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探索 《與歷史對話二：戰后馬共策略的探討》代序

blueswilder

史的探索　《與歷史對話二：戰后馬共策略的探討》代序
-20th Jan 2008
※萬家安
1967 年馬六甲亞沙汗園丘工友罷工，徒步長征到吉隆坡請願，路經加影，基于同情工人的鬥爭，加上認識的一些南大學長也在其中，我參加了迎接和招待工友的工作。其后被吸納到人民黨支部參加其日常活動，主要教夜學文化班。不過短短的一年半的時間，卻因此換來了十年扣留營的鐵窗生涯。

對一個涉世不深的政治初哥來說，這個代價不可謂不大和殘酷。那個時候，群眾動員和群眾鬥爭是左翼運動的主調。雪州人民黨分部大概是率先建議自己的州議員地方議員辭職，以及放棄參加議會選舉的「騙局」，因此，說我有什么社會鬥爭的經驗或資深什么什么的，這是過譽，不是事實。

1978年年尾，離開政治扣留營后，目睹集體白色恐怖氣氛依然濃厚，左翼運動處于退潮之中，當時我認定左翼運動受挫失敗了，但是失敗的原因在哪裡？這個疑問在我個人來說甚至到今天仍然是回答不了的。儘管如此，我始終認為左翼鬥爭的理想和精神設置是肯定和積極的。

1990年后，我參與加影抗日抗英殉難烈士樹碑立傳的工作。2000年終于把收集到的相關資料加以出版，取名為《英烈千秋》；1996年參加了《馬來西亞歷史另一面》的編委工作。經過一些時日，我開始認為左翼在民族關係問題的認識和處理得當與否，是一個相當關鍵的事情，因此我嘗試收集各種語文的相關資料，一邊閱讀和思考。

2000年前后，出現在左翼珍貴失敗的廢墟上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所謂「歷史任務完成論」，把我引向了對它的批評。《勞工黨鬥爭史》及文獻彙編把我帶入較具體的歷史情境。

《與歷史對話》中幾篇閱讀筆記的文章竟然惹怒了權威的陳炳權先生以及馬來西亞勞工黨黨史工委會，以謠言展開了人身攻擊，我把它們收集在這本書裡作為一個歷史存照。

至于李萬千先生在《東方日報》的專欄上的爭議，雖然我也做過回應，但是編者對文字數的限制，這種討論是無法展開的。事實上對于我的探索，起不了什么作用。

根據一些朋友的意見，思考再三，決定不收集在這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閱李萬千先生的《當國際歌聲響起來》，雖然他有點吝嗇，我三篇回應文字他只收了一篇。

老實說，勞工黨黨史工委會似乎也完成了歷史任務，我看不到它們還有什么像樣的研究文章。它們的興趣似乎在于「揭發」「反右」派的「破壞性」上。

從檔案資料裡的1947年《馬來亞人民憲章草案》的中、英版本加以重版，其中一個目的是在于呈現、提醒讀者注意民族關係問題和研究、其歷史與現狀的重要性。因此本冊子的第一單元收入我的一點見解和感想。這也是有意延續先前出版的《與歷史對話——左翼運動史論集》。但是后來的注意力卻轉向陌生的領域。

馬共歷史資料缺乏

我沒有想過涉及馬共歷史這個領域。在主觀上我認為這裡有很多「地雷」，是吃力不討好的。首先是資料缺乏，無論是當政者，還是馬共本身度沒有打算公佈他們秘密或非秘密性的資料。

到目前為此，有的只是選擇性的浮現在他們的回憶錄或著作之中，告訴讀者們它們想要你瞭解的東西；其次是來自兩方面都會有的政治敏感性。讀者們只要到國家檔案局走一趟，那他們就不會那么天真，那些一百年前的娼妓問題也打上「SULIT」的東西，一定會令他們發笑。

我之所以會開始涉入馬共歷史，是根據需要和讀者的回饋。從經驗看，馬共的鬥爭深刻地影響了左翼的鬥爭。有讀者建議我瞭解一下馬共的歷史情況，然后再回頭看看左翼鬥爭的歷史，這樣就會有較具體的理解。

陳平的《我方的歷史》的及時出版，讓我有了第一次接觸。根據我的經驗，抓住歷史上重要階段上的轉折時期，認識它的主要特點，在兩者的聯繫點上，我認為可以從50年代的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課題或事件切入。于是1955年杪的華玲和談及之前的《蘇共與中共聯合書面意見》很自然地吸引了我的注意。然后沿著這個往上及往下研究。方山先生《馬泰邊區風雲錄》（第一集）給了我一定的啟示。這就是收集在本書第二單元裡的文章的背景。

我所接觸到的馬共歷史只是在一個非常狹窄的範圍，但是這確實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我們清楚地瞭解到世界的冷戰格局對它的鬥爭的影響，同時由于中蘇分歧和分裂，中國文革的發生，馬共于中共的歷史淵源，馬共在意識形態的取向上就免不了受到「左」的干擾。

這個時期的政策和行為，甚至在這個時期整理和總結的歷史問題也免不了要受到「左」的干擾。這就增加如今人們在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再加上回憶錄中經常出現的個人主觀、不確實和混淆的情形，比如在《蘇公與中共聯合書面意見》、對華玲和談的評價以及1970年4．25聲明的某些內容就是明顯的例證。

相信缺乏耐心的讀者，讀到我這些文章一定有很不耐煩的感覺，在此我只能表示歉意。因為我只是在做「考證」的工作。但是我確信這是對馬共歷史研究的一科必要的入門課程。

讀者們也許注意到我只能在這裡或者哪裡擷取一點相關資料，意圖拼湊起一個圖像，例如在《馬共真的瞭解中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嗎？》一文，其「取巧」的痕跡就很明顯。這說明我的局限性和弱點。我的局限性還不僅僅是這樣，假如要弄清左翼歷史問題，我想對于統治當局明或暗的政策互動，對于世界與周邊國家的情況，這個大格局的瞭解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讀到那裡寫到哪裡缺乏深度的筆跡，卻得到《東方日報‧文薈》的編者張景雲、劉敬文和謝偉倫先生的錯愛，讓它們逐一見報，使他們的鼓勵，使我不斷鞭策自己。

在寫作的過程，總是得到一些南大的學長和前輩們的關懷、鼓勵和教益，會賜資料；方山學長不介意我的淺薄，偶爾促膝長談，這是我竟可能保持謹慎客觀，不懈怠，希望讀者們把本書當成交流的平台，不吝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