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馬來世界伊斯蘭教傳播 鄭和傳教角色淡化

促進馬來世界伊斯蘭教傳播　鄭和傳教角色淡化（上篇） - Tuesday, February 27, 2007


三寶太監鄭和向來被視為馬中建交的象徵。

2004年正逢馬中建交30年慶典， 以及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原本塵封在馬六甲武吉葛冬汽水廠的鄭和石像，終于重見天日，得以安置在紀念館；民營的馬六甲鄭和文化館，也得以在去年順利開業。

在史家眼中，鄭和被視為比哥倫布更偉大的航海家；但對馬來西亞的華裔穆斯林來說，卻有著另一種不同的理解。

華裔穆斯林認為，鄭和不僅是中的偉大航海家，更是把伊斯蘭教傳播到馬來半島的功臣。

過去的鄭和研究獨強調鄭和的航海壯舉，而忽略了鄭和的穆斯林身份，及其對促進馬來世界伊斯蘭教之傳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如果有文獻足以證明鄭和在馬來世界伊斯蘭教的傳播上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樣的訊息對馬來人、華人及穆斯林會有什么樣的啟示呢？

2005年為鄭和下西洋的600年紀念，中國在福州舉辦《鄭和下西洋與華僑華人論壇》，大馬華總亦辦了《鄭和學術研討會》，累積百篇論文，討論其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甚至宗教傳播上的成就，描繪鄭和的不同歷史側面。

另一方面，大馬華裔穆斯林協會副會長鄭全行（RidzuanTee）認為，華人對馬來世界伊斯蘭教傳播之貢獻值得歷史學者重視。

刻有伊斯蘭教經文的登嘉樓石碑（Batu　Bersurat　Trengganu）可作為伊斯蘭教在馬來群島的歷史比馬六甲早了百多年的佐證。

他說，該石碑上的阿拉伯文字具有中國書法特色，應是當年前來登嘉樓的華裔穆斯林所刻寫的。可見鄭和前來之前，已有中國穆斯林在馬來群島，至于他們有沒有傳播伊斯蘭教則有待史料證實。」

研討會展覽搜集資料

「這也是我們舉辦《華人對于東南亞群島伊斯蘭之傳播的貢獻－中華伊斯蘭文化研討會》及展覽的目的，希望搜集更多這方面的資料。」

也是大會主席的鄭全行表 示：「兩千年前中國和馬來世界已有往來。先知穆罕默德死后20多年，伊斯蘭教就已傳入中國，還說過『追求知識應到中國』的話。」

之后中國和馬來世界的往來更頻密了。也是在這段其間，原本受印度文化影響了5千多年的馬來世界轉向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並非通過武力傳播，《可蘭經》記載向非穆斯林宣教是穆斯林的義務。

所以馬來世界自願皈依伊斯蘭教，必定和來自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之積極宣教有關。從上述的歷史背景推敲，最有可能對馬來世界產生影響的是中國穆斯林。

「鄭和研究過于突出鄭和個人貢獻，而忽略了華裔穆斯林是更有可能在馬來世界傳播伊斯蘭教的眾多使者。如果這段歷史可被證實，我國所有的穆斯林包括馬來人都應當『感到慶幸』（bershukur）才是。」

他說，華人也應認識到，中國世界及中國人對伊斯蘭教的接觸其實早于馬來人，沒有理由感到莫名的恐懼和產生誤解。

由于大中國本位的預設，中國的鄭和敘述稱其為大航海家、外交家、軍事家、及中華文化的傳播者，但絕少提及鄭和是一名穆斯林的事實。

鄭和多處興建清真寺

多名東南亞學者的研究顯示，鄭和曾在馬來群島多處興建清真寺並傳播伊斯蘭教，甚至建立了華裔穆斯林社區。

李炯才在《印度尼西亞－神話與現實》（1960）裡提到：「15世紀上半葉，爪哇島的部份地區如雅加達的許多地方都興建清真寺，巨港還出現華人伊斯蘭教區等，都與鄭和在當時積極傳播伊斯蘭教密不可分。

又說：「鄭和還支持麻剌加發展成一個強大的伊斯蘭教王國。」

孔遠志著《鄭和與印度尼西亞》（1993）則寫道：「1405年鄭和訪問爪哇后，1407年舊港便產生了華人伊斯蘭教區，接著1411年，在雅加達的安卓爾及爪哇其他地方，也紛紛建立清真寺。」

