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與大馬歷史系列1：棄種族偏見釐清真相 - Tuesday, January 23, 2007

新聞部長拿督再努丁在去年12月16日指責「特定人士」在華人私人墓園設立紀念碑，紀念馬來亞共產黨的斗爭，而引發一連串風波。

風波平息后，我們重新思考再努丁的談話，以及華社的回應，不難發現雙方對「抗日歷史」的解讀迴然不同。

究竟是怎樣的因素，以致民間與官方，甚至不同族群的人們對歷史的認知產生嚴重的落差？

今年正好是國家獨立50週年，思考這項問題，將有助于了解國家的歷史，明白各族先輩如何攜手朝向建國的道路。

《今日專題》特訪各民族學者，解讀「抗日英雄與大馬歷史」的迷思。

再努丁以馬來亞共產黨（簡稱馬共）總書記陳平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第11頁第3段來闡明：「馬共當時是以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為代表。」接著以「抗日英雄」等同「共產黨」，「共產黨是大馬的首號敵人」，于是「紀念抗日等于紀念首號敵人」的邏輯，來指紀念碑「對我國人民對抗共產主義的斗爭不敏感」。

雖然他沒有指明是那個墓園，不過相信是汝萊孝恩園內的抗日紀念碑。紀念碑上刻上「馬來亞抗日英雄紀念碑」，碑上也以華文、日文、馬來文、英文和泰米爾文書寫。

再努丁的言論，在華社中引起了一番爭論，許多華團和青年團紛紛發表文告回應他的「指責」，日據工委會更要求首相辭掉再努丁。

雖然后來波濤告了一段落，然而，這起事件反映出我國人民對抗日歷史，缺乏完整的了解，以致將馬共在抗日時期扮演的角色與后來在緊急狀態時期的馬共混為一談。

在馬來西亞獨立50週年的時候，或許是時候重寫歷史，好讓全國人民可以了解到更全面的歷史。

在這段爭議發生期間，馬來西亞愛國工委會主席郭仁德建議，3大種族的學者坐在一起撰寫抗日歷史。

針對郭仁德的談話，時事評論人黃永安認為，能夠一起撰寫歷史是正確的一步，但還是不能完全靠這樣做。

「由學者去寫是一個參考點，但也要研究一些親身參與過抗戰或受害者所寫的東西，這些是不同的，學者寫的是一種論述，親身經歷的論述也該注重，他們那種感受和熱情。你看到30萬人被殺，你看到數據覺得很簡單，就30萬人而已。但是若每個人寫一個故事，歷史就不再只是一個數字。」

缺乏資料考察

一直以來，大部分的抗日歷史資料和書籍僅有單一語文的版本，鮮少翻譯本，以致各民族無法取得完整的資料，對歷史的解讀也不完整。

例如由香港見證出版公司所出版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及《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就只有中文本，其他語言的學者可能缺乏這類的資料來進行比較全面的考察。反之亦然。

黃永安說：「缺乏譯本是因為華人社會的侷限，首先是對外文的掌握不夠普遍，第二，就是參與鬥爭的人，文化教育水平一般不高。他們只是憑著自己的直覺和信念鬥爭。」

「不過這兩本書很快就會翻譯成馬來文。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做翻譯的工作。這兩本書很重要，我覺得就算華文原版也應該重印推廣。之前，華人以外的人要知道這些第一手的資料很難。所以陳平的書現在開始產生發酵作用，尤其是讀英文書的人。」

《馬來前鋒報》前總編輯賽扎哈里認為，我國的抗日歷史寫得不夠清楚，有許多片段並沒有好好地串聯起來。

如果各種族的學者能一起撰寫歷史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書寫的角度必須客觀，而不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觀，而且有必要從事更多這方面的研究。

他也認同鮮少通譯的歷史資料，導致這段歷史還有許多可以釐清的地方。

認識陳平角色

賽扎哈里說：「我們有必要重寫歷史，在陳平的書出版之前，有關馬共和抗日軍的歷史有許多被扭曲的地方，並把陳平當作是恐怖分子的頭子。這本是由陳平口述再由英國記者撰寫的書，裡面描述了陳平在馬共中扮演的角色，讓馬來西亞人可以知道誰是陳平及英國政府在那個時候的角色。」

