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战例->赤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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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战例->赤壁之战

战争日期：公元208年七月—十二日

　　三国形成时期，孙权、刘备联军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赤壁西北）一带大胜曹操军队，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著名战役。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作玄武池训练水兵，并对可能动乱的关中地区采取措施，随即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兵十多万南征荆州（约今湖北、湖南），欲一统南北。便率领20多万人马（号称80万）南下。此时孙权已自江东统军攻克夏口（今武汉境），打开了西入荆州的门户，正相机吞并荆、益州（治成都），再向北发展；而依附荆州牧刘表的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为谋士，以其隆中对策，制定先占荆、益，联合孙权，进图中原的策略，并在樊城大练水陆军。曹操军劳师、水土不服、短于水战、战马无粮等弱点，坚定了孙权抗曹决心。孙权不顾主降派张昭等反对,命周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3万精锐水兵，与刘备合军共约5万，溯江水而上，进驻夏口。

　　曹操乘胜取江陵后，又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仍统本部兵，镇守汉川（今江汉平原）。益州牧刘璋也遣兵给曹操补军，开始向朝廷交纳贡赋。曹操更加骄傲轻敌，不听谋臣贾诩暂缓东下的劝告，送信恐吓孙权，声称要决战吴地。冬，亲统军顺长江水陆并进。

　　孙刘联军在夏口部署后，溯江迎击曹军，遇于赤壁。曹军步骑面对大江，失去威势，新改编及荆州新附水兵，战斗力差，又逢疾疫流行，以致初战失利，慌忙退向北岸，屯兵乌林（今湖北洪湖境），与联军隔江对峙。

　　曹操下令将战船相连，减弱了风浪颠簸，利于北方籍兵士上船，欲加紧演练，待机攻战。周瑜鉴于敌众己寡，久持不利，决意寻机速战。部将黄盖针对曹军“连环船”的弱点，建议火攻，得到赞许。黄盖立即遣人送伪降书给曹操，随后带船数十艘出发，前面10艘满载浸油的干柴草，以布遮掩，插上与曹操约定的旗号，并系轻快小艇于船后，顺东南风驶向乌林。接近对岸时，戒备松懈的曹军皆争相观看黄盖来降。此时，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各自换乘小艇退走。火船乘风闯入曹军船阵，顿时一片火海，迅速延及岸边营屯。联军乘势攻击，曹军伤亡惨重。曹操深知已不能挽回败局，下令烧余船，引军退走。

　　 赤壁市赤壁山上的镌字　联军水陆并进，追击曹军。曹操引军离开江岸，取捷径往江陵，经华容道（今潜江南）遇泥泞，垫草过骑，得以脱逃。曹操留曹仁守江陵，满宠屯当阳，自还北方。

　　 周瑜等与曹仁隔江对峙，并遣甘宁攻夷陵（今宜昌境）。曹仁分兵围甘宁。周瑜率军往救,大破曹军，后还军渡江屯北岸，继续与曹仁对峙。刘备自江陵回师夏口后，溯汉水欲迂回曹仁后方。曹仁自知再难相持，次年被迫撤退。

　　赤壁之战，曹操自负轻敌，指挥失误，加之水军不强，且军中出现瘟疫，终致战败。孙权、刘备在强敌面前，冷静分析形势，结盟抗战，扬水战之长，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点评
　　 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反对曹操的人称之为“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它诸侯自然在政治正确性上难以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其气自盛；第三，曹操兵力数倍于孙、刘两家。不过在曹操兵败赤壁中，传统的史学家强调其思想轻敌骄傲。如张作耀《曹操传》说：“曹操其人极易激动，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曹操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错过了战机。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裴松之又评论说：“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役大兴，以损凌厉之峰，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他的观点认为，曹操进行赤壁之战时机是正确的，孙刘联军的胜利有运气成分。

　　不过，既然曹操具有如此的优势，所以令孙刘联军的战绩更显辉煌。此战，孙刘军扬水战之长，巧施火攻，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而传统的评论，一般忽略的一面是疫病流行因素。曹操把失败原因归于疾病，他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陈寿亦多次提及曹军有疫病。

　　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赤壁之战是在冬天开始的，但曹军在转徙、训练时间是在秋天。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而刘、孙军队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士兵体内或多或少已产生一定的免疫力。但是这个观点也有缺陷，曹操水军主要来自荆州水军，这些士兵对血吸虫的免疫力应跟孙刘联军应该差别不大，所以该是其他疫病。

　　在远流出版，陈正德撰写的《曹操争霸经营史》一书中，分析了曹操战败的原因。他将主要的失败原因归咎于东南风。

　　曹操用兵如神，俗语说：“说曹操，曹操到”代表曹操用兵的疾如风与侵略如火，刘备在徐州就因准备不及而弃军逃亡，至荆州赤壁开战前，又遇到类似状况。曹操既然用兵谨慎，在赤壁兵败如山倒的原因除周瑜自身分析的以外，周瑜可能还隐瞒了一个气候学的事实。在洞庭湖一带，因为地形风的原因，当天气放晴时，可能会逆吹东南风。这一点是北方长大的曹操所始料未及，而长江水边长大者的地利。

