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吉打文化发源地：布让河谷

Suaniam

公元2006年底，吉打州务大臣在州立法议会休会后向传媒发表谈话时，吁请考古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以确定吉打王朝的成立是否比马六甲王朝来得早，因为据史书所载，吉打王朝成立于公元1136年，而马六甲王朝则是在公元1402年左右成立，这意味着吉打王朝的成立要比马六甲早266年。州务大臣表示，如果研究结果确实的话，吉打州政府将要求有关当局（文化艺术及文物部）宣布承认，吉打是我国最早的文明古国。

其实，史书已有记载，公元1136年之前吉打州的布让河谷（LembahBujang）早就有印度王国存在了，而且诞生的日期是在公元630年左右。另一方面，考古学者们也花了百年时间在布让河谷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确定公元4、5世纪开始，布让河谷已有印度文明社会存在。有一位著名外国学者甚至说，吉打古国曾经是印度殖民地。

州务大臣说吉打是在公元1136年立国，那是回教化王朝诞生的日期，州务大臣不提印度化时期的历史，不知用意何在？是否有意抹杀印度人功劳之嫌？

本文不谈史书的记载，只谈百年来国内外考古学者在布让河谷进行考古研究之经过及结果，看看吉打是否称得上马来西亚最早的文明古国。

古吉打的文化发源地是在吉打中部的马莫河（Sungai Merbok）河流域与东姆达河（SungaiMuda）流域之间的平源地区。沿着马莫河上溯，有两条支流，即小马莫（Merbok Kecil）和双溪布让（SungaiBujang）。这两条支流的两岸是发现古迹最多的地区。姆达河的重要支流是双溪玛士（Sungai Mas），有许多古迹是在双溪玛士及附近地区出土。

马莫河流域及姆达河流域之间，有数个小山丘是埋藏印度陵庙和各国文物的地方。这些小山丘是Bukit Penjara 、Bukit BatuPahat、Bukit Pendiat、Bukit Meriam、BukitChoras等。考古单位为方便考古研究起见，特划定这一带方圆144平方英里的地区为考古区，取名为布让河谷考古区，取名为布让河谷考古区。
竹城的Bukit Choras 和大山脚的Cherok ToKun虽然不在布让河地盘内，但属于考古研究区；因为詹姆斯劳上将最早发现印度古碑铭的地点是在北赖和大山脚的Cherok TokKun，后来竹城的Bukit Choras 也有所发现，故这个两地区也被列为收藏布让考古区。

为了方便收藏在布让河考古区出土的古迹和文物，考古单位就在马莫地区兴建1座考古博物院。这座博物院于公元1980年。由现任吉打州苏丹殿下主持开幕仪式。

布让河谷的考古研究工作是于公元1845年开始，首开先河的是当时担任威省驻扎官的詹姆期劳上将（Kolonel JamesLow）。他是1名业余考古研究者，对古迹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内，他曾说过，在1座森林内他发现1个印度人徙殖区的残迹以及1座倒塌的印度庙宇，这个徙殖区是在日莱峰山脚下的一块土地上，他搜寻和研究速度进展得很慢，因为不易穿越的浓密森林影响了他的工作进度。

詹姆斯劳没有交代，他究竟发现多少古迹和文物；但他在北赖1座印度庙废墟所发现的1块Buddhagupta石碑却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和兴趣。该石碑刻上一小段祷文和佛教偈语。他把碑铭送到印度加尔格达去检验和研究。
经过研究后，加尔格达传回来的是令人惊喜的答案，这块碑铭是公元5、6世纪时的作品，是用来祈祷船长Buddhagupta在海上作业平安，詹姆斯劳也在大山脚附近的Cherok TokKun发现到另一块佛教碑铭。

詹姆斯劳首开布让河谷考古先例以后，就有不少的西方考古学者到布让河谷来进行考古工作。他们当中包括依温斯（I.H.N.Evans）、柯立芝.威尔斯（Quaritch Wales）夫妇、阿拉斯谍联（AlastairLamb）、迈克苏里文（Michael Sullivan）、德里哥宁（K.S.Treggoning）、毕格（B.A.V.Peacock）等学者。

公元20世纪70年代，才有本国学者和国家考古队加入考古研究的行列。他们是Dr.Haji Adi Haji Taha、Prof. MadyaLeong Sau Heng、Prof. Dato'Dr.Nik Hassan Shuhaimi Nik Abdul Rahman、Mohd.Supian Sabtu、Kamaruddin Zakaria Al-Rashid 、Jaafar Ali 等人。

从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考古学者总共搜寻到40余处古迹遗址。但因缺乏专家及其他因素的缘故，目前只修复了9个遗址的印度陵庙，为方便研究起见，这些被发现的古迹遗址都给标上一个固定的号码。

