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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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口赋

汉代的口赋、算赋，对人征收，属于人头税性质。按人头征税，最先开始于秦代。据史载：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人头数收税，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充作军费，至于是否有男女老少之别，收多收少之差，史无记载
　　汉代的口赋又叫口钱，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汉代规定，凡适龄的少年儿童，不论男女，每人每年要交纳口赋钱二十，充作皇室收入。汉武帝时，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加重口赋的征收，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口赋，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即作为军费开支。由于口赋的加重，人民难以负担，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制造了很多惨剧。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由于贡禹的建议，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但口钱数额并未减少，每人每年仍征二十三钱。

　　对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征收口赋。如东汉时，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每口收 布二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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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赋是对按规定应该服役而未能服役的人所征课的代役钱。汉代规定，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服正卒、更卒和戍卒的义务；但不是一到服役年龄就要去服役，服役的人数也不需要那么多，当不需要服役或有钱不愿去服役时，可以按规定出钱代役，这种代役金叫更赋。
　　汉代的更赋，其征收标准是：(1)正卒：如不亲自服役，可纳钱二千，由政府雇人代役。(2)戍卒，如不服役，每人每年纳钱三百。由于戍卒的人数因国家劳务的多少和用兵情况不同而有增减，特别是东汉时，戍卒多征发犯罪之人充当，更赋的交纳和使用，不同时期有多少差别，这就使充作徭役的基金(更赋)有一部分余额，这个余额即归国家财政收入。

　　汉代的徭役，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买复，即出卖免役权。买复始于西汉文帝，当时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买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就可取得免役的权利。汉武帝时多次许民买复，如元朔(公元前124—前123年)年间，因军费开支过多，府库空虚，于是允许人民交纳一定数量的奴婢后，免除终身服劳役的义务。元封(公元前109—前108年)年间，允许交粮食买得免役权。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卖武功爵，分十七级，这次是收钱或黄金，凡买到规定的爵位后，可终身不服徭役，不纳更赋。

　　买复措施的实行，虽然国家可暂时获得一笔收入，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不合算的。几十年后，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因服役的人少了，给国家带来了困难。当然买复这一措施对富豪、权贵之家是有利的，但富豪之家免除了徭役，封建统治者就会把它加在劳动人民身上，使劳动者不胜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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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帝王侍从官的通称。“郞”即古“廊”字，指宫殿的廊。郞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时始置，秦、汉相沿，有议郞、中郞、侍郞、郞中等名。秦、汉时最初属于郞中令(后来改光禄勋)，无定员，出身或由任子、资选，或由文学、技艺。东汉时，以尚书台为政务中枢，分曹任事的人通称为尚书郞，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郞官不同。后世以侍郞、郞中、员外郞为各部的要职。《狱中杂记》：“而十四司正副郞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清代初年，刑部设十四个司，各司长官正的称郞中，副的称员外郞，总称“郞官”。
　　侍郞：官名。秦、汉时郞中令的属官有侍郞，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尚书属官初任称郞中，满一年称尚书郞，三年称侍郞。隋、唐以后，中书门下及尚书省所属各部都以侍郞为长官的副职，官位渐渐提高。明、清两代，递升至正二品，与尚书同为各部的堂官。唐代韩愈曾任刑部、兵部、吏部侍郞。《出师表》“侍中、侍郞郭攸之、费袆、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董允是侍郞。《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如见袁世凯，特赏侍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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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酒实行专卖，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榷酒酤”。但只实行了十七年，因在盐铁会上遭到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不得不作让步，改专卖为征税，每升税四钱。东汉时，因所属统治区缩小，又常遭水旱之灾，所以一再禁止私人卖酒，可见一般情况下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国家征税制。

　　西汉的专卖政策，是同汉代的国策相适应的，特别是汉武帝时，为了满足其安边扩土的需要，广开财源，所以，对盐、铁、酒实行专卖，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汉代的专卖政策确实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好处，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有助于增强力，有助于国防建设和边境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对汉代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盐铁在专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弊病，主要是价格太高，民多不便；铁器质量粗劣，又无选择的余地；有时还征调人民去服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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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税：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其他人有轺车者，每车一算；如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其占有的车不征税。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
　　汉武帝的缗钱令，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对他们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缗钱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这种做法，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其实，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颁布税法时，即有罚则规定。所以，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还出赏格，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其结果，“杨可靠缗遍天下”，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千多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不过，算缗、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从事蓄积的少了；同时，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导致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总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长远看，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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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安年号，庙号，名字，即位时间，即位年龄，在位年数，死时年龄，世系，备注排列

