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层面戳穿“康乾盛世”的真相[转]

sinovic

从经济层面戳穿“康乾盛世”的真相


    不知怎么回事，“康乾盛世”这个词在最近几年越来越流行，不知不觉中，很多人开始认为清朝确实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盛世。甚至，我对这个词也达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有种似曾在历史课上学过的感觉。后来，我翻了翻以前的历史课本，经查没这个词，我这才释然了。

    现在，我经过多方学习，开始怀疑康乾盛世的真实性了。为了落实这种想法，我多方查找相关资料，经过分析、计算，终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所谓康乾盛世只是一个谎言，历史上根就没有这回事。



    下面就由我一步步地从经济层面来戳穿这个谎言。

    我准备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问题：一是计算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真实的经济状况，；二是将史学界经常并称的明朝与清朝在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税收负担进行一下对比，可以高下立见。

          清朝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税收也是以白银的形式征收，但计算其国民生产总值却不需要知道它的年税收数额。因为清朝前期国家几乎没有工商业存在，农业差不多构成清朝的全部生产力，因此只要知道清朝的粮食产量就差不多可以计算出结果了。

         清朝相对人均GDP最高的时间是康熙年间。有人可能要问了，康熙年间战争频繁，怎么可能是清朝最好的时期呢？这一点很容易解释，首先，农业受战争影响比较小，一旦战事结束可以马上恢复生产；其次，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工商业在清朝几乎已经绝迹，无影响可受；另外，清朝发生的战争几乎都是冷兵器对决的局部战争或是本土外作战，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有限，加上明末引进的番薯等适应力强的高产作物，我们几乎可以忽略战争的影响。

            那么，清康熙年间的全国粮食产量是多少呢？按照《清圣祖实录》卷227中的相关记载，在1706年时国家已经全面稳定，全国耕地总数为55195万亩，当时粮食平均亩产约为182公斤，两者相乘可以算出当时粮食总产量为1004亿公斤。按照现代粮食平均价格4元/公斤，可以算出清康熙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4016亿元。当时人口约为8165万，可以算出人均GDP约为4918元，折合约692美元。

        之后人口数增长一直很快，其速度一直远高于经济增长，造成人均GDP的持续下降。如果不信可以看《大清一统志》中的记载：乾隆在位期间的1784年，耕地总数达到了7亿亩，人口达到2.87亿。可以按上文方法算出那一年国民生产总值为5264亿元，人均1834元，折合约258美元。   
                                
    这跟我在《其实宋朝经济远胜于当代中国》的文章中计算出的两宋5500美元左右的人均GDP相去甚远，只能达到两宋1/8-1/22的水平。我不禁要问了，既然连经济高度发达的两宋都从来没有过哪怕是一丁点的时间被称作盛世，那么康乾时代又怎么可以被称作盛世呢？！



    再来看看长期被史学界与清朝并称的明朝是怎样的一种情况。说起来明朝的经济状况比较复杂：前期白银匮乏，以铜钱作为本位货币，同时粮食也可以代替货币进行流通（例如，官员工资就以粮食的形式发放）；中期之后，明朝经济迅速发展，与海外贸易量激增，白银逐步成为本位货币。而明朝的税收也比较复杂，铜钱、白银、粮食以及土特产均可以用于税收。更严重的问题是，明朝的商业税存在严重的偷漏税行为，以及大量针对平民、散户的免税措施，所以无法根据税收计算出明朝的经济总量。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明朝末年与清朝用于流通的白银数目是几乎一样的，但明朝灭亡不久，白银就一下子贬值了。为什么呢？因为生产力严重下降，在明末数量合适的白银在清朝就产生了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明清两朝白银的购买力比值来计算其国民生产总值之比。

        明末就以万历年间为例，当时米价为一两白银可以购买2石大米（明清时1石大米约相当于现代94.4公斤），所以明末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 94.4*2*4=755.2元人民币；清朝就惨了，以康乾时代的正常价格来看，一石大米可以卖到2-2.5两白银，其购买力只有明末的1/4-1/5，即“康乾盛世”时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只相当于现在的151-189元人民币。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明朝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清朝的4-5倍，由于明末人口远少于康乾时代，所以其人均GDP是清朝的5倍不止。所以，你也不能怪清朝人民整天“反清复明”了吧。好好想想吧，要是现在让你的生活水平突然下降到原来的 1/5以下，你会怎么样？要是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国家又会发生什么大事？