文：陈鸿洲

[ 本帖最后由 Suaniam 于 17-2-2008 01:41 PM 编辑 ]

Suaniam

何谓陵庙？‘陵庙’印度人称为Candi。此语是源自兴都教湿婆神（Siva）其中1名妻子之名字，Candi也被解释为Candika-grana，亦即女神之庙宇（湿婆神妻子之庙宇）。后来，Candi被泛指为佛教和兴都教徒膜拜神明和保存统治者、圣人或名人骨灰及陪葬品的地方。兴都教徒的陵庙地底下有埋藏1个骨灰瓮，佛教徒的陵庙无此种设备。因此Candi 既是膜拜神明之处，又是保存死者遗物之地，故华文被译为陵庙或者印度古庙。

目前，出土的陵庙当中，有9座陵庙已经修复，有者因离开考古博物院太远，缺乏人手照顾，怕被人破坏而已移置到考古博物院后面的山丘上。被移置的陵庙之中，以?株巴辖（Batu Pahat ）山的第8号陵庙为最大；这是1座兴都教陵庙。

峇株巴辖第8号陵庙是由柯立芝威尔斯夫妇所发现，他俩可说是考古界的佼佼者。到来布让考古区参与考古研究者当中，他们的成绩最骄人，已发现的40余处的古迹遗址之中，有30处是他俩所发现者。

柯立芝威尔斯及其夫人多罗蒂（Dorothy Wales）是在加尔格达的‘大印度研究委员会’赞助下于公元1936年到布让考古区参与考古工作。他们所负的使命有二：一是从布让河谷出土的古迹研究马来西亚半岛北部接受印度文化的程度，二是找出证据证明布让河谷曾是印度人的商业要地，也是佛教及兴都教的传布中心。

柯立芝夫妇所发掘的陵庙，有者是佛教陵庙，有者则是兴都教陵庙，出土的文物有不少是佛教碑铭，有一些是兴都教神像和死者陪葬品。此外，也有来自中国、印度和中东国家的陶瓷器和装饰品。

从这些出土古迹和文物研究，柯立芝的立论是，早在公元1世纪时，南印度的巴拉瓦（Pallava）人已在布让河谷定居了。他们除了进行商业活动之外，也传布佛教和兴都教，他们在布让河谷建立1个印度殖民地。

公元20世纪60年代，前来布让河谷进行考古研究的是阿拉斯谍联（AlastairLamb）。他也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对柯立芝所说的‘印度殖民地’不表赞全。在柬埔寨，他曾与法国考古学者M.LouisContant合作修复吾哥窟，可说是1位有名望的考古学者。

在布让考古区，他修复?都巴辖第8号陵庙时，曾挖掘到数件极有价值的佛教和兴都教遗物，阿拉斯谍联的另一项收获是在彭加兰布让（PangkalanBujang）发掘1万多片的中国陶瓷器碎片，这些遗物有的是宋朝时代的产品，有些是元朝初期所制造者。这些遗物的出土，使阿拉斯谍联断定，彭加兰布让曾经是国际通商口岸，中国、印度、中东国家和东南亚的商旅曾云集于此，进行商业活动。

除了彭加兰布让之外，阿拉斯谍联亦曾在姆达河的Permatang Pasir第31号遗址进行考究工作。这个遗址本来是由柯立芝威尔斯夫人发掘，后来（1957年）未完成的部分由K.G德里哥宁（K.G.Tregoning）继续进行，再后才由阿拉斯谍联去完成。

K.G 德里哥宁是在马来亚大学执教的考古学者，公元1956年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考古协会曾派K.G德里哥宁和M.苏里文（M.Sullivan）等学者到布让河谷进行考古研究。德里哥宁所领导的考古队是在这时候继续柯立芝夫人所未完成的第31号遗址的研究工作。此外，他们也在北海和布让河谷许多地区进行发掘工作，其中包括Kampung Guak Kepah、Bukit Batu Lintang、Kg Pokok Kabu、KgPinang Tunggal等地区，但没有什么重要的古迹被发掘。

公元1970年代，布让河谷的考古研究全权由国家博物院考古队负责，考古专家由本国学者组成，为了更有系统地进行考古研究的工作，政府在马莫兴建1座考古博物院，以收藏所发掘的文物和让学者们有个适合和安宁的环境里进行研究工作。

经过本国学者数年的努力之后，终于完成了9座陵庙的修复工作，这9座陵庙是Kg Pangkalan Bujang的第19、21及22号陵庙、KgBendang Dalam的第50号陵庙、Kg Pendiat的第16号陵庙、Sg Batu的第11/3及第5号陵庙、PermatangPasir的第31号陵庙和Kg Bukit BatuPahat的第8号陵庙。还有很多已被鉴定的古迹遗址，但因人手不足而无法进行挖掘和修复的工作。若所有的陵庙和文物都出土以后，不知布让河谷会否以新面貌、新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文：陈鸿洲