「因為另外一方的歷史的出現，我們現在開始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那段歷史，這是很有趣的，這些角度都可以貢獻到馬來西亞的歷史和抗日歷史中。不過，這些過程需要花費一點時間，因為越來越多書會繼續出版。」

黃永安表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或有歷史學家精神的人，是應該不分種族把事實寫出來。我認為馬來共產黨值得讚揚，我就寫他，譬如說馬來共產黨領袖拉昔邁丁。這不是種族的問題。如果一個馬來學者看的是原本的馬來文書，寫出來的東西不也一樣？現在問題是，在原有的華文著作中，應該要出版英文和馬來文版，而英文書也要翻譯成中文。」

解讀馬來西亞的歷史，不僅要穿透語言的桎梏，也需要除去各族的偏見，才能見到歷史的真實。

英政府绸R來人主導抗日

馬來亞共產黨在抗日時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國主義向馬來亞發動戰爭，在短短3個月內，1942年2月15日就佔領了馬來半島及新加坡。

根據《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一書，到了大半個馬來亞落到日軍手上，英軍節節敗退，新加坡到了緊急關頭，才被迫于1941年12月18日與馬共達成聯合抗日的協議。馬共便成了英國在抗日戰爭中的盟友。

馬共開始籌備抗日武裝鬥爭，同時也派出165人到新加坡「101特別訓練學校」接受短期軍事訓練。這批受
訓的馬共后來成了抗日軍的主力領導人。

馬共在1942年1月1日即號召成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簡稱抗日軍)，總共有8支獨立隊，分布在馬來半島各個
州屬進行抗日活動。每個獨立隊中又分成中隊，除了進行武裝鬥爭之外，也凝聚各地人民成立抗日同盟會進行
抗日。

抗日軍協助維持秩序

黃永安指出：「馬來亞淪陷之后，抗日的主力是馬來亞共產黨，這是英國政府也承認的事實。英國在印度東南亞司令部的約翰戴維斯（John Davies），派人潛進來也是聯絡馬共的。人民抗日軍的確是由馬共主導的，我們必須要先承認這點。」

當時，聯軍給予抗日軍軍備上的協助，而于1943年5月24日在邦咯島以北的石加里（segari）登陸的英國136部隊，也由陳平負責接洽和照顧他們的安全。當時登陸的隊員包括戴維斯、吳再興和另外4位華人。不過，當時陳平並不是以馬共代表的名義見他們，而是以抗日同盟和抗日軍名義。

聯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無條件投降。抗日軍走入各大城鎮，受
到人民熱烈的歡迎。

在英殖民政府重回馬來亞的14天內，抗日軍協助維持當時的秩序，同時也執行除奸以及清算協助日軍的人，由于當時很多協助日軍的人是馬來人，因此，抗日軍在當時也殺了許多馬來人。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

抗日英雄與大馬歷史系列2：民族傷害激發抗日 - Wednesday, January 24, 2007

馬來亞遭到日本侵略，經歷3年的苦難，是鐵一般的事實。然而， 政府卻少有紀念及追究戰爭責任的行動，在其他遭日本侵略的國家，例如中國及韓國來說，是難以想像的。

每年，接近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日子，華社會舉辦公祭和追思活動，其他社群卻沒有特殊的反應。這顯示了日據時期對華人和其他種族有明顯不同的意義。

馬來亞抗日軍大部分由華人組成，但是往往我們只看到大多數的華人，鮮少突顯參與抗日的其他社群，究竟在日據的3年零8個月內，各種族人民的待遇如何？而他們究竟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參與抗日活動？

雖然抗日軍大部分由華人組成，然而，在1943年起，越來越多馬來人開始加入抗日行列。馬來人在日據時期的處境如何？他們為什么會加入抗日行動？

馬來人在二戰前一般對日本人很有好感，日本人的「亞洲人的亞洲」口號，對一些反英殖民的民族主義者相當受用。資深報人賽扎哈里在受訪時也不諱言自己在日本入侵曾為日本感到驕傲。

他說：「很多馬來人在初期很以日本人為榮，我自己也是這樣，因為日軍能夠在短短3個月內打敗殖民了馬來亞100年的英殖民者。對很多馬來人來說，這是個很好的機會，英國人被趕走了，我們可以獨立了。所以，馬來人跟日軍合作，馬來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便是其中一個。」