        然后看明清两朝的税率。如果是盛世，那么国家只要以很低的税率就可以维持国家运转；反之，税率过高，就可以拆穿其盛世谎言。
        先看明朝。明朝万历年间中国耕地总数约为11亿亩，明朝亩产略低于清朝，大约为174公斤（清朝约为182公斤），那么明朝的粮食总产量为1914亿公斤，折合20.3亿石，而万历年间每年的农业税收入约为3300万石，可以算出平均税率为3300/203000=1.63%。至于商业税就更低了，明朝工商业产值超过农业，在张居正改革的时代也只能收到400万两白银，平均税率连0.3%都不到。
        然后看看“我大清”“欣逢盛世”之时的表现吧。乾隆年间，每年财政收入5000万两白银，外加火耗归公之类的政策，能达到8000万左右，约折合人民币120亿元。名义上人均税负为41元。
          但清朝还有一个问题：国家征税不收粮食，农民卖粮食只能卖给官府，官府处于垄断地位，可以任意压价，实际上价格往往压到半价，甚至更低，卖完粮食之后还只能得到铜钱。更严重的是，清朝货币政策很不完善，国家强制规定一两白银可以换2000钱，但实际上只能换到800钱。这样经过两层盘剥，农民实际上要交出至少5倍的钱。这样算来，实际人均税负大于205元，平均税率高达205/1834=11.2%以上。所以，清朝人民在生活水平远低于明朝的情况下，负担又远远高于明朝。



    经过人均GDP以及税负的综合比较，清朝的经济状况远不如宋明。既然宋明两朝也只有一个不太出名的“仁宣之治”，那么康乾时代又凭什么成为广为流传的“康乾盛世”呢？！对此我只能说，“康乾盛世”是中国史学界最无耻的谎言。

[ 本帖最后由 sinovic 于 20-3-2008 09:55 PM 编辑 ]

caka

因为清朝前期国家几乎没有工商业存在，农业差不多构成清朝的全部生产力，因此只要知道清朝的粮食产量就差不多可以计算出结果了。

工商业真的几乎不存在？？？乱讲，瓷器，纺织（棉与丝），铁器，粮食加工和造纸呢？南方如杭州，扬州，苏州还有广州的工商都发展蓬勃。只是，人口发展迅速，农业的发展刻不容缓，相交之下可能工商发展比率比农业小，但它是绝对不是“几乎没有工商业存在”的。

“只要知道清朝的粮食产量就差不多可以计算出结果了”
清朝初期因为郑成功的势力而压抑港口贸易，可是台湾被收服之后（康熙年间），对外港口贸易开放，逗留的船只达到5000只以上！！这港口税收，贸易得益不算吗？


那么，清康熙年间的全国粮食产量是多少呢？按照《清圣祖实录》卷227中的相关记载，在1706年时国家已经全面稳定，全国耕地总数为55195万亩，当时粮食平均亩产约为182公斤，两者相乘可以算出当时粮食总产量为1004亿公斤。按照现代粮食平均价格4元/公斤，可以算出清康熙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4016亿元。当时人口约为8165万，可以算出人均GDP约为4918元，折合约692美元。

        之后人口数增长一直很快，其速度一直远高于经济增长，造成人均GDP的持续下降。如果不信可以看《大清一统志》中的记载：乾隆在位期间的1784年，耕地总数达到了7亿亩，人口达到2.87亿。可以按上文方法算出那一年国民生产总值为5264亿元，人均1834元，折合约258美元。   

康熙到乾隆年间，粮食平均价格会一样吗？粮食平均亩产量会一样吗？再想想...
还有这方法算GDP....orz




希望更多人可以指教

sinovic

工商业真的几乎不存在？？？乱讲，瓷器，纺织（棉与丝），铁器，粮食加工和造纸呢？南方如杭州，扬州，苏州还有广州的工商都发展蓬勃。只是，人口发展迅速，农业的发展刻不容缓，相交之下可能工商发展比率比农业小，但它是绝对不是“几乎没有工商业存在”的。



中国是这样衰落的：清朝极其龌龊的十大弊政
http://chinese.cari.com.my/myforum/viewthread.php?tid=1151715&extra=page%3D1