曹操南征和长阪追击战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开始南征，他向荀彧问计，荀彧说：“现在您一统华夏（黄河流域），南方已经震动，您应该趁势速出叶、宛，则荆襄恐惧，可以平定荆州。”（注二）
　　 八月，刘表病死，果然刘备听说曹操到宛城弃新野，走襄阳，刘琮投降曹操。此时一切太过顺利，曹操已经基本达成此次南下战略。
　　 只剩下一个夙敌刘备而已，此刻他正带着“十万百姓”逃到当阳，即将前往军事重镇江陵。于是，曹操派遣自己的精锐部队“虎豹骑”五千人，“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在长阪追上刘备，并击溃刘军主力，“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注三）
　　 《三国志·刘备传》说：“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
　　 《三国志·张飞传》记载：“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三国志·赵云传》记载：“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总之其形式与《三国演义》描写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曹操没有八十三万大军而已。应该说这次追击战显示了曹军精锐骑兵强大的战斗力，也说明刘备此人戎马一生的经验，从实力对比来看，双方可以说不胜不败。
　　 关羽率领的水军在汉津接应刘备，才使其没有遭受灭顶之灾，刘备逃到夏口。占据江陵对抗曹操的企图失败。
　　 曹操率领部队占据江陵，取得大批战船的战略物资，使曹操决定进一步南下，彻底消灭刘备和孙权。
　　 早在曹操南征时，孙权就把部队调往柴桑，并派遣鲁肃前往荆州探勘虚实（注四），结果刘表死了，却见到了刘备，双方决定结成同盟，刘备派诸葛亮为使前往东吴。
曹操的继续南下和孙权决计破敌
　　 曹操占据江陵后南下乌林，要渡江灭刘备，同时向江东送信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
　　 A 这个时期刘备的兵力可以参考《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语：“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
　　 但这个说法明显是为了同盟提高自己的身份，获得同等的待遇提出的，所以其水分不小。
　　 《三国志·鲁肃传》（应是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的合传，下同）引《吴书》记载鲁肃语：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
　　 连“一校”兵都不够，可见当时刘备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江表传》记载：刘备“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是因为自建安十三年以来损失不小，使曹操不得不在十二月撤军，没能继续南下。
　　 那么可见，虽然在赤壁的损失不小，但曹军的总体实力仍然远大于孙刘，只是暂时不足以继续渡江作战而已。要知道在两年后曹操还大败了西凉人马。
　　 所以，尽管曹操烧了自己的的水军战舰，但曹操的陆军仍然保持了相当多的数量，其精锐部队基本没有损失，只是由于水军的失败导致曹操无法渡江登陆，再加上瘟疫，才使曹操不得不放弃从赤壁一线登陆的企图。
　　 这些损失的战舰绝大多数原荆州留下的，其水军也都是原荆州籍士兵，赤壁之战曹操的直接损失来自此处，而由于瘟疫间接损失的兵力虽然也不小（注十），但与荆州水军比还不算多，可见什么时候都是“嫡系”好呀！
　　 Ｂ这一时期刘备军的兵力开始增加，《江表传》记载：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
　　 可见刘备在荆州的数年肯定没闲着。
　　 紧接着刘备收取荆南诸郡，进一步扩充实力。仅仅在两年后，刘备就可以两线作战。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先主并军三万馀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
　　 刘备这个人的确不简单，只是得志晚了点。《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
　　 Ｃ至于吴军起兵力变化不大，虽然收编了一些北方降兵，在攻击曹仁时又获得不少战马（注十一），但自己也有伤亡。
　　 应该还是保持原实力。