　　建武、建武中原世祖刘秀25，32，33，64。南阳蔡阳人，汉高祖九世孙，父刘钦为南顿令新莽末年起兵，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

　　建武中原、永平显宗刘庄57，30，19，48。光武帝第四子以皇太子嗣位

　　永平、建初、元和、章和肃宗刘75，18，14，31章帝第五子以皇太子嗣位

　　章和、永元、元兴穆宗刘肇88，10，18，27。章帝第四子以皇太子嗣位

　　延平孝殇皇帝刘隆105，1，1，2。和帝少子即位时，生仅三个月，在位时间实际八个月

　　延平、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恭宗刘gu106，13，20，32。章帝孙，父清河孝王刘庆殇帝死，邓太后策迎刘gu进宫，为和帝嗣

　　延光、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敬宗刘保125，11，20，30。安帝子原封太子，后被废为济阴王，安帝死，宦官孙程立以为帝

　　建康、永嘉孝冲皇帝刘炳144，2，1，3。顺帝子在位时间实际五个月（以皇太子嗣位）

　　本初、永嘉孝质皇帝刘zan145，8，2，9。章帝玄孙，父渤海孝王刘鸿冲帝死，梁太后与大将军梁冀密谋迎刘zan进宫，封建平侯，即位

　　本初、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咸宗刘志146，15，22，36。章帝曾孙质帝死，梁太后与大将军梁冀密谋迎刘志，立为帝

　　建宁、光和、中平孝灵皇帝刘宏168，13，22，34。章帝玄孙桓帝死，无子，窦太后与窦武迎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

　　光熹、昭宁（废）少帝刘辩189，15，1，16。灵帝子189年九月，董卓废刘辩为弘弄王，190年使郎中令立儒zhen杀之。

　　永汉、中平、初平、兴平、建安、延康孝献皇帝刘协189，9，32，54。灵帝中子由董卓拥立即位，220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废献帝为山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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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除了向人民征收财产税、消费税，并通过专卖取得收入外，还让地方贡献和纳酎金。贡献，是指各诸侯王、郡国把他们本地生产的特产，定期或不定期地贡纳给帝王。贡献数量，由各诸侯、封君自定。但除了重灾之年经特许免贡外，每年都要贡献。
　　酎金，指皇帝在每年八月祭祀宗庙时，各诸侯在参加助祭时所献的金钱。从原则上说，酎金不具有税的性质。史载汉武帝制定《酎金律》，规定以正月旦作酒，八月始成，叫酎酒。此时，皇帝亲率群臣祠祭宗庙。诸侯必须献金助祭，交纳数额，诸侯、列侯各以其辖区的人口数计算，每千人献金四两，人口不足千口的也交四两。在参加助祭时，将金交少府。至于九真、交 、日南则用长九寸以上的犀角及 瑁甲一，郁林用三尺以上象牙及翡翠各二十，代替金四两之数。汉代黄金一两为六百二十五钱(黄金一斤值万钱)，四两为二千五百钱。当然，这笔钱真正的负担者不是诸侯，而是人民。按规定，千口人分担四两，则每人为二个半钱，就这点来说，负担不算重。如果同别的负担在一起，那么人民的负担就重了。

　　汉代，对违反《酎金律》规定的，要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罚，包括经济制裁和刑罚。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诸侯所献酎金成色不好，重量也不足，结果，汉武帝命令“王削县，侯免国”，被夺爵者达一百零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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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负责全国财政的主管官仍叫治粟内史。景帝时改为大农令，武帝太初时改为大司农。王莽时改为羲和(后改为纳言)，东汉时仍称大司农。一切财政税收事项，都由大司农汇总。年终造册报皇帝。大司农之下，又分设若干职事官，分管收入、储存、调度等工作。汉代在地方设太守总管一切，下有专管财政的丞，县有县令(长)，管一县之事。县下设乡，乡有啬夫，他要了解全乡民户的贫富、丁壮的多少，土地的肥瘠和占有状况，然后按户等差、劳力强弱，评定各户应负担的赋役。史载“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至于乡佐，属乡的员吏，其职责则是具体办理赋税征收事务。
　　汉代还规定：凡郡县出盐多者设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的地方置水官，主收渔税。所在诸县，均设置官吏办理有关事项。可见，盐官、铁官、工官、水官皆置于郡县，主要职责是负责对盐铁、手工、水产等项进行管理和征税。设官置署的原则是随事置吏，即根据需要设置机构。

