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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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省称[1]，系指2008年7月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给母校的一批竹简。其被鉴定为战国中期偏晚的重要文物，其中记载有相信为《尚书》的部分内容，以及周武王时期的乐诗。目前尚在整理研究中。清华大学为此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2]，并承诺资助相关学者。

“清华简”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此批竹简应是盗墓者盗挖后流散海外的，后来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从香港购回竹简，2008年7月15日捐予清华大学收藏。按惯例，这批由清华收藏的竹简被称为“清华简”。同年10月初，对竹简的第一阶段保护清理完成，其年代估计为公元前约三至四世纪；据清华大学宣布，它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物，大多在迄今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还没有见到过，其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同年12月受清华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的无字残片样品作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年份是：公元前305±30年，即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
第二阶段工作由2008年11月起至2009年1月12日清点保护，并于同年3月开始初步释读研究的第三阶段工作。为进一步整理研究，清华大学2009年4月25日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简称出土文献中心），其主任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担任，并同时宣布清华简最终确定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共14支，还有个别残断之处没找出来外，基本已完整。李教授指出，这批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书简中第一批整理出的简书为周文王临终时对其子发的遗言；原文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而最新的发现，是周武王时期的乐诗。他表示，“有的诗竟与《诗经·国风·蟋蟀》一诗有关，前所未见，令人惊奇”，并称竹简上恰恰记载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可能与本已失传的《乐经》有关系。
姜广辉等学者对“清华简”《保训》篇内容已提出质疑。姜教授指出周文王在位期间没有称王，与内容矛盾。此外，该篇中的“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不符合传统说法，因为天子微时应作“躬耕”，上述写法属于明显的错误。篇中文句与现存古代文献有许多雷同之处，有抄袭嫌疑。
2010年底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ISBN 9787547501788 )。包括以战国时期楚国文字书写的《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九篇文献[3]。
2012年底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主要包括一部带有纪年性质的著作，研究小组将其命名为《系年》。全篇主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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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首批成果发布

清华简首批成果发布提供五大学术贡献
2011-01-06    吕露英、郭海军    清华大学新闻网   
1月5日上午，备受学术界瞩目的清华简首批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在清华大学主楼发布。该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五大贡献。复旦大学杰出教授裘锡圭，安徽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上海文艺集团董事长张晓敏，中西书局常务副总经理秦志华，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分别发表讲话。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整理报告主编李学勤先生介绍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首先，清华简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本共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等九篇文献。其中，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尚书》是研究先秦历史最重要的典籍，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传说孔子选编的《尚书》有百篇之多，但经秦代焚书，大多失传。汉初济南伏生只传28篇，称《今文尚书》。汉景帝末（或说武帝时）曲阜孔壁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了16篇，后又佚失。又有杜林在西州得到的“漆书”本，也亡失了。从那时两千年来，清华简是首次发现《尚书》以及类似的典籍。清华简中还有性质类于《尚书》的前人未见的文献，如本辑所收《保训》一篇，是焚书以来从来没有人知道的。
　　
    清华简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里有据说是出自孔壁的《古文尚书》，经过宋代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已论定是后人伪本，但直到现在还有学者为之翻案。清华简中真古文《尚书》的出现，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纠纷。清华简还证实了传世《逸周书》中一些篇是可与《尚书》比肩的重要文献。如《皇门》、《祭公》两篇，保存良好，《皇门》记载了周公训诫群臣献言荐贤、助己治国的相关内容，《祭公》是周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临终的嘱托。这两篇均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字古奥，很多地方可以与金文相对照，将其与传世本对读，可以纠正传世本中的许多问题。

　　清华简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清华简《耆夜》一篇，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参加者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诗的内容均见于简文。该篇与《尚书•商书》的《西伯戡黎》相关，并纠正了《尚书大传》、《史记》以为伐黎为文王时事的说法。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其中周公的一首诗竟然与现在《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诗有密切关系，更是出人意料。

　　清华简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历史地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有《楚居》一篇。《楚居》简的长度将近半米，是清华简中最长的。该篇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历代楚君的世系及居处建都之地，从传说中楚的始祖季连开始，一直讲到战国中期的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列举列世建都的地点以及迁徙的原因。其中许多地名可与已发现的楚简联系对照，为楚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必将推动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清华简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收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的九篇竹简，都是以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书写的，具有特殊的结构风格。其中《金縢》、《皇门》、《祭公》等有传世本可相对照，对于推进楚文字研究有很大便利，可以新识出一系列楚文字。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据整理统计，竹简数量（含残片）约2500枚，其内容多为经、史一类的典籍，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将会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完成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的编写工作，并于2010年底由上海文艺集团中西书局出版发行。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共整理出60余篇文献，计划出版十五辑整理报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的出版，是向即将到来的清华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清华简再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文化典籍，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品读“清华竹简”：其价值怎么估计也不算高
2010-06-08    赵兰英    《瞭望》新闻周刊   
品读“清华竹简”