赤壁之战曹操的部署
　　 曹操从建安十三年十月之前曹操取得江陵，拥众数十万。他一面命文聘为大将，“使典北兵”，镇守江夏边境。一面亲率大军继续南下乌林，准备登陆赤壁。
　　 那么曹操是不是将绝对主力安排在了乌林一线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国志·曹仁传》记载：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
　　 《三国志·曹纯传》记载：从征荆州，追刘备於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
　　 《三国志·乐进传》记载：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
　　 《三国志·徐晃传》记载：从征荆州，别屯樊。
　　 《三国志·满宠传》记载：建安十三年，从太祖征荆州。大军还，留宠行奋威将军，屯当阳。
　　 《三国志·赵俨传》记载：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昭、冯楷七军。
　　 可见曹操的大将几乎到齐，是不是这些大将没有到达乌林，留在荆州各地？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留屯”，说明不是乌林之战前的部署，而是之后。
　　 要知道《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赤壁之战乃是曹军的污点，自然不会多写，也就没有他们的具体事迹了，比如曹军外姓第一将于禁，他的本传连“从平荆州”的字样都没有，如果不是《赵俨传》提到他，我们也就没有他到达荆州的证据了。
　　 又比如张辽，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提到：“张辽临于赤壁，王浚下于巴丘”。
　　 可见，曹操的主力部队是悉数开赴赤壁了。他希望以荆州水军为主力，进而利用绝对的兵力优势渡江，只是他高估了荆州水军，低估了吴军和长江。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失误
　　 其实这个问题周瑜已经有很精辟的论述，他分析的四点应该说正是曹操的致命伤。
　　 （1）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
　　 关西军一直是曹操的威胁。
　　 （2）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
　　 曹操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希望的是用荆州水军对抗吴军，可惜他错了，赤壁之战前那场接触战证明了一切。所以曹操才会锁战船，只不过正是因为这样才被敌人火攻。说到底还是水军不济造成的。
　　 （3）又今盛寒，马无藁草；
　　 《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可见战马没有草料，人也好不到哪去，饥饿与瘟疫是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这样的部队即使数量多也很难取胜。
　　 （4）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三国志·曹操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江表传》记载：（曹操）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瘟疫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因素。
　　 （5）新收刘表之众，尚未归心。
曹操行军路线
　　 1.进攻路线：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三国志·徐晃传》记载：从征荆州，别屯樊。
　　 《三国志·曹纯传》记载：从征荆州，追刘备於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
　　 《三国志·赵俨传》记载：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
　　 可见，曹操是从许昌全线出击，基本是以压制性的态势进击荆州，也正是这个态势吓跑了刘备，唬降了刘琮。
　　 而曹操的进攻路线基本如下：
　　 许—新野（樊）—襄阳（另派文聘防御江夏）—当阳—江陵—巴丘—赤壁。
　　 2.败退路线：
　　 《资治通鉴》记载：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汉末英雄记》记载：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遇大雾，迷道。
　　 如果两个记载吻合，那么“华容道”和“云梦大泽”应该是一个地方。三国时的华容道是在江汉平原上潜江以南，监利以北的地方。而云梦大泽应该理解为包括南到洞庭湖，被到江陵的大片沼泽地和零星湖泊。
　　 但在《三国志·郭嘉传》中有：“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疫，烧船”。
　　 那么是不是《资治通鉴》和《英雄记》的记载根本就是错误？
　　 我是这样看的，曹操从乌林途经华容，虽然中间路难行甚至迷路，但最终他们到达巴丘，并退到江陵。
　　 《通典》记载：“洞庭湖中三江口有曹由州，曹公兵败之处。”《括地志》记载：“巴丘湖中有曹由州，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船处。”
　　 值得注意的是，巴丘有两处：一个是今天的岳阳，另一个在今天的江西崇仁。曹操烧船的巴丘应该是岳阳巴丘；《三国志·周瑜传》记载的那个“还定豫章、庐陵，留镇巴丘”的巴丘应为江西崇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曹操的全部行程：许—新野（樊）—襄阳—当阳（长阪追击战）—江陵—巴丘—赤壁（败）—华容道（云梦大泽）—巴丘（烧船）—南郡—谯。
孙刘联军行动路线
　　 《三国志·刘备传》记载：“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及於当阳之长坂……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馀人，与俱到夏口……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
　　 这个记载已经很详细了：
　　 新野——襄阳——当阳（败）——汉津——夏口（汇合周瑜）——赤壁（胜）——华容道——南郡。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先主至於夏口......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也比较明了：
　　 柴桑——夏口——赤壁——乌林——江陵。
　　 两军的汇合应该是在夏口或江口附近。
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开始南征，大概在十月占据江陵。那么赤壁之战发生在几月呢？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备……”
　　 《后汉书》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
　　 这样看来应该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二月发生的赤壁之战。
　　 但是《资治通鉴》和《后汉书》记载的却是十月（注十二）。
　　 另有《三国演义》所说的十一月：
　　 孔明曰：“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乃风息，如何？”……孔明曰：“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可教子龙驾小舟于南岸边等候”。
　　 其实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首先，如果按十月说，则赤壁之战其实可以说是场遭遇战，因为曹操十月才占据江陵，而同月战役结束；其次，按十一月说，则看似不早不晚，但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小说所写，可信度自然无法与正史相比；而根据最俱权威的《三国志》，应该是建安十三年冬爆发的赤壁之战，只不过这种观点有点与其它记载矛盾。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谯”，可见合肥之战在建安十三年就已经结束，那么如果赤壁之战发生在十二月，这个时间内曹操还能从荆州跑到合肥，实在太紧张了，时间上根本解释不通。
　　 但是，《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有记载：“东汉建安十三年戊子。十二月壬午朔，十五丙申小寒，三十辛亥大寒。闰十二月壬子朔，十五丙寅立春。”
　　 也就是，建安十三年是闰十二月的，这样一来，一切紧张的时间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十月一说，则与《三国志》其他记载颇矛盾。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
　　 说明曹操在占据江陵后是有相当一段时间来稳定局势的。
　　 而《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又今盛寒，马无藁草。
　　 “盛寒”应解做隆冬，而十月很难被称为隆冬，而十二月“三十辛亥大寒”。
　　 另外，十月之说并非是《资治通鉴》和《后汉书》明确表示赤壁之战发生在十二月，而是模糊记载，是有回旋余地的，估计也是两部书的作者对于这个时间存疑，但没有下定论。
　　 综上所述，十二月应为最俱权威，最为合理的解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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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十三年冬十二月整个月份是：从公元208年12月25日到公元209年1月23日。赤壁之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关于赤壁之战的几点疑问探讨
　　 １赤壁之战发生的地点
　　 首先，最俱权威的《三国志》是这样记载的：“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而《三国志·吴书》的诸大将传记也都提到“拒曹公于乌林”的字样，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曹操是拄扎在江北的乌林。
　　 而周瑜所在的赤壁又具体在哪个位置呢？它与乌林的关系如何？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赤壁山在今蒲圻县西八十里，一名石头关，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
　　 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
　　 《荆州记》记载：“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于）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
　　 《江表传》记载赤壁之战的情况是这样的：“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于，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
　　 “东南风急”与“中江举帆”，说明冲乌林来的船来自乌林东南，这与“上破魏武兵”比较吻合。还有《三国志·吕蒙传》的记载：“是岁，又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这里的“西破”与周瑜传的“逆”是一个解释。
　　 如果《江表传》所记载是事实，那么蒲圻赤壁做为赤壁之战的地点确实是最符合历史记载。
　　 至于其他的“赤壁”从地或记载上都有难以解释的地方，由于争论太大，此处不做过多讨论。
　　 ２张憙救合肥是在赤壁战前还是战后？
　　 《三国志·曹操传》记载：“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
　　 根据《曹操传》是孙权先攻合肥再发生的赤壁之战。
　　 《三国志·孙权传》则记载：“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根据孙权传是成了赤壁战后孙权才攻的合肥。
　　 是不是陈寿记错了？后人对此有很多猜测，《孙盛异同》评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三国志》的本纪是曹操，看《三国志》的人要想看时间，一定先看本纪，其他的传记一律向它看齐。本着这个原则，曹操本纪在时间上是绝对严格的，否则整部书的时间顺序就会很乱，《三国志》能被称作良史自然也具备这个条件。
　　 也就是，孙权在赤壁战前攻合肥是肯定的，虽然《孙权传》是在赤壁战后才说“权自率众围合肥”，但它的时间观念与曹操本纪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何况后面还有一句“攻城逾月不能下”，说明其战斗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发生在赤壁战前，只是着重描写赤壁之战才放在后面来说。
　　 只是这样理解还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张憙被派遣在《曹操传》和《孙权传》的记述又产生了矛盾。
　　 按《曹操传》则张憙是在赤壁战前被派，按《孙权传》是在之后。
　　 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本纪》为尊来理解，那么陈寿关于这段记载就是失败的，因为孙权传的存在完全成了误导。
　　 可笔者并不这样认为。
　　 根据《三国志·蒋济传》：“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
　　 记载说：“遇疾疫……颇复疾疫”，则很可能是在瘟疫大规模爆发之后才派的张喜。
　　 而且，曹操在赤壁战前拥兵二十多万，而合肥这么紧要的地方竟然只派区区“单将千骑”来救，实在难以解释，除非是在赤壁败后曹操骑兵战马损失惨重，只有先派千骑支援。
　　 综上所述，孙权攻合肥确实是在赤壁战前，张喜被派遣救援则是在赤壁战后。这样理解则既可以说通《曹操本纪》，又能兼顾《孙权传》。
　　 而且没有解释不通的地方：
　　 首先，孙权攻合肥应该是在赤壁之战之前很近的时间，甚至是同时，否则曹操不会在赤壁败后才派救兵。
　　 其次，曹操进军途经巴丘，败回时同样经过巴丘，与记载相符。
　　 另外，这就能解释《江表传》记载的那批“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剩余的吴军部队的动向。
　　 当然，如果您理解是陈寿老先生故意为自己的著作设下的一个谜团，或者是传抄过程中的误传，那也无不可。
总结语
　　 历史已经随着江水远去，硝烟已经散尽，很多人说曹操如果听取贾诩的建议就不会失败，但我想曹操有他自己的看法。
　　 在感叹曹操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羽扇纶巾”的周瑜，他“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和乌林那惊天动地的一把大火。
　　 公元208年的第一场雪就这样被映红了……
　　 （注一）《三国志·贾诩传》：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注二）《三国志·荀彧传》：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
　　 （注三）《三国志·曹纯传》：从征荆州，追刘备於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从还谯。
　　 （注四）《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至於夏口……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
　　 （注五）《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讬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於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於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注六）《三国志·周瑜传》：瑜曰：“不然。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注七）《三国志·周瑜传》：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
　　 （注八）《江表传》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
　　 （注九）《三国志·刘表传》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注十）《三国志·曹操传》：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注十一）《三国志·吕蒙传》：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
　　 （注十二）《后汉书·献帝纪》：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资治通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
《三国志》·赤壁之战
　　 主要的第一手史料是陈寿著《三国志》。
　　 《三国志》之《魏书》、《蜀书》和《吴书》中有许多矛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依据上述的史料，经过整理考异后列出赤壁之战战争的过程(见卷65、卷66)。
　　 近年来，考古发现开始补充正史记载。1973年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铜单马镫一件，印有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的瓦砚一台，并有东汉铜镜、陶瓷器和箭镞等。1976年，在赤壁山下一米多深的土层中发现沉船上的铁环、铁钉、东汉铜镜等物。同年，又在赤壁山上发现铜、铁、玉带钩各一件。
赤壁位于何处
　　 赤壁之战场所多年来，学术界对于“赤壁”地望问题讨论，诸说并起被近代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
　　 数百年来，历史学界对于“赤壁”之战发生的地点问题多有讨论，诸说并起，被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一般统计，至少有七种“赤壁说”：蒲圻说、黄州说、钟祥说、武昌说、汉阳说、汉川说、嘉鱼说。从现当代观点来看，争论的焦点在蒲圻说和嘉鱼说之间，而历史学出版物和已发现文物证据更偏向于蒲圻说。

