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提倡恐怖主义: UNRWA如何允许哈马斯首领控制其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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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观察委员会 (UN Watch) 在日前就公布了9月份的一份报告，就指出联合国难民机构 (UNRWA) 与哈马斯勾结，如何利用这个身份来渗透加沙地带的学校；去倡导以及宣扬恐怖主义，也为那时候的10月7号绑架以及杀害以色列人质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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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

当被问及联合国为何数十年来雇佣一名哈马斯恐怖头目，负责管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2000名教师时，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大多数参与地下组织的人都试图掩盖自己的参与。”

然而，这份报告揭示了事实恰恰相反：尽管哈马斯恐怖头目们公开并反复炫耀他们对哈马斯和恐怖主义的支持和联系，但他们却在UNRWA的教育系统中担任要职。UNRWA对此知情——但却无动于衷。

这个联合国机构每年从西方国家筹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用和平、宽容和普世人权等价值观教育巴勒斯坦儿童，但却把他们交给了那些招募童兵、美化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鼓吹消灭联合国成员国的恐怖分子。

近东救济工程处明知故犯地聘用哈马斯恐怖分子头目担任学校校长和教师，并允许恐怖分子头目领导管理数千名教师的工会，这不仅纵容了极端主义，而且这个由西方资助的联合国机构还将其制度化，将课堂变成了仇恨的温床。

在其75年的历史中，近东救济工程处培养了数千名圣战恐怖分子。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包括1972年慕尼黑大屠杀的肇事者，以及已故的哈马斯卡桑旅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他是10月7日以色列暴行的主谋之一。

这本身就应该为任何出于真正人道主义关怀而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助者敲响警钟。

一个所谓的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怎么会有培养如此多恐怖分子的记录？

本报告讲述了哈马斯如何控制了监督数千名教师和学校校长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工会，并劫持了该机构的整个教育系统。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报告《邪恶联盟：近东救济工程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中所述，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实地行动实际上是由其当地领导人控制的，而不是由少数国际工作人员控制的，例如总干事菲利普·拉扎里尼。拉扎里尼只是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公众形象、筹款人和倡导者。许多当地领导人，尤其是在加沙和黎巴嫩，都是哈马斯成员或领导人，而近东救济工程处数千名当地雇员也是活跃的哈马斯成员。换个角度来看，近东救济工程处3万名员工中，超过99%是地区工作人员——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该机构只有120名员工是国际工作人员，由联合国纽约总部资助。

这些巴勒斯坦阿拉伯当地工作人员负责管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所有服务，包括其教育系统。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办事处处理马蒂亚斯·施马勒（Matthias Schmale）案件的方式就体现了这一点。
施马勒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国际工作人员的高级成员，曾领导该机构的加沙行动；而苏海尔·辛迪（Suhail Al-Hindi）是哈马斯高级官员，曾任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会领导人。

2021年5月，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地领导人——时任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主席的阿米尔·米沙尔（Amir Al-Mishal）与其前任苏海尔·辛迪（Suhail Al-Hindi）联手，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将马蒂亚斯·施马勒（Matthias Schmale）驱逐出加沙，原因是施马勒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似乎发表了支持以色列的言论。

然而，苏海尔·辛迪多年来公开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头目们见面——当时他担任近东救济工程处一所学校的校长和加沙工作人员工会主席——近东救济工程处却未能解雇他。此外，在近东救济工程处于2011年暂时关闭辛迪新闻社，哈马斯策划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的服务陷入瘫痪之后，辛迪新闻社成功向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最高国际管理层施压，使其同意不因员工的“外部活动”——即参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头目——而对其行为进行处罚，而他正是被指控参与此类活动。

同样，在黎巴嫩，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层也未能解雇法特赫·谢里夫，后者多年来同时担任近东救济工程处黎巴嫩教师工会主席和哈马斯在黎巴嫩的高级领导人。

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黎巴嫩办事处主任多萝西·克劳斯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当地工作人员，于是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宣布暂停五名谢里夫在黎巴嫩教师工会的同事的职务，理由是他们参与哈马斯活动违反了中立原则的当天，她为了自身安全离开了黎巴嫩。

近东救济工程处在黎巴嫩的当地领导人，例如加沙的阿尔-欣迪和阿尔-米沙尔，以及谢里夫及其在黎巴嫩的同事，都认为近东救济工程处是一个政治工具，它“充当[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的国际见证人”，并且“是巴勒斯坦人返回巴勒斯坦的权利”， 即，直到他们消除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带来的想象中的不公正，并以巴勒斯坦国取而代之。在2018年12月关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一次演讲中，Al-Hindi本人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活动和服务对巴勒斯坦人民以及确保“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不受侵犯”有着“非常重大和积极的影响”。

