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打州的历史

华侨

应ecs283网友的要求提供搜索与整理的资料, 希望对大家有点益助。

吉打州政府一直明言是最古老的一州是有证据的!
吉打州政府网站 http://www.kedah.gov.my/kedah/isi.asp?id=96&mytbl=menubarisi

本人身为吉打子民,就先引用同为吉打子民的文章做个开始。


  

钟锡金

钟锡金（Cheng Siak Kim），一九四一年出生于马来亚吉打，出身贫困，年幼丧母，自小进入吉打华侨中小学受教育，半工半读，一九五八年初中毕业。在念中学时期，常在《学生周报》、《蕉风》和各大报章发表习作，是当时学生领袖之一。一九六零年重回华侨中学念高中，年底被马来亚政府引用内部安全法令扣留两年。一九六二年被释放。一九六三年加入《劳工党》从事编撰党讯及出版工作。曾以戈明和顺谭等笔名发表了不少诗作。一九六八年再度被扣留半年。释放后返回吉打从商。一九七八年加入新闻界，重新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一九八零年起担任《赤土文丛》主编至今。《赤土文丛》从一九八一年至今已出版了五辑共三十种专著，其中有廿三种是他个人的专著。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三部历史著作：《吉打二千年》，《马哈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中二千年友谊放光芒》和《马哈迪——运河上的巨人》。他也花了多年的心血有系统地收集郑和的资料，曾三次到中国访问，也到过郑和出身地云南作田野工作。撰写了三部著作：《山努西教授新构思与郑和研究》，《郑和情牵万里缘》和《郑和遗留下来的课题》。     钟锡金出身贫困，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但凭着他的毅力和默默耕耘的精神，从一九六七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北望祖母的蓝天》至二零零零年底的《落地生根》总共出版了三十多种著作。其著作中有关海外华人、马来亚历史、马来西亚华人、华文和华社等的论著有十八种。

[ 本帖最后由 华侨 于 17-8-2007 05:44 PM 编辑 ]

华侨

1992年9月30日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在好友黃金木、林棣華、曹國梁的陪同下，前往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Muzium Arkeologi Lembah Bujang Merbok Kedah），作史料參考性質的參觀。

博物院前有一座鳳凰山瀑布，是吸引游客的秀麗名勝。對這座富歷史性參考價值的古跡名勝，我存有一種“非常渴望豐富史料的強烈心態”，希望在這次的“實地考察”過程中，能給我在編寫有關古吉打王朝開國史料方面，提供更充實和更全面的參考資料來源，帶來珍貴的引證價值。

這一座於1980年1月23日，由吉打蘇丹阿都哈林姆哈占沙（Sultan Abdul Halim Muazzam Shah）主持開幕的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是通過國家的財政支援而建立起來，是屬于吉隆坡博物院的分院。

它給我們馬來西亞公民（尤其是吉打州各族人民）的确帶來深遠的影響，為吉打州歷史的開拓過程，提供珍貴的史跡參考與史料研究引導。它以國家歷史公園和展覽室的方式，展出2項重要的內容：

1.陵廟的模型及陵廟建筑材料樣本
2.陵廟發掘時發現的出土文物

它免費開放給公眾人士參觀，以回顧、憑弔、追憶或研究吉打州作為一個古老王朝的歷史。

走入歷史

很幸運，在參觀的時刻，有機會與該院主任加瑪汝汀先生作深入的交談；在他的協助之下，提供很多的方便，使我能按原定的寫作計劃，有程序地走入“歷史之門”，使我對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所展示的內容及其成立的歷史背景，取得比較具体的認識，尤其是給我在溫習古吉打歷史精神面貌方面，帶來非常啟發性的開導幼纂C

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所展覽的目標，是藏存與收集布秧河谷四周的印度陵廟，以及國內外考古學家們長期以來，前赴后繼地在這區域內外所發掘的出土文物。

整個布秧河谷的范圍占有140平方公里，被挖掘總共超過50處印度陵廟遺址，相信是公元4世紀至14世紀之間的殘存古跡，並有大批的民間藝術和豐富的文化遺物出土。

“貿易”是發掘吉打瑪莫布秧河谷的主要因素。川流在布秧河谷地帶的布秧河，在古吉打的歷史上，是川流至吉蘭丹，再川流至南中國海至中國的主要河道。主要的理由有下列幾點：

1. 如果與通往馬六甲海峽的航程作比較會更近；
2.不受海盜的干擾；
3.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控制─克拉地峽由六坤（Ligor）政府所控制；
4.吉打峰（現稱日萊峰）是吉打州最高的山峰，同時擁有入口的河流，也是興都 教徒與佛教徒認為聖潔的場地；
5.環境適合耕種，同時由於瀑布的發現，方便展開各種宗教儀式。

宗教和文化是促成印度商人滲入市秧河谷社會的第2個主要因素。宗教和文化直接由印度傳入，以通過貿易與通婚演變的方式滲入。當時的社會成為歷史回憶的追考根源。

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的展覽室分2個部分展出，是收集1959年、1960年、、1971年、1973年、1976年及1977年間考古學家所發掘的陵廟及各項出土文物。

展出的資料

第1展覽室所展出的資科包括：室利佛逝時代西馬與世界之間的貿易資料與地圖，武吉峇都巴轄（Bukit Batu Pahat）、武吉班迪（Bukit Pendiat）、雙溪峇都
（Sungai Batu）、 布秧河岸（Pengkalan Bujang）等地的陵廟模型。

另外也展出各種陶瓷器碎片、石盒及碎片資料、舞蹈員雕像、石頭雕像、山峰雕像、佛陀雕像、青銅雕像、小型雕像（以銅和沙石制成）、印有動物腳跡的磚塊、金屬盒和茶碗、念珠寶石等裝飾品、鐵釘及由鐵器制成的器材、磚瓦及碎片、梯階頭石、陵廟柱子的基石、玉環型的磚塊等。展出品皆有系統地分欄排列展出。

第2展覽室收集部分陵廟資料，其中部分資料顯示陵廟的屋頂材料是采用磚瓦，這可以從出土的磚瓦獲得證明。除此之外，相信其他材料也包括鐵釘。

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的有關展示資料及設備還在分階段繼續進行中，基本的概念與計劃已經擬妥，有待當局在近期內完成全部發展計劃。但是有3點當局必須加以關注的是：

三要點必須關注

1.大部分已經展出的歷史圖片與出土文物應儘速加上文字的史料說明，而不應等 到整個展出資料齊全之后才進行；

2.史料的反映缺乏中國史書及星馬華裔文史學家所考證的探討資料的引述，雖然 彼等未曾實地考察或參於挖掘的工作；

3.在展覽室內已經有電視的設備，當局應考慮將全國各州博物院的展示內容拍攝 成記錄片，在各地的博物院播映給公眾人士觀賞，以具體地加強與提高各族人 民對國家博物院全面發展計劃的認識與瞭解，也方便我國史學研究者們，知悉 各方的史料參考來源。