　　2008年夏季，清华大学获赠一批战国竹简。经一年多的抢救、整理、辨析，这批战国竹简的原貌，渐渐浮出水面

　　年轻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博士后陈颖飞，满脸幸福，自豪地对记者说：“我们非常幸运。2000年前，孟子、庄子读的书，我们读到了。”2008年夏季，清华大学获得了一位校友捐赠的战国竹简。经一年多的抢救、整理、辨析，这批战国竹简的原貌，渐渐浮出水面：它们系公元前305年前后30年间的书籍！这个发现，震动了整个学术文化界。

“其价值怎么估计也不算高”

　　延续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书籍是重要链条。甲骨、钟鼎、竹简、帛书、纸张；简策、卷轴、册叶、线装、精装；石刻、手抄、雕版、活字、电子……中华民族拥有书籍至少已经3600年了。竹简是战国至汉代通行的书写材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因此，秦代以前的竹简，基本被毁。

　　在秦代以来的漫长历史上，关于竹简尤其是战国竹简的发现，为数不多。最早的一次是在汉景帝年间，鲁共王在孔子旧宅的壁墙中发现了一批竹简，为战国时期文人所抄写的儒家经典，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等。但是，这些书的内容与当时流传的本子有些不同。对这批书的真伪，历代学者有不同意见。

　　竹简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是在西晋武帝年间。河南汲县一位盗墓者在魏襄王的墓中发现了10万多根竹简。这批竹简为古体字，经过西晋文学家荀(曰字下面加助字)、束皙、和峤等人的考订，将古体字转为当时的楷书，整理出《竹书纪年》《易经》《国语》《穆天子传》等16部书，共75卷。

　　然而，无情的历史风尘，淹没了这些珍贵典籍。今天，这些竹书荡然无存，许多连传抄本也没有。

　　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五里牌楚国墓中发现几根战国竹简，1957年又在河南信阳楚墓中发现了一批。但是，这些竹简断的断、烂的烂，无法辨清全部内容，数量也很少。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800余支楚国竹简，震动全国学术考古界。郭店一号墓位于纪山楚墓群中，此地为东周时期楚国贵族墓地。经整理和研究，800余支竹简中，730支上有字，记有《老子》《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等10种儒道学派著作。

　　1994年4月和5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两批竹简。经过6年的整理、保护、研究、检测，这批竹简被确认为2200年前的战国竹简，共有1200支，记有《易经》《诗论》《缁衣》《鲁邦大旱》《孔子闲居》《乐书》《性情论》《颜渊》《曾子立孝》《彭祖》《四帝二王》《性自命出》等81种先秦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方面的书籍，多为佚文。这批战国竹简的获得，著名青铜器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认为，其意义比建造一座博物馆还要大。

　　清华大学获得的这批竹简有2388支，属战国中晚期，已发现63篇先秦文献典籍。2008年10月，清华大学举办“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荆州博物馆的11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项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作用。”

　　2009年5月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清华大学，视察这批竹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温总理说：“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不仅具有考古价值，还记载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科技，是国家的国宝，民族的自豪，其价值怎么估计也不算高。”

与孟子庄子“同游”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战国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仁政”学说，发展了孔子的“仁”的观念。他把治学和认识归结为找回散失本心的心性修养。“天人合一”观点，是其代表。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儒者影响很大。庄子(公元前369-前286)，战国哲学家、文学家。庄子的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达到很高的思维水准，为世人推崇。他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自根，无所不在。在美学上，他认为“美者自美”，“至乐无乐”，等等。孟子和庄子，相差3岁，都活到83岁。他们博览群书、著书立说的年代，正是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生存的年代。难怪，那些有机会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工作的年轻学者们感到幸福，他们是在与2000多年前的先贤们“同游”，那是多少代、多少学者梦寐以求的！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战国时期的《尚书》有100多篇。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书》为禁书，被烧。秦亡后，曾为秦代博士的伏生，在齐鲁一带传授《尚书》。汉文帝派遣太常掌故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于是，伏生向晁错讲授。又因伏生年迈，口齿不清，有些地方由伏生的女儿羲娥转述。这样，晁错记录下28篇《尚书》，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今文《尚书》。

　　这批战国竹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发现了一些失传的《尚书》篇章，如《傅说之命》《保训》等等。还有一些篇章虽然有传世本，但与清华简上的文句有许多差异，有的篇题也不相同。如《金縢》《耆夜》《尹诰》《皇门》《祭公》等等。“横空出世”的这些真本古文《尚书》，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史书。它的出现，可以进一步理清先秦时代一些模糊的和部分在今天还存有很大悬疑及争议的历史问题。

　　清华大学获得的这批战国竹简，另一重要内容是发现多篇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期，下至战国前期。这些史事，《左传》中没有，《春秋》中没有，《史记》中也没有。著名历史学家、国家断代史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说：“西周初期至战国前期，这段历史本来是一片空白。现在，清华战国竹简，为我们补上了这段历史。它将对夏商周断代史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其价值和意义是巨大的。”