因此，以工会为代表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地雇员完全拒绝接受中立的概念，认为这是对“巴勒斯坦身份认同”的攻击，也是国际工作人员为了安抚捐助国而进行的“政治勒索”，以压制他们对以色列的煽动。

当菲利普·拉扎里尼和皮埃尔·克雷恩布尔等近东救济工程处国际代表声称，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作用是“见证”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或“不公正”，并坚称他们将“捍卫”近东救济工程处这方面的职责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安抚这些当地领导人——那些真正控制着近东救济工程处实地行动的人。
亚当近东救济工程处西岸事务主任布卢科斯（Bouloukos）

在2024年4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承认，近东救济工程处“永远无法将服务提供与返回权脱钩”。

因此，发号施令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比如加沙的阿尔-欣迪（Al-Hindi）和阿尔-米沙尔（Al-Mishal），以及黎巴嫩的谢里夫及其同事——而不是反过来。如果他们拒绝联合国中立的理念，那么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国际领导人可以拥有“任何类似组织中最强大的中立机制”——正如拉扎里尼喜欢说的那样——但他们永远无法在实地实施这些机制。

2024年1月，联合国观察组织曝光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Telegram聊天群中3000名成员为10月7日暴行欢呼的丑闻。此后，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由法国前外交部长凯瑟琳·科隆纳领导的“独立审查小组”，以“评估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否在其职权范围内竭尽全力确保中立，并对严重违反中立原则的指控作出回应”。

科隆纳报告于2024年4月20日发布，该报告极度偏袒近东救济工程处及其工作人员。近东救济工程处官员公开表示，该报告旨在“安抚”捐助国，而非真正揭露不法行为。

然而，即使是带有偏见的科隆纳报告也明确承认，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工会已被“政治化”。报告发现，“多年来，政治派别一直利用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会向该机构领导层施压，并影响其服务提供或项目实施的决策”，并且“工会政治化被视为最敏感的中立性问题之一，需要予以解决”。然而，截至2025年8月，近东救济工程处尚未完成任何一项与工会中立性相关的科隆纳建议的实施。

本报告中的案例研究证实了科隆纳的调查结果，突显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和黎巴嫩均未能执行中立性。在这两个地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高级教育工作者——加沙的苏海尔·辛迪和黎巴嫩的法塔赫·谢里夫——同时担任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校长、当地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会主席以及哈马斯恐怖组织头目。同样，本报告还披露，他们在加沙和黎巴嫩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工会的同伙和继任者也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本人曾称赞巴勒斯坦工会“在圣战道路上发挥的作用”。

这些案例研究详细展示了哈马斯如何通过控制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地员工工会，特别是工会的教师部门，劫持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教育，使哈马斯能够控制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包括实体设施、教师和课程——包括阻止该机构实施课程去极端化改革，阻挠近东救济工程处对煽动反犹太主义和圣战恐怖主义的员工进行纪律处分，以及安插哈马斯成员担任学校高级教育职位。

哈马斯渗透到近东救济工程处高级教育工作者职位的事实得到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证实。

这些调查结果基于哈马斯成员名单和在加沙发现的其他文件。这些文件显示，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60个机构的高级教育工作者中，超过15%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

