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的馬來亞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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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939年英國對德宣戰時，在英帝國戰略上所分配給馬來亞的任務，便是擔當一個膠錫的生產者，以供應作戰機構，俾能使英國獲得美元；因為這個在租藉法案實施之前，在那些日子，對於作戰努力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不錯。在報紙的口吻中，馬來亞素有“金元軍火廠”之稱。預料所有馬來亞的人力。是集中在這種活動之上；同時政府對那些欲從軍的英籍歐僑，拒絕發予出境證，因為他們的任務，在馬來亞更為需要。

當戰事爆發時，馬來亞的軍隊，只有少數英防軍。馬來步兵兩營。義勇軍

及柔佛軍(為小隊巫印軍組織者)。政府並無武裝馬來亞人民或訓練他們在軍隊服役的政策。不錯，1919年，在凡爾賽和平會議上。英美代表曾決定。對於

使殖民地土人軍事化的政策，為不道德。關於馬來人，在30年前。他們卻認打架為一位軍士唯一可能的職業；但英人干預馬來亞後，便勸告他們從事和平的業務。

法國淪陷後，改變了全部局勢，馬來亞顯然應採取其本身防務的緊急措施。

海峽殖民地的義勇軍，計分：

(甲)在新加坡有兩步兵營，一個輕砲隊，工程隊，一個小裝甲車隊，一連砲台信號隊，及一個情報分隊；

(乙)在檳榔嶼與威斯利，有步兵兩營。及在馬六甲有少數軍隊。在馬來聯邦，有一個輕砲隊。一連信號隊，以及在四邦分駐有一個步兵營。在柔佛方面，有一連歐人義勇工程隊。在吉打，有一營歐巫兵隊，三個來福槍連及兩個機關槍分隊。在吉蘭丹，有一歐人分隊及三個馬來分隊所組成的一步兵連。

在新加坡。檳榔嶼與馬六甲，分駐有一連華人義勇軍，每連人數為120人。所有華人義勇軍，是受英文教育的，在馬來聯邦。沒有華人義勇軍，但卻有若干華人被允許參加運輸隊。救傷隊及書記的任務。此外在馬來亞義勇軍的輕砲隊及信號隊，亦有少數華人服務。

1940年。在海峽殖民地通過一項強迫服役(義勇軍)法令，以及在馬來聯邦、柔佛、吉打及吉蘭丹，亦通過同樣的法令。每個英籍男子及在海峽殖民地或馬來聯邦的每個男性。不論其為何國籍，有可能被徵募參加義勇軍或任何被組織防守地方的輔助的軍隊中服務。繼之於當年7月。便組織一個地方自衛團。類似英國本土防軍的組織；規定所有在41歲至55歲之間的英籍純粹歐人後裔。以及值得延期參加義勇軍內服務證書的18歲至41歲間的英籍人士。必須加入地方自衛團。此外英籍男子，及非屬於純粹歐人後裔的受英國保護的人士，亦有被徵募的資格，除非他們已經在軍隊，義勇軍或總督所規定的任何項目中受訓練時為止。1941年2月，地方自衛團。亦容納超過18歲年齡以上的非英籍歐人及受英國保護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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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屢次詢問，為什麼在這個危機的期間，不把華巫人全體武裝起來。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以何種兵器武裝他們，以及訓練他們的人員，都不曾存在於馬來亞。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力擴大現存的軍隊。

除增加義勇軍及組織地方自衛團外，政府還組織消極防務隊----防空隊、醫藥輔助隊、消防輔助隊、救護隊、埋葬隊及拆除隊。所有的服役，華人是佔大多數。他們在戰時各種的服役中，大體亦擔任----巡回餐室、輸血、檢查局、電話局、政府機關與海陸空軍部內等工作。在我們論述華僑在日本侵略期間活動的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看看他們在經濟方面協助英國作戰努力的經過吧。

我們應該記著，自1937年以來，中國已經對日本宣戰了。中國難民籌賑會的設立。就是表示援助中國作戰之意。而且受到馬來亞華僑慷慨的支持，自然這些基金的籌募，以華僑最為得力，尤其在中國生長的華人；但當英國對德國宣戰時，在馬來亞便推動一種戰爭愛國基金，這種推動，亦受到華僑熱烈的支持；募捐有數百萬元，以慰勞英軍及救助世界任何地方受難的英國人。在這些基金之中(華僑為最大的捐款者)，有37萬5千鎊，經由馬來亞情報局匯返救濟倫敦的難民。除此之外。並從當地的募捐中等得57萬5千鎊。亦經由馬來亞情報局匯返作馬來亞轟炸機基金之用。