時事評論人黃永安說：「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就開始在馬來亞活躍。一戰時，日本與英國是盟友，所以英國給他們很多方便。當時馬來亞很多日本人，也有很多日本青樓。」

「日本就趁那個時候在馬來亞買了很多土地和產業，他們也從英國人手中拿很多優惠，包括檳城的捕魚權，日本人就是依靠這個捕魚權在海上做間諜，也沿路買了很多橡膠園，所以日軍進來的時候也很方便。日本當時在馬來亞的間諜網絡也很大。」

而且，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馬來亞之前部署心理戰，收買馬來民族主義者，馬來青年聯盟的主席伊布拉
欣耶谷（Ibrahim Yaakob）當時收了日本政府的錢，帶路讓日軍進來。

他進一步說明：「因為馬來民族群眾對英國不滿，希望借日本的力量來打到英國。日本人答應給馬來亞獨立，但是在1943年日本卻反悔，也解散了馬來青年聯盟，那時候就很多馬來人加入抗日軍。或自己成立抗日軍，有些則是跟馬共合作。」

賽扎哈里說：「馬來青年同盟的要求被日軍拒絕后，有些人加入了抗日運動，有些則繼續跟日軍合作，希望能從中得到一些東西，他們組織了日本軍隊，希望從中獲得武器。」

要回教徒向東京朝拜

除此之外，日軍在入侵后對馬來人造成的傷害，也導致馬來人開始抗日。

黃永安指出：「日軍佔領后，有幾件事令馬來人很反感，首先是答應了給予獨立，卻反悔。第二，是要回教徒向東京朝拜，由于朝拜的方向是東方，而一般上回教徒朝拜的方向是西方，這違反了回教教義。第三，日軍強抽馬來人去當死亡勞工，另外慰安婦也有馬來婦女。還有一件事是解散馬來青年聯盟，他們是帶日軍進來的人，算是盟友了，卻被解散。」

「馬共中委拉昔邁丁曾告訴我，很多馬來人之前不知道日本人的殘暴，后來看到日軍殘殺華人，于心不忍，起初馬來人以為日軍來到，他們只是換了一個主人。直到他們看到有人在街上砍頭，心里覺得很不爽快。」

馬共中委阿布沙瑪的回憶錄《歷史與獨立鬥爭》中曾寫道，日軍入侵時褻瀆了回教堂和祈禱場所，把可蘭經撕下來擦屁股，破壞文物等。這些行逕引起了人民的反感。

1942年5月，抗日軍聯絡上阿布沙瑪的哥哥以及門巴迪（Mempatih）村長督邁丁，希望他們能夠為文積區的抗日軍籌集米糧，可是后來遭人出賣，村長被折磨至死，這件事也引發了村民對日軍的不滿。

因此，大概在1943年之后，馬來人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雖然如此，在日據時期，也有許多馬來人在朝內當官，如東姑阿都拉曼和拿督翁。

黃永安說：「戰后，東姑阿都拉曼等人當了領袖后，對日本也比較寬容，所以，馬來亞的東西很多在東姑時期被蓋下來，因為他對日本人沒有什么大仇恨。」

「再加上在東姑當政時代，恰好是冷戰時期，日本跟美國一起去圍堵俄國和中國，馬來西亞官方也持反共立場，因此就成為反共陣營的一份子。」

1972年，馬日政府簽署了「親善付款協定」，當時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以外交部長身分，接受了日本兩艘遠洋貨輪作為賠償，就此了結日本的戰爭責任。

然而，日本的戰爭罪行，尤其在佔領馬來亞時期的姦殺擄掠活動，是否就是兩艘輪船，以及一些「親善」計劃，如提供獎學金之類的動作可以抵消的？

回顧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的歷史，我們才能明白，大馬各族對日本侵略時期所蒙受的苦難，以及他們對侵略者的反應。

