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Cina 一词的由来

edmundkoo

中国使用“China”这个英文名称始于1912年，可是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知这个东亚国家的名称了。据有关专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考证，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一词的词源，最早来源于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出现的“Cina”一词；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a”；公元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a”；《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a”的记述。

英文的China，可以解作瓷器，也可以解作中國。China一名的由來，有幾個說法。

其中一個說China是漢語「昌南」一詞的音譯。原來漢朝時，江西省「昌南」鎮出產一種青白色的瓷器，很受歐洲人歡迎，他們把這種瓷器叫做「昌南」。「昌南」的譯音china更成為英文「瓷器」的意思。漸漸，歐洲人把china的本意忘記了，只知它是瓷器和中國的稱呼。

另一說法是，China來自「秦人」的譯音。《史記》中記載，在漢朝時，匈奴人在漢軍軍營外，高聲以「秦人」來稱呼漢人。這記載也見於《資治通鑑》。可能當時匈奴人不知中國已經改朝換代，仍把漢人當作秦人。匈奴位處於中國和歐洲之間，用「秦人」來稱中國人的叫法便由此傳到歐洲去。「秦人」的讀音Chinren慢慢演變為China，因此歐洲人便把China作為中國的名稱。

januaryhunter

【转帖】China和Cathay词源考证（对China一词词源分析得比较靠谱的一篇论文）

《现代外语》1992年第2期发表了黄河清先生的“试论China的词源及其他”一文,读后眼界大开,受益良多。黄先生用大量的例证说明了China一词并非来自china(瓷器),而是先有China之国名而后才有以国名来指称那些出口到西方的奇特的中国瓷器。至于作为国名的China一词,黄先生认为是“秦”的转音。对此,笔者基本上没有异议,但对于他的China直接起源于秦朝的“秦”和梵文的Cina之说,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现略陈己见,以期向读者请教。

一
关于China一词为“秦”的音译的说法,最先是由明末清初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提出的。他在1655年发表于阿姆斯特丹的《华新图》(Novus Atlas Sinensis)中认为,“中国又称为支那, 而支那一名为‘秦’的译音,且由公元前249—207年之秦国而起,经秦始皇传布于远地”(方豪, 1987: 66)。黄先生也认为秦始皇统一的中国名扬西方,威震中外,所以西方人所了解的“秦”,也应该是秦王朝(公元前221-207),而不是以前的秦国,因为秦国只是战国七雄之一,名声远没有秦王朝那样大。

但在笔者看来,秦朝虽空前强盛,声威极为显赫,但其存在不过二世而已(仅15年);况且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其影响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到达西方或南亚次大陆,致使西方诸国皆称中国为“秦”。因此,认定China一词源自秦朝,这种结论未免下得过于匆促了。中国与西方或印度相距遥远,彼此间的—7—了解通常需要某种中介物或中继站才能完成。从地理上看,这个中继站毫无疑问应该是位于中国与印度或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中亚地区东部及其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因此,最先把有关中国的知识传播给西方和印度的,非中亚地区东部的各民族和商人莫属。

众所周知,在海路开通以前,中亚是东西交通和商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和传播渠道,享有世界文明十字路口的美称。而印度与中国的直接联系则受限于喜马拉雅山脉。“那座把印度同亚洲其余地区隔离了的大山脉,虽然使印度自成一体,并有利于形成一种独特形式的文明,但从来不足以维护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间的这块领土免受野心勃勃的帝王或到处流徙的游牧民族通过印度西北部山口的相继侵入,……

但却有助于印度同外界发生较为和平的交往。”(R. C.马宗达, 1986: 12)公元前10-7世纪期间,中亚地区(含现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的主要民族分布,大略是西梅里安人(Cimerian)在今南俄一带,西徐亚人(Scythian,又译为斯基泰人或塞种人)在西梅里安人东南部,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黑海以北,马萨其太人(Massagetae)在吉尔吉斯至锡尔河下游一带,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噶尔附近,以色敦人(Issedonesese)在塔里木盆地以东地区,阿里马斯比亚人(Arimaspea)在河西走廊一带(方豪, 1987: 47-49)。

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边疆民族九州戎、西戎和瓜州之戎,如乌孙(原居敦煌一带,属塞种)和月支(原居凉州和肃州一带),正是阿里马斯比亚人、以色敦人和西徐亚人中的某些部落或分支。这些游牧民族的语言现在确认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如波斯语和阿富汗语)。作为仍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的民族,他们必然会向往当时已进入封建社会早期的东邻,向往那里的先进政治制度和进步向上的经济文化生活。