　　汉代少府，其职责同秦代相同，在税政方面，主要是掌管对山林、园囿、江湖，以及大海等出产物的征税，这些收入专供皇室及封君生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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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置县，因西周“八士”之一“南宫适”曾隐居此地，取名南宫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现为南宫市。普彤寺、普彤塔始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坐落于翼洲，即现代的河北省石家庄两百里的南宫市。普彤寺是河北乃至全国最早的寺庙，它比号称“中国第一寺”的洛阳白马寺的建寺时间还早一年，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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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趋避之”，东汉党人并不矫情，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用生命而非笔墨去诠释道义！面对杀身之祸，党人所表现出的坦然赴死的气节与风范，绝非常人所能为。东汉党人的代表人物李膺和杜密皆因舍生取义而名垂青史。
　　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也。为人厚道，少有厉俗志。

　　杜密少时就显露出了特有的才华，怀有改革时弊的雄心壮志。成年后，因才华出众，杜密受到朝廷重用，被派到河北北部任代郡太守。随后，杜密又几经升迁，先后任山东泰山太守、北海相、尚书令、河南尹、太仆等官职，最终位及人臣，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成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

　　杜密为官一向清正廉洁，执法严明，且知人善任。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社会，“官官相护”之风盛行于官场，官家子弟违法犯罪后由于无人愿意去得罪，往往逍 遥法外。杜密却从不徇私情，对官家子弟有为奸做恶行为者，“皆加收捕”，与庶民百姓一视同人，严厉查办。在担任泰山太守、北海相时，杜密就以捕治作恶多端 的仕官子弟而闻名全国。

　　对于人才，杜密又是一位慧眼识得千里马的“伯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郑玄，虽然家境十分贫寒，却勤奋好学，很快就在经学上有了一定造诣。然而成年后，郑玄不得不为生计奔忙，18岁时弃学出仕，充任乡里主管收税、徭役等事务的小官，其间始终刻苦攻读不辍。

　　郑玄21岁时，杜密任北海相途经高密，发现郑玄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诵经求学，其虔诚认真的精神，让杜密极为赞赏。杜密认定郑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为郑玄提供了学习深造的机会，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

　　在杜密的大力扶持下，郑玄结束了乡吏生涯，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游学之路，足迹遍及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还就学于名儒马融多年。郑玄学成返回故乡时，马融对 弟子们说：“我的学问都随着郑玄东去了。”至40岁，郑玄以“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而闻名遐迩，“山东（太行山以东）学人无有出其右 者”，成百上千的人投其门下，拜他为师。郑玄对经学的研究兼收并蓄，博大精深，著作等身，“凡百余万言”，学者无不叹服，称其为“经神”，其学说被称为 “郑学”，郑玄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身正气、心系天下黎民苍生的杜密被人们口碑传诵，时人称誉其为“天下良辅杜周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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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死后第六年，即公元前81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事。会议的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对官营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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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综上所述此时铸造私钱，假币都是违法的，只能暗箱操作，如果公然宣扬，甚至另铸他币，并且还上缴中央政府只能是公然造反了，如果再加上此时不是在董卓乱政即190以后，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老百姓也不会认得，此事可以用解放前边区票不如袁大头通用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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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专卖事业，包括盐、铁和酒三类。
　　盐铁产品，为山川、井、池所出，汉初，采取放任政策，任民采铸，官府只向他们征收少量的税，作为皇室收入的来源；如系在皇族、王侯封地之内，盐铁税为封君征收，作为封君、公主的私奉养。

　　盐、铁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在自由放任政策之下，利之所在，豪富权贵争相竞取，致使公私受困。汉武帝时，改为专卖，由国家控制经营。