大馬人民抗日軍對國家所做的一切，背后即使摻雜不同的政治意識、民族主義以及其他意圖，單就抗日衛國的行為而言，就不容政客或任何團體抹煞。

日軍矛頭對準華人

日據時期，參與抗日的印度人不多。主要原因是日本利用了印度人的反英殖民情緒，來達到「大東亞共榮圈」的目的。

日據時期，日軍並沒有大肆加害印度人，因為日軍在佔領馬來亞后進行的大肅清運動，矛頭對準華人。

日軍反而希望藉著印度軍隊和工人的力量來對抗英國政府。

當時在大多在園坵工作的印度人，跟華人一樣，心里向著印度這個祖國。

身在馬來亞的印度工人也受到了印度政治思潮的影響。

1 9 3 0年代，印度的民族主義者鮑斯（S u b h a s h Chandra Bose）和甘地等領袖發動的反英殖民，要求獨
立的運動，激發了許多印度人。

因此，當日軍入侵馬來亞趕走英國人之后，可以想像印度人的心情，大概跟馬來人一樣振奮。

雖然如此，一些印度人也加入了抗日軍，可是數量不多，因此並不顯著。

另外，我們不能忽略的是，許多印度平民也受到戰爭的迫害，他們有些被強征或誘騙到泰緬邊界建造死亡鐵路。

日據時期種族關係被煽動　重新認識國家歷史 - Thursday, January 25, 2007

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直到英軍于9月3日回到馬來亞那段期間，日軍開始撤退，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開始進駐到一些日軍撤退的城鎮，迅速控制了許多大小城鎮。

在那18天內，馬來亞陷入了一片失序狀態中。那一段時日，正是大馬種族關係緊張的源頭。

理大教授謝文慶撰寫的《紅星照耀馬來亞》一書指出，日軍撤退時，一些馬來村長、縣級公務員因為沒有日軍的保護，導致被捕，甚至處決，其中一個是居鑾的官員厄沙(Esa Abdullah)。而且，警察局也成了抗日軍襲擊的目標，警察成了無牙老虎，起不了作用。

前理科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柯林（Collin Abraham）指出：「日軍在日據時期，徵召許多馬來人成為警察和軍人，對付抗日軍，抗日軍大部分是華人，讓人有「華人殺馬來人」的印象。」

他說，當時抗日軍內的華人跟英軍聯手抗日，對抗馬來人，因為他們為日軍服務。這意味著是英軍支持抗日軍對抗馬來人。不知情的人就以為華人打馬來人。

而且，在戰后，因為抗日軍在全國展開除奸工作，導致許多馬來人被殺害。當時整個馬來亞被一種復仇的氛圍籠罩著。只要抗日軍找到一些日軍的共謀者，就會進行「審判」，或將他們豎立在木條上遊街，讓人民洩憤。有些人死后，屍體還被肢解，眼睛也被挖出來。當報復活動蔓延到馬來警察和馬來甘榜，華巫社群之間的暴力衝突也隨即爆發。

柯林繼續說：「主要的問題是，抗日軍當時在尋找協助日軍的人，他們殺害的共謀者中有些是馬來社群中重要人物的親戚。」

其中最為轟動的是在柔佛州峇株巴轄的華巫種族暴動。這起從1945年5月即被挑起的種族暴動，在這段日子重新被挑起。

《馬新僑友會》一書便指出，1945年5月，柔南的日軍以「抗日軍是華人的組織，將來華人掌權，馬來人要受華人統治」以及「給馬來亞獨立，讓馬來人掌權」來煽動馬來人的情緒，還發武器給他們。日軍還派人偽裝成抗日軍，到回教堂拉屎、燒回教堂，做一些褻瀆回教的事情，引發馬來人仇華。

這導致馬來人持武器走入華人區，用巴冷刀屠殺華人，還放火燒屋。后來抗日軍向各村鎮馬來群眾宣傳，擊斃帶頭指揮殺人隊日本軍官，排華事件才平息下來。除此之外，糧食之爭也造成了種族衝突。在檳城，興都教徒和印裔回教徒之間因搶奪日軍留下的糧食，而爆發了長達幾天幾夜的衝突，直到英軍重新維持了秩序並實施定量配給糧食，衝突才告一段落。這十多天的失序以及無法從人們腦海中抹去的屠殺行動，最后可能就被簡化成「華人殺馬來人」的種族屠殺行動。