更有伊斯蘭教史學者法特美教授指出：「滿剌加國王皈依伊斯蘭教，主要是受了鄭和的影響。」（法特美講、陳維龍節譯，〈中國回教徒對于東南亞回教傳播工作的貢獻〉，載《南洋學報》第15卷，1959年）無論如何，80年代的馬華社會在新經濟政策和國家文化的雙重重壓下，產生族群身份認同的焦慮，鄭和遂成為凝聚華社，帶給族群榮耀並藉以團結一致的象征符碼。

在這種情況下，鄭和的形象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鄭和雕像的事件才會牽動大馬華人的心。

隨著馬中關係的提升，加上推廣旅遊業的價值，鄭和的形象比過去更高。至于華裔穆斯林提出鄭和傳播伊斯蘭教的功績，或需要更多學術的佐証。

蘇島最先接觸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于公元7世紀在阿拉伯半島傳開后，約百年就傳播到西亞、北非的大部份地區，成為此地佔統治地位的宗教。

隨后又迅速在西班牙（8至10世紀）、中亞（9至11世紀）、南亞（10至13世紀）普遍傳播，成為這些地區的主要宗教。

值得留意的是，《東南亞簡史》作者尼古拉斯.塔林提出，早在公元674年前后，蘇門答臘西岸就接觸到伊斯蘭教，可是直到14世紀才產生廣泛的影響。

伊斯蘭教于15世紀才開始普遍的在東南亞的海島地區傳播，但是其傳播速度是非常驚人的，到了16世紀，該區的伊斯蘭化就基本完成了，今天馬來群島已擁有1.8億穆斯林人口。

問題的關鍵是：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是在15世紀以后，意味著是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后才開始的。

其次，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傳播最普遍和迅速的地區正好是鄭和航海活動最頻繁的馬六甲、蘇門答臘、爪哇等地。

而鄭和船隊難以抵達的東南亞內陸地區如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越南，就沒有傳入伊斯蘭教。難道這些都是巧合嗎？

陳漱石引述《劍橋伊斯蘭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的一段文字說道：「18世紀前東南亞的伊斯蘭教雖說由印度和阿拉伯半島傳入，但關于早期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接受伊斯蘭教的傳說和資料是很不可靠的。

「因此伊斯蘭教在東南亞迅速傳播的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

他還表示：《東南亞史》作者D.G.E.Hall亦提出，鄭和支持馬六甲發展成強大的伊斯蘭王國，又認為馬六甲的強大給馬六甲的皈改宗教以真正的動力。

「R.Kem著的《伊斯蘭教的傳播》則提出，在1415年的第三次觀察行程，鄭和也訪問了蘇門答臘。伊斯蘭教跟著發展到整個蘇門答臘北部及東部沿海地區。」

鄭和具跨文化領導能力

《撥開雲霧見清真》作者陳漱石博士在2005年的《鄭和學術研討會》提出對鄭和進行另一種閱讀的可能。

他指出：「鄭和身為虔誠的穆斯林是不容質疑的，其祖父與父親曾到麥加朝聖，所以稱為馬哈芝（Haji）。就企業管理的視野而言，鄭和在600年前第一次遠航就率領2萬7千多人，完成這幾近『不可能的任務』，如果不具備一種跨文化的領導能力，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

當時，海上絲綢之路沿岸國家有許多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在東南亞就有滿剌加（今馬六甲）、蘇門答臘、南渤裡、阿魯、蘇祿等國，在南亞有古裡（今印度Calicut）、榜葛拉（今孟加拉）等國，在西亞則為忽魯謨斯、祖法兒、阿丹、天方（今麥加）等國。

鄭和為了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善用使團中有文化修養的穆斯林，如翻譯馬歡、郭崇禮、哈三、泉州衛鎮撫蒲和日等人。

「鄭和與其使團中的穆斯林，熱心于伊斯蘭教文化，又通曉阿拉伯文字，到上述國家訪問時就能靠對伊斯蘭教的共同信仰連絡感情，增加了解和信任，建立友好關係，推動彼此之間的商貿活動，為海上絲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鄭和能夠領導不同文化、語言甚至宗教信仰的使團，和不同文化和語言的國家建交；他本身是虔誠的穆斯林，卻能以開放的胸襟，對不同的文化、語言和宗教信仰寬容尊重；例如除了興建清真寺，還修建媽祖廟、印發佛經、布施佛寺，兼顧尊儒、奉佛、崇道及祭祀天妃。

傳教沒記載難考證

如果鄭和確實曾在馬來群島傳播伊斯蘭教，其隨從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以及史書如《明史.鄭和傳》裡為何沒有記錄過這些史實？