　　实行专卖的原因。

　　西汉对盐铁实行专卖，原因很多，主要有如下两个：

　　第一，边防经费开支过大，国家财政困难，需要筹集财政资金。汉武帝时代，由于对外多年用兵，人力、物力消耗很大，一年费用动辄是数十万、数百万，国家蓄积不几年即被用完，财政发生困难。实行盐铁专卖，收取专卖利益，是为了巩固国防的一项长远之计。这项收入不需要向百姓别外征税，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的办法。

　　第二，将商人之利收归国家，限制商人的兼并活动。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盐铁也采取放任政策。一些贵族、豪商趁机垄断盐铁经营，只向官府交纳很少的税甚至不交税，因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例如汉高祖的侄子吴王濞，通过冶铜铸钱，煮海为盐，成为巨富，并蓄谋夺取中央政权。对于这个问题，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作为一条教训进行总结，他说盐铁放任的结果，“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所以，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重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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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在秦汉时期原是皇帝身边的小官，原属少府所管，一直由宦官充任，到汉成帝时才改用士人，一般人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后汉书*百官志》引《决录注》说：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光武帝刘秀）始改用考廉为郎，以考廉丁邯补焉。邯称病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世祖怒曰："虎贲灭头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不？"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
　　士人宁死不做尚书郎，可见其地位的低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东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尚书的地位。据谢承所著《后汉书*郑弘传》中所载："尚书郎旧典秩满迁令长，郑弘为仆射，奏以台职任尊而赏薄，人无乐者，请使郎补二千石。"这样，尚书的职位一下子提高了好几级。

　　光武帝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措施，使尚书台的职权日渐其重，地位也随之提高，乃至于"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书令、仆、丞、郎，皆避车豫相避。台官过，乃得去。"⑻特别是其中的吏曹（按，后改称吏部），负有选举士人任命官吏的职责，更是重要的职位。整个东汉时期，吏部尚书一职几乎为世家名儒所垄断，一般人是无法染指的。

　　御史中丞本来是御史大夫的属官，职位也不高，仅千石。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后，御史中丞便成了御史台的主官，原由御史大夫所执掌的监察纠众官的职责便由御史中丞承担。实际职权的提高，使这一职位越来越重要，人选也越来越严格。当时的人把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台合称为"三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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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汉王莽当权，恢复西汉时期酒的专卖，为此，制定了详细的酿酒原料的配比，即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出酒率２２０％，这个比例与现在的也很接近。从中也可看出，酒曲的用量很大（占酿酒用米的５０％），这说明酒曲的糖化发酵力不高。
　　东汉末期，曹操发现家乡已故县令的家酿法（九酝春酒法）新颖独特，所酿的酒醇厚无比。将此方献给汉献帝。这个方法是酿酒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发酵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补料发酵法。这种方法，现代称?quot;喂饭法 "。在发酵工程上归为" 补料发酵法"(Feed-batch fermentation )。 补料发酵法后来成为我国黄酒酿造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齐民要术>>中的酿酒法就普遍采用了这种方法。

　　"九酝春酒法"就是在一个发酵周期中，原料不是一次性都加入进去，而是分为九次投入。<<齐民要术>>收录了此法，该法先浸曲，第一次加一石米，以后每隔三天加入一石米，其加九次。曹操自称用此法酿成的酒质量很好。故向当时的皇帝推荐此法。

　　<<齐民要术>>中的补料法除了上述的"递减补料?quot;外，还有"递增补料法" 。如"法酒第六十七"国的"__米酒法"，第一次加料3斗三升，第二次加六斗六升，第三次加一石三斗二升，第四投加料二石六斗四升。最重要者应是根据曲热强盛决定加料量。

　　汉代开始采用喂饭法，从酒曲的功能来看，说明酒曲的质量提高了。这可能与当时普遍使用块曲有关。块曲中根霉菌和酵母菌的数量比散曲中的相对要多。由于这两类微生物可在发酵液中繁殖，因此，曲的用量没有必要太多，只需逐级扩大培养就行了。喂饭法的方法故在本质上来说也具有逐级扩大培养的功能。<<齐民要术>>中神曲的用量很少，正说明了这点。