加瑪汝汀與作者好友黃金木（右）及林棣華（左）
合影。

华侨

在布秧河谷地帶的布秧河岸村（Kampong Pengkalang Bujang）的一處田園上，共有3座出土遺址被發掘（遺跡地盤 19／21／22）：

一座是建於公元第11世紀至第12世紀，以普通的磚塊建成。史學家不能肯定是屬於陵廟或佛寺，它被發掘於1976年，並重建與修茸於原址。發掘的出土文物有佛陀瓷器雕像、象瓷器雕像、山峰雕像、佛陀站立青銅雕像、屋瓦、念珠和金飾品、瓷器，以及鐵釘。

另一座遺址是建於公元第11世紀至第12世紀，以紅磚築成，是屬於印度陵廟。它被發掘於1971年，1972年在原址重建與修茸。發現到的出土文物有陶器、瓷器、鐵釘和供朝拜的鐵器及佛陀青銅雕像。

還有一座歷史遺址的挖掘工程仍在進行中，遺址上經過挖掘之後，用相當多數量的鉛板蓋著。我好奇地把這3座歷史遺址拍照存案。

從武吉峇都巴轄、雙溪峇都（Sungai Batu）、班達山（Bukit-Pandiat）到布秧河岸村（Kampong Pengkalang Bujang），數代國內外考古史學家們，從以上地方所發掘的地下豐富歷史遺址及出土文物，以及在史料考究和引證方面的貢獻，為古吉打王朝史前刻劃出生動輝煌的歷史面貌。

另一方面，在所體現和反映的史跡中，我們可從中窺察及深刻體會布秧河流域在國家歷史中的卓越地位。

布秧河谷的都市是純粹的印度都市，而且是南印度人的都市，因為證據已經詳細指出，它是屬於南印度的。

居民習俗印巫合璧

第11至第12世紀之間，布秧河谷上都市的真確圖貌是屬“印度─馬來王國”的都市，受國王的統治，他們是早期馬來種族的類型，而且包括基本早期馬來族型的居民。王族的習俗是印度化的；而人民方面則是他們本身習俗和印度習俗的混合。後者的演進是更趨濃厚。

市中最重要的建築物，足以稱為“殖民地摹仿”的印度建築；但民屋則是現代的馬來屋原型，而且是易腐的器材，沒有供考古家發現的遺留跡象。

主要市區則是在布秧河的西邊，顯然伸進小瑪莫河，但也擴展至布秧河的東岸，而進入現在的稻田地區。

主要的建築物，包括3座皇家建築物（觀劇廳、議事廳及其他宮室），大都位於布秧的西岸，其中8座宗教建築物是在東岸。因此，這條河可以說是當時都市的中心。韋爾斯博士及夫人所發現的許多顯著出土文物，就可以作為這都市的概要歷史證跡。

一點可以很肯定地說：這些地方的古代名稱，是從印度人、中國人和阿拉伯人的命名取得，從而解決了早先爭論不休的一些有關“吉打”名稱與方位的考證問題。

地勢佳成重要港埠

位於布秧河谷的都市，使往昔的吉打負有盛名；韋爾斯博士形容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為東南亞的一個重要港埠，是天然環境使然。其值得贊美的地點，確實是有利於來往錫蘭、阿拉伯海及歌德滿都海岸（Coromahdel）與恆河；其山高3987尺，從海外30里之處就可以看到。

此外，它擁有一優良的水供、生產食品的廣大田野、足夠的高地及所有建築需要的木石器材，而且瑪莫河到瓜拉姆拉河之間，有一足以航行的深河床，這河床現在所通過的地方已是一片沼澤。

馬來亞測量局的拜斯特先生（MR. C.C.Best）是資深馬來亞水路交通專家，他熟悉這地區的情況，並且認為這河床在過去是廣闊了許多，可能是布秧河的出口河道，另外，它曾經是運輸吉打十分之九出口物產的重要商港。

韋爾斯博士的證明指出，像馬來亞大多數的其他河流，瓜拉姆拉河也曾改變其河道。它還能夠在谷亞哥巴（Gua Kepah）地方繪出古代河道的部分。無論如何，它分明就是瑪莫、姆拉兩河之間的內陸交通水道。

擁有陸路交通便利

促成這地區繁榮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地區擁有陸路交通的便利，從吉打可通至新哥拉（Singora）和六坤（Ligor）。沿著這條古河道的途徑，現在已經築成鐵道。韋爾斯博士強調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為，若是沒有這條路徑，布秧河谷的埠市就不可能成為馬來亞的北方轉口港。

當論述到其理由之前，他認為必須提起介於東海岸與布秧河埠市之間的另一條交通的可能性。雙溪大年（Sungai Petani）這名稱，可能是古代一道貿易通路的指稱。這路徑是從東海岸的北大年（Petani）溯北大年河，經過黃金的產區，然後由吉底河（Sungai　Ketil）南下，到現在的雙溪大年地區，又從而進入瑪莫河。

這路線提示是由“東北馬來諸州研究最高權威”安克爾遴特斯先（Mr. Anker　Rentsc）所提出的，他還跡尋聯貫北大年和吉蘭丹與彭亨州的金錫區內陸路線，該處的古代礦址仍存在著。

為明瞭吉打於公元11世紀最初的故事，以及布秧河港埠的存在與繁榮的原因，必須注意以下的基本重要事實：

當時的所有商船，不論來自何處，及其為何種樣型，都靠季侯風的航行，且從未違逆風向的。更明顯的便是經濟理由，通常是短程勝於長程，因為後者會有轉換風向的耽擱。西方與中國之間的主要航線須經過馬六申海峽，更在海峽吐納從爪哇及婆羅洲東海岸的副航貨運，由於海峽中航運程，上下交織，因此需要一轉運的港埠。

寫於公元第11世紀的伯多爾迷“地理志”揭露說：首先有“達哥拉英保良”（Takolah　Emporion）的記錄。這一文字是用於“伯多爾迷時代”，意思是指羅馬國王基於向地方政府納金，而準許港埠貿易，即如“協約港口”一樣；當然，這也暗示一些地方統治的形式。

與伯爾多迷同時期的印度文學，也證明其時有個著名的港埠，介於印度和中國之間，為印度船只開闢的航線，其梵文稱為─“達哥拉”（Takkola）。每一位史學權威都同意這兩者是同一名稱。伯爾多迷明白地表示：

“達哥拉”（Takkola）在黃金半島的西北海岸上，其意即指馬來半島。

轉口港拉近東西方

航海學及地理學者的考證指出，事實上北轉口港是在馬來半島的西北海岸，而行經暹羅海灣進行貿易的船只，必須靠西南季節風向東航行，又靠東北季節風而向東。當後者的季節到來時，半島的東海岸全然是臨風之岸，封閉沿岸的船只。

這海岸的馬來亞地區，是提供避風的唯一停泊處，那就是彭亨的關丹河口；在泰國的地區北大年，也是一個優良的定泊處。約在北緯6.57度便是新哥拉碼頭（“Singora”是宋卡的馬來名），六坤（Ligor）停泊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海岸之更北的另一部份─萬東（Bandon）小灣，約在北緯9.41度，橫經半島的最利便陸路，剛好就是以這3個地方作為起點。