蒲圻说

　　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中写道：“那个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元和郡县图志》亦称：“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采用了这一学说。1970年以后，蒲圻市赤壁山及长江对岸的乌林连续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文物，包括1973年出土的铜马镫、“建安八年”（203年）字样的瓦砚，1976年赤壁山下土层中的沉船遗址、赤壁山上的各式汉朝带钩，1987年开探的墓室中诸葛亮设计的铜弩机、东汉通行的五铢钱等等。1991年，湖北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出版了《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1998年，蒲圻市正式改名为赤壁市。

嘉鱼说

　　语言学家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持赤壁在今湖北嘉鱼县东北的观点。如上溯此说之源，有《大清一统志》引据《水经注》为证。《水经注》曰：“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上去乌林二百里。”此说后来为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所首肯。
《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司马光 著
　　 原文：
　　　 初，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备南走，肃径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坂。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甚悦。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篱口。
　　 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谓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散，闻追豫州，轻骑一百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
　　 是时曹操遗权书曰：“近著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群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他，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
　　 时周瑜受使至番阳，肃劝权召瑜还。瑜至，谓权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秦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乃罢会。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
　　 ……
　　 进，与操遇于赤壁。
　　 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译文：
　　　 当初，鲁肃听说刘表已死，（便）对孙权说：“荆州与我国邻接，地理形势险要、坚固，土地肥沃、广阔，人口繁多，生活富裕，如能占为已有，这是开创帝王之业的凭借。现在刘表刚死，他的两个儿子（刘琦、刘琮）又不和协，军队中的那些将领，有的拥戴刘琦，有的拥戴刘琮。刘备是天下骁悍的雄杰，与曹操有仇，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妒忌他的才能而不能重用（他）。如果刘备和刘表的部下们同心协力，上下一致，就应当安慰他们，与他们结盟友好；如果他们离心离德，就另作打算，以成就（我们的）大事。请让我能够奉命去慰问刘表的两个儿子，同时慰劳军中掌权的人物，并劝说刘备安抚刘表的部下，同心一意，共同对付曹操，刘备必定高兴而听从我们的意见。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天下大势可以决定了。现在不赶快前去，恐怕就被曹操占了先。”孙权即刻派鲁肃前往。（鲁肃）到夏口，听说曹操已向荆州进发，（于是）日夜兼程，等到到了南郡，刘琮已投降曹操，刘备向南撤退，鲁肃直接去迎他，与刘备在当阳县长坂坡相会。鲁肃转达孙权的意思，（和他）讨论天下大事的势态，表示恳切慰问的心意，并且问刘备说：“刘豫州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刘备说：“我和苍梧太守吴巨有老交情，打算去投奔他。”鲁肃说：“孙讨虏为人聪明仁惠，敬重、礼待贤才，江南的英雄豪杰都归顺、依附他，已经占据了六个郡，兵精粮足，足够用来成就大业。现在为您筹划，不如派遣亲信主动去结好东吴，以共建大业。（但是您）却打算投奔吴巨，吴巨是个平庸的人，又处在偏远的郡地，很快被人呑并，难道能够依靠吗？”刘备很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子瑜的朋友。”两个人随即（也因子瑜的关系）交了朋友。子瑜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江东避乱，是孙权的长史。刘备采纳了鲁肃的计谋，率兵进驻鄂县的樊口。
　　 曹操将要从江陵顺江东下，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很危急，请让我奉命去向孙将军求救。”于是与鲁肃一起去见孙权。诸葛亮在柴桑见到了孙权，劝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您在江东起兵，刘豫州的汉南招收兵马，与曹操共同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削平大乱，大致已稳定局面，于是攻破荆州，威势震动天下。英雄没有施展本领的地方，所以刘备逃遁到这里，希望将军估量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这个局面！如果能用江东的兵力同中原对抗，不如趁早同他绝裂；如果不能，为什么不放下武器、捆起铠甲，向他面北朝拜称臣呢！现在将军外表上假托服从的名义，而内心里怀着犹豫不决的心思，局势危急而不能决断，大祸没几天就要临头了！”孙权说：“假若如你所说，刘豫州为什么不向曹操投降呢？”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个壮士罢了，还能恪守节义不受屈辱；何况刘备（是）汉王室的后代，英明才智超过所有的当代人，众人敬仰、倾慕他，就象水归大海一样。如果事情不成功，就是天意，怎能再居于其下呢？”孙权发怒说：“我不能拿全东吴的土地，十万将士，来受人控制，我的主意决定了！除了刘备就没了（同我一齐）抵挡曹操的了，可是刘备在刚打败仗之后，怎能抗得住这个大难呢？”诸葛亮说：“刘备的军队虽然在长坂坡打了败仗，（但是）现在归队的士兵加上关羽率领的精锐水兵还有一万人，刘琦收拢江夏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曹操的军队远道而来已疲惫不堪，听说追逐刘备的轻装的骑兵一日一夜跑三百多里，这就是所谓‘强弓射出的箭到了射程尽头的力量，连鲁国的薄绢也穿不透’啊，所以兵法上忌讳这样做，说‘一定会使主帅遭到挫败’。况且北方的士兵，不习惯在水上作战；还有，荆州依附曹操的民众，是被他武力的威势所逼，不是发自内心的顺服。现在将军当真能派锰将统领几万大军，与刘备协同规划、共同努力，攻破曹操的军队就是必然的了。曹操的军队被打败，势必退回到北方；如果是这样，荆州、吴国的势力就会强大，三国分立的形势就会出现。成败的关键，就在今天！”孙权听了非常高兴，就同部下们谋划这件事。