誠如謝文慶在書中的前言說的：「只有了解了在這段決定性的時期發生了甚么事，我相信，一個馬來西亞人才能了解戰后馬來亞的政治和社會。」

「而且，馬來人反共的態度也是在那時候生根的，這也是為甚么馬共推行的鬥爭會一直失敗的緣故。」

資深報人賽扎哈里指出：「若你讀馬共鬥爭史，他們一開始都是地下運動。直到1955年，當東姑阿都拉曼要獲得獨立，就要跟陳平見面，陳平當時在森林里，因后來馬共又變成非法組織。在抗日時期，他們是幫助英國趕走日軍的盟友，緊急狀態時，把他們趕到森林去，說他們是恐怖份子，殺人、造成很大的傷害等。」

「英國一直以來都在背后操縱著，是他們先開始說馬共是恐怖份子，也是英國先開始宣布緊急狀態，但是英政府沒有受到譴責。除非我們以正確的角度重寫歷史，否則你永遠得不到正確的概念。你只得到單方面的歷史，你會有一種偏見，即『華人等于馬共等于中國』，『馬共反回教』，而一些馬來領袖毫無疑問地接受了英政府的這套說法。」

1955年，華玲會談失敗，陳平認為東姑不得不聽命于英政府，要求馬來亞獨立后再談，再度回到森林里。1957年10月，馬共要求跟東姑再進行會談，選在馬泰邊境的哥樂鎮進行，可是會談並未實現。

隨著1958年8、9月間，霹靂南部由陳洪領導的120個解放軍以及柔北何浪領導的160個解放軍向政府投降，使其元氣大傷，最后退到泰南等待時機。

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馬共失去最重要的支持。

1989年，馬、泰政府和馬共三方簽署《和平條約》，馬共正式放下武器，結束長達40年的武裝鬥爭。審視歷史，我們才能明白，在「成王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下，馬來亞共產黨，以及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為甚么成為政治人物炒做的題材。因為隱藏在爭議裡頭，是各族人民對歷史的錯誤理解。重新書寫馬來亞的歷史，是我們這個時代不能忽視的工作。

分而治之遺害綿綿　英殖民政府分化各族

英殖民政府在殖民馬來亞的時候，採用了「分而治之」的手法來分化各族，以便殖民政府繼續統治馬來亞。

根據柯林所著的《經典時刻：透視馬來西亞與馬共的和平協議 》（The Finest Hour - The Malaysian：MCP Peace Accord in Perspective），英殖民政府在經濟上向來不鼓勵馬來人從事橡膠種植以及開採錫礦，只讓馬來人回到原始的稻米耕種活動。

這項策略，一來可讓馬來人免于接觸需要採用新型科技的經濟活動，二來也確保馬來人生產的稻米可供給華人和印度工人的需求。

二戰之后，英殖民政府重返馬來亞，卻沒有體恤人民的生活困苦，導致后來工潮不斷。

馬共領袖應敏欽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日本投降后，英國殖民主義者宣布取消日本貨幣，這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馬共組織號召全國人民展開鬥爭，要求應政府提供合理的待遇。

柯林指出，二戰之后，英殖民政府注橡膠這類重經濟作物的生產，以及建造道路這類方便運輸的公共設施上，因而忽略了將農產品多樣化以提供就業機會，而食品的生產也受到忽略。

工人面對饑餓的生存問題，基礎設備如食水和房屋也不完善，再加上當時的瘧疾肆虐，以致人民渴望能夠有更好的生活素質。

另外，曾參與二戰的印度人，在思想上，也產生了轉變。

這些印度人從低級的工人搖身變成為印度獨立鬥爭而戰的士兵，當時在印度國民軍中的一支女軍隊，裡面的成員皆是園坵工人。隨著經濟狀況惡略，再加上受到印度愛國主義的啟發，他們產生了另外一種新的身分認同和歸屬感。

這也是印度人和華人這些外來移民開始「落地生根」的時候，心開始轉向馬來亞這塊土地。

然而，英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手法，卻影響了各族關係，迄今仍未能平復。

殖民政府肅清　馬共逼上梁山

柯林認為，英殖民政府宣布緊急法令是為了對付要以武力對抗英殖民政府的人──馬共和馬來民族主義者，而工會法令則是為了確保經濟不會因為工潮而崩潰。

而且，1948年的緊急法令，過后也逐漸演變為惡名昭彰的內安法令，影響迄今。

1948年6月16日，3名英國人在和豐被殺，2天后，英殖民政府宣布了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大事逮捕共產黨人，馬共再次成為非法組織。