這些事實遂使東西兩岸之間，得以活躍地交換貨物；而且考古學上的實證，證明了這海岸線從北大年泊船處，向上至萬東小灣之間，曾有幾個印度化的古代都市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現在的“那貢希利淡馬叻”（Nakon Sri Tammarat），或海軍部1973年“中國海領港”第一卷，所稱的“那哥拉希利淡馬拉惹”（Nagora Sri Dharmraja）全省的地方，馬來人都從其都市取名，稱為六坤。

這些名稱，都是梵文“那加拉希利淡馬拉惹”（Nagara Sri Dharmaraja）的轉譯，是一位現代暹羅王的尊稱。其古代城市的實在名稱我們可不知道，但在考古學上，它與布秧河都是同時存在於公元的第4世紀及第 5世紀，正如上述的資料反映，有非常便利的陸路交通聯絡著這兩個主要的城市。

北方轉口處，於什麼時候移至布秧河谷地區，卻無從查究。


作者攝於布秧河岸上的印度陵廟遺址前。


吉打遺跡“16”：首飾盒的內部，中間的金碗和其他物件仍沉積在土中，公牛、蓮花及2粒寶石已被移走。

[ 本帖最后由 华侨 于 17-8-2007 04:19 PM 编辑 ]

华侨

在布秧河谷（這片豐富歷史文物的地下倉庫）“追蹤歷史節章”的過程中，發覺有不少中國漢唐元宋的陶瓷器出土，是馬來西亞內外考古學家們，前僕後繼考證吉打州歷史的珍貴文物。

我在走入這道“歷史門檻”之後，再作進一步的“追蹤”，也發覺到中國文獻對研究華人南來吉打的古代史料考證，提供了非常重大的貢獻。

針對中國文獻對研究東南亞歷史的貢獻，新加坡著名文史學家許雲樵教授指出：“如果要把東南亞的近代史卸接起來，便非借重中國文獻不可。”

中國文獻3大貢獻

中國文獻對於東南亞古代史和史前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有以下3點：

1.在東南亞各國古代歷史的空白上，建立起一個輪廓，俾歷史家從各方面搜集資料給以補充，以完成一個歷史體系。

2.對已有的東南亞歷史記載中的錯誤，給以補定，使之成為信史。

3.粉碎沙文主義者的一切歪曲論調，將真實的國際關係史實，赤裸裸地公開出來，以促進世界和平，這不僅只限於對東南亞古代史的貢獻。”

中國和馬來西亞的交往，早在三國時代（約在公元前400年）便有官吏康泰、朱應等人派至馬來西亞，以後陸續不斷地，漢武帝、晉及唐代，部有派人前往馬來西亞。

在《漢書地理志》中，已有從廣東南航到印度的路線記載，據傳說，在漢武帝（公元前140至100年）時代曾派遣遠征隊由海道入印度，以代替先前由雲南省經過緬甸的艱辛陸路。

當時的路程可能是由廣州行經到安南、暹羅，在馬來西亞北端的克拉地峽（Kra Isthmus）登陸，越過地峽，又再搭船到達印度，但並沒有經過馬來西亞，這大概是因為馬來西亞還未開闢的緣故。

到了晉朝時，高僧法顯從印度到錫蘭，然後乘船回國（約公元265至419），雖然取道經馬六甲海峽，但在他的《佛國記》1書中，並未提及馬來西亞，說明當時的馬來西亞還未被開化。

一直到南北朝梁武帝時（公元502至549），才正式有關於“狼牙修國”（Langkasuka）遣使入貢的記載，可見中國與“南洋”正式發生關係是始於那個時候。

經歷數朝仍稱唐人

中國與海外交通的興盛，開始於唐代，同時僧侶、使節及赴海外的商人，亦是在這個時期出國到海外。在唐代，海上的交通發達，中國的國威遠揚海外，打從這個時候開始，海外的華人也就有“唐人”之稱。而且海外的各國臣民，皆稱中國為“唐”。

經歷宋、元、明時，仍稱中國人為“唐人”。《明史》卷423真臘國條雲：

“唐人者，諸蕃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

此唐人的稱呼，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才以“華僑”的名稱取代之。而在唐代之前，與中國通使的國家，計有扶南、盤盤、狼牙修、赤土、丹丹等國。其中，狼牙修和赤土是兩個與古代吉打歷史考證有著密切關係的國家，另外，“追蹤”中國的古代通使及貿易史料，也是本文探討的中心內容。

三保太監七下西洋

到了宋朝末年（公元1279年）中國南方居最，因為戰禍綿延，流離失所，生活困苦，加以不甘忍受蒙古人的統治，相繼冒險南渡。此為華人集體移殖到馬來西亞的先聲及其主要因素。

至14世紀時，明朝三寶太監鄭和7次下西洋，宣揚國威，其足跡遍達東南亞天主教堂，馬大甲、彭亨、吉蘭丹、婆羅洲、瓜哇及蘇門答臘是他常到的地方。

但是，這是吉打布秧河掀開國家歷史之後的延續。

本文是撰寫《吉打州華人史》及掀開研究與探討華人南來馬來西亞歷史資料中最重要的一章，因為吉打州畢竟是馬來半島歷史最古老的一州。


吉打遺跡16找到的首飾盒物件：上排（左至右）為銀鈴、蓋印（或金玉？）、金碗和金蓮；下排則是銀車、銅馬、金獅和金鼓。


吉打遺跡16找到的其他物件：上排（左至右）：銀軛、金鼻和銀犁 ；下排則是金碗、弓箭、刀、匕首、盾和杆。

[ 本帖最后由 华侨 于 17-8-2007 04:21 PM 编辑 ]

华侨

l.究竟吉打州歷屆蘇丹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已設立多少個皇宮？州歌的沿革過程又如何？

2.吉打步入“印度化與興都統治者時期”的演變過程及其歷史面貌到底是如何？

3.吉打步入“回教興盛與蘇丹統治者時期”的演變過程及其歷史面貌又是如何？

吉打皇室統治者發展至1983年，現任蘇丹曾因“修憲課題”產生矛盾，也曾因此而暫停一年封賜勳銜；不料事過10年，發生的另一回合的“修憲課題”，卻無可避免地成為國家性爭論的“角色”之一。

不管這項矛盾的發展是朝向那一個局面與方向，吉打蘇丹王朝的歷史是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這純粹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探討這幾項與93年修憲課題有關的吉打州皇室歷史回顧，也是配合“布秧河谷歷史探討”的延續，方便讀者對吉打州歷史發展，取得更深一層的認識與了解。

研討這個課題，必需先從布秧河流域的歷史發展過程取得較為鮮明的輪廓：布秧河是國家歷史的先河，國家的古代史從吉打寫起、國家的近代史亦是從吉打寫起，國父和馬哈迪亦是這片赤土孕育成長的孩兒!