　　 这时，曹操送给孙权一封信说：“近来我奉皇帝命令讨伐有罪的人，军旗指向南方，刘琮投降。现在训练了水军八十万之多，正要同将军在东吴会战。”孙权将这封信拿给部下的众人看，没有一个不像听到巨响而失去了常态。长史张昭等人说：“曹操是豺狼猛虎，挟持着皇帝来征讨天下，动不动以朝廷（的名义）为借口，现在抗拒他，事情更为不利。再说将军抗拒曹操的主要凭借是长江；现在曹操得到荆州，占有了那里的全部领地，刘表组建的水军，大小战船甚至用千位数计算，曹操将这些战船全部沿江摆开，同时还有步兵，水陆一齐进攻，（这样一来）长江的险要地势（曹操）已经同我方共同占有了。而实力的大小、强弱又不能相提并论。我以为最好的打算是不如迎顺他。”（这时）只有鲁肃沉默不语。孙权起身去厕所，鲁肃追到屋檐下。孙权知他来意，握着他的手说：“您要说什么？”鲁肃说：“刚才我察看众人的议论，（是）专门想贻误将军，不值得与（他们）谋划大事。现在我鲁肃迎顺曹操，曹操想必会把我送还乡里，品评我的名位，还少不了（让我做一个）低级的从事，坐牛车，带着吏卒，与士大夫们交往，然后逐渐升官，仍然不低于州郡一类的职位。将军您迎顺曹操，会得到一个什么归宿呢？希望您早定大计，不要采纳那些人的意见！”孙权叹息说：“这些人所持的议论，非常让我失望。现在你阐明利害，正与我的想法一样。”
　　 当时，周瑜奉命到番阳去了，鲁肃劝孙权召周瑜回来。周瑜回来，对孙权说：“曹操虽然在名义上是汉朝丞相，其实是汉朝的奸贼。将军凭着非常的武功和英雄的才具，还继有父兄的功业，占据着江东，土地方圆几千里，军队精良，物资丰裕，英雄们都原意为国效力，正应当横行天下，替汉朝除去残暴、邪恶之人；况且曹操是自来送死，怎么可以迎顺他呢？请允许（我）为将军谋划这件事。现在北方还没有平定，马超、韩遂还在函谷关以西，是曹操的后患；而曹操的军队放弃鞍马，依仗船只，与东吴争高下。现在又天气严寒，战马没有草料。驱赶着中原的士兵很远地跋涉在江南的多水地带，不服水土，一定会生疾病。这几项都是用兵的禁忌，而曹操却都贸然实行。将军捉拿曹操，应当正在今天。我周瑜请求率领几万精兵，进驻夏口，保证替将军打败他！”孙权说：“老贼想废除汉朝自立为帝（已经）很久了，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与我罢了；现在那几个雄杰已被消灭，只有我还存在。我和老贼势不两立，你说应当迎战，很合我的心意。这是苍天把你交给我啊。”于是拔刀砍断面前放奏章的桌子，说：“各位文武官员，敢有再说应当迎顺曹操的，就和这奏案一样！”于是散会。
　　 这天夜里，周瑜又去见孙权说：“众人只见曹操信上说水军、步兵八十万而个个害怕，不再考虑它的真假，便发出投降的议论，是很没道理的。现在按实际情况查核，他所率领的中原军队不过十五六万，而且早已疲惫；所得到的刘表的军队，最多七八万罢了，而且都三心二意。用疲惫染病的士兵控制三心二意的军队，人数虽多，也很不值得畏惧。我只要有精兵五万，已经足够制服它，希望将军不要忧虑！”孙权抚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您说到这里，很合我的心意。子布、元表等人只顾妻子儿女，夹杂着个人的打算，很让我失望；只有您和子敬与我一致，这是苍天让你二人辅助我啊！五万兵难在仓猝之集合起来，已选好三万人，船只、粮草、战斗用具都已办齐。你与子敬、程公就先行出发，我会继续派出军队，多多装载物资、粮食，作您的后援。您能对付曹操就同他决战，倘若万一战事不利，就撤回到我这里，我当和孟德决一死战。”于是任命周瑜、程普为正、副统帅，率兵与刘备同力迎战曹操；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计划作战的策略。
　　 （孙、刘联军）进军，与曹操（的军队）在赤壁相遇。
　　 这时曹操军中的士兵们已经有流行病，刚一交战，曹操的军队（就）失利，（曹操）率军退到江北驻扎。周瑜的军队驻扎在南岸，周瑜部下的将领黄盖说：“现在敌多我少，很难同（他们）持久对峙。曹操的军队正好把战船连接起来，首尾相接，可用火烧来打退他们。”于是调拨十只大小战船，装满干苇和枯柴，在里面灌上油，外面用帷帐包裹，上面树起旗帜，预备好轻快小船，系在战船的尾部。先送信给曹操，假称要投降。这时东南风来势很急，黄盖把十只战船排在最前头，（到）江中挂起船帆，其余船只都依次前进。曹操军中的将领、士兵都走出营房站在那里观看，指着说黄盖前来投降。离曹操军队二里多远时，（各船）同时点起火来，火势很旺，风势很猛，船只往来象箭一样，把曹操的战船全部烧着，并蔓延到岸上军营。霎时间，烟火满天，烧死的、淹死的人和马很多。周瑜等率领着轻装的精兵跟在他们后面，擂鼓震天，曹操的军队彻底溃散了。曹操带领军队从华容道步行逃跑，遇上泥泞的道路，道路不能通行，天又（刮起）大风，就命疲弱的士兵都去背草填路，骑兵才得以通过。疲弱的士兵被骑兵践踏，陷在泥中，死的很多。刘备、周瑜水陆一齐前进，追击曹操到了南郡。这时，曹操的军队饥饿、瘟疫交加，死了将近大半。曹操于是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把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把守襄阳，（自己）率领（其余）的军队退回北方。
演义夸大
　　 后代的文学家在以此次战争为题材而创作诗、文、小说时，又往往有意地渗入了夸张、附会的成分。
　　 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是全书最重要、规模最大、人才最集中的战事。从第四十二回刘豫州败走汉津口，鲁肃来夏口吊刘表之丧开始，接下去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第四十七回“庞统巧授连环计”、第四十八回“锁战船北军用武”、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到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都是描述赤壁的战事。
　　 赤壁之战的参战人数也是夸大之一，《三国演义》说曹军一共83万，实际上曹军20万左右，孙刘联军3万左右，
　　 《三国演义》绘影绘声地描写了周瑜的营帐驻在今鄂州市之西山，孙、曹鏖兵之处在三江口。
　　 直到现代，赤壁之战仍然是三国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最为人所知。2008年，其事迹被改编成电影《赤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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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兵败赤壁的真正原因：军队普遍感染了血吸虫病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原标题为“血吸虫病致曹操兵败赤壁”



