庆的最大敬意。 历史人物评价与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的确重要。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有助于建立对国家正确的效忠观念与是非观，因此也是历史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在讨论林文庆的评价问题上，当然也必须将他放在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平衡与全面的研究，对于相关资料不加修饰，也不加增删，必须还他一个真实的面貌。 　　林文庆的遭遇的确是历史的悲剧。但是，既成的悲剧是无法转化为喜剧的。可能有人会扼腕兴叹林文庆的“生不逢时”与历史的造化弄人。但我们不应过度强调他在日据期言行中“被迫”的因素，或采取过度宽容与“理解”的态度，认为这三年多的言行只是他一生中的瘕疵。 　　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新加坡建国以来极力提倡的、力求刚强勇猛、居安思危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领导人物在侵略者威胁下被迫效命是否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否无损于领导人物的“贤人”形象？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个人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为他凿除污漬，将他雕琢成完美的塑像，而是还他个原来的真面目。

·作者为新加坡旅日学者、前日本津田塾大学教授，现为厦门大学与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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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将出书纪念林文庆逝世50年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12-13消息报道：新加坡为纪念先贤林文庆逝世50周年，将于下月举办系列活动，包括重新印行林文庆105年前出版的旧作。

　　据报道，林文庆（1869－1957）是二战前新加坡华人顶尖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早年留学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在新马历史上是一名贡献卓著的医生、议员、教育家、社会改革家、儒学运动领袖和成功商人。他在1957年1月1日逝世。纪念活动包括重新出版林文庆在105年前出版、绝版多时的英文书《ChineseCrisisFromWithin》》（暂译《中国之内在危机》）；明年1月份展开，长达一个半月的林文庆生平事迹的展览；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于1月27日（星期六）在图书馆举办一天的林文庆学术研讨会。其中《中国之内在危机》出版计划首先由林文庆基金发起，纪念活动获得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国大的支持，新加坡传统文化协会将负责展览的部分。基金主席陈仲熙（60岁）说：“这是林文庆31岁写的第一本书，1901年在英国出版，由于深入的刻划当时中国的改革运动，在英国受到各界好评。由于绝版多时，因此决定重新出版。”新书的发布会将在明年1月24日6时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由林文庆的剧作家、诗人曾孙女官星波（StellaKon）编写的音乐创作也将在仪式上呈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