83年發生修憲課題時，當時我在報界服務，因此直接參與了“新聞追蹤”與“歷史回顧”的寫作，於84年出版《83年修憲課題幾項歷史回顧》；事過10年，我又有這份“機緣”延續新的修憲發展，再作“歷史衝擊”，那可要託“布秧河”之福。

被遺忘的歷史遺跡

歷史上，布秧河谷流域的逐漸改道，其貿易港口中心也隨之從瑪莫河逐漸南移至姆拉河岸上的武吉馬里奄（Bukit Meriam），掀開了吉打州歷史的新章。

歷史資料的收集是根據布秧河谷出土的文物，並取得了正確的考證：

“造業由於無知，
　有業便須輪迥；
　有知即可無業，
　　無業便免輪迥。”


以上是吉打武吉馬里奄印度陵廟廢墟中一石塊上刻的4句偈語，原文是採用印度南方的巴拉瓦文字（Pallava Script）；在日萊峰下又被考古學家佔姆士羅威上校發掘出一尊“難近母”（Surga）遺跡。

另外，在威省的直落得津（Cherok Tekun）地方，又發現了一塊凳文石刻，已經模糊不清，但史學家推斷這塊石刻，應該是4世紀的遺物。

威省北部也曾發現了另一塊梵文石刻，上面除了刻有相同的偈語外，還有一段祝禱文，內容主要是為一個名叫“佛陀復多”（Buddagupta）的赤土國船主，祈求他在海上平安。

這些出土文物，除了證明當時吉打州是一個奉行佛教的邦國之外，整個吉打州早已印度化，這3項最早的考古憑證，掀開了布秧河谷─這地下豐富歷史文物倉庫的“序幕”。歷史上的狼牙修與赤土國，都是以吉打為中心的朝代，疆土包括馬來亞北部與泰國南部一帶。

重要歷史城鎮

武吉馬里奄村總共由12個大小鄉鎮所組成，距離雙溪大年約23公里。其重要的城鎮，是距離武吉馬里奄6公里的哥打瓜拉姆拉（Kota Kuala Muda），位於姆拉河和瑪莫河之間；她的開發比雙溪大年和亞羅士打還要早，是吉打州最早的一個重要歷史城鎮，也是出口稻米和錫的商港。

從第4、5世紀印度化及義淨法師傳播佛教開始，充分證明吉打州是馬來亞擁有最古老王朝的一州。追源溯流，吉打州皇室擁有8位興都教統治者（Hindu Rulers） 和28位回教蘇丹統治者（Muslim Sultan）的輝煌記錄。

步入行政管理新紀元

武吉馬里奄是吉打州從原是信奉佛教的王朝，到改為信奉回教的“分水嶺”，也是吉打州步入“行政管理制度”紀元的開始。

12世紀時，當回教發展到吉打州，印度人的興都教和中國佛教文化便受到影響，隨之逐漸消退。從1136年迄今，800多年的歷史當中，前後總共更動了8個不同的行政中心來處理國家大事。

吉打王朝的早期歷史證明，吉打具有廣闊之領域和屬地。除了玻璃市，其領域擴
展至西北的沙頓府（Setul），沿海地區及杏拉港（Sungai Bara）；在南部，其領土也包括擯城和威省，甚至有一段時期，還包括了吉擎（Kerian），然後至霹靂州的瓜拉古樓（Kuala Kurau）。

吉打州管理中心的不斷遷動，意味著吉打州首府的所在地也跟著流動，這間接地帶動吉打州內，中南北3區地方社會的平衡發展。從武吉馬里奄到哥打士打（Kota Setar），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事件的遺跡。從古城、古墓、手筆古書之文學與歷史、公函及古物的遺跡中，顯示吉打州在過去8個多世紀里的蓬勃進展，以及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穩定。

管理中心的不斷更換，造成各種各樣的重要事件發生。其中包括了與外國及當地的政治和貿易關係、戰爭事件、還有在19世紀出現許多對抗外國侵犯的馬來英雄等等。

我在哥打瓜拉姆拉城鎮內巡走1趟，所看所聞，皆產生了一股強烈的感受，發覺當局似乎有意冷落這座“歷史城鎮”。當局非常重視布秧河谷流域，基本上應該凡是存有歷史形態及保有古跡性質的遺址，都會受到“重視”。

但是，這座城鎮卻是唯一受到當局漠視而不加修茸的“歷史殘跡”。這座曾經是皇室風雲叱吒一時的場合，如今卻只剩一片殘缺牆門，留下雜草堆和一幢古舊亞答屋，屋後左邊又立有一小幢的拿督公廟，形成一個奇形怪狀的“景觀”。

华侨

布秧河谷的考古過程、出土文物的歷史刻划，以及中國古籍文獻對吉打名稱與方位考證的記錄，皆突出及确定了一個更重要的歷史主題─“印度文化對東南亞、馬來半島和吉打歷史發展與演變，及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歷史的長河

早期的東南亞，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其實是具客觀的歷史發展條件，是印度社會內部矛盾所引發出釆的一種客觀現象；史學家的考證反映出一個不容質疑的史實，那就是印度人開拓東南亞的史跡歷程，可說是一條“歷史的長河”。

紀元前3000年左右，金屬用具和武器傳入馬來亞。自那時候起，來自東方或西方的船只，不只帶來貨品進行貿易，而且還留下一些新文化的概念。

季候風對當時船只而言是極重要的。東南亞地區的季候風，基本上分成西南季候風和東北季候風，前者是從5月到8月，而后者則從11月起至翌年4月，這季候風對來往的印度和中國船只有很大的幫助。

在地理上而言，馬來半島正位於中國和印度海路的中心，這使到馬來半島成為中國和印度商賈會合之處，以進行貿易。前者供應絲綢、陶瓷器、珠寶等；後者則成為胡椒、棉花等的主要供應商。

紀元前300年，不少印度商人開始前來馬來半島。他們多是來自旦克奴、阿瑪拉哇迪、幹芝布蘭等一些當年的主要商港。這些印度商人到此地的主要目的是經商，並等候下一個季候風來臨時即返國，並沒有在此長久居住之意。

一段時期後，一些印度人與當地的土女聯婚，落葉歸根，漸漸地，當地的土民也接納印人的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了。

公元1世紀，馬來半島已經有不少“印度化”的小邦出現（前文已指出，考古學家曾在布秧河谷發掘到印度廟陵等歷史遺跡）。此外，婆羅洲部份地區亦受到印度影響，砂勞越就發現過古印度石雕塑像、佛教神像等。

以馬來亞而言，著名的早期印度化國邦之一便是“吉打”。早期，它是印度商賈的一個小商站，就是因為經他們發現後，自吉打前往東海岸港口的路途就較易，同時它也是一個船只碇泊的良港。

直至3世紀，吉打成為船只來往印度與馬來半島之間的一個重要停歇站，因而促成布秧河流域出現一大移民區。不久之後，它更成為鄰近城郊商賈喜歡匯合集中的繁忙港口。

公元7世紀以後，吉打成為室利佛逝國的屬邦，但仍是一重要貿易中心。時至公元1020年左右，南印度柯拉國王納真特拉1世率兵渡洋進擊吉打，經過這次進擊後，吉打的重要地位便逐漸消失。到了16世紀時，吉打成為一小國，人口亦極少。