　　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一千多年来，关于这次战争有过种种记述和评论，虽然多数的意见倾向于火烧赤壁导致曹军失败，但有许多可疑之处。本文重点讨论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的关系，力图使之成为战争与疾病史的有趣篇章，也作为替曹操翻案的一部分。

　　一、对火烧为主因的排除

　　在史料中对导致赤壁之战胜负原因的描述中既有火烧，又有疾病，在不同的场合、不同人物、不同时间上各有所侧重，有许多矛盾之处。所以在讨论疾病之前对历来认为是主要原因的火烧观点先做若干排除。

　　东南风不可能吹向南岸

　　关于赤壁之战的地点，众说不一，但大多倾向于前属嘉鱼，现划归蒲圻（赤壁）市辖管的赤壁。其位于长江南岸，这就使得史书上所记述的周瑜、黄盖的蒙冲斗舰借助诸葛亮观天象测得的东南风鼓动，导致炎炎烈火烧尽曹操的船只并延及岸上营落的说法无从解释。

　　十艘蒙冲斗舰的破坏性有限

　　在现存有关赤壁之战的记载中，蒙冲斗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资治通鉴》原注：蒙冲是蒙着牛皮的小船，斗舰是战船。而以现代观点看，将蒙冲斗舰说成两样东西，似不大合适，含糊一点说蒙冲斗舰是小战船相信不会离谱太远，限于当时的技术与水准，载重量几百吨的船只应该算是不小的了，为了灵活快捷，似乎更要趋于小而轻便而不是一味强求大吨位，所以我们倾向于其为小战船的理解。说到黄盖烧船时，《资治通鉴》写道：“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 ……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如果真的这样，周瑜、黄盖的胜利似乎也太容易了一些：假如是小船，那么其运载的易燃品必然有限，如何能以十艘蒙冲斗舰将“乃以千数”的曹操所得的刘表水军烧尽，而且还“延及岸上营落”呢?如果说蒙冲斗舰是大船，自然可以多运载一些诸如燥荻、枯柴、油脂之类的易燃品，可是这不免又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速度，二是灵活性，这两者显然同载重量大小成反比例关系，供作军事家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况且船在水上，以水灭火总还是可能的，尽管曹军缺乏防护的思想准备，但一点点的救护能力和措施都没有也难以让人理解。

　　火烧的真相

　　在对赤壁之战胜败原因的分析中，火烧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这里抄录有代表性的三则：

　　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曹操语）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具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这三则对火烧的记述相差甚大，第一则说曹操占领荆州后，挥师东进至巴丘（今湖南岳阳一带）的军队得病（在先），然后“烧船”，但未注明船是曹军因病而烧船呢还是被对方纵火战败，或是兼而有之。第二则比较明确，而且曹操有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我是主动撤退的，战场上是有熊熊大火的，那是我在退兵之际将带不了的船只等物资放火烧掉，如此而已，哪有什么周、黄施火攻计得逞的事情呢? 所以他们吹嘘的伟大胜利是该大打折扣的虚张声势、邀功请赏罢了！这样说难免有曹操自我掩饰之嫌。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是第三条史料，先是曹操在战事上的失利，加上疾病的影响，船舰等物资被周瑜烧了一部分，在战胜无望不得不撤退时把带不走的船舰等笨重物一烧了之。与火烧论甚多疑点的记述相反，史料中对赤壁之战中曹军为疾病危害的记述却是明确的。

　　二、曹军遭疾病危害的记述与分析

　　在史料中对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患病并受危害的记述是不厌其烦的，择主要者罗列于后。

　　（周瑜对孙权说）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资治通鉴》）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属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同上）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军，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等败退，引次江北。（同上）

　　曹公军不利于来壁，兼以疫死。（《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时又疾病，北军多死，曹军引退。（《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资治通鉴》）

　　至于赤壁之败 ，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三国志·魏书·贾翊传》，裴松之注）

　　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熹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卒末，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以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太祖又与荀■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同上）

　　疾病发生的必然性

　　数十万军马的远征、作战的繁忙劳顿、生活的动荡以及条件的低下，造成体力上的消耗和精神上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这必然降低了个体和整体对疾病感染与发病的抵抗力和康复机能的水准。同中国北方相比，南方气候炎热多雨，温湿度等条件适于各种传染病、地方疾病原和传播媒介的繁衍和循环。那些当时无法明了的致病微生物对新进入疫区人群、马匹的侵袭性以及入侵后的致病性也远比世居此地的人群和动物更为严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周瑜对孙权分析似可作为曹军南征失败原因总的提示。周瑜分析曹军南征的诸多不利因素：一是后顾之忧；二是步兵不习水战；三是后勤供应；四是疾病。这其中那一点是最重要的呢? 虽然“北土未平”，但在关西的马超、韩遂只不过是潜在的威胁，并没有造成眼前的危害；“舍鞍马，仗舟楫”是弃长就短，确有被动之处，但在得到荆州降军，特别是水军以及“蒙冲斗舰乃以千数”之后，使兵力得以大大的补充和加强；自秋入冬的后勤供应(马之蒿草、兵之食粮)在有了荆州降军于江陵等地的储存及江南之富庶，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吧!唯其无法克服的是：这些来自遥远的北方籍的“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一因素了。