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东西交往的要冲地带位于今千河和渭河之间的秦地(属古时的秦州)。而处于秦地范围内的秦国,在当时还是小国,虽有东向发展的雄心,但受其东边晋国和南边楚国的压制,只得全力西向,开斥戎疆(孟世杰, 1992: 272-274)。据杨宪益在其《译余偶拾》中考证(王治来, 1986: 229-230),秦国的兴起始于公元前825年秦仲伐西戎,后其子庄公又破西戎,周幽王四年(公元前778年)秦人又伐西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获周王室封为诸侯后,更加速了对西戎的攻伐,并于公元前753年大败西戎于岐。从此西戎势力大为削弱,以后至秦穆公大霸西戎并驱逐塞种(公元前659-614年)时,塞种人逐渐向西发展,从而引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大迁徙。塞种初见于史料详细记载,约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刚好是秦庄公和襄公初破西戎的时代。“大约公元前7世纪晚期,最东之阿里马斯比亚人(Arimaspea)忽向西攻略,其他民族亦相继受其影响先后被迫西侵。于是西徐亚人与西梅里安人乃联手入侵亚述帝国(Assyria),并促其覆亡。”(方豪, 1987:
48)马雍在其《中亚文明史》中认为,最先对中亚东部产生影响的事件是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秦穆公进攻西戎,而西方人最早知道的中国就以“秦”为代表(王治来, 1986:231)。所以,中国之名扬西方及中亚地区,实起源于春秋时期秦国称霸西戎,而非秦王朝的建立,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封建帝王,在中国人看来是件极具历史意义的大事,但对当时中亚乃至西方的实际影响,实在不能与其先祖称霸西戎,从而导致许多中亚民族离开原位于现在中国境内西北部的居住地、被迫向西求发展这一令人刻骨铭心的大事相比拟。秦王朝的建立,充其量会使中亚各族乃至西方各国,通—8—过到那里的商人和难民,了解到秦国的疆域向东部和南部扩展而成为大秦帝国了。

二
王力认为“秦”字在秦汉时的读音为dzien (王力, 1984: 97),与波斯文的Chin(中国)在语音上几乎相吻合。秦国称霸西戎驱逐塞种的行为无疑会在那些被迫西迁的中亚东部民族(操伊朗语族中的语言)脑海中留下强烈而深刻的记忆。因此,波斯文中的Chin显然直接起源“秦”,而非如黄河清先生所认定的波斯文Chin源自梵文Cina。“斯基泰人(塞种人)是古代印度、伊朗世界的一部分”(王治来, 1986: 27),而且秦穆公大霸西戎驱逐塞种时,塞种和部分月支人曾向中亚的西部和南部迁移,入侵至印度河流域一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R. C.马宗达, 986: 70-72)。他们自然会带给当地印度人有关中国(以秦国为代表)的知识。梵语与伊朗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如波斯语)同属印欧语系,从波斯文的Chin到梵文的Cina,虽在语音上有些变化,但由于语言间译音词的借用往往伴随着某种程度的音变,因此,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时间上
看, Chin与Cina之间明显存在着源流关系,即梵文Cina是借用波斯文Chin的。

印度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在其历史文献和佛教经典中也有所记载和反映。梵文中指称中国除Cina一词外,尚有Chinasthana (意为秦地或秦国)。Cina在我国古代的佛经中曾被音译为支那、至那、脂那、斯那,而Chinasthana则被省译为真丹、振丹、震旦等(丁福保, 1984: 482;陈启智, 1986:346)。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政治家考梯利亚(Kautiliya)在其著作《政事论》(Arthasas-tra)中,曾记载了有关“支那国”(Cina)生产丝绸的资料(R. C.马宗达, 1986:136;成一, 1981: 332)。而在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分别经》卷一中则有:“佛言:‘真丹之土,当有千比丘,共在大国’”,东晋天竺帛尸梨蜜多罗译的《佛说灌顶经》卷六载:“阎浮界内有震旦国”,说明早在佛祖释迦牟尼(公元前563-483年)时代,印度就对中国有所了解,而且时间上是在秦霸西戎之后。