另一個著名印度化的古邦是位於馬來半島北方的“狼牙修”。它約於公元l世紀立國，其京城可能設在北大年附近，一如吉打，狼牙修亦曾經是一個繁忙且重要的貿易中心。嗣後它成為印度文那扶南國之轄屬。5世紀後，它成功擺脫外來勢力而告獨立。

不過，狼牙修亦曾受印度或佛教王國的治轄。在“巴卡達打國王”在位時期（6世紀），大批中國商賈湧人狼牙修。據一位商賈描述，其時狼牙修由城牆環繞著，另設有兩匹正門以及無數高塔。其國王巡幸時騎著1只大象，其上有一把白傘復蓋著，隨從在後手持旗幟，鼓手亦跟隨著，神氣十足。

7世紀時，狼牙修成為前往印度的中國佛教徒的驛站，在此後的數個世紀，狼牙修受室利佛逝管轄。到了16世紀，它淪為一小國邦，直至全告淹沒。

公元1、2世紀以後，印度勢力開始伸延至中南半島，沿著往中國的貿易路線滲入，中南半島首個印度化國家是真臘和扶南。

《吉打紀年》的反映

《吉打紀年》（Hikayat Marong Mahawangsa）的反映早在約公元2世紀時，馬來半島北部已有印度化馬來王國存在了。最早出現的印度化王國就是“狼牙修”王國。這國家在很久以前是接近吉打地方，由一位名叫“瑪哈旺沙”（Mahawangsa）的人建立起來的。這點，我們在中國史藉中對東南亞的貢獻裡，就已經閱讀過有關狼牙修國情的記載。

關於印度和中國在馬來半島和吉打的影響，從以上幾則簡要記載里，已經可溝劃出一幅“吉打王朝史前的國家政體面貌”。但是，畢竟這些片斷，並不能讓我們更深一層地全面認識與了解中國和印度文化對東南亞、馬來半島以及吉打的影響的“歷史實質”。

許雲礁對中印文化的評論

許雲礁教授在評論中國和印度文化對研究馬來西亞歷史的重要性時曾指出：

“南洋各國除了完全接受中華文化的越南外，幾乎沒有一個完整的通古史。除了歐美民族的殖民史之外，古代史幾乎是一片空白。

近幾十年來，歐美各國在東南亞自己的殖民地上，作了一些考古發掘的工作，如荷蘭人在印尼、英國人在緬甸和馬來亞、法國人在越南半島、美國人在菲律賓，都已有不少的成就，使史前‘面貌’似是有了新的曙光。

但史前與近代之間，還有漫漫的時空是沒有歷史的影子。幸得同時有一些卓越的漢學家，在浩如淵海的中國古代文獻中，鉤稽出一些歷史地理的資料，使各國的古代史有了一些不很完整的輪廓。．．．”

“第一，凡接受中華文化的國家，歷史體系便較完整，例如越南，自古是接受中華文化，因而有4000年的歷史體系，雖則有些體系的記載尚需從長考訂。

其他國家都因先接受印度文化，印度民族的歷史觀念比較淡薄，因此印度化的國家，大都沒有歷史記載，只有神話和傳說，例如佔婆的《胡孫舊史》、馬來亞的《馬來紀年》等。”

“第二，與中國關係較密的國家，便有較多的記載可供探索。例如暹羅，自立國之初，便和中國扯上藩宗關係，在中國明朝的檔案中便存有不少有關暹羅的資料。因此，暹羅國都雖遭緬甸軍兩度焚掠，歷史記載喪失殆盡，我們卻可藉中國文獻予以補訂。

又如滿加刺王國的歷史，雖然有《馬來紀年》一書予以追記，但這王朝究竟傳了
7代、8代，還是9代都未能弄清楚，不得不藉助於當時中國檔案中的記載予以考訂。”

“若有華人到達的地方，有關的記載也較多。例如王莽在公元初所派遣往‘黃支國’（Kancipura）的譯使，曾到過馬來亞東岸的龍運（Dungun），不過《漢書地理志》寫作是‘都元國’，《唐杜佑通典》寫成‘都崑國一作都軍’，其實都是“Dungun”一名的異譯。

更奇怪的是，古代中國人還知道這字又是一種植物的名稱。後魏賈思鰓所
撰《齊民要術》記載：“都崑樹，野生，二月花，苞仍連著實，八九月
熟，如雞卯，里民取食之。皮核滋味醋。”

原來馬來語“Dungun”一物，拉丁學名為“Heritiera Littoralis，Dryand”，梧桐科銀葉樹屬，本名是海岸銀葉樹，全本含鞣酸，煎服其實，可治痢疾。由此
可見，中國古藉範圍的廣博。”

大馬2000年前已“為人所知”

“馬來亞有文獻記載的歷史，不過500年，但馬來亞遠在2000年前，已為人所知
。馬來亞之所以為人所知，並非由於她本身有何顯著的史實，而是因為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想互相交通，陸上不易通過，到公元前1、2世紀改用海路交通，於是就發現了馬來亞。當然那時並不叫馬來亞，也不知道它是一個半島。”

“最初發現這里的人該是印度人。但印度文獻並沒有留給我們什麼明顯的記載。”

“世界各文明古國的文化，除了中國以外，全部都成了過去，燦爛光輝已不復存在。中國之所以成為例外，只因為她是個歷史之國。政府有特設的國史館、省有通志通誌、府有府誌、縣有縣誌、族有族譜、朝有朝實錄、帝有本紀、臣有列傳、學有專史、人有私乘、物有物苑、詞有詞典，不一而足。

重視累積的經驗，崇奉傳統的美德，全世界沒有第2個國家，能有如此龐大的歷史系且持續2000年不絕。她的史料，浩翰磅礡，惟其如此，惠及四鄰。馬來亞歷史體系的完成，都得利賴於她。”

“印度雖然缺乏史藉，但印度古代文化影響馬來亞以及東南亞各國至為深遠，我們可以在她身上，找到一些文獻作佐證。

印度古代的文獻，因為注重背誦，幾乎全屬詩頌，包括《明論》（Veda）、《淨行書》（Brahmana）、《奧義書》（Upainshad）、《經書》（Sutra）、《佛教》（Buddhadarsara）和《著那教》（Jaini）的文學。

另外還有各種學術書（“Vadya”；注：學術，梵文作“Vadya”，包括一切科學、藝術、法典在內，但每部著作都用詩頌體）、《如是所說往世書》（Itih
-Asapurna），該書中以“大史頌”（Mahabharata）為最重要，而《欽定書》 （Kavya）中，則以“羅摩衍那”（Ramayana）為最著名，兩者都是東南亞各國古典文學的根源。

9世紀以後的《傳說集》（Agama）和宗派史等，也不能例外，都用詩頌體。同時印度人的歷史觀念極薄，任何作品都不免以神話渲染，因此我們要在梵文典藉中鉤稽史料，尤其是有關印度域外的東南亞史料，不啻沙里淘金，頗非易易，不過淘出來的卻是十足赤金。”

許雲礁教授的這則史料評論，一方面肯定了中國古藉對研究我國歷史的重要性；同時也明確反映印度古代文化對古吉打的深遠影響。

中國文獻協助我們確定布秧河流域對吉打歷史名稱與方位的建立；而印度化在吉打州的全盛與衰退，則為布秧河提供明確的歷史分期，即“吉打州的印度化時期”和“吉打州的回教昌盛時期”。其歷史因素是印度國內社會的矛盾與布秧河谷在遠古的歷史商業地位，相互結合而形成。