在日軍侵略期間，華僑社會人士，都盡力來協助英國。比方有一個美籍漁夫。把他的舢舨----是他唯一謀生的根源----贈給一位英警官，讓他逃至蘇門答臘，便是許多例子之一。新加坡第一次受空襲後的早上，華僑方面所表露的大體情緒，都是具著克制與沉默容忍的精神。在戰爭展開期間，華人防空監護員----多數為商人、零賣商人、店員、秘書、教員、書記----都熱誠執行他們的任務。在馬六甲，250名的防空監護員，除與歐人及10名印人外。其他完全是華人。在醫藥輔助隊裡服務的華人救護士。都非常盡責任，他們與歐人及其他種族人士，很融合地並肩工作；埋葬隊及拆除隊幾乎完全由華人擔任，他們的工作，曾受到當局的贊許；此外華僑男女，亦準備施惠於輸血工作方面，還有關於華人耕作者與苦力，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協助英軍的故事，真不勝枚舉；同時歐籍難民向華人請求供給糧食與金錢或積極的援助，都未嘗遭遇拒絕的。

1941年12月最後一周，華僑動員委員會，即在陳嘉庚主持下成立；目的是徵募華僑全體人力，以保衛馬來亞。多數徵募者，是從事防務工作的工人，但其中約1千名華軍----多數為共產黨員----即被編入於Dalforce部內，於戰事最後階段期間，在新加坡的“咸水笆”作戰。雖說他們的配備不足，但都英勇作戰，以及遭受重大死傷。

1941年12月8日，日軍在暹羅的宋卡與北大年登陸，以及受過打擊後，在吉蘭丹的哥打巴魯登陸，此事世所熟悉。12月12日，吉打北部的日得拉防戰(Jitra Line)被侵人；旋於翌年正月11日，吉隆坡被佔領。2月15日，新加坡亦宣告失陷。

關於那些黑暗日子的記事，是屬於馬來亞普通歷史的範圍內；我們這裡所關切的。便是敘述這樁悲慘事件所給予華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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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政策迎日軍
日軍侵略的直接影響，就是造成擾亂的局面，使地方上於日軍先鋒開抵之前，發生搶劫與暴動。那時撤退工作，雖很普遍。但在任何時都並不完善。許多華人留下保護他的產業；其他即因為無金錢及無去處而不能離開。最初尚未實施“焦上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但檳榔嶼12月19日陷落後。這事即由當地的軍隊司令自行決定。對敵人有用的汽油庫與棧房，予以破壞；礦泥機被鑿沉於水潭中。此外亦任由民眾將物品取去。在新加坡，亞細亞煤油公司囤積的汽油，亦任意分發；在鄉間地方，英軍把英人公司及倉庫打開，任人取物，然後縱火焚燒。

於是在預料中搶劫事件，便立即爆發了。至於比任何市鎮受炸最慘的檳榔嶼，在其破壞區域的周圍，亦遭受一部份的洗劫；假如不是地方自衛團及義勇軍(多數僑生)。盡力將治安維持至日軍先鋒隊抵達時為止，則搶劫事件更不堪設想了。新加坡方面的產業，亦同樣受到盡力的保護。若干區域的軍隊，於訓令破壞所有任何足以資敵的物品時，解釋這是包括金店與鑽石店在內；結果在鄉間地方的許多華人及錫蘭人的店舖被衝入。此外酒店亦被軍隊打開。免被野蠻的日軍酗酒，更增加他們的瘋狂。所以任由民眾去取。這些都是軍隊總撤退前的情形。當他們離開時，搶劫並不再限於人力車夫。印人駕牛者及印度班查族警衛的輕微的劫掠；整個地方變成大規模的掠奪，因為警察已離開他們崗位。搶劫者雖屬於個人的行動，但通常都是集體的；政府的米倉、海關倉庫及歐人大貨倉，均被搶掠一空。歐人住區的家私、銀具物、陶器、保險櫥，均被搬走，房屋的裝飾物。甚至廁所的設備。都被拆去。在搶劫者之間各種族的衝突。演成流血及擊破頭顱的事件，許多忠實的市民，發覺他們的資財喪失時．自已也變成搶劫者了。

在搶掠中，華人黨徒是居於首位，他們還再接再厲，進行暴動與威迫。他們多數利用夜間工作，不是盟面便是偽裝日軍洗劫。同時對犧牲者施行拷問，迫他們吐露收藏資財的地方，印度班查族人及帕旦族人，即為其次的搶劫者，就是馬來人亦不甘落後。於是日軍開抵了，他們的先鋒隊，便從事搶劫及暴亂的行動，他們開入村莊時，便搜查所遇見的任何人，把他們的手表、戒指，自來水筆取去，甚至有時剝除他們身上的衫褲。此外又走入房屋，打開私人枷鎖之物及抽屜，將物件拿走，沒有人敢抵抗或抗議。但當日軍主力開埠時。才恢復治安。