柯林說：「英殖民政府在馬共拿起武器之前就宣布了緊急狀態，他們除了對抗之外，沒別的選擇。馬共還沒準備好對抗英政府；因此，他們肯定失敗。」

在英政府宣布緊急狀態的同時，也修改了同年5月制定《工會法令》（Trade Union Ordinance）。緊急狀態的宣布非常突然，加上修改法令，整個社會的氛圍突然對工人很不利。

緊急狀態頭一年，英殖民政府大事逮捕、驅逐出境和殺害馬共，把他們的頭砍下示眾。此舉引起了人民反感，后來便使用收編方式，例如投降者可獲得500元賞金等。

英軍也採取「布里茲計劃」（Briggs Plan）將華人聚居在新村內，採取身分證制、限糧、宵禁、搜查村民以切斷馬共的情報和糧食。在無法獲得物質供應，加上國際形勢急轉，馬共也被迫退出歷史舞台。

人民力量反殖民　馬共為獨立奮戰

二戰過后，馬來亞園坵工會缺乏良好的領導，馬共取而代之。當時，馬共希望創造一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採取了公開以及統戰的方式爭取獨立。

馬共在全國設立了辦事處，根據應敏欽，馬共辦事處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和民族主義人士及其他社會階層人士，共同合作並推進爭取獨立的鬥爭。

她寫到：「為了共同的鬥爭和理想，我們和布哈魯汀醫生(Burhanuddin Al-Helmy)、阿末波斯達曼(AhmadBoestaman)及其他馬來亞馬來國民黨(Parti Kesatuan Melayu Melaya)等民族主義人士成為親密的朋友。」

隨后，馬共、馬來民族黨、覺醒青年團(API)、衛國青年團(PETA)和覺醒婦女會(AWAS)，馬來亞農民陣線(BTM)和穆斯林(Hizbul Muslimin)等組織，聯合起來為馬來亞的獨立而戰鬥。

1947年，由馬來左派力量就聯合起來組成人民力量中心 (PUTERA)，以及非馬來人的政治力量則組成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AMCJA)，聯合發動全國罷工罷市，長達一星期，在這期間工人不上班，商店關門，罷工波及英政府的行政部門。

同時他們也發表了《人民憲章》，當中建議所有種族的人民享有公民權，而所有的公民都稱為「馬來人」（Melayu）。

「我把戰后，緊急狀態之前，稱為馬來亞的經典時刻(finest hour)，因為馬來人、馬共、馬來左翼運動份子，一起組成聯盟反英殖民政府，來成立一個團結的馬來亞。」柯林如是說。

歷史認知存差異　抗日演變族群鬥爭 - Friday, February 02, 2007


去年，新聞部長拿督再努丁指大馬人民抗日軍為馬來亞共產黨，並反對為抗日軍立記念碑。再努丁的談話，引起華社強烈反彈，並在報章上聲討再努丁。

然而，除了聲討再努丁，華社是否反思：為何華人與馬來人在抗日，以及其他重大的歷史事件上，存有巨大的認知差異？

馬來西亞日據時期殉難同胞工委會於1月30日，在雪華堂主辦了「真相與詮釋：本土抗日史反思」座談會，邀請華社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業霖、新紀元學院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鄭文泉和時事評論人唐南發，一起來分析抗日史爭議背後涉及的議題。講座會主持人為隆雪華堂執行長陳亞才。