公元前334-325年间,东南欧的希腊人和拜占庭人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领导下征服了波斯及印度西北部地区,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对沟通东西文明起了推动作用。由于波斯帝国与中国相近,其土地上生活的民族有不少是迁移自中国的西部地区,对中国的了解自然比西方人较多,因此波斯文中的Chin和Chini (相当于英文Chinese)就通过民族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而被借用到西方语言中,从而演变出拉丁文的Thin、Sinae和Thinae,拜占庭文的Tzinista和阿拉伯文的Sin (Syn)。但笔者并不赞同Webster 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和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关于英文中的China源于波斯文Chini的说法,因为它难以在语音上得到强有力的佐证。事实上,英文中的China更应该是借用梵文中的Cina或Chinasthana,而其进入英语的时间大致在公元16至18世纪中期;那时英国人逐步占领了印度次大陆并从梵语中借用许多词汇,其中就有China和mandarin两个有关中国的词(R. C.马宗达, 1986: 685 - 704; A. C. Baugh,1981: 290)。

三
秦朝初期,北方的匈奴逐渐兴盛强大,经常南下攻略。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兵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从此,大秦帝国的威名远播于漠北地区。汉初,匈奴又强盛起来并南下骚扰。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从公元前133年起多次大举攻伐并驱逐匈奴,并把匈奴势力—9—范围内的西域50国收归大汉帝国。公元前48年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内归顺并汉化,北匈奴则逐渐退出漠北及西域地区,向中亚其他地区攻略,横行欧亚,并在公元375年进攻黑海北岸的日耳曼人,使之西迁至欧洲中部,引发了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徙。

战国时期,已有不少中原地区的民众进入河套及其以北地区居住,秦时去得更多。到了汉代,这些生活在匈奴地区的中原人仍自称为“秦人”(同时匈奴也称他们为“秦人”)。由于这些“秦人”与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朝)军队在语言和人种上一样,因此在匈奴人看来,中原地区的人民也一样是“秦人”,他们的国家也就是当年的大秦帝国了,如《汉书·西域传》载:“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　若马”。受匈奴的影响,西域各族也称生活在他们那里的中原人为“秦人”(而且这些中原人也称自己为“秦人”),因为这些秦人与几百年前霸西戎的“秦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几乎完全一样;这一称呼“直到唐朝时还沿用不衰”(陈启智, 1986: 345)。宋朝《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本也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可见“华族人自称为汉人,而外族人(如匈奴)则称华族人为秦
人”(方豪, 1987: 67)。

根据文献记载,汉朝时期,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自己仍没有文字,匈奴单于给汉朝的文书,每次都是出自当地‘秦人’之手,用汉文书写”(林斡, 1976: 142)。当时帮单于写文书的“秦人”,大概知道秦汉有别,知道在文书中如实地称“汉国”为“汉”而非“秦”比较合乎礼仪和实际情况,如《汉书·匈奴传》上载:“狐鹿姑单于致汉武帝文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但是当时匈奴称“汉(国)人”为“秦(国)人”,也许还有更深层的语言和情感上的原因。“匈奴”是匈奴人对自己的称呼(有时也自称为“胡”)。Hun(匈奴)与Han (汉)两词由于在语音上有些相似,为了避免两族名在读音上可能的相混,同时也为了更凸显自己的尊贵和强大,汉时匈奴人就用已亡之国“秦”来称呼
“汉”了,更何况他们也许知道秦汉之间只是改朝换代而已,其民族和文化方面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理由相信,当北匈奴退出漠北和西域地区,西迁至中亚一带时,尤其是汉王朝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管理机构都护府之后,“大汉国”的威名就以“大秦国”的名义随之远播到中亚地区,再次进入当地的伊朗语族诸语言中。

伊朗史籍中用于指称中国的除了Chin外,还有Machin一词(通常音译为摩秦或马秦,意为大秦) (苏北海, 1988: 53-56);而在佛教典籍或梵语中同样也有关于大秦的记载。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与戒日王的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对:‘当在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是也。’”摩诃至那是梵文Mahachinasthana的省译,意为大支那或大秦国。可见玄奘知道印度在中国唐朝时还称中国为大秦国。波斯文中的ma-和梵文中的maha-,都可用作修饰语或词缀,都是“大”的意思。从词汇学和逻辑学的角度看,通常是先有简单的概念之后才有以简单概念为基础的复杂概念的。因此,Machin和Mahachinasthana出现的时间应当比Chin和Chinasthana为晚;而其出现的时间应当在秦统一中国之后至西域各国归顺汉朝这段时间(公元前221-60年)。这说明大秦帝国和大汉帝国的显赫威名曾传播到伊朗高原及南亚次大陆地区。