這也是造成鄭和對馬來世界伊斯蘭教之傳播的貢獻一直無法證實的原因之一。

肖憲在其論文〈鄭和下西洋與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中提出的其中一項解釋是明初對伊斯蘭教的政策。

「明王朝建立后，總的來說，對伊斯蘭教採取的是比較寬容的政策，任用他們中一些有才幹者為朝廷官員。但由于穆斯林在元朝屬于地位較高的色目人，在明朝統治者眼中仍是外夷異類之人……明成祖選擇鄭和作為明朝正使遠航，肯定考慮過他的穆斯林身份。」

他說，中國當時已知道西域諸國信仰伊斯蘭教，派一位穆斯林去與這些國家打交道，自然是要方便得多。

雖然鄭和本身是穆斯林，有傳播伊斯蘭教的義務，但他的航海畢竟是作為中國使臣進行的外交活動，其主要任務是『宣德而柔遠人』、『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然而，中國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宗教是佛教……但由于伊斯蘭教始終被視為外夷異類所信仰的宗教，鄭和的伊斯蘭教活動沒有被記入正史是很自然的事。」

他指出，即使鄭和有些情況被記錄下來，它們也很難在國內保存和流傳。而且，鄭和作為一名太監，在當時正統史家眼中的地位是較低下的，他們對于他在海外的伊斯蘭教活動則更不以為然。

或許基于上述原因，目前關于鄭和在馬來群島傳播伊斯蘭教的文獻大多出自印尼學者。他們近年提出了爪哇等地的伊斯蘭教是鄭和傳入的，主要依據的文獻據說是一名荷蘭官員于1925年在爪哇三寶龕的鄭和廟裡發現的中文資料。

要揭開鄭和傳播伊斯蘭教之謎，上述文獻的解讀是關鍵。

- Wednesday, February 28, 2007


從柔佛州麻坡市鎮通往馬六甲的聯邦大道兩旁，有一個令人疑惑的景觀；這里的清真寺建築形式和大馬多數地區的清真寺差別甚巨。

其屋簷曲折，屋頂多層，宣禮樓屬寶塔狀，整體看來比較接近中國傳統建築格式。

一般旅遊及建築書籍皆聲稱這些清真寺具有「中國元素」；至于為何具中國元素，至于其中國元素有多「中國」，該中國元素究竟和鄭和有無關係，則無進一步交代。

鄭和是否曾在馬六甲興建清真寺，其建造技藝對今天大馬和印尼的清真寺建築有無影響，雖然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卻值得探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鄭和對伊斯蘭教建築及伊斯蘭教之傳播的貢獻就必須重估。

思特雅大學建築系講師張集強甚至認為，亦必須重估鄭和下西洋對促進亞洲近代性的貢獻。

航海家鄭和除了是穆斯林，據說還是建築工程家，並深諳清真寺的建築藝術，還將清真寺的建築藝術傳入東南亞，對伊斯蘭教的傳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印尼學者Slametmuljana在其著述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中聲稱：「直到現在，全馬六甲的清真寺，都是仿傚中國清真寺的式樣而建築的。」

廖大珂在論文〈鄭和下西洋與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中寫道：「鄭和本人是建築工程專家，曾在南京負責大報恩寺琉璃寶塔的建造和宮殿、廟宇的修繕，並主持西安清真寺與南京三山街禮拜寺的重修工作，深諳清真寺的建築藝術。鄭和下西洋，把清真寺的建築也傳入東南亞，對伊斯蘭教的傳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根據荷印官員波曼（Poortman）從三寶壟三保廟所取得的資料，鄭和訪問爪哇之后，接著于1411年，在安哥（Ancot）即雅加達、井里汶（Cinebon）、杜板（Tuban）、錦石、惹班（Mojokertor）及爪哇其他地方，紛紛建立清真寺。

據說三寶壟的三保廟就是當年三寶太監及其侍從所建立的回教堂。

廖大珂還聲稱：從現存的爪哇建于15世紀的古清真寺來看，其結構大致可分兩部份：上部是寶塔狀建築，頂端有裝飾物用以覆蓋屋脊；下部是由四根柱子支撐，還有其他柱子支撐著曲折的下部建築的屋簷。

其著名的實例有：泗水的蘇南岸佩爾清真寺、中爪哇曼加德格（Mangadeg）的卡索納里曼（Kasau Nariman）清真寺、南勿里達（Blitar）的端庫普（Chung Kup）清真寺和淡目的王家清真寺。