藍姆博士於大谷巴拍攝的印度神像碑文（左），現由暹樾博物院收藏。右圖則是Lingga兩個Siva神龕之一，根據遺址仍可在六坤發現到。


左圖是男性半身雕像，屬於Pra Narai組合左邊的雕像（藍姆博士相片）；右圖則是Pra Narai組合右邊的女性雕像。

华侨

吉打州是馬來半島最古老的一個印度王朝，經過1000多年和中國文化的交替影響，不論是受南北印度文化，或是中國唐宋元明各個歷史朝代佛教的影響，這樣的一個幾乎純佛教化的歷史古國，在羯荼、狼牙修、吉陀、或是在其他帝國（扶南、室利佛逝、三佛齊）管轄下的時期，如何可以於“一夕之間”在宗教信仰方面“改朝換代”？

根據歷史研究規律，我們還是要藉助於中國史料的幫忙，以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

赤羯負起宣揚回教的責任

狼牙修（赤土或羯荼）在梁、隋、唐時代，既是一個轉口貿易都市，又是佛教南傳的重鎮，以後為什麼消歇，寂寂無聞？

這個疑問必須加以“歷史追蹤式”地查究清楚，方能連接歷史的節章。朱飛先生在他的一篇爭論“狼牙修立位的商權”的專論中作了分析：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似乎應求之於海上交通的國際關係，在那個時期的國際上扮演主要角色的，西方為回教，或阿拉伯人；東方則為中國，經歷唐宋元明4代，相當於800多年的歷史。

“阿拉伯人與中國東南的越民族一樣是一航海的民族，很早就作海上活動，《印度還航記》中，就有輕描淡寫地繪畫出當時阿拉伯海上的貿易情形。

“紅海東岸的麥加，是國際貿易中心，波斯灣內的達峇（Daba）和阿拉伯海岸的希爾（Shir）都是阿拉伯人的海港，他們與身毒（Al-Sind）、祈都（Al-Hind）及泰國（Al-Sin）與中國進行貿易。公元3世紀左右，他們已到中國的廣州，茉莉花就是阿伯人傳入中國花朵。”

關於阿拉伯人在海上的貿易活動，夏德（Hirthd）譯《趙汝適中古地理新資料》的論文中，說在中世紀時，東方海上貿易最活耀的，當推阿拉伯人。他們曾經獨佔東方貿易數世紀之久，直至葡萄牙人出見為止。

這就是說，阿拉伯人的活動時代，是介於所謂“印度化”與葡萄牙人東來之間，即印度人之後為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之後為歐洲人；也即婆羅門教及佛教之後有回教，回教之後，有基督教的3段過程。

阿拉伯人成就最大

3個民族配合3種文化交替發展過程，泛濫整個東南亞，且波及中國及日本，均以馬來半島為通道，而以阿拉伯人的成就最大，那就是回教代替婆羅門教及佛教，成為印度洋上的文化主流，這當然要歸功於回教的興起及其擴展。

我們知道，回教於公元622年興於阿拉伯半島，不斷發展而淹及西南亞、中亞及北非，概括“舊世界”的沙漠及草原地帶，並橫跨亞歐非3大洲，為一般史籍必載的歷史盛事。

佔領的地面雖遼闊廣大，但歐洲，中國及印度3大人口稠密之區，則在其控制之外。這3區中，似乎以印度較弱，所以濱印度洋岸之盂買附近的“大那” （Tanah或Thanas）、胡茶辣省（Gujerrat）的巴洛斯（Baros）及喀拉屺附近的帝巴爾（Debal）都被攻略。

但無論如何，回教初期在海上的力量還是薄弱的。

可是，到了哈利以奧斯曼（Uthman，644─655）回教名將莫偉雅（Muawiyah），以及阿都拉敏賽益敏阿美賽（Abdullah Bin Said Bin Abi Saih）接收波斯及埃及的兵船、商船，並建立一強大的艦隊，使地中海變成阿拉伯人的湖泊，形勢就有所改觀了。

公元661年，偉大而具有雄心的莫偉雅繼立為哈利發，便積極促進海上活動，不論是軍事上的攻略，或商業上的進取，都有決定性的政策。那時他特別任用總督，兼治忻都、巴拉因（Al Basrayu）及烏曼（Uman）等地。

這里所提的忻都，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是指東南亞各地的印度化的國家。換句話說，莫偉雅任哈利發時，對印度及東南亞的殖民地，派有總督管理。那個總督，就是出身微賤，但才能卓越忠貞不二的徐雅德。

回教勢力奠定基礎

回教的勢力，因這一轉變，就在海上奠定了基礎，設有總督調理其事，所以商業及宗教並駕齊驅，像大水泛濫般地傾注於東南亞，且淹及於中國。如蒲壽庚的勢力，且能傾復宋代的王室，使元朝建立一個強大的海軍，直接或間接與阿拉伯的商業活動有關。

當時馬來半島的“Kalahbar”（Kadah）是阿拉伯人的轉航站。公元774年，阿拉伯商人古爾塔斯貝（Khurthas　Bey），及蘇萊曼（Sulaaiman）二人攜手合作，開始在“羯荼”負起宣揚回教的責任。

阿拉伯人在海上活動的時間相當長，自8世紀初至15世紀末，歐人東來之前，他們在這800多年間，執海上商業的牛耳。而最盛的時代，是8世紀後阿拔斯（Abbas） 王朝，奠都報達（Baghdad）以後，從海上與中國通商，促使東南亞文化改觀。

關於阿拉伯人商業興盛的情形，克列米（Kr Emer）的哈利發統治下的《東方文明記》、賴勞特（Relnand）的《印度中國見聞錄》、夏德（Hirthd）《趙汝適中古地理薪資料》等都有論列。

這時期，唯一能與阿拉伯的對抗，共同控制馬六甲海峽，且迫阿拉伯船退居次要地位，改換轉航站，是中國對海外貿易及船業的蓬勃發展。

《吉打紀年》的記載

《吉打紀年》（Hikayat Merong Mahawangsa）是以象徵式來描寫吉打信奉回教的經過。

在這部書里，我們知道第一個把回教傳入吉打的人是來自耶門的賽依阿都拉，他和魔王一起來到吉打。

魔王因為幹下了多種的暴行，賽依阿都拉遂與魔王分道揚鑣。賽依阿都拉到達吉打後，就說服吉打國王和老百姓信奉回教。

這是兩項截然不同的史料記載。我們還得從較為完整的史學家史料研究中尋求答案。讓我們先從位於亞羅土打峇來勿殺大草場的“雅哈爾回教堂”作為起點，再來引述有關回教傳入吉打的史料。