发展蓬勃？？？？ 笑道我翻车， 哈哈哈， 是重新开始吧？？？
圈地，  任意抢夺汉族来当奴隶性奴， 任意杀害，  流民 四起无家可归， 强盗四处，
十室九空， 豺狼遍野，
发展？ 哈你叫康熙跳出来讲，我都不信阿

还敢讲扬州苏州广州？？？？？？ 哈哈
清军的性暴行和掠夺虐杀汉族

http://chinese4.cari.com.my/myforum/viewthread.php?tid=1151788&extra=page%3D1

[ 本帖最后由 sinovic 于 22-3-2008 01:41 PM 编辑 ]

sinovic

你不是被人洗脑了吧？ 请用逻辑

Junghwantey

一般的汉族历史学家对康乾盛世的称赞有佳。如果事实如此，那为什么汉族的史学家要如此称赞清代？

还有，你的计算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中国的陶瓷和丝绸业为国家赚了很多钱。当年江南一代的盐商也因盐贸易大赚一笔。

最重要的是，人均GDP你没有包括通货膨胀。

sinovic

一般ko-  pi tiam 的 怡宝 bak  ko - pi , 其实都不是很好， 如果事实如此，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说ho - lim ,  这个就是不懂为什么的原因，

让我觉得好的， 可能就是找不到吧， 哈

可能让你觉得好的，也不在这里吧阿！ 哈哈

知道， 这两样东西在唐、宋、明赚更多， 不用你说吧~

呵呵，是咯作者没有写进那些贪官污吏买官用费的通膨数值，嘿嘿

Junghwantey

原帖由 sinovic 于 23-3-2008 09:08 PM 发表
一般ko-  pi tiam 的 怡宝 bak  ko - pi , 其实都不是很好， 如果事实如此，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说ho - lim ,  这个就是不懂为什么的原因，

让我觉得好的， 可能就是找不到吧， 哈

可能让你觉得好的，也不在 ...

老兄，你知道以前云吞面一腕多少钱吗？？２角哦。你会算吗？通涨在１０００％以上

sinovic

如果考虑到打仗的话，通膨不需要等那么多年， 隔天物价就上去了嘿嘿

Junghwantey

原帖由 sinovic 于 24-3-2008 09:20 PM 发表
如果考虑到打仗的话，通膨不需要等那么多年， 隔天物价就上去了嘿嘿

我看你还是去多做一点经济考察和研究把。
当年乾隆时期，大贪官和伸的家产本身就足够赔偿甲午战争对日和英法联军侵略对英法赔款的总和。但那时候中国还是很有钱，江南一带富商无数。

sinovic

我看你还是去多做一点经济考察和研究把。
当年乾隆时期，大贪官和伸的家产本身就足够赔偿甲午战争对日和英法联军侵略对英法赔款的总和。但那时候中国还是很有钱，江南一带富商无数。

哈欠， 满清喜欢文字狱，当然好咯，

屁也要写成香的，

好像口气不小呢， 呵呵

很好很好非常好，清朝都会飞天呢，

慈禧放个屁8国联军就全死掉了，真厉害，佩服阿

还需要火箭？ 呵呵

搬贪官出来啊， 怕人家不知道清是最著名的贪官制度化？　

呵呵，连丧权辱国的条约也拿出来，　哈哈

真实紧张怕人家不知道丑事，笑死我了

不如你拿出来你的“史料”考及何处阿？哈哈

看你手那么短也拿不出什么好料，看了几篇清篡改的历史就在那边叫， 哈欠 ．＋

[ 本帖最后由 sinovic 于 26-3-2008 12:46 AM 编辑 ]

Junghwantey

原帖由 sinovic 于 26-3-2008 12:45 AM 发表


哈欠， 满清喜欢文字狱，当然好咯，

屁也要写成香的，

好像口气不小呢， 呵呵

很好很好非常好，清朝都会飞天呢，

慈禧放个屁8国联军就全死掉了，真厉害，佩服阿

还需要火箭？ 呵呵

搬贪官出来 ...