　　清华大学所获得的这批战国竹简，还有一重要内容是发现了周武王时的乐诗。这些乐诗，分别记在14支竹简上。据有关专家初步释读，乐诗写于商朝末年，周武王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席间饮酒赋诗，作者有武王和周公等人。一首周武王致毕公的诗，用今字代替古字，释文如下：“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古邦；嘉爵速饮，后爵仍从。”还有一首周公致毕公的诗：“英英戎服，壮武纠纠；毖精谋猷，裕德乃究。王有皆酒，我弗犹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李学勤说：“秦代以后，乐经已全部亡佚。这些乐诗，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令人兴奋。”

　　与孟子、庄子“同游”，当然还有其他重要文献，天地很阔，视野很远，思想很广。其精神与认知上的愉悦，无可比拟。

10年整理出版造福人类

　　这批战国竹简，初来到清华，被保鲜膜包裹着，有些还浸泡在水里，有些上面沾满了白色的物体。清华大学立即成立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聘请李学勤教授担任中心主任。至此，一系列抢救性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起来。与这批竹简同时来到清华的还有一只残缺的漆绘木笥，上面绘有楚国风格的纹饰。据说，是装竹简用的。这批竹简，形制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在一些竹简上，借以固定编绳的切口和编绳遗迹清楚可见，少数竹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通常说的“朱丝栏”，非常美观。竹简上的文字，大多写得精整，出于不同手笔。部分竹简上写有篇题，在竹简的反面。还有一部分竹简上有编次号数，有的在正面，有的在反面，这在战国竹简中还是首次发现。

　　在抢救与整理的同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会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完成了对每一支竹简的摄影工作。由此，启动释读工作。任何学术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竹简上的文字，都是古字，难以辨识。其内容更是深奥难懂。为使更多的学者能够早日见到这批珍贵物品，清华大学准备整理一批，出版一批。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上海世界书局以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责任，紧紧相随，承担全部出版工作。

　　据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的内容已确定，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等9部。除《楚居》外，8部都属《尚书》内的篇章。《保训》是第一部整理出的书籍。其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周武王的遗训。简文开始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惟王五十年”，据文献记载，在位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不瘳”，意思是病重，不能治愈。接着，文王对太子讲了两件历史传说，一是关于舜的，一是关于商王上子微的。简文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显然，文王讲述舜与微的故事，意在说明一个“中”字，也就是“中道”的思想。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已定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礼作品，将于今年年底出版。以后，边整理边出版，每年一册，10年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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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成果发布

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中的8篇清华简文献分别是已失传两千多年的《傅说之命》3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以及《赤鹄之集汤之屋》。

图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

       《傅说之命》3篇就是古代文献中提到的《说命》3篇，记述内容为商王武丁获得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等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3篇简文的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说命》篇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中已经出现，它再一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确系后人伪作，这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图为发布会现场。研通社记者 王皓冉 摄

　　本辑整理报告所收2篇西周时期的佚诗也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周公之琴舞》为周公及周成王所作，是一组十分珍贵重要的乐诗，堪与备受学者重视的《大武》乐章相比，其内容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有关。这不仅是佚诗的重大发现，也是佚乐的重大发现。《芮良夫毖》作者是周厉王时的大臣芮良夫，该篇全诗长达180余句，反映了西周后期政治腐败、外患严重的严峻局面，对于学者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本辑整理报告中公布的《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3篇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良臣》补充了多位过去未知的历史人物，《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古代的巫术活动有关，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批新颖的材料。

　　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文物研究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成果发布会，发布会由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苏竣主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全为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类文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意义重大。在李学勤教授及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整理报告已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此次整理出版的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是清华简整理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

　　供稿：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文科处   编辑：范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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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为目前所见最早、数量最多的竹简书之一

　　本报讯（记者周逸梅）昨天，清华大学宣布，2100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竹简是目前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校友捐竹简给母校

　　这批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目前已不得而知。

　　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回忆，当时这批竹简包着保鲜膜，装在密封筒里被送到学校，已经有菌害霉变的危险。
学校特地为此“白手起家”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还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合清华历史、化学、图书馆等学科资源，聘请专家保护清理。几天前，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基本完成。

　　首见古代“口袋书”

　　经过11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应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预计整理后为1700支。

　　“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10厘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口袋书’了，在以前从未发现过。”李学勤介绍，战国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零散的出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发现大量的战国竹简书，分别为800支和1000多支，所以“清华简”可以说是目前数量最多、而且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尚书》佚篇首现

　　之前发现的竹简书，多为哲学思想领域的书籍，而“清华简”则多为“经、史”类书，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从目前的检视结果看，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发现了失传的《尚书》篇章。《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六经之首，为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9篇流传下来。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

　　另外，“清华简”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篇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历史上从西周初起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容。此外，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书等，都是两千余年无人见过的。

　　竹简有望展出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清华将吸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深入研究探讨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出土竹简的长期保护目前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清华将联合多单位、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科研攻关。

　　李学勤介绍，清华正在酝酿建设博物馆，届时这批竹简有望展出。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见《应用写作》杂志1991年第3期，《我国最早的公文总集——）

　　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宋代刻本《尚书》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