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姓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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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是由君主所封的地、爵位、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转变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不同姓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氏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 不利。

　　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公元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年。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到 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文章。文章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 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 。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 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 。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 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 。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 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 。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

　　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 毛、江、白、文、关、廖、池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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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谱，于今人又什么价值？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存留至今的家谱疑信相渗、精华与糟粕同在现状来看，家谱对今人具有以下两方面价值：
　　1、家谱的历史价值。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档案材料的家谱，保存了历代不同地区与世系活动相关的丰富资料，它对于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等都具有史料价值，这已为众多的有识之士所论证。几十年前，史学大师顾颉刚识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入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名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当然，顾颉刚所说的“忽视”状况现在已有改变，重视家谱史料价值的学者已日渐增多，见诸文字者不少，勿庸赘述。作为史料价值，要在求真求实。尽管家谱修撰早有“信以傅信，疑以傅疑”、“循实记载”、“置诸阙疑”等主张，但是，出于种种家族利益的考虑和显耀门庭的诱惑，谱学界的伪俗之风在每一朝代都存在，因此，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
　　2、家谱的文化价值。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过：“中国人民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中华民族就是在自己独特的环境中，经过几千年的蕴酿由众多族源融合、自然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相对独立共同生活的地理生态系统，漫漫历史长河的共同创造，彼此密切交往不断分化和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也产生了千枝一本，万水同源的民族凝聚力。
　　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遍布五大洲168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已经超过5500万。“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夫的旗帜上写着中华。”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据统计：1996年世界共有华人社团9255个，（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就已超过70个）其中属于亲缘性的宗亲社团占了34%，有3147个。海外宗亲社团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凝聚的产物，他们有强烈寻根的愿望，每当我们看到，一年一度，人们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沤庥于沮水之滨、桥山之巅的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陵前，共告“五洲风雨疾，华夏有炎黄”，这就是“血浓于水”的情感。台湾有一位研究神农文化的学者叫姜竹，他说：“台湾同胎是非常崇拜炎帝的，那边的炎帝神农庙有121座，每年神农圣诞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总要进行一次祭祀活动，以表达炎帝子孙的爱国之心。目前，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都有烈山宗亲会，这样，在海内、海外、香港、台湾，炎黄两帝已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了”。炎黄共祖的文化认同，是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根据的，古老的《世本》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启其端，历代的姓氏谱系扬其波，它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成了民族集体的潜意识，这正是谱牒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家谱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应该著重考察谱牒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现象、规律、社会影响和作用。谱牒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全用史料价值的标准来要求它。比如攀援历史名人为始祖的现象，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考察是不可取的，但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它又往往起了名人效应，凝聚、鼓舞族群的作用。又如同宗共祖问题，从历史的真实看，任何一个姓氏，其来源都十分复杂，历代改姓、赐姓、冒姓层出不穷，欲求血缘的绝对纯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作为已形成的文化认同是可邓小平必深究和苛求的。所以今天的谱学，既要重视历史价值的开掘，又要重视文化价值的开发，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更要注意发挥家谱在凝聚社会群体，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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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体例的变化与内容丰富是此前谱牒所少有的。正德元年所纂《余氏会通谱》内容包括新旧序、跋、辨、图、外传、外纪图、世系图、茔域图、卷末跋、后序。《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内容已较全面，包括序、凡例、列士、金氏本国、世系、事略、行实、行状、墓志铭、杂著、记、诗、赞、规约。嘉靖十八年许璞、许汉纂《许氏统宗世谱》内容涉及序、名人传记、行状、墓志、世系。嘉靖三十四年朱世恩纂《朱氏统宗世谱》内容涵括历代谱序、敕命、凡例、像讚、祠屋图、墓图、传、世系图。嘉靖三十七年黄侍、黄仁德纂《左田黄氏孟宗谱》内容包括序、图、地理志、姓氏源流、世系、文翰。隆庆六年许可复、许凤翔纂《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吸收并总结了嘉靖以前家谱的有关内容，且有所扩展。该谱涉及历代谱序、目录、世系图、考、先世文翰、序、说、传、记、寿叙、赋、诗、歌、词、挽诗、行状、赞、祭文、谱说、后骗子、领谱字号等诸项内容。
　　万历以后，字谱内容较前更为丰富。隆庆、万历年间歙县殷氏宗族“始为谱，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其后内容又扩充了“世德、规范、训典、文献、宅第、丘墓、遗文、遗迹、里社九考。”万历五年吕仕道纂《吕氏续修宗谱》涉及目录、书法、凡例，历代谱序、像讚、迁源源流、祠墓寺图表、里居图、姓氏来源、世系、世德、规范、训典、文献、遗事、丘墓、祭田、家规、修谱衔名、修谱总论、后序、跋等内容，该谱的列诸项涵盖了后世家谱所具备的基本内容。万历十八年程弘宾纂《歙西严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分谱序、谱例、纪源、传疑、传信、世系、世传、内传、保莹、遗翰、族约、续后十二篇。万历末年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涉及序列、题辞、谱引、谱歌、谱诗、恩荣录、曹氏先达、迁徙源流、坟墓、后序、跋、谱约、支谱图、统宗谱系小叙、系图、事略、重修族谱叙略、家乘序、诗集序、遗嘱、跋等内容，名目纷繁，同万历以前所修宗谱相比，内容得到大规模扩展，几乎囊括了与宗族相关的所有事项。通过对上述明代宗谱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宋元谱相比较，明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家规家训、祠产族产等宗族制度的相关方面，这也正是明代宗族制度较前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
　　关于体例方面，明谱在因袭欧苏谱例的同时，增加了“志”“图”“考”“录”等项新内容，这是明修宗谱进一步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上成果的重要体现。据翟屯建先生研究，明代宗谱体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纲目体，以纲统目；二是条目体，一事一目，互助统辖；三是纲目与条目的混合体。且愈往后，这种混合体的方法在宗谱编纂中愈益得到广泛的运用。与明代以后所修宗谱相比较，有明一代所修宗谱的体例已比较完备，且大体上已定型，此后清、民国年间所纂宗谱在体例上基本承袭明谱，变更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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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议决大事的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世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其来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着较高的重复出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姓氏、地域的限制，也能在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丁、王、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