LOL，你骂人的方式还真像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在那里喊天叫地。

原来这为仁兄随便在网上读读别人给的资料就说成自己是专家～那在那些专修清史学家都是假的？你那么厉害的话还会来CARI撒野？

也不想自己是什么金两。

白帝

你是不是华人？
我不能明白你为什么支持清朝！
你是一个纯种奴才？
而且在这里骂人？ 太嚣张了
我支持楼主

Junghwantey

原帖由 白帝 于 26-3-2008 11:36 PM 发表
你是不是华人？
我不能明白你为什么支持清朝！
你是一个纯种奴才？
而且在这里骂人？ 太嚣张了
我支持楼主

是我被骂先还是我先骂人？

我没有支持清朝，只是纯粹讨论罢了。

hoollly

盛世是经济循环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对的.那种盛世,坦白讲,就像工业革命时候英国的盛世,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人民贫富不均和饥饿程度和今天非洲一些国家完全没有差别.最多就是多了几个工业集团而已.

sinovic

最主要的是满清的政治主体思想是奴隶制,农奴制,
入侵的暴行完全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重要时刻!!!
中国文明落后都是满清造成的!!!

中国经济根本在满清入侵时完全杀光烧光, 有高回复也是废话, 从零恢复当然高速:@

为梦想打拼

历史已经是历史，如今各个民族已经融为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历史，就让我们来成为一个借鉴吧。。。

各位也不要太在意酱多了。。。

sinovic

是吗？ 历史往往是会告诉我们前面的括弧线。。。。

树欲静而风。。。不止阿。。。。。。

sinovic

“康雍乾盛世”中国史学界最无耻的谎言

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误区，或者说是极大的谎言，就是所谓的康(熙)雍(正)乾(隆)盛世.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盛世‘的来由.宣扬这个盛世的人，其依据无非康熙是‘千古一帝‘；雍正鞠躬尽瘁，理财能手；乾隆前期还能好生守业.

　　其实这样的说辞都是不负责任的，或者说是只看到了表象，或者说完全是无耻的吹捧.甚至不排除某些族的人用心险恶的为他们曾经的罪行开脱.其性质，与现在的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无异.

　　我们现在透过表象看本质，先让我来揭开康熙这个千古一帝的‘画皮‘.康熙之所以可以得到‘千古一帝‘的名头，吹捧者无非是吹嘘他的文治武功.其文治方面，在用人方面，除健全科举取士外，开博学鸿词科，破格荐用人才。又开明史馆，编纂《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书籍。这为乾隆时期开四库馆打下基础。因此，康熙统治时号称治平。继任者乾隆皇帝沿着康熙路线向前推进。这就是历史上称道的康乾盛世，康熙是这一治世的主要时期，又省称康熙之治。因此，庙号“圣祖”。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但是如果深究其目的和结合他的另一些作为来看，却可以发现，他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维护满族和少许蒙古贵族对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压迫；第二是为了维持已经走向没落，接近灭亡的封建主义制度，保证以他为首的大地主阶级对社会的统治；第三是在精神上打垮和软化作为中华主体的汉民族精神的精华，而宣扬其糟粕.以利于满族可以千秋万世统治华夏大地.第四是努力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为了自己的统治，不惜拖累整个中华民族.

　　健全科举制度，是为了更好的禁锢思想，使一批批可以代表中华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穷尽一生，困死在经书八股之中.做他的好奴才.

　　开词科，破格录用人才，则更是残酷迫害不愿意与之合作的先进知识分子.像一些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尊严之人，居然用捆在轿中送京做官的方法，打断中华民族最后的脊梁.如傅山，李光地.中国文人之失去尊严和道义，阿谀吹捧成风正始于康熙朝.其流毒至今，不能根除.

　　而为了使宁死不屈者屈服，康熙在肉体，精神上对于他们百般折磨，如三月不使说话，不许文人看书.其手段之毒辣，更胜于文革.中华之最后一点骨气，终被抽走，只余下愚忠或者顺奴之才.

　　但是即使是对于为其所用，甘心效命的汉人，如周培公，用完后则弃之如蔽履.前朝汉族之重臣如三藩，则百般逼迫，除而后快.汉族人自强自信之信念，以及其高贵矜持的精神，被其掷于粪堆，一扫而光.

　　其修书，与其孙乾隆修四库一样，皆是以修书之名而毁书.将精华的，高贵的汉族精神去除，留下宣扬做奴隶，当顺民的糟粕.是一次可耻的开倒车，一次可恨的优汰劣胜.