日人懲治搶劫者與盜賊的手段，是簡單與可資警戒的。那些定罪的搶劫者和盜賊。是公開被斬首，他們的頭顱懸於市場及橋梁的竹桿上示眾。所以搶案在侵略者的極度殘酷懲判之下，的確變成減少了。只有在市郊外，搶劫事件繼續發生而已。

搶劫者所造成浪費是非常鉅大的；白米(後來變力極珍貴)散滿路上，而罐頭食品，觸目皆是。這種搶劫的最初結果，造成正如陳奇安氏所稱“不正常豐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日軍佔領後，抵維持一二星期吧了。物品非常便宜，尤其是歐洲貨，罐頭牛奶一珍的售價一角，還被認為昂貴；三顆星(Hennessy) 及斧頭標(Exshaw)的白蘭地酒，每瓶定價1元，還無人敢問津，但日軍懲治搶劫者的法令頒布後，便使市上的貨品銷聲匿跡了，於是一般投機家開始囤積貨物，所以在短期內，市面開始感到貨物奇缺。黑市便走進它統治市場出現可怖殘忍的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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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在馬的暴行
強姦事件，亦為陷落馬來亞的的一樁極真正的禍難，也許最殘忍的，就是華巫印一群武裝盜賊所為強姦的事，但進行大規模的強姦。還是日本的勝利者。最初，連續不斷的日軍敢死隊長侵入馬來半島，他們所經之地，都進行掠奪，屠殺及強姦。大體他們都忽視印籍女性，尤其苦力婦女，但並非都是這樣。男子對女性保護所予以的抵抗。都沒有用處。而且始終被殺害的，他們立即會受到刺刀刺死。但通常他們先被縛。因為懷著此種對民眾威脅的觀念，所以他們便失掉了使華人擁護他們的黃金機會，在飽嘗勝利者的驕傲而又具有一種秘密。無理由的潛伏危機的恐懼念頭，於是日人便從各方面掃盪違反他們意志的實際或疑懼了。在新加坡，日軍當局下令將華僑大眾實行分隔，以及將市中劃分為“集中”區，而被迫目擊他們的女性受蹂躪。

所以一個市鎮的命運，卻要視管理的日本軍官的形式而定了。若干是嚴正的長官，而執行命令的。有許多居民因“有功”，而被發給“持別保護證”(所謂有功或許是贈送一些禮物，例如汽車或受到款待之類)。甚至這個也不能防阻那些好色及貪婪的勝利日本士兵；通常日軍官還凌駕他們部下之上。華婦與混種女性，是日軍的得寵之物，但歐籍婦女，因若干理由，卻能幸免。在村莊上。軍事當局曾徵求婦女。以供應其軍隊的“需要”。

除去其他種族，日軍都視華人為他們世仇。尤其共產黨為甚。這些勝利軍隊。對共產黨懷著恐懼與仇恨。因為中共軍隊在中國，給他們最多的困擾。他們阻止日軍的進展，以及擊斃他們許多兵士，同時實施“焦土政策”的是共軍，發動“游擊戰術”的亦是共軍。在馬來亞戰役的最後階段中。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在防守馬來亞中顯露的頭角了。

新加坡陷落之後，日人便開始他們的肅清工作。那時“第一步剷除抗日份子”已為一種定例。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剷除對日本皇軍的任何威脅。事實上日人自認為“亞洲的解放者”。日軍部隊各自奉派至他們的管區去。這些部隊的官長，亦只知服從其上峰命令而已。於是軍事行動展開了。在新加坡淪陷的第3天，他們開始肅清抗日份子。手執刺刀的兵士，命令所有華人男性與婦孺出發至街上。“從晨曦至黑夜”，據陳奇安氏說：“這種從屋中被趕出的工作仍繼續未止，人民被魯莽與野蠻的兵士，領著從一條街道走至別條街道，有時來回行走。因為在街上不同角隅的軍官，發出不同的訓令，當群眾在街上交叉處相遇時，都變成擁擠不堪：此外混亂亦增加，因為日軍官不能決定那裡是人民集中最好的地方。”在各方面研發出的抵觸命令，已開始啟示日軍組織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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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運氣。卻要視那些管理區域的日軍部隊的氣質而定，假若某部隊在戰役時。受過重大損失的話，那麼人民就要倒霉了。如果在一個好的集中區域，便比較少遭受蹴踢、掌擊、欺凌及使用柔道術的滋味。假使在一個壞的集中區域，人民不準坐在地上，他們被強迫採取一種半蹲跪的姿勢，任何人松弛或者發怨語，頭上便受到棍子的毆擊。如果伸出舌兒，表示口渴的話，便被喚出，對冒犯者的四肢，施行“柔道”。人民亦不準到廁所去，他們被迫在站的地方大小便。