四
公元1074年新疆地区喀拉汗朝的维吾—10—尔族著名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用阿拉伯文写成了《突厥语大词典》。这是一部反映古代新疆和中亚地区政治、历史、语言、文学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百科全书,历来备受中外学者的推崇。该词典关于“桃花”(音译词)的记载是很值得注意的。喀什噶里认为,“桃花石”是突厥人对中国的称呼,源自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并统一中国北方的鲜卑人拓拔氏的音转。北魏王朝(公元4-6世纪)的西邻为突厥汗国。后来,随着突厥人的西迁,“桃花石”这一称呼传入中亚和西亚。从那时起,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学者,在用“秦”和“摩秦”之外,有时又用“桃花石”称呼中国。“桃花石,此乃摩秦之名称。摩秦距契丹有四个月路程。秦本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为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巴尔罕,而巴尔罕即喀什噶尔。但现在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引自成一, 1981: 157;苏北海, 1988: 54)可见,公元11世纪的中国,是由宋朝统治下的中原和江南地区,辽朝统治下的北方以及喀拉汗朝统治下的西部疆域等三部分组成的。

契丹①原是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契丹人的称号,与拓拔氏同属鲜卑族,曾在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又名辽),统治着我国北方包括东北广大地区,至辽天祚帝时(公元1125)亡于金。后辽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去,重建辽国(公元1131-1211年,史称西辽),领有新疆西部至咸海一带,为中亚大国。辽国(包括西辽)的汉化程度很高,官方采用汉文和契丹文(依据汉字字体改作的拼音字),且自认为是中国的一个组成分。“它在传播中国文化和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朱绍侯,1982: 384)公元1096-1270年期间,西欧和南欧的基督教徒为了争夺圣地耶路撒冷而向中东的伊斯兰教徒发起十字军东征。虽然最后以基督教军队失败而告终,欧洲人却从中接触到先进的东方文明,从中萌发出学习和发明的兴趣。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方出现了翻译高潮,大量的阿拉伯文典籍,如医学、历史及语言文学著作,被译入欧洲。当时位于阿拉伯帝国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巴格达,云集了很多从事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欧洲人。因此,作为阿拉伯文中反映中亚地区历史和语言文化的百科全书,《突厥语大词典》在那时被译入拉丁语等罗马语族语言是完全有可能的,欧洲人也因此从中了解到,中国除了有原先的Thin, Sinae和Thinae等名称外,还有契丹(Khyattan, Chitay, Khyat-tay, Khattay和Cathay都是“契丹”在不同语言中的音转)一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1295年著的《马可·波罗旅行记》中曾用Cathay指称中国,即是明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China一词是“秦(国)”的音译。“秦”和“秦人”两词首先进入波斯语成为Chin和Chini,而波斯语的Chin和Chini进入拉丁语成为Thin、Sinae
和Thinae,进入梵语则成为Cina和Chinasthana。秦汉时期,中国的声威远播西邻,遂有波斯语Machin和梵语Mahachinasthana,用以指称中国。英语China一词则是借自梵语Cina和Chinasthana,其时间大致在公元16至18世纪期间。至于Cathay一词,笔者认为它起源于公元1013世纪在我国北方(含东北和西北部)广大地区由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国(即辽和西辽),经由阿拉伯语而进入西方语言。

注释:
①“契丹”一词的含义,据《契丹名号考释》称,是刀剑或镔铁的意思(马祖毅, 1984: 121)。参考文献—11—(1)方豪,《中西交通史》上),长沙:岳麓书社,1987。
(2)林斡,《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人民出版社, 1976。
(3)冯承钧,《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5)刘维钧,《西域史话》,乌鲁木齐:新疆青年出版社, 1985。
(6)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1988。
(7)孟世杰,《先秦文化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
(8)成一,《丝绸之路漫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9)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10)陶德臻,《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6。
(1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12)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3)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14)王佐良等,《欧洲文化入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15)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16)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17)陈启智,“支那的本义”,《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8)齐揆一,英语中的汉语词探源,《外语学刊》1987年第3期。
(19)黄河清,试论China的词源及其他,《现代外语》, 1992年第2期。
(20) R . C.马宗达,《高级印度史》,北京:商务。

batman69

源自日语 支那（CHINA）支援。。。。

xloongx

我想问比较废的东西，为什么当时歐州不攻打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