　　疾病的严重性

　　如果仅是普通的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而在史料中大书特书似乎说不过去。按曹操的说法，赤壁之战的退却完全是“值有疾病”造成“吏士多死者”。应当注意的是疾病的发生与危害不光涉及士卒，也包括文武官员；不但发病，而且有死亡；不是个别，而是多数；不但使赤壁战场上的军事失利，在孙权围困合肥时亦因之派不出更多的援军，只好让部将张熹带领少数人马前往解救，但这支小队伍却也因继续发病或留下后遗症或因之体质下降继发其他疾病而使战斗力受影响；不但当时危害严重，经年之后还造成“百姓流离，家室怨旷”。 这是多么悲惨的场面啊!要不是遇到极大障碍，曹操的大军绝不会轻易“引次江北”之后又“引军还”的。

　　三、血吸虫病的危害理由与根据

　　血吸虫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血吸虫雌雄异体，雄虫短而粗，约14×0.5毫米；雌虫长而细，约16×0.26毫米。其寄生于人或动物终末宿主门静脉系统血管的雌雄虫合抱交配受精，每天产卵约3500个，卵内毛蚴不断释出毒素致肠壁发生以嗜酸性脓肿为主的病变，致病变部位炎症、破溃，使虫卵随粪便排出入水，在适宜的温度下，毛蚴破壳而出，寻机钻入钉螺，经胞蚴-母胞蚴-子胞蚴，发育成具感染性的幼虫尾蚴。当人或动物下水，尾蚴便经皮肤、黏膜侵入，经童虫发育为成虫。

　　血吸虫病是一种人兽共患互染的疾病，可寄生于人、牛、马、鼠等数十种哺乳动物。非疫区人群和动物对之特别易感，多在一个月感染后出现发热、腹痛、拉脓血便及血中白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急性期过后多呈不时发作的腹痛、脓血便、疲乏衰弱等表现的慢性期；至晚期者多为严重疫区里屡受感染的重病人，有肝脾肿大、腹水（故又称臌胀病）或侏儒等表现。在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于长江流域以南的十二个省市区，以两湖、江苏、江西、安徽等省为严重。血吸虫病之所以局限于江南流行，主要原因在于传播本病的中间宿主（媒介） —— 一种水陆两栖的淡水贝类钉螺，其形态大小同谷粒近似。这种螺无法克服北方冬季的严寒冰冻与干旱，所以本病不在北方流行。尾蚴的大小仅几百微米，肉眼不可见，钉螺也只有米粒大小，人和动物多在不知不觉间被感染。感染后不是立即发生严重症状，感染初期在尾蚴侵入的皮肤仅有致痒的针头大小粟粒样小出血点，所以往往导致病因难明，糊里糊涂送命而不知缘故，在三国时期更是这样。

　　一种古已有之的疾病

　　据历史记载及近代研究，业已证明血吸虫病是古已有之的疾病。在国外，Ruffer曾报告埃及在公元前10～20世纪的木乃伊体内找到血吸虫虫卵。在我国的古医籍中也有很多近似有关血吸虫病的记述。自1956年以来，我国曾对发掘古墓时发现保存完好的古尸进行寄生虫学研究，至1993年，共调查15例，分别发现于广州、江苏、福建、长沙、江陵，共发现7种寄生虫卵，其中就有血吸虫卵。在长沙马王堆女尸■侯利苍之妻（辛追）和湖北江陵男尸(五大夫遂少言)的肠壁和肝脏中都发现形态结构保存完好的血吸虫卵。

　　这既说明两湖地区在赤壁之战前已有血吸虫病存在，特别是地方行政长官之妻和江陵五大夫这样贵族家属和官员都得了血吸虫病，又说明本病在当地的流行已十分严重，人群的受感染已十分普遍。

　　战场为重疫区

　　尽管对赤壁及赤壁之战所在地点、范围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但说赤壁之战这个古战场是位于长江流域中游、以两湖为中心同事实不会相差太远。自曹操挥师南下，途经湖北的襄阳，进而穷追刘备，抢占并驻军江陵，然后顺流而东至赤壁（无论是蒲圻赤壁，还是武昌赤壁）与巴丘，因疾病或遇孙权刘备联军而失利，经华容退至南郡，终于留曹仁屯江陵外大军北撤而告终。也有人认为应该更扩大一些，涉及次年孙权兵围合肥和曹操遣兵解围之战。这些地区，根据大量的调查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凡是与赤壁之战可能有关的地方大都是湖北、湖南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如湖北的蒲圻、嘉鱼、洪湖、监利、石首、公安、江陵、潜江、沔阳、远安、钟祥、鄂城、谷城、汉川、汉阳、武汉、黄冈、南漳、浠水和湖南省洞庭湖畔的岳阳、华容、安乡诸县。

　　在血吸虫病防治初期，各地对疫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湖北省89个县市中有44个县市(占52.5%)、湖南省103个县市中20个县（占19.4%）流行该病。钉螺密度每平方市尺为32只，最高者达409只。这些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些地区疫情的严重。这些地区处于湖北省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沃野千里，水草丰盛，历来是人群聚居的场所，无论生产、生活都与水发生密切的关系。水、土、草这些条件的存在又是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在适宜气象条件下最适宜的滋生环境 。

　　多在易感染季节里活动

　　血吸虫在不同季节发生的感染机会是不尽相同的。通常是夏、秋季最高，次为春季,最低为冬季。这是因为冬季地冻天寒，人畜等下水活动较其他季节少，特别是钉螺体内的血吸虫感染性幼虫(尾蚴)的发育与逸出同温度有密切关系，因而影响不同季节的感染率。赤壁之战决战在冬季，已不是血吸虫的易感季节,但行军转徙、决战前的训练演习、两军大大小小的遭遇战、前哨战等活动大都在秋天，是血吸虫易感季节。研究指出，最适合钉螺生活的温度是13℃左右，在血吸虫病流行区，这温度多见于仲春和深秋。血吸虫尾蚴能在10秒钟内钻入宿主皮肤，甚至钉螺离水登陆后，在有水滴的叶片上爬行也可能逸出尾蚴，人无须下水也有被感染的危险。