　　据<<西京杂记>>: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做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酝，一名醇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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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在古代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秦汉时期，西部、北部边郡，地广民稀，水草丰美，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如《史记.货殖列传》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亦说：“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代在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也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扩大，畜牧经济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出了以畜牧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如据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91《货殖传》。）“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故北多以‘壹’为字者。”（注：《汉书》卷100上《叙传》。）“（桥姚乘官府斥开边塞之机，恣其畜牧）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注：《汉书》卷58《卜式传》。）“（马援）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
　　汉代畜牧业户生产有几个特点：首先，地区分布不断扩大，由西北逐渐向中原延伸。受周代以来的长期影响，使中原的一些地方亦开始发展畜牧业。如史称：冀州“畜宜牛羊”，豫州、兖州“畜宜六扰。”即适合于马、牛、羊、猪、犬、鸡等六畜的牧养。二是畜牧生产的品种、类别有发展。除马匹之外，还有牛、羊、驴、骡等。驴、骡是秦代之前中原所没有的品种，被视为“奇畜”。西汉中期后，乃“骡、驴、馲驼，衔尾而入，騨騱騵马，尽为我畜”（注：《盐铁论.力耕篇》。）。再者，当时畜牧专业户生产的规模大，数量多。有的“畜至谷量牛马”，有的“马牛羊数千群”，有的“马牛羊数千头”。汉武帝太初年间，为征伐大宛，发兵六万人出敦煌，“并有牛十万，马三万匹，驴、骡、橐以万数”（注：《汉书》卷61《李广利传》。）。这众多的牲畜，除官养的之外，有不少当是来自民间的私养。还有一点，就是专业户经营的目的明确，它不是生产自给，而是为了出卖，通过交换获利。如乌氏倮，擅长“畜牧”，将其牲畜“斥卖”之，购“求奇缯物”，乘间以献戎王。卜式畜养“羊致数千头”后，再“买田宅”。可见，他们的畜牧经营是一种商品生产。当时有“马侩”“牛侩”等畜牧经纪人，也说明畜牧的商品化走向业已明显。

　　马牛在畜牧类中有特殊地位和重要的经济价值。史称：“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注：《太平御览》卷837引《风俗通》。）又云：“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注：《晋书》卷26《食货志》。）当时，由于边郡长期战争，发展骑兵需要马匹；驾车运输和使用犁耕需要“服牛”；而祭祀肉食需要用羊。所以马、牛、羊等成为汉代的大宗商品，买卖现象极为普通。如据《汉简》记载：“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泉”（注：《居延汉简甲乙编》1703A。）；“□书曰：大昌里男子张宗责居延甲渠收虏隧长赵宣马钱凡四千九百二十”（注：《居延汉简甲乙编》2291，2292。）；“已校左部中曲候令史黄赏以私财买马一匹”（注：《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建设丞行为郡买马”（注：《湖北江陵凤凰山9号汉墓木牍、竹简》，见李均明等《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昭三年三月中卖牛一肩水金关□”（注：《居延汉简甲乙编》）；“出二百五十买羊一”（注：《居延新简》）。从《居延汉简》所见，当时市场上“买马”、“买骑马”、“买牛”、“买马牛”、“买羊”的记载不少，说明买卖频繁。

　　汉代，有关马牛等畜牧的市场价格记载不一，往往因时因地各异。就总体而言是边郡价格低于内地。边郡马价，据《居延汉简甲乙篇》记有“用马五直二万”，“其平宗马直七千”。《流沙坠简》有“一马直九千”（注：《流沙坠简》卷2《屯戍丛残考释簿书类》简五十六考释。）者。是知，每匹马在4000至9000之间。而内地马价，在战乱或灾荒年间，乃暴涨至一匹数万到数十万钱，甚至“马一匹值百金”，事见《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记》、《后汉书杜林传》、《后汉书灵帝记》等文献记载。牛的价格，一般比马价较低。《居延汉简》记有“用牛二，直五千”，“服牛二，六千 ”每头2500至3000钱。而《九章算术》记的牛价，乃分别为1200、1800、3700钱。羊价，据《居延汉简》记有：“羊二头，直五百”，“出羊一头大母子种从君巨买贾泉九百”，“出羊一头大母勒君兄买泉千”，“出二百五十买羊一”。《九章算术》：“羊一直金二十一分之二十”，“羊价五百”，“羊价一百五十”等，每头分别为250、500、150钱。从马牛羊的价格观之，各地相差悬殊较大。