正如本报告所详述，以下列举了一些哈马斯控制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工会及其后来公开担任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的前成员如何多次挑战或推翻近东救济工程处国际领导层的决定。
- 2011年4月：由苏海尔·辛迪（Suhail Al-Hindi）领导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强烈反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学校引入大屠杀教育的管理计划。在2017年4月的退休派对上，辛迪因成功反对大屠杀教育而受到赞扬。
- 2011年9月至12月：近东救济工程处因Al-Hindi参与哈马斯领导人的活动而将其停职。Al-Hindi领导了为期三个月的瘫痪性抗议活动，最终恢复其职务。近东救济工程处同意不因Al-Hindi参与的“外部活动”（即哈马斯活动）而对员工进行处罚。
- 2017年1月至2月：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言人Chris Gunness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正在“正面应对中立问题”，并大力宣传一项新的员工培训计划，并承诺将对员工进行处罚。Al-Hindi及其所在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强烈反对，并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法律和中立性不会以牺牲员工的爱国主义和巴勒斯坦身份为代价”，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拒绝参加培训。
- 2018年7月至10月：Al-Hindi和Amir Al-Mishal作为各自工会的负责人，协调了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的大规模罢工，原因是该机构因资金削减而解雇了1000名合同工。此次罢工得到了哈马斯的全力支持，直接威胁到近东救济工程处，并关闭了其加沙总部。
- 8月，Matthias Schmale向媒体抱怨道：“我是这艘船的船长，我手下有13000名水手，他们却将我解除指挥，并将我囚禁在船长室。”
到10月初，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大部分国际工作人员为了安全起见被疏散。这场争端最终于2018年11月得到解决，此后不久，阿拉伯国家增加了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助。
- 2021年5月：米沙尔作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主席，成功迫使近东救济工程处恢复了27名被解雇员工的职位。
- 2021年5月：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主任马蒂亚斯·施马勒承认，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的导弹袭击“非常精准”。欣迪随即指责施马勒犯下了“大罪”，“必须赎罪”。米沙尔作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主席，领导了针对施马勒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他辞职。几天后，哈马斯成功将施马勒驱逐出加沙。
- 2023年2月：欣迪领导的专业工会协会煽动近东救济工程处教师参加罢工，“声援纳布卢斯的正义烈士”。尽管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层拒绝批准罢工，但近东救济工程处教师似乎不顾这一决定，仍然加入了罢工。
- 2023年3月：哈马斯高级成员、前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领导人伊萨姆·达利斯促成近东救济工程处聘用了那些辞职加入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哈马斯政府教师。
- 2023年3月至6月：哈马斯官员达利斯与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主任托马斯·怀特交涉，以解决近东救济工程处与承包商工会之间的纠纷。
- 2023年4月：在米沙尔的领导下，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拒绝了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层提出的在工会中实施女性会员配额的要求。
- 2024年3月至9月：在黎巴嫩爆发声援哈马斯恐怖组织头目、近东救济工程处黎巴嫩教师工会主席法蒂赫·谢里夫的抗议活动后，近东救济工程处决定只暂停谢里夫的职务，而非解雇他。2024年5月下旬，近东救济工程处总干事菲利普·拉扎里尼飞往黎巴嫩，与恐怖组织联盟会面，以解决争端。巴勒斯坦当地媒体报道称，此事已对谢里夫有利地得到解决。近东救济工程处后来坚称谢里夫已被停职，并接受了数月的调查。然而，尽管掌握了所有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证据，近东救济工程处却从未解雇他。
- 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近东救济工程处暂停了谢里夫在近东救济工程处黎巴嫩教师工会的五名同事的职务。这引发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一如既往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尽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并支持恐怖主义，但近东救济工程处花了近一年时间才将他们解雇。

为人民服务

严厉谴责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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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加沙占领：苏海尔·辛迪和哈马斯占领近东救济工程处

本报告第一部分探讨了哈马斯高级恐怖分子苏海尔·辛迪的案例，旨在了解哈马斯如何接管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的教育系统。报告揭示了近东救济工程处一再屈服于哈马斯和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协同的勒索手段，重点关注了近东救济工程处长期雇用苏海尔·辛迪及其近东救济工程处-哈马斯同伙的情况。

从2006年到2017年，辛迪既是哈马斯领导人，也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校长和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主席，负责管理240所学校的8000名教师和22万名学生。辛迪于2017年被迫辞去近东救济工程处职务，原因是他当年当选哈马斯政治局委员的消息被公开，以色列正式提出抗议，媒体也随之关注。

辞职几个月后，辛迪就与哈马斯加沙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一同出现在哈马斯的集会上。他后来担任哈马斯“回归游行”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号称是哈马斯的一项倡议，其名称为“和平抗议”，但实际上旨在测试和研究以色列的防御能力，为哈马斯最终于10月7日发动的入侵做准备。辛迪以此为契机，鼓励他庞大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师生网络加入游行。至少从2022年4月起，辛迪就在其公开声明中预示了10月7日的袭击。10月7日刚过，这位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就自豪地将这场屠杀称为哈马斯前所未有的“成就”。自10月7日以来，辛迪已成为哈马斯的重要发言人和哈马斯停火谈判小组成员。

阿尔·辛迪是哈马斯成员，这早已不是秘密。加沙地区众所周知，他的整个家族都与哈马斯有关联。阿尔·辛迪本人自1987年该恐怖组织成立以来就一直与其有牵连。

不出所料，他在哈马斯的声望与他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崛起同步。尽管近东救济工程处非常清楚阿尔·辛迪与哈马斯的关系，但它选择视而不见。当阿尔·辛迪与哈马斯领导人一同出席活动，并在学校活动中向恐怖分子致敬时，近东救济工程处却无动于衷。