丁加奴發掘的回教石碑，是回教傳入馬來亞的重要考證。

华侨

布秧谷……………佛教发源地

公元初年，二世纪至五世纪，印度和中国商人利用交通便利  到来吉中玛莫布秧谷（凤凰山）经商。尤其印度商人也将印度文化、宗教、艺术等传入吉打州。许多由考古学家发掘之出土文物证明马来半岛北部之吉打州曾为受到早期佛教文化影响地区之一。因此，布秧谷是我国最早的文化发源地。最先有人类落足的地方，也是最古老的王朝发祥地，它具有一千五百年的悠长历史。先后共有九位佛教国王占领这个国家。

根据印度学者：吉打这名称是印度梵文<羯荼>（KATAHA）。 七世纪所著梵书名(－－KAUMUDIMAHOTSAUN有记载：BUJANG也是梵文

（BHUJAMYA）简化，意思是< 龙 >。

  由于早期交通工具是船舶，而马来半岛的东西两岸又是中国

和印度商人贸易交换中心。因此这中心也誉为< 挖金>之地，所以根据佛教的

< 本生经 > （JATAKAS）和拘帝利耶（KAUTILIVIYA）所撰写< 经义论 >

（ARTHASASTRA）里头都形容马来半岛为 < 金洲 > （SUVARNADVIPA）



公元二世纪时，布秧谷就建立一个印度化的国家叫狼牙修（LANGKASUKA）

这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是以梵文取名，随后扩张势力而至南泰国。


公元三世纪中叶，当印度第三次佛教大结集后，阿育王委派两位印度比丘苏那和乌达拉上座前来吉打州弘法。除了以上两位之外，印度又有两位大使

诗罗摩衍那五万颂（RAMAYANA）和摩诃跋摩王子（PRINCE GUNAVARMAN）

也曾经访问吉打，他们都有影响力使更多人接受佛教。


  公元四世纪，是南传佛教兴盛时代。大批中国高僧都路经吉打，往返印度取经，其中以唐代被尊为人天师表的高僧义净法师和他的高足贞固法师和吉打的关系最深。他们率领五十多位华僧在吉打州传教，不但把经典存在吉打，并且以吉打作为他们翻译经文的地方。


  大唐西域高僧传卷记载：义净法师从中国来吉打停留六个月专修梵文的文法，过后往印度<那烂陀大学>研习十年.又回到室利佛逝停留四年,一面从事翻译经典的工作，一面到东南亚各地宣教。<<他说室利佛逝国的僧侣不下一千名,小乘佛法的势力在南海一带,只有少数的人是信奉大乘佛法的,而室利佛逝国是因为接受大乘佛法后,才有机会发展为一个繁荣的国家。 >>

  公元六世纪初时，中国梁武帝萧衍，因为信奉佛教，得到许多佛教国家的尊敬，狼牙修国的国王－婆迦达多，曾派专使阿撤多到中国去进贡，并呈给梁武帝一封国书，从那封国书中的措词，可以了解当时狼牙修国是一个深受佛法熏陶的国家。这一封国书，现今还保存在中国的正史<梁书>里。


当时，从中国到来的高僧不少过六十位，有几位客死异乡必须葬在这里。很多高僧又能蒙受国王的礼待，可见当时的国王非常尊敬出家人。



公元七，八世纪时候，当大乘佛教兴盛成为马来半岛人民较受欢迎之佛教系统。印尼的爪哇岛也建立了佛教皇朝……室利佛逝是当时大乘佛教中心。


公元十一世纪时，印度的兴都教开始兴盛。南印度的左拉（CHOLA）国王拉占德拉一世（RAJENDRA牋 I）攻陷布秧谷，战后，布秧谷就开始没落，没有办法跟苏门

答腊及爪哇的商港竞争。



  公元十五世纪时候，吉打州兴都教最后一位统治者为玛哈拉惹二世，于公元一一三六年（回历五三一）统治时期，马六甲皇朝的兴起，阿拉伯商人也开始将回教带进来吉打州，有一位来自阿拉伯也门（YAMAN）的回教学者赛伊阿都拉（SYEIKH ABDULLAH BIN AHMAD BIN SYEIKH QAUMIRI ）随同他的十一位朋友来到

吉打州，并在<<武吉马里奄皇宫>>拜会苏丹殿下。由于这位回教学者赛伊阿都拉的人品及行为非常良好，受到殿下的厚爱，允许他可以经常前来皇宫朝见。


由于有了这个形势的发展，给予这位负有使命的回教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传播回教教义的大好机会。在这段期间，他就在皇宫内向殿下及其属下的臣子们讲述回教的真谛与神圣。他的努力终于达致良好的效果，殿下和他的臣子们都开怀释然地接受了传授而倾向信仰回教，并且在他的主持之下，集体接受回教的洗礼，同时依照他的建议，殿下也接受将殿下的名字改为回教的名称：苏丹姆惹化沙（SULTAN MUZAFFAR SHAH）而成为吉打州苏丹王朝首位统治者，与此同时，吉打州的

名称也改为<< 吉打拉鲁阿曼 >> （KEDAH DARUL AMAN ）

[ 本帖最后由 华侨 于 17-8-2007 04:52 PM 编辑 ]

华侨

马来西亚由马来亚(简称西马)和沙捞越、沙巴（简称东马）两部分组成。两部分隔南中国海相距约600公里。“马来亚”一词源于南印度泰米尔语“Malonylom”,意为“山”。
　　民族有马来人、华人、印度次大陆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人）、欧亚混血种人、泰人和土著民族达雅克人等。在西马，马来人占总人口 53％，华人占35.6％,印度次大陆人占10.6％,还有少数其他民族。在沙捞越,达雅克人占总人口39.6％,华人占30.1％，马来人占 18.7％。在沙巴,达卡山人占总人口28.2％,华人占21.4％，马来人占6.8％。
　　伊斯兰教为国教，其他宗教有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天主教等。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官方语言。首都吉隆坡。
　　古代 　根据考古材料,1万多年前马来半岛上就有人类居住，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旧、新石器时代和阶级社会的铜器和铁器时代。公元 2世纪初，在马来半岛建立狼牙修、羯荼等古国。6世纪,狼牙修成为马来半岛北部强国。该国人民、贵族和国王的衣饰有严格区别，居住条件悬殊，阶级对立明显，奴隶制占统治地位。生产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盛产沉香。许多印度商人来吉打贸易,因此该国深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狼牙修在515～568年期间曾四次遣使到中国。7世纪开始衰落。
　　6世纪末至7世纪初时,吉打国脱离狼牙修独立。671年，中国义净曾路过该国前往印度。据8～9世纪到过吉打的阿拉伯商人记载，当时吉打商业繁盛，为沉香、樟脑、檀香、象牙、锡等物资的交易中心， 9～10世纪时成为室利佛逝（三佛齐）的属地。12世纪末，三佛齐衰落，暹罗王朝统治了马来半岛北部。14世纪末，麻喏巴歇征服了三佛齐，统治了马来半岛并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1405年，拜里米苏剌建立马六甲王国（又称满剌加王国）。马六甲王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国王是最高统治者。土地归国王所有,国王把土地分封给各位大臣。臣属各邦每年要向国王纳贡和服役。农民耕种土地须交纳地租。1445年和1456年两次打败了暹罗军队的入侵，接着进行统一马来半岛的战争，彭亨、柔佛、丁加奴、霹雳等地先后被征服，从而结束了马来半岛长期分散割据的局面。就连苏门答腊一部分也列入它的版图。政治的稳定促进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繁荣。马六甲立国百余年，共传八世。自建国以来即与中国建立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马六甲王国原来信奉印度教，建国后不久改信奉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和印度等国也有密切的经济来往。
　　殖民地时期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马六甲、马六甲国王率领人民退入内地进行长期抵抗，并建立了柔佛王国。