Suaniam

除了詹姆斯劳不算在内之外，考古学者在吉打布让河谷进行考古研究已近百年的历史了。他们研究的主要点是关于印度、中国和中东国家在布让河谷的商业活动以及印度人在此建立徙殖区和传布宗教的过程。中国和中东国家仅涉及商业活动，所以在布让河谷出土的中国和中东遗物，只是商品如陶瓷器和装饰品。印度人是因为把布让河谷开辟为徙殖区，故出土遗物比较多样化，如陵庙、宗教碑铭、佛教和兴都教雕像。

1500年前，吉打能成为国际贸易港口，除了地理优越因素造成之外，另1个因素是与当时中国、印度和中东国家发展对外贸易有关。这些国家开始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吉打处于这些国家的交通要冲，遂成为他们交易的中途站和货物转运港口。

中国在盛唐时代开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关系，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等东南部沿海诸港，让印度、中东国家和南洋诸国的商贾前来经商。广州更成为万商云集的主要港口，有10余万外国商人侨居于此。

唐朝末年，因黄巢之乱，广州被攻陷，不少过12万名外国商人被杀害，中国人遇难者更不计其数。

当时，中国商人也有远赴外国经商者，他们载满丝绸和陶瓷器等物到中东国家去售卖。公元9世纪，曾到中国印度去游历的阿拉伯人苏来曼说，许多要运往中国贩卖的 Basra和Oman及其他各地的商品，先载到Siraf，再搬上中国船，才运到东方去。又据公元10世纪马素提的描述，黄巢之前，中国商船曾开往中东各主要港口；黄巢之后，中国和阿拉伯商贾已不直接交易。两国商船是在中途站Killah会合。这个Killah就是苏来曼所述之Kalah，亦即今日之吉打。苏来曼也说，Kalah曾经是三佛斋（即室利佛逝）之属地。

印度也是在公元4、5世纪时开始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南印度的巴拉瓦（Pallava）王朝统治时代，统治者鼓励商民向外开拓商业市场，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建立贸易关系。南印度人来到东方与中国人交易时，发现吉打中部的布让河谷是一个优良的贸易港口，就选择吉打作为跟中国交易的歇脚站。有者更选择在吉打定居，与当地妇女结婚，组织新家庭，建立起印度化社会。

考古学者曾在布让河谷发掘许多印度陵庙，大多数是巴拉瓦时代兴建者。此外也发现不少来自印度的玛瑙和玻璃串珠等物。

巴拉瓦王朝灭亡后，继起的是注辇（Chola）王朝。注辇王朝继续发展海外贸易市场。有不少注辇王朝时代的文物出土，由此可见巴拉瓦和注辇王朝时代，南印度人在吉打经商的情况。

中东方面，阿巴斯王朝时代，造船术相当发达，人民的航海知识和经验丰富。商民敢向大海洋挑战，扬帆东来，与东方各国进行贸易关系。

叙述吉打早期商业活动最多、最详尽的是阿拉伯、波斯和中国古籍，阿拉伯和波斯航海家的游记中，常出现吉打之名。他们把吉打描述为物产最丰富的国家。

公元8、9世纪间，最多的阿拉伯和波斯人到吉打做生意。《阿甫斐达游记》的作者说，吉打非常繁荣，居民当中有印度人、马来人和波斯人。另，本游记《阿甫柴德中国和印度见闻录》提到，吉打的物产有沈香、樟脑、苏木、香料、檀木、象牙和其他珍贵的产品。《依利西游记》对吉打的锡产有好评，说是吉打产锡独步东南亚，品质纯净、光泽可鉴。波斯人的著作也谈及吉打的物产，黄金、锡米、胡椒、藤、象、兽角等，都可供外销，是西亚人所钟爱之物品。

阿拉伯人的著作也提到，吉打的国王是印度人，军队也是由印度人组成，士兵所用之武器是来自印度的兵器。由于外国船只密集于码头，吉打开始有自己的关税制度，利用东西方船只停泊其港口之有利条件，向外国船只抽税。

总的来说，吉打是波斯湾至中国的主要航线，而且也是中东国家和印度船只通往马六甲海峡以南各地区的中途站，因此在马六甲王朝诞生之前，吉打成为国际通道和通商的重要口岸。

文：陈鸿洲

Suaniam

史学家和考古学者在研读中东和中国古籍以及在布让河谷进行考古研究之后，都认为早期的吉打，尤其是在公元8、9世纪时，是一个兴盛繁荣的国家。

拿督罗兰布拉特爵士(Dato Sri Roland Braddell)是一个著名考古学家，他在研究所有资料之后下定论说，吉打人民是由一名国王所统治，吉打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钱币制度。拿督罗兰布拉特爵士曾担任马来西亚学会理事会首任主席以及多次的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理事会长和副理事长。他所写的《古代的吉打》曾刊登于《马来亚历史学报》，对吉打古代史的分析极为详尽。