本書沒有詳述日軍暴虐的餘地，但所言及的已足夠指示徵服者的趨向，以及他們最嫌惡的華人可預期的命運了，上面所描述的，不過是開端而已，而後頭的更不堪設想。他們常常進行肅清，這種事件可能在白晝或晚上任何時候發生，日本軍人與警備隊，是不受約束的。他們可以任所欲為，年輕身體力壯的中國青年，有可能成群驅上一輛軍車內被載走。他們不再有下落，沒有人知道他們命運的兇吉，就是女孩子也沒有例外，數百名把頭發剪去企圖逃避被姦淫的婦女與女子，都被檢舉了。在日人看來，她們或許曾在武吉知馬參加對抗日軍，所以她們也失蹤了，而不再有下落，在整個佔領期間，日軍的行動是不能預測的，一輛汽車在你的附近停下來，或者就是你生命的完結，這種事是你不能料到的。

所有嫌疑份子，都當有罪看待：從來沒有所謂保釋的事----這個竟推翻了人民長久使用的英國制度。

光復後日戰犯受審訊所吐露日人實施拷刑與殘忍的事，實不能使人相信的；但佔領期間人民受苦的全部故事，卻不曾敘述出來。許多神秘隱瞞的事，有可能最後從目擊者的報告中獲得解決。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新加坡陷落後日軍舉行的大肅清共產黨。

日軍佔領不久，日人命令民眾列隊檢舉共黨份子。那些情報人----男女與兒童----像美國的三Ｋ黨(Ku Klux Klan)黨員那樣蒙著面，把整千的犧牲者指認出來。大規模的屠殺，連達數日之久，在肅清死亡的人數。估計在4萬人至10萬人之間。目前似乎沒有人能知道那種數目是較為接近的，但大體認為超過4萬人，目擊受害的人士----歐人與華人----真不勝枚舉。有些站著被槍殺；有些受拷刑至死。數千犧牲者裝在駁船上，拖曳至港口中，被迫跳入海中；如果他們在水中泅泳或掙紮，那些在拖曳駁船的渡船或海軍船上的日軍。便用機關槍掃射他們。數百具屍體後來被浪潮衝至新加坡港口的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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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取華僑每文錢

“東亞解放者”及“共榮圈”(Co-Prosperity Sphere)的創立者的計劃第二項，便是盡力榨取華僑所有的每一文錢！

新加坡陷落後數日，那些被推選的華僑領袖。便被山下奉文及他的參謀官召至跟前，據說那位敲著桌子的山下，對他們高聲大嚷：“馬來亞華僑應受斬首之罪，他們曾無恥地支持英國與重慶！”

聞有一位不服氣的華僑代表答道：“閣下，我們將予日本同樣的支持。我們願意把一部份財產貢納給帝國。”

“甚麼！”山下震怒地說：“你們一部份的財產嗎！餵，你們的土地。你們的樓房，你們的資財，你們的襯衫，甚至你們的生命，也是屬於我們的，你們怎樣敢說把一部份的財產給我們！”

不管這故事是否屬實，倒沒有多大的關係，不過這確實是代表日本人的見解。他們意見所不同的地方，也許只是關於如何能盡量榨取華僑資財的問題。

於是華僑領袖被通知，日本已決定要求華僑奉納5千萬元，由各地方分擔，其數目如下：

新加坡
1千萬元

雪蘭莪
1千萬元

霹靂
8百50萬元

檳榔嶼
7百萬元

馬六甲
5百50萬元

柔佛
5百萬元

森美蘭
2百萬元

吉打與玻璃市
1百萬元

彭亨
50萬元

吉蘭丹
30萬元

丁加奴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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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決定這種“奉納金”，誰規定5千萬元的數目，以及誰分派每地方的負擔，都沒有人敢過問的。這種“奉納金”須於1942年4月20日繳交，但當日期至時，這筆款項還不能全部募集；因為從華僑手中盡量所募得的現款，是2千9百萬元。其餘款數即由奉納者本身拿物品向橫濱正金銀行抵押。及在各地華僑的團體擔保之下藉出。

但關於各團體間分派公平問題，後曾引起許多互相責咎。新加坡似乎負擔最輕；雪蘭莪與檳榔