　　康熙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各种弊端丛生，康熙要重整乾纲来巩固帝权制度，所以若要把他和前代明君雄主相比，他的开明不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他的用法也不象汉文帝那样宽仁轻缓。康熙所钦定的《满清律》及其事例可见用刑之重，那一次次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不仅是康熙用刑严的明证，而且也是他加强思想统治，扼杀新鲜思想的明证。康熙的暴虐，方之秦始皇，也不过分。前有秦皇，后有康熙，这可是思想界的克星。

　　而在他统治的最后十五年的统治，内部矛盾加剧，康熙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加强权力和巩固自身的统治上，加上精力不继，荒弛政务，于是吏治败坏，风气日衰，许多地方出现了民不聊生的景况。国库亏空极巨，以至于黄河决口无钱拨治，面对青海的小规模叛乱而无力进攻，只能防御.

　　他的另一半所谓赫赫武功，更是不堪回首的记忆.他戎马倥偬，在西南平定三藩之乱，在东南统一了台湾，在东北打击了沙俄，在西北平定了噶尔丹之乱，随后进兵新疆和西藏，看起来千古奇功.可是这千秋战功下掩盖着的是什么?

　　所谓一将功成万古枯.康熙在位期间，前期圈地，大量汉族百姓流离失所.好容易不圈地了，一次次无休止的战争迎面而来.打仗对于皇帝是功绩，而对于百姓呢?则意味着拉夫，逃亡，横死，捐税，兵灾，盗匪，粮食减产，衣食无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草民，这些汉族的草民，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尸骨都无法被人看到.看到的，只有‘千古一帝‘那光辉的身形.很难相信，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连年不断战乱中，人民还可以吃的饱，还能过上好日子.一个民不聊生的‘盛世‘，的确是少见的很啊!!!!

　　这个千万年难逢的‘盛世‘就这样在残酷的精神压迫，和无休止的战乱中拉开序幕.等这个虐待狂的康熙死掉，一个比他更变态的人登上了帝位.他就是雍正.

　　和那个‘千古一帝‘相比，雍正的特长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出色的理财本领.但是实际上呢?请看看历史上的一些真相吧.

　　雍正从他老头子的手上接下一个烂摊子，虽然日夜辛劳，并且执行了摊丁入地，火耗归公等一些措施，但是从根本上却难以扭转财经的颓势.怎么办?一个字，抢!雍正有个极大的嗜好，就是抄家.许多官员被抓住小辫子，二话不说，家产抄没，都进了库.一个皇帝抢钱，抢到自己的大臣身上，实在是个创举.而因为文字狱，等各种民族压迫问题而被满门抄斩的民间大户，其家产的归属则更不必多问.

　　朝廷官员和有名望的大户尚且如此，卑微的百姓遭遇更可想而知.摊丁入亩，把税归到地上，大大提高了剥削之效率.活耗归公，说白了就是把原来由地方政府征收剥削的税款直接拽到中央手里，跳过代理人，直接剥削.

　　而对于真正可以提高收益的工商业，雍正的政策则极为短视，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对于对外通商，则更是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

　　不但不开源，反而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捆绑到无法刨出更多利益的土地上.地少人多，看天吃饭，但是税收却一文不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可以想见.

　　所以说，雍正根本就不是什么理财能手，充其量一个乡间土财主，再难听点就是一村霸.

　　而雍正的一些其他执政特色就更难以看到盛世的踪迹了.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这个土财主打仗的本事却比他老子差的很远，区区几万人的青海叛乱，却硬是打了几年，拖得甘肃陕西四川叫苦连天，那里百姓的生活只怕离盛世差的远极吧.

　　到了乾隆年间，所谓的‘盛世‘终于到达顶峰.但是请注意，不是人民百姓的顶峰，而是封建社会的顶峰.层层的经济压迫，文化腐蚀，民族歧视，一层又一层的套在了汉民族的头上.这个昏庸又好大喜功的败家子，接过的是他父亲抢夺而来的万贯家财，等他离开的时候，义兵四起，国库空乏，暗流汹涌.就连满族自己也评论，乾隆晚年，危机四伏，矛盾丛生.