　　为便于衡量畜牧专业户的经济效益，现依中等价格计算，假若马一匹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250钱。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650余万钱。其资产多到惊人！至于有“马牛羊数千群”的班壹和“畜至用谷量马牛”的乌氏倮，其畜牧出售后，获利当更为可观。此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做了另一种测估方法。他说，拥有“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者，“与千户侯等”，即除去成本百万，年利收入20万钱。在其中的价格测算上，虽然和我们上面列举的例证略有不同，但这同样说明畜牧专业户的马牛羊，通过市场经销扣除畜牧税后，仍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即投资100万能获利润20万钱。

阴谋师

大约在3万年以前，我国就发明了弓箭，这是机械方面最早的一项发明；说明人类开始使用复合工具，弓是利用人在拉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力量，以瞬间爆发的形式将箭弹射出去，这说明人类已经具备了机械储存力量的知识。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和箭是使用时间最长的古老兵器，弓箭可以远射，原始人有了弓箭，就比较容易获得猎物，也可以制服那些凶猛的野兽了。后来，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弓箭就成了重要的兵器。最早的弓是用单片的木头或者竹子做的弓背，用动物的筋制成弓弦；箭是一头削尖了的木棍或竹竿。

　　春秋时期出现弩，控制射击的弩机已是比较灵巧的机械装置。弩弓的发射原理是相同的，比弓箭射得远，杀伤力强，并克服了拉弓时体力受限制而不能持久得弱点。到汉代，弩机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宋应星（1587～1644（？））的《天工开物》在卷十五《佳兵篇》中记述了测试弓弦弹力大小的方法：“凡试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钩搭挂弓腰，弦满之时，推移秤锤所压，则知多少”，方法十分巧妙。该书在我国失传300年，于1926年才由日本找回翻印本

　　汉代的远射兵器以弓和弩为主，但使用的箭已大量采用铁制的镞，从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的兵器观察，箭镞中铁镞的数量超过1000件，同时出土的青铜镞的数量，只及铁镞的1/10左右。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箭镞，共达四百四十一枚，其中只有七十枚是青铜镞，其余均用钢铁制造，钢铁镞与青铜镞的数量之比，为5.3∶1。用钢铁制造消耗量大的箭镞，也表明当时钢铁兵器生产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至于青铜镞，也还沿用到东汉时期，主要是三棱锥状的镞，常装有铁铤，当时习惯称为“羊头镞”。

　　弩在汉代军队中，其重要性超出弓箭，特别在边防的烽燧守御军队中，强弩是主要的远射兵器。汉弩的弩机，由弩弓、弩臂、弩机三部分组成。弩机由青铜或铁制成，包括牙、牛、悬刀三部分。在弩机外面加装了一个青铜机匣，称为“郭”，可以承受更大的张力。同时，为了提高命中的精确度，在一些弩的望心上加有刻度，用于瞄准，具有近代步枪的表尺作用，是一项重要的改进。

　　根据操作方式分为：臂张弩、腰开弩、蹶张弩。臂张弩是仅依靠人臂力张弓置箭的弩； 腰开弩是以坐姿同时利用臂、足、腰之力张弓的弩。使用时将身平坐地上，以弩平放面前。左右脚掌俱揣入拇内，紧接弩劈，撬上腰钩，钩住弩弦。两手拉腰钩索，两脚掌往前一蹬。劈体往后一倒，一齐用力，其机自起，挂住钒构；“蹶张弩”又称“踏张弩”。一种依靠臂力和腿力结合，来张弦发射的强弩。他的形体比擘张弩大，弩弓长约1.6米，木臂长约70厘米，弓干较厚实，一般由多层木片或竹片复合胶粘而成。弩弓的强度较大，光靠臂力是无法拉满弓的，需要靠臂的拉力和脚的踏蹬力结合来张弦。为 了让腿脚参与张弦，在它的木臂中段，系装有韧绳。张显示，将绳套在脚上，两手拉弦上机扣，站立、坐都可以。战国时期蹶张弩已在战场上出现，它的射程超过830米，在射程内，蹶张弩发出的件都能穿透敌人的胸膛。当时，用这种弩装备的韩国士兵，能以一当百，称雄一时。汉代至明代，蹶张弩有较大发展