马六甲市内的葡萄牙堡垒遗址
　　1641年，荷兰殖民者打败葡萄牙军队，开始了对马六甲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
　　1771年，英国殖民者侵入槟榔屿。1795年，英国以荷、法结盟抗英为借口,派军占领马六甲。1826年,英国把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1867年转为英国殖民部直接管理。1874～1888年,英国殖民者先后把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等4地变为英国“保护邦”，1896年，进一步把4邦合并成马来联邦。1909年，英国取得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的殖民统治。1914年又侵吞了柔佛，遂把这5个邦组成马来属邦。与此同时,英国殖民者也侵入沙捞越和沙巴地区，排挤了荷兰势力。至此，东、西马来亚均沦为英国殖民地。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加速马来亚封建经济的解体，并沦为殖民地经济。英国殖民当局强迫当地人民种植橡胶、把粮田变成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从中国和印度拐骗大批劳工到该地当苦力，在马来亚大规模开采锡矿。马来亚从而成为世界最大产锡国。据统计,仅1901年英国就掠夺了 47475吨锡。英国资本控制了马来亚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等各方面。超额利润年年流入西方，劳动人民贫困如洗。英国的殖民统治造成马来亚经济畸形发展。
　　马来亚人民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75年霹雳州人民反英起义，1891年彭亨人民反英起义和1915年吉兰丹人民反英起义，掀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先声。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民族解放运动更向前发展。马共成功地领导了1934年第1次全国总罢工和1936年第2次全国总罢工，获得初步胜利。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侵入马来亚后,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三年半的时间内进行了340多次战斗，歼敌5500多名。日本投降后,英国殖民军于1945年9月卷土重来。1946年1月20日，英国发表白皮书，规定新加坡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而马来联邦、马来属邦、马六甲和槟榔屿则联合成为马来亚联邦，由英国派总督统治。同年12月，又发表蓝皮书，把马来亚联邦改为 “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2月1日成立马来亚联合邦政府。6月颁布紧急法令,对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进行镇压。
　　1955年，马来亚人民组成华巫印联盟（即马来亚联盟党），参加大选获胜。经过1956年1月和1957年5月两次赴英谈判，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
　　发展中的马来西亚 　1963年7月5日，英国、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在伦敦达成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协定。1963年 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宣告成立（新加坡于1965年 8月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
　　1964年 4月，马来西亚举行首次选举，马来亚联盟党获胜，阿卜杜勒·拉赫曼任首届总理。1970年 9月阿卜杜勒·拉扎克任第 2届总理。推行“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新经济政策，大力扶植马来人的经济。1976年达图·侯赛因·宾·奥恩继任总理。1981年 7月侯赛因辞职，达图·塞里·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接任，宣布继续执行过去的政策。
　　马来西亚实行类似君主立宪制。最高元首由统治者会议产生，任期 5年。统治者会议由西马 9个州（霹雳、吉打、玻璃市、雪兰莪、森美兰、吉兰丹、丁加奴、彭亨和柔佛）的世袭苏丹和马六甲、槟榔屿、沙捞越、沙巴4州的州长组成。1979年4月 26日苏丹·哈吉·艾哈迈德·沙就任国家元首。
　　马来西亚议会采用两院制，上议院议员58名，其中32名由国家元首直接任命，26名由各州议会推派，任期6 年；下议院议员154名，其中西马114名，沙捞越24名，沙巴16名，任期5年。
　　根据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政府内阁由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组成。马来西亚国民阵线自1974年执政以来，强调发展经济、协调各政党利益,建立和平、稳定、繁荣的公正社会。执政党的核心一直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此外，马来西亚还有泛马伊斯兰党、民主行动党和马来亚共产党等政党。
　　马来西亚建国以来，为改造旧的经济结构，实行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面向出口、全面开放的“多元化”方针。1957年以来先后实行了 5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从1961～1976年的6.5％升至1977～1980年的7.8％。国民经济结构亦发生变化。1965年农、林、渔业在国内总产值比重占34％,1980年已降至22.2％,制造业则从同期11％提高到20.5％，粮食自给率也从同期50％增至90％左右。马来西亚的锡、橡胶、油棕、热带硬木和胡椒产量居世界第一。在出口产品中，1965年农、林、矿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产值90％以上。 1980年降至80％以下，而工业制成品出口产值则从同期10.4％增至20.5％。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比重上升而消费品则明显下降。1970年外资在国内投资占63.3％，1980年降至47.5％，而国内资本则从同期36.7％升至52.5％。
　　马来西亚自1970年以来,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积极推行东南亚中立化，反对霸权主义。1974年 5月31日，马来西亚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ecs283

非常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由于资料是由引用钟锡金先生所著，相信和原本的篇幅会有一定的相差。
当然，到底楼主做出了怎样的整理，我这里就无从所知了。

历史的考察，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完整纪录的历史，各方面的资料显得更加重要。

从各方面的资料得知，以下的论点，都是无可否认的∶

1. 吉打曾有过半岛最古的王国的出现。
2. 吉打的起源，是由于印度人对东方国家的海上贸易需要而发展。

但是，我们对吉打王国的高峰时期，文化水准，繁荣盛度，人口数量等重要的资料，都知道的很少。

例如，楼主的资料虽然提供了有关布央谷当时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集聚地的资料，但是王国的范围，时期，名字等都没有肯定的答案。

史上有记载的古国如岗加尼格拉（Gangga Negara），狼牙修（Langkasuka）,盘盘（Pan Pan），赤土国。这些国家都处于北马泰南一带。

这些都符合了，由于贸易的需要，而令这些地区演变成国家的说法。

从下面这张图表看来，


当时的海上航路，就如 《漢書地理志》中當時的路程，当时的人，越过克拉地峽，又再搭船到達印度（就没有提到哪里搭船），但並沒有經過馬來西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航线若要绕过半岛的话，所需时间比穿过地峡的路线更加长久的关系。

而且相信当时的地区之间的往来，都是利用河流水路。

我也觉得，由于航海技术的演进，古国的没落，暹罗的崛起，印度人才开拓苏门答腊岛的海运停歇站，绕过半岛，避过暹罗，北上中国，东去加里曼丹，南下爪哇群岛。所以东海岸的龙运才成为船只的停歇站。

只是有点奇怪 当时的文字使用，教育系统，贸易管理，税务管理，军务管理，皇室制度等。都好像没有什么线索或一丝的遗留。

马来西亚政府的考古方面的努力，似乎也太得过且过了些。
看看这里的链接：http://www.xiao-en.org/cultural/ ... oc=zh-cn&id=557

[ 本帖最后由 ecs283 于 21-8-2007 05:18 PM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