只有重新書寫歷史，詮釋歷史，華社才能堂堂正正的在這片土地上，爭取應得的權利。

唐南發和鄭文泉就指出，馬來社群及華人社會對抗日紀念碑有不同的詮釋及爭議，主要是因為對歷史有不同的認知。

唐南發指出，在日本人侵略馬來半島時期的民間記憶上，馬來人及華人有很大的落差。

他解釋說，歷史往往是受不同的背景、階級所影響，對華人來說日本人是殘暴者，但對馬來人來說，尤其日本入侵初期，馬來人有與日本人合作，趕走英國人的期望。

他指出，在抗日軍歷史地位事件上，馬華公會也基於本身及聯盟的利益，並沒有在獨立後很好的處理這階段歷史，才導致今天的局面。

「當時馬華的領導層與英國及巫統關係是密切的，尤其在東姑阿都拉曼反共時期，馬華更不可能去評價抗日的歷史。這是違反馬華及聯盟的利益。」

他就指出，巫統可以跟中國共產黨建交，甚至結為姐妹黨，但在談及馬共時卻非常敏感，這就是利益的使然，同樣的馬華也如此。

鄭文泉則說，人民抗日軍對於不同的族群是有不同的認知，這是因為在抗日時期，馬來半島並不像東馬般，抗日是不分族群的，但在西馬馬來人、印度人及華人與日本人關係不一樣。

他說，在日本還沒有來馬來半島前，華人基於日本侵略中國，已經存在著抗日活動；但馬來人的抗日意識則是在1944年才開始，同時日本侵略馬來半島開始前，馬來人主流是扮演著協助日本人到來的橋樑角色；而印度人則因對英國人殖民印度經歷，而對英國沒有好感，所以抗日意識也不強。

「在日本佔領馬來半島初期，馬來人及印度是不太有抗日的意願。這導致不同族群對歷史認知的兩極化。」

因此，他就提問說：「如果抗日有功，那不抗日的歷史人地位又如何？」

他說，在抗日及緊急狀態期間，抗日力量及馬共主力都是華人，而軍警一方普遍上則是馬來人，這形成一種華人與馬來人對抗的局面，變成一種族群的鬥爭，而馬來人對馬共的認知，很多是建構於緊急狀態時期。

日本未完成殖民過程

另一方面，李業霖指出，個人的經歷及認知對抗日歷史儘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從宏觀歷史來看，人民抗日軍在全球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中功勞是肯定的。

「這客觀的歷史是不能改變的。」

他強調說，在看歷史時不應從片面來看，應從全面宏觀來看。

在交流階段，評論人張永新也提醒說，造成歷史記憶差異過程里，不應忽略日本與英國統治者的角色及他們如何影響這些族群的記憶。

「各族群的歷史記憶差異都不是自然成形的，譬如日本統治者如何醜化抗日族群。這些都是當年統治集團強加給各族群的歷史記憶。馬共等同於華人，其實也是英國人塑造出來的。」

他指出：「當年日據的受害者是廣大的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大家都是受迫害者。」

張永新也指出，在抗日歷史里，巫統是沒有歷史地位的，如果巫統承認抗日軍的功績，這對他們的統治地位是一種威脅。

他說：「紀念抗日是不能迴避馬共，在抗日力量中馬共是佔多數的，這是一個事實。」

唐南發認為，由於日本佔領馬來半島的時間短促，再加上在侵佔馬來半後還面對著其他戰線，因此日本並沒有馬來亞實施如日本佔領台灣及朝鮮半島般的殖民政策。

他說，對馬來半島而言，日本的侵略過程中，還沒有完成殖民的過程。

鄭文泉就以本身的觀察指出，馬來學者的意見就與政治人物如新聞部長再努丁的立場是不一場。

他以高級教育文憑的歷史教科書的立場指出，馬來學者把日據時期視為各族群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不過這種論述是馬來報章看不到的。

因此，他說，馬來媒體的言論並不等於整體馬來社會，基本上馬來媒體刊出的都是與新聞部長再努丁同一基調的言論。

他認為，這些反對抗日紀念碑的馬來群眾，並不是對抗日紀念碑有意見，而是紀念碑背後的馬共有意見。

他解釋說，這是基於這些馬來人是以1948年至1960年，緊急狀態中的馬共處境來反述馬共的地位。

抗日軍的功過

李業霖指出：「馬來亞抗日軍的存在與行動不足四年，從無到有，從小變大，從森林走出城鎮，做了不少事情，有過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人民對人民抗日軍籠統的表揚或無視於事實的苛評，都不是科學的態度。有些人貶抑它，誣蔑它，那更是別有居心。」

他認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歷史貢獻包括了曾團結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它是一支保護人民，打擊敵人的軍隊，為人民利益而戰的軍隊。

「從軍事上說，它牽制了數百萬日軍，使日軍疲於奔命，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有貢獻的。」

他指出，馬來亞歷史上，在19世紀馬來貴族領導的反對外來侵略戰爭中，有馬六甲的寧南之戰、有霹靂之戰、有彭亨之戰。但馬來亞抗日軍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人民軍隊，是由人民自發組織的，活動範圍遍及馬來半島，歷史意義及政治意義比以往任何一次反抗外來侵略戰爭都更加偉大。