除了拿督罗兰布拉特之外，尚有许多学者对古吉打史的研究极有心得，其中包括柯立芝威尔斯博士夫妇、阿拉斯谍联(A.Lamb)以及Dato' Dr.Nik Hassan Abuhaimi等人。他们都是公认的最有名望的考古学者。

阿拉斯谍联是第一位发表彭加兰布让是国际贸易港口的学者。他在1961年进行布让河谷考古研究时，曾在彭加兰布让发掘数以万片的陶瓷器碎片以及稍有破损的陶瓷器，其中发掘最多的是宋朝的青瓷器。他也挖掘到来自中东国家如埃及和叙利亚的玻璃品碎片及玻璃串珠等物。此外，来自泰国、安南、柬埔寨的遗物，也在彭加兰布让出土。

阿拉斯谍联说，几乎整个彭加兰布让村都有宋元时代的陶瓷器碎片出土，而出土的青瓷是来自浙江龙泉烧制者。有了这些发现，阿拉斯谍联才鉴定，宋元时代彭加兰布让是国际通商口岸。

公元1970年代，另一名学者Leong Sau Heng 博士在彭加兰布让作考古研究时，认同阿拉斯谍联的观点。不过他把中国陶瓷器在彭加兰布让出现的时期推前到唐朝时代（约在公元10世纪初期）。他说，唐代彭加兰布让已开始成为国际通商港口，宋朝时才达到辉煌时代。

70 年代参加布让河谷考古研究的马来学者Nik Hassan Shuhaimi 博士也持相同的见解。他把布让河谷文化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首阶段是从公元6世纪至9世纪，首个阶段印度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在姆达河流域的双溪玛士，次期是从公元9世纪至13、14世纪左右，主要的聚居地是在彭加兰布让。

公元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队的发掘工作集中在姆达河的双溪玛士村落。政府水利局工人在双溪玛士村落挖掘1条水道时，无意中挖出不少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如陶器碎片、玻璃品和串珠。考古队是在Nik Hassan Shuhaimi 博士的领导下进行有关工作。除了上述文物之外，他们也挖到佛教碑铭和数尊佛教雕像。

双溪玛士的发掘工作分四次进行，第一次是在公元1981进行，由Nik Hassan Shuhaimi 领导，第二次由Leong Sau Heng 领导，第三次由Kamaruddin Zakaria 进行，第四次再由Nik Hassan Shuhaimi 领导的东协国考古队进行。

因为在双溪玛士出土的文物以佛教文物居多，故Nik Hassan Shuhaimi鉴定，早期移殖双溪玛士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佛教徒。

由于参与布让河谷考古研究的学者众多，每个人对布让河谷出土的陵庙和文物产生年代以及对布让河谷文化的分期法，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过去柯立芝威尔斯和维特利（Wheatley）曾把布让河谷文化分成四个时期，后来的学者推翻他们的说法，把布让河谷的文化简化为两个时期。

最后，让我以本国学者Mohd.Supian Sabtu的研究心得来结束本文的讨论。Mohd.Supian Sabtu于2002年出版一部厚达250余页的《布让河谷的早期文明》。他在书中指出，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商业扮演着传播印度文化于布让河谷的主要角色。商业活动的主要地区有二：一是在姆达港口和马莫港口（即双溪玛士和彭加兰布让），二是在双溪布让（Sungai Bujang）和双溪德鲁士（Sungai Trus）。前两个地区因面对马六甲海峡，初时成为货物起卸的重要港口，后来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口岸。过后南印度商人的商业活动逐渐伸入内地的双溪布让和双溪德鲁士，跟当地居民进行原产品交易，购买地方上的象牙、檀香木等，他们也把佛教和兴都教传入布让河谷，发扬宗教文化。

文：陈鸿洲

ecs283

楼主，下了蛋就走了？

作者也介绍一下才走嘛。

出处在那里也介绍一下好吗。

Suaniam

你应该没读完罢! 没读完,不要紧.把你的滑鼠拉到最低,你就会看到"文：陈鸿洲"....

谢谢!

ecs283

原帖由 Suaniam 于 2-4-2008 02:32 AM 发表
你应该没读完罢! 没读完,不要紧.把你的滑鼠拉到最低,你就会看到"文：陈鸿洲"....

谢谢!

陈鸿洲是作者名字，不是介绍啊。
就不知在我家附近卖云吞面的那个陈鸿洲是不是这个陈鸿洲呢？
若是的话，我可要对他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