　　乾隆号称十全老人，自诩文治武功天下少有(要是没有那个虐待狂的爷爷，他只怕自称第一了).而实际情况呢?乾隆花在游玩写诗上的时间远超过勤政的时间.一个皇帝，一个主管全国命脉的人，一生仅诗就以万记.可以说是古代诗人中最为多产的.这是完完全全的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不务正业是他最好的写照.每天生活在宫廷大殿的虚华背后，听着大臣们奉承欺骗的奏报治理国家.风花雪月，诗情画意，好不浪漫.可惜当时满清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否则他的下场绝好不过李后主.

　　当然在某些方面他是强过后主万倍.他对人思想的禁锢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文字狱在他手中甚至于写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是死罪.如果说他的祖父父亲只是不许人乱说话，那么他完全就是不许人说话.

　　他修订，借着修书之名，从全国各地搜罗来宣扬汉民族精神的图书，加以毁灭，留下宣扬号召做顺民，当奴才的糟粕加以修订宣扬，他的愚民政策之完美，大约比之后世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文明之光的毁灭，比之先前的秦始皇焚书更为恶劣.就其修书之立场，完全无法与为文明而修的相提并论!!!耻辱的优汰劣胜，到他统治的时期到达顶峰.

　　财经方面，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这个二世祖早早将父亲遗留的财产挥霍一空，于是买卖官爵，议罪银等黑暗的制度.官员的犯罪半公开和半合法化，百姓的生活更加暗无天日.注意，这里的百姓基本都是指是汉人.而八旗子弟们则躺在祖宗的树阴下，做着贪婪吸食汉族鲜血的寄生虫.

　　同样在他这里的闭关锁国也到达了颠峰.就使得中国的近代化拖后了许多年.就这层意义来说，他，乾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

　　而他最宠爱的大臣和绅之天下第一贪，不用过多言语，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大名鼎鼎的乾隆七下江南，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复述，他的每一次南训，都给沿途百姓带来无尽灾害.劳民伤财以及.在他的晚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文字狱，政治上越来越腐败，百姓生活十分贫苦，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尤其是其晚年重用大奸臣、“贪官之王”--和珅，使满清国库逐渐虚空.应该说，满清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到他禅位前后，白莲教起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展开.等他死后，一支农民义军居然摸进了皇宫.可怜的嘉庆皇帝写下了‘千古未有事，竟出满满清!‘的诗句.这也算是乾隆，以及这个可笑的康雍乾盛世留给继任者的一笔遗产，留给后世的一个笑柄，留给这个‘盛世‘的一个无厘头结局吧.

精算子

乾隆后期潦倒，是肯定的。而康、壅和乾隆前期 我也相信你说说的，贪官污吏、社会腐败等等。但要说康乾是不是盛世，我觉得还要和中国之前的各朝代来相比。要是之前的朝代状态更差，你也不能否定相比之下这就是康乾盛世啊！

精算子

楼主，不知你看过以下的没？相比之下，你说做的资料的仔细读似乎好查那一大节列。

清朝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

　　我国清朝的封建统治得到巩固后，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

　　首先是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对有主荒地，由原主开垦，政府给优惠，三年不收税；对流民不论原籍本籍，编入保甲，开垦荒地，发给印信执照，永准为农，从而促进了全国农业生的恢复与发展。公元1662年（清圣祖康熙元年）统计，全国有耕地5493万顷，到公元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国耕地增长到607。9万顷。直隶京畿、太湖、长江三角洲、鄱阳湖地区，都已成为主要产粮区。兴修水利，同时治理黄河，公元1662~公元1676年，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间，黄河决口多达60余次，到了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黄河两岸被淹农田日渐复耕作，黄河下游水患大体摸清。后又修治了淮河和永定河。然后是开发矿业，发展生产，清朝对采矿业，实行奖励政策，广东罗定、海阳和阳山的铁、铅矿，广西南丹、贺县的锡矿，四川邛州、蒲江的铁矿，湖南衡州、永州两府的铜、铁、锡、铅以及贵州的水银铅矿，山东莱阳与陕西临潼的银矿，河南涉县的铜矿等，都陆续得到开采。鼓励发展手工业。清朝对发展手工业实行物畅其流，民便为要的宽松支持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国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铁器铸造业，大城市汉口有铁行13家，芜湖有钢场数十家，山西陵川有铁铺12家。棉布染织业方面，在江苏常熟、苏州、广东佛山等地的染坊、织布作坊都有可观的数目。粮食加工业方面，全国在各个产米区都有较多的碾米作坊。制茶业方面，在全国各产茶区，都有加工制茶的作坊。其余像制糖业、制瓷业、造纸业、木材加工业，全国各地都有很大的发展。