2011年：近东救济工程处因与哈马斯关系暂停《印地语报》业务，迫于哈马斯压力被迫放弃
近东救济工程处唯一一次试图解雇艾尔·辛迪是在2011年，当时他与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一起登台。为了回应近东救济工程处暂停他三个月的职务，艾尔·辛迪策划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施压行动，多次长期关闭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和服务机构，并威胁近东救济工程处。三个月结束后，艾尔·辛迪不仅重返工作岗位，而且成功迫使近东救济工程处屈服于他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即不因哈马斯的活动而处罚任何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艾尔·辛迪继续与哈马斯协调，采取此类勒索式的施压手段，并经常以暴力相威胁，迫使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层收回艾尔·辛迪认为损害巴勒斯坦人权利或身份的决定——尤其是与大屠杀教育有关，以及学校使用的将整个主权以色列视为巴勒斯坦的地图。 2017年初，以Al-Hindi为首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强烈反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层新的中立政策和培训，并拒绝执行。

2017年：Al-Hindi被迫辞职

2017年4月，在当选哈马斯政治局委员的消息公开后，欣迪迫于来自以色列的外部压力被迫辞职。在他的退休仪式上，欣迪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的同事们称赞他拒绝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开展大屠杀教育；拒绝改变学校使用的“消除种族歧视”地图；以及“坚决反对工程处针对难民和员工的政策”，即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层永远不会为了阻止员工参与哈马斯恐怖组织而强制保持中立。

2017–2025：Al-Hindi 继续影响近东救济工程处

尽管已正式从近东救济工程处退休，辛迪仍然保留了加沙专业工会大会主席的职位，该大会负责监督加沙所有专业工会——包括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因此他继续影响着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决策。2021年8月，辛迪以该职位强烈抗议近东救济工程处对一些工作人员的纪律处分，这些工作人员在社交媒体上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已被联合国观察组织曝光。

同样，2023年2月，辛迪的专业工会大会煽动近东救济工程处教师和学生参加哈马斯教育部罢工，以声援西岸恐怖分子。

以色列袭击事件发生后。一年后，即2024年1月，联合国观察组织披露，一个拥有300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的电报群为10月7日的暴行欢呼，近东救济工程处也因此受到一些捐助方的压力。
Al-Hindi批评了公众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违反中立原则的强烈议。“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职责是服务巴勒斯坦人民，而不是指责员工，”这位哈马斯政治局委员说道。

Al-Hindi于2017年正式离开近东救济工程处后，他的继任者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主席，Amir Al-Mishal，一位近东救济工程处会计，同时也是哈马斯成员。他承诺追随Al-Hindi的脚步，并表示他“不会放弃对国家宗教事务的责任”。21 Al-Mishal利用他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职位，将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的资金挪用给哈马斯。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直到阿米尔·米沙尔于2023年夏天（10月7日之前）退休，米沙尔和“辛迪”组织共同策划了多次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压力活动，以阻止任何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决定的执行。2018年7月至11月，两人联手发动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抗议近东救济工程处因资金削减而解雇1000名合同工。

哈马斯的主要人物参与了这些抗议活动，其中包括马哈茂德·扎哈尔，他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大楼内与抗议者交谈，以及加齐·哈马德，他与“辛迪”组织一起会见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马蒂亚斯·施马勒，
试图解决争端。抗议活动非常危险，以至于到2018年10月初，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大部分国际工作人员不得不为了安全而撤离。

哈马斯和 Al-Hindi 导致近东救济工程处驱逐其加沙主任

2021年5月，两人再次联手谴责马蒂亚斯·施马勒，并要求将其驱逐出加沙。

因为施马勒在以色列电视台发表言论，承认以色列当月对加沙的导弹袭击“非常精准”。他们的行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几天之内，哈马斯要求立即将施马勒驱逐出加沙。

就这样，Al-Hindi 和 Al-Mishal 成功迫使近东救济工程处国际工作人员中的一名高级官员离职。

他们还阻止近东救济工程处对其当地雇员执行纪律，包括2011年针对Al-Hindi的处罚。

本报告讨论的Al-Hindi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员工工会的其他同事包括伊萨姆·达利斯（Issam Al-Daalis），他后来成为哈马斯政府在加沙的行政首脑，并在2023年10月7日后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以及艾哈迈德·拉巴德（Ahmed Labad），他是以色列国防军在2024年3月突袭希法医院（Shifa Hospital）时逮捕的358名恐怖分子之一。与Al-Hindi和Al-Mishal一样，Al-Daalis利用其职位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施压，迫使其屈服于哈马斯的要求，包括聘用已辞职的哈马斯政府教师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该工会目前由与哈马斯有关联的近东救济工程处牙齿矫正医生穆斯塔法·古尔（Mustafa Al-Ghoul）领导，他拒绝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中立立场并支持哈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