「它們的特徵都是具有多層屋頂、寶塔狀的上層建築－宣禮樓、頂端有皇冠狀裝飾和曲折的屋簷，與爪哇當地傳統的單層屋頂的建築風格迴然相異，卻與中國式清真寺建築如出一轍，體現出強烈的中國風格，顯然是受到鄭和下西洋時所建清真寺的深刻影響。」

另外，在馬六甲，也有相當數量的古清真寺，其建築藝術同樣是鄭和下西洋時傳入的。」

思特雅大學建築系講師張集強認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大馬清真寺具有明顯的中國傳統廟宇建築特徵是不容質疑的。

然而，畢竟其年代和鄭和抵達馬六甲的時期已相隔了200多年，因此很難有足夠的直接證據可以顯示這些具有中國建築特徵的清真寺是受鄭和建造的清真寺之建造技藝所影響。

「或許可以說，鄭和的影響並不那么直接。可是，如果鄭和有計劃的將清真寺的建造技術推廣到東南亞群島的假設能夠成立，鄭和對大馬清真寺建築產生了影響也並非不可能。」

他說，與中國建築特色的古清真寺比較，大馬傳統清真寺主要是木構造，沒有使用灰泥和磚瓦的傳統，局部雕刻也沒有比含中國建築特色的清真寺精緻。

以馬六甲東街納（Tengkera）清真寺為例，具有明顯中國建築特色的部位包括寶塔式的宣禮樓，中東和印度地區清真寺建築就不曾出現過這樣的形式。

「可以說這種寶塔形式確定是中國的。可是如果我們觀察得仔細一些，會發現此寶塔式的宣禮樓又不完全是依照中式的，而是在局部上摻雜了西洋（或荷蘭）的柱身和柱基。甘榜吉寧（Kampung Kling）清真寺的寶塔也具有這樣的特性。」

他說：「上述清真寺的中國建築特色尚包括重簷（多層重疊的屋頂）、飛翹的泥灰屋脊、還有盔頂（位于屋頂最高處）。若參照馬六甲同時期的街屋，后者亦具有濃厚的中國建築和荷蘭建築特色。因此，或者可以推論說該時期的清真寺和街屋都是中國磚瓦泥塑和西洋柱子等建築特色兩者的融合。」

中國江蘇省建築研究所工程師孫宗文曾表示：「鄭和出訪西洋各國時，抽空在當地建築中式的城池廟宇寺塔，將中華建築藝術介紹到海外去。馬六甲建造王宮時，第一次使用的磚瓦，是鄭和船隊從福建載運過去的。磚瓦泥工也同隨而去，于是，馬六甲人也學會了製磚造瓦……」

張集強認為：鄭和將磚瓦帶來的說法比較難以證實。目前馬六甲的古代磚瓦都是荷蘭人的餘留，現存的葡萄牙遺蹟沒有任何磚瓦材料，因此無法證實葡萄牙之前就在建築上使用磚瓦。

然而可以相當肯定的是，荷蘭統治時期的馬六甲已經具備技藝成熟的中國式建築和西洋式建築，以及兩者的融合。后者表現在現存的幾所清真寺的建築上。

「建築技藝的成熟一定是漸序的，馬六甲清真寺是不同文化融合的成果。重要的是如果可以證實鄭和確實曾經對東南亞的清真寺建築作出貢獻，不僅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傳播史得改寫，亦必須重估其對促進亞洲近代性的貢獻。」

甲清真寺創建人未確定

馬六甲早期的清真寺由鄭和創建之說，學者迄今尚未有共識。

其實，硬要說馬六甲早期的清真寺由鄭和創建，有點類似將造字歸功于倉頡，農耕的發明歸功于神農那樣。

從現有的文獻材料看來，即使無法證明鄭和曾在馬六甲建造過清真寺，卻至少可以肯定荷蘭殖民時期已出現大量具有中國建築風格的清真寺，而建造者包括華裔穆斯林與印裔穆斯林。他們對于伊斯蘭教建築以及伊斯蘭教之傳播的貢獻，皆必須重估。

實際上伊斯蘭教原本就具備能夠容納不同文化背景和建築風格的特性，只是到了國族論述猖狂的時代，伊斯蘭教建築才被典型化為中東或中亞式的大拱頂、宣禮樓和拱架。

它的演化歷程大致上和族群特性或族群邊界（ethnicidentity）的建構過程類似；「最終目的」不過是為了服務國族塑造的目的。

jacky_li1983

這麼講
鄭和把伊斯蘭傳入東南亞並非虛構的哦......
但為什麼沒有人留意這方面？
是否因為被他下西洋的事跡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