　　清朝时期商业繁荣，在东北主要发展土特产人参交易，在吉林、黑龙江新建城市8座，辽沈地区新建城市15座；在长江以南，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的工商业最为发达，除此之外，浙江的乌青镇、濮院镇、枫泾镇，江苏的平望镇、震泽镇、南翔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番禺、东莞，四川的成都、重庆等等大小城镇，工商业都已相当兴盛。旧城市的发展和新城市的兴起，是清朝城市发展的两大特点，当时天津已拥有70万人口，广州城内居民有90万，珠江上的帆船经常有5000多只。从商品销售来看，全国茶叶销量，公元1685~1725年，由15。8万引，增加到49。6万引，40年增长2倍；食盐销量，公元1653~1733年，收376。2万引，增加到523。4万引，80年间增长近40%；全国丝出口公元1741~1831年，由278担，增加到8560担，增加近30倍。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清朝的对外贸易规定是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船只可以自由贸易，在江南、福建、浙江、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征收税银，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广东各省，取消一切海禁，所以清朝的海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首先在货币外流方面。清朝的货币在对外方面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国同国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正常交流，而使一部分钱币很正常地流出到国外；另一种是由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而造成的钱币流出国外，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过陆路与邻国的经济往来，而使货币流出国外；一是西北边货币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清朝与中亚各国贸易的中心。二是西南边，货币流出到克什米尔、不丹、孟加拉、尼泊尔等国。这些国家出产的披巾、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镜，换走了中国的一批又一批钱币。三是南边，货币流出到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的棉花、食盐、羽毛、黑漆、铜砂、象牙、兽角，也换走了中国一批又一批钱币。四是东北边，货币流出到朝鲜，两国之间一向“往来相善”，“或东或西，听民所往”，清朝的钱币也随着商人流出国外。再就是通过海上贸易，货币流出到日本、朝鲜、琉球。公元1684年至1688年，清圣祖康熙年间，中国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规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鲜者，除原禁货物外，听其发卖回籍”；琉球到中国的船只，最多到过5艘，运送来的多为海产。在南边，货币流出到印度、缅甸。从中国港口出发的大商船队，每年都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和缅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货币流出到马来半岛；从马来半岛，北走可以到达暹罗、越南，南走可以到达苏门答腊、爪哇，东走可以到达婆罗洲、菲律宾群岛，中国帆船开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达到250只，“中国帆船来临的季节，新加坡的市场便大大活跃起来”。除此之外，清朝货币还流出到其他亚洲各国。

　　以上都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和货币交流，而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开始，就变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把大量鸦片输入到中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鸦片这种毒品输入我国后，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们更加昏怠腐败，又在经济上使中国清朝对外贸易顺差变为逆差，造成大量白银货币外流，这种情况在嘉庆、道光年间最为严重。每年有三千多万两的白银货币流出国外，这对清朝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负担：公元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嘉庆帝在诏书中惊呼：“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要求今后“一有缉发，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

　　清朝时期，社会上围绕着货币大做“文章”；发放高利贷．就是围绕货币所做的“文章”之一。而在清朝已经出现了早期银行的各种形式，这些票号经营兑换业务，发放贷款等，货币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工具。

　　清代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方法是发放高利贷。据史书记载：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农民，向地主借了二两九钱，折合铜铸制钱约4800多文，在还不起债的情况下，被迫到地主家当雇工，“以工抵债”，在地主家一共干了三年半，抵折债务后，分文不剩。广西有一农民，借地主高利贷白银五两四钱，但结局更惨，因无钱还债，这位农民和妻子二人只好到地主家“准折为奴”，但仍还不清债，积欠本息白银变成五两六钱，地主索债，强迫这位农民的弟弟和弟媳二人，到地主家“准折为奴”。除此之外，农业高利贷，还以“典当雇工”和“年限女婿”、“配以婢女”的雇工形式来剥削农民。印子钱是清朝时期高利贷中的一种形式，放债人以高利发放贷款，本息到期一起计算，借款人必须分次归还，每次归还都要在折子上盖一印记，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印子钱”。据《清史稿·张照传》记载：“民间贷钱征息，子母相权，谓之‘印子钱”。