　　曹军为易感人群

　　同是在水上作战，同是在疫区内行军转移，按理说双方都会得病。为什么史料中多处记述曹操兵马患病并为之所苦，而孙权、刘备的兵马却安然无恙呢?这是因为人或动物感染血吸虫后，体内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定免疫力的缘故。

　　一次大量感染是造成急性发作的原因，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多次大量感染的后果当然更是严重，那些先前不曾感染新进入疫区的人群和动物对血吸虫特别易感，又易于发病，发病时症状也分外严重，大多是以高热、肝肿大疼痛、拉脓血便为主要表现的急性血吸虫病，这类患者在当时条件下大多死亡。曹军南下的主力兵马恰是这种情况。相反，那些吴国(现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许多地方也是血吸虫病重疫区) 长期从事生产、生活或战争活动，经常接触疫水的孙权兵马，虽然也感染并发病，但现存者多是慢性患者，急性期早已过去，特别严重者已经死亡。同急性患者相比，慢性患者因体内有免疫力，且只有在劳累、饥寒等诱因下发生腹痛、拉脓血便等症状，因此对再感染和抵抗力以及在行军、作战能力上都是比较强的。这种差别就是患慢性血吸虫病(弱丁)的刘孙联军战胜患急性血吸虫病(急、重病丁以至于死丁)曹军的要害所在，亦正是所谓“水土不服必生疾病”的缘由所在。

　　有人认为曹军南下得到刘琮投降的水军，这批降军久居江南，对血吸虫有免疫力。与此同时，刘备的兵马同曹操一样也是来自非疫区的中原地区。言下之意，赤壁之战的双方兵马不存在对血吸虫免疫力的差别。但这并不能说明双方军队在血吸虫免疫力水准上的等同。先说曹军，谁是南征的主力呢?当然是曹操而不是刘表的降军,即使降军许多人因长期生活在疫区有过感染并产生了免疫力，但不能因此说曹操所率的南下主力大队人马也有免疫力，无法防止无免疫力的曹军主力队伍不发生血吸虫病。还有人认为由于四川省一些地区也有血吸虫病流行，所以刘璋派遣的四川援军也有免疫力，可是，刘璋援军的人数比刘表降军少得多，更不足以左右曹操主力的状况。

　　同样的道理，让我们看看孙权刘备联军。这支队伍谁是主力呢?刘备的队伍在河南被曹操穷追猛打后狼狈逃窜，几乎溃不成军。机智过人的诸葛亮斗胆说出来的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 ，所以他才苦心设计结成孙刘联盟以抵御曹军的南侵。很明显，孙刘联军无论从指挥员的任命、战备物资的供应，还是水军的组成都是孙权方面为主。因此，即使刘备军队也是来自中国北方，无血吸虫免疫力，却不影响联军中以东吴人马为主力部队的免疫力。

　　曹军哪些活动易被血吸虫感染

　　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内凡同水接触者即有被感染的可能，所以不同的活动方式决定了同水接触的频度与时间上的差异造成感染与后果的不同。曹操军队在赤壁之战中有哪些活动感染血吸虫呢？我们着重从行军、训练、作战和生活四个方面来分析。

　　1. 行军转徙：曹军自河南进入湖北夺取襄阳后，顺汉水而下，追赶刘备经长阪、当阳，然后占领江陵，并以之为水陆军及粮草辎重基地，之后又折向东南，进军巴丘（岳阳）及其附近（如现今的蒲圻、嘉鱼等地）同孙刘联军交战，在战事不利时，除部分守军屯留江陵之外，曹军大部分经江北的乌林、华容（即今洪湖一带）退驻，继而北撤。这样看来，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秋七月至十二月），曹军行军辗转于河南南部，湖北大部及湖南北部的约四十个县份，行程达数千里。在这段时间里，曹操兵马可以说是“兵不解甲，马不下鞍”地奔忙周转。这样频繁的军旅生活大大地增加了同自然界的接触，无论是饮用、洗涤、游泳还是转徙跋涉，无不增加了同水的接触，自然也就增加了血吸虫尾蚴侵入的机会。

　　2. 训练水军：曹军南征，为了适应两湖地区水乡泽国的水上作战需要，必须克服北方军队不习水战的缺点。所以曹操对训练水军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并且早已付诸实施。远在出发前，就在北方开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 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可以说，这是曹操为应付南征水战的先期重要准备之一。但是训练的水准、效果如何呢?

　　曹操军队在严寒季节、有限时间里开凿的玄武池，规模不大，水准不高，训练的船舰数量不足且品质低下，有经验的教练员短缺，这些原因，使之训练的水军不但人数有限，而且技巧亦差。用这样草草训练的队伍去应付两湖的长江、大湖可是勉乎其难啊!果然当几个月后，挥师南下的曹操大队人马面对浩浩大江和大湖不免望之兴叹，江湖的辽阔宽深、风高浪急远非风平浪静的人工池所可比拟。官兵们在感叹之余别无他法，必须采取应急措施，于是乎就地训练水军，而且也只有占领江陵这个重要战略要地后，曹军才有可能组织对水军进行比较正规、比较系统的训练。因为这时候既有刘表部属的水军、训练用的船舰、教练员、场所，特别是时届秋高气爽之季，气温 、水温正适宜下水活动时节。总之，一方面由于主观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条件的现成与便利，因此，曹军南征后的训练水军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活动地区大多是血吸虫病重疫区，以致在船上或下水活动中增加了感染的机会。

　　3. 战争：赤壁之战，尽管现在对其地点、规模、方式等等还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议，但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两军交战是不能排除的。赤壁之战，除水军以船舰相对、两军以军马、步兵冲突，刀枪剑戟对仗和羽箭的射杀外，还包括前方的侦察、后方对战争、生活物资运输供应等等许多环节和部门的工作。而这些无论是前方战场还是后勤部门，只要在疫区内辗转，无不增加在野外的奔忙，战事活动决定了各项活动的强度和频率，增加了人马在野外同疫水的接触，从而增加了感染的机会和加重了感染的程度。

　　4. 生活：在战争期间，除战争活动是充满危险紧张外，生活也不能悠闲。曹军在赤壁之战中东西转移，训练交战中活动多、强度大，天气炎热时少不了要经常洗濯手脚、衣服以至于游泳洗澡；这些无不增加用水的次数和数量，也就增加了被血吸虫感染的危险。

　　排除其他诸如疟疾、鼠疫、斑疹伤寒、霍乱、痢疾、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因素影响，我们应当认定，曹操在赤壁之败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军队普遍感染了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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