　　汉弩有一石至十石等规格，这些规格的形成表明机械制造标准在汉代已初步确立。弩机上留下了作工、锻工、磨工等的名字。汉代的弩强度按石来划分，其中大约引满一石弩需27-30公斤的力量。而十石弩最强又被称为黄肩弩，大黄力弩。只有十分强壮的人才能使用。

　　曾经李广被围，李广令士兵们引弓不发，他自己以大黄连续射杀匈奴裨将多人。匈奴兵将大为惊恐，纷纷被李广的神勇所镇住而不敢妄动，直到第二日，汉军主力赶到，李广军得以解出重围。加之李广射虎的故事，可见李广的神勇和汉代弓弩的利害

　　有关诸葛连弩的早期记载主要集中在《三国志》及其注释之中。

　　《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注引《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皆出其意，即指诸葛亮的创意、构思、设计，而由他人具体制作。

　　《三国志&#8226;杜夔传》 注引傅玄序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难试易验之事而轻以言抑人异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此所以多废也。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于是安乡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西晋镇南将军刘弘是中国史载"观亮故宅"第一人。他曾亲眼见过"损益连弩"是不容置疑的。 刘弘在"观亮故宅"时却有"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的感叹。

　　宋代《玉海》卷一五十《唐静塞弩》条说：张云《咸通解围录》：南蛮有执旗者傅城发静塞弩，贯之。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逾连弩，十矢谓之群鸦，一矢谓之飞枪，通呼为摧山弩，即孔明所作元戎也。此资料说的是唐时西南民族中还在使用一种弩，当地百姓叫他摧山弩，据说就是当年的诸葛连弩。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中涉及诸葛亮的类似传说甚多，可信度较差。

　　从以上文献中可初步受到以下六点启发：1，诸葛亮曾创制了一种连弩，在当时十分先进。这连弩有两个基本数据，一是能连发十矢，二是矢长只有八寸。2，陈寿给诸葛连弩定了一个性，即"损益"。后面本文将进一步讨论此问题。3，马均为著名科学家（曾改进前人所造织绫机、百戏木偶，曾再次发明已失传的指南车、发明翻水车），当他看见诸葛连弩时，首先是大赞其"巧"，可见它与以前的连弩实有大别，其次是认为还可演进为连发五十矢。希望朝廷立项，让他试验并推广，结果未引起重视。这就为后人研制诸葛连弩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4，傅玄（217--278）为魏末晋初的 的著名思想家，官至荼骑常侍，封子爵。他认为，"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从侧面可看到对诸葛连弩的高度评价。5，傅玄还认为："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对朝廷未能批准马均立项，重新研制诸葛连弩感到非常遗憾，甚至非常气愤。这或许是诸葛连弩在诸葛亮身后不久就失传的主要原因。6，刘弘身为大将军，对兵器非常熟知。弩机的发射功能由二矢齐发，到三矢齐发，再到十矢齐发，只是量的变化，无质的飞跃。从战国至晋，二矢或三矢齐发连弩已广泛使用了几百年，刘弘应为司空见惯。而刘弘看见诸葛连弩时，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称其为"神弩"。这说明诸葛连弩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弩种

阴谋师

在汉代，关税属于通过税性质。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奴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

　　秦汉以前，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以纠察违法行为。但是关卡之多，为各国商旅所不便。秦统一全国，为商业交往开通了道路。汉初，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以沟通各地财货，活跃城乡经济。文帝时，把关也撤掉了。景帝四年春，因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又复置诸关，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才有明文记载，在武关设官收税，不过税率不高，所收的钱，也不列入国家财政，仅供“关吏卒食”，所以财政意义不大。发展到东汉，关税日显重要，征收也较繁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歪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指出关津加重征税，于商民不便，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恢复十一税率。可见，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至于同匈奴设关贸易，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是否课税，如何课税，税率高低，有无优免，等等，史籍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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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师 对汉朝相当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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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师 对汉朝相当有研究。
让在下获益不浅。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