　　在我国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民间资本的发展，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单位机构，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他们经营着各种业务。

　　钱币汇兑业务，这是今天各家银行普遍办理的一项主要业务。“汇兑”，在我国唐朝叫“飞钱”。在我国清朝，汇兑业务大权没有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及美国商人手中。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看出，我国清朝时期的广州，大约在18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办理汇兑业务。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国广州和英国伦敦之间的汇兑业务，已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主要业务；18世纪80年代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我国广州向英国伦敦开出的汇票，一年之中，达到110多万两，到了19世纪初，每年开出的汇票，增加到250万两左右。后来，美国商人也参加进来，在我国当时的广州，也大力开办汇兑业务；公元1831年～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到道光十一年，美国商人带到我国广州来的汇票达248万元，公元1832年～1833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到道光十二年，便猛增到447万元，增加了一倍多。

　　货币放款业务，这种贷款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重中之重的一项业务。这种放款业务，在我国清朝时期，它不是中国人向自己的中国商人放款，而是英国的商人向中国的商人放款，并向中国商人收取高额利息。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英国商人大约在17世纪末就已经向中国商人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是为了鸦片走私，是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据史书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初为了支持中国鸦片经纪人走私，经常给这些经纪人以小额的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一般的是年息18％—20％，最高的达到40％。公元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统计，中国行商累积拖欠英国商人借款380万元，其中的本金只有180万元，其余200万元，都是英国商人计算变利，用“息变本，本再生息”的办法滚上去的。

　　货币承兑汇票业务，承兑汇票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都在办理的一种业务。这种承兑汇票业务，是由付款商人开出汇票，交给收款商人，收款商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付款商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领取现款，但付款商人必须在事先取得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承兑”现款的“承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在对付款商人付出现款进行“承兑”、“承诺”之后，再向付款商人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元177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有中国商人，为了支付英国商人的货款，就曾经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广州的账房，以向英国伦敦签发“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予借款。公元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中国的另一个商人黎光远，欲从印度购进棉花，但是没有钱，只好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账房，以向孟加拉签发“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予借款。

　　中国人办货币汇兑业务是在公元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晋商山西平遥人雷履宽开设了一家“日升昌票庄”，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它的前身，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日升常颜料铺”。而中国人办银行业务是在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在我国上海成立“钱业公司”，或者叫“钱庄”；“钱庄”就是银行的初级阶段。到了公元1845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人在我国香港和广州设立了“丽如银行分行”；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这家银行又在上海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

　　官银钱号是清朝初年朝廷官办的一种金融机构，公元1662年—1735年期间，也就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搞起来的，起初叫“官钱局”、“官钱铺”。当时主要是兑换银钱，调节钱价和倾熔银铤，后来慢慢扩展到经营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兑、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务。

　　票号是清代经营货币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当时，有的人管它叫“票庄”、“汇号”、“汇兑庄”。公元1821年之后，也就是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名后组建日升昌票庄，这可能是清朝时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第一家票号搞起来之后，在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县，又有不少商人集资开设票号，从此，票号这个行业，变成了山西人的独占，所以人们又统称之为山西票号。票号有独资的，也有合伙出资的，资本金从几万两到二三十万两不等：票号行业一般存储在总号，各大城市再设分号，但不另给资本金。山西票号业务活动的中心在北方，但南方也有。当时山西票号的总号有30多家，在各省设立的分号有许多家，后来，在日本东京、还有新加坡，都设有分号。我国清朝的票号，信誉很高，内部管理严格，严守秘密，所以不少贵族、官僚都愿意把自己的私蓄钱，存放在票号里；票号也发放贷款，主要对象是钱庄、典当、富商，对没有资金实力的一般商人则不发放贷款。

　　钱庄是我国清朝办理货币存放、汇兑的一种信用机构。它是从经营银、钱兑换业务的钱摊慢慢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都叫“钱庄”；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等 地，叫“银号”、“钱铺”；徐州、汉口、重庆、成都也有叫“钱庄”的，也有叫“银号”的。在鸦片战争前，钱庄可以签发“庄票”，上海商人在购买豆、麦、棉花、棉布时，用“庄票”支付货款，“庄票”可以收划银钱，实际在市场上和货币一样，起到了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