不過，他也說，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也有其不足及歷史的局限，這包括儘管人民抗日軍不斷的發展壯大，但它未能與日軍正式的分庭抗禮，解放一大片土地或佔領任何城市，人民抗日軍一直進行游擊戰。

「在人民抗日軍的《九大綱領中》，第一條是把日軍驅逐出境，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家，但這個共和國家沒有建立起來。」

除此之外，他說，抗日軍太依賴華人的支持，沒有辦法突破蕃蘺，到馬來人及印度人民間去交流、宣傳，釐清民族成見，與他們進一步的合作，在處理民族關係上有欠圓融和老練。

李業霖說：「實事求事地說，人民抗日軍的存在和行動，是功大於過。」

抗日軍四股力量

馬來西亞的抗日歷史中，共有四股力量，一為馬來西亞人民抗日軍，二為136部隊，三為星華義勇軍，四為華僑抗日軍。

李業霖指出，星華義勇軍成立與1941年12月30日，新加坡僑領陳嘉庚組織的「星洲華僑抗敵總動員委員會」有關，當時該會的成員單位共有95個，馬共與職工會組織就佔了10席。

  「馬共的林江石與黃望清就提出成立「星華義勇軍」的建議，獲得大會通過。幾天內有3000多名年青人報名參與，並挑選出1000名，由林江石與胡鐵軍領導派往把守兀蘭和裕廊一帶。儘管作戰英勇，但武器陳舊，因此傷亡很重。」

他說，在1942年2月13日，英軍投降前兩天，義勇軍就解散了，部份的成員轉輾加入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繼續在馬來半島活動。

至於華僑抗日軍，李業霖說，這主要駐扎在北馬，為數不超過兩三百人，起的作用不大，後來部份華僑抗日軍也加入人民抗日軍。

談及136部隊方面，李業霖指出，這是一個由英國特務部和中國國民黨合作建立的特別部隊，由英國人出錢、提供訓練和運輸等，而中國方面則提供人力，這包括馬來西亞華僑及中國人。

「它的任務是在各地收集情報，提供給東南亞聯軍總部及在敵人後方進行破壞工作。」

他說，136部隊當時的訓練總部是設在印度南部及斯里蘭卡，訓練後就把人員送到馬來半島，由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接應。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與136部隊的協議，是由人民抗日軍保護他們，為他們提供情報，把情報通過無線電送到聯軍總部。

他指出，136部隊的華人指揮官是新加坡國民黨人林謀盛、莊惠泉，136部隊為人民抗日軍提供訓練，提供他們槍械、彈葯、醫葯和經費。當時人民抗日軍的經費每月需5000美元至7000美元。

「馬共派出了165名精英份子，分四批前往新加坡的101特別訓練學校，接受短期軍事訓練，這些人後來就成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骨干。」

他說，從1942年1月4日到1945年8月日軍投降前，馬共前後在馬來亞半島九個州設立了八個抗日獨立隊。

華社應重新詮釋歷史

華人社會，尤其華人學術界應書寫華人本土的歷史，重新掌握歷史詮釋的權利。

隆雪華堂執行長陳亞才指出，華人社會對歷史的關注都是個案及慣性的反應，就如1980年代葉亞來開拓吉隆坡的地位在官方論述中遭到忽略後，才熱切的關注起來 ，過後又冷卻下來，同時華人社會也缺乏書寫本身的馬來西亞歷史野心。

他說，對歷史的認識是很重要的，歷史的將影響一整代人的歷史認識。

「歷史的詮釋是要爭取來的，而歷史的呈現就是一種詮釋的方式。」

唐南發也說，歷史的詮釋如果沒有處理好，將導致歷史輕易的被政客操縱，做為本身利益用途。

他就指出，我國的許多歷史事件，不管是抗日、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都需要重新的處理。

李業霖也認同說，歷史的詮釋是很重要的，華人社會應把這詮釋權拿回來。

時評人黃永安則在交流階段，提出了華人社會不只應研究左派的歷史，也應研究右派的歷史，把他們的心態展現出來。

「華人社會不應只寫英雄史，也應寫負面的歷史人物如吉隆坡的漢奸黃鐵珊等。研究為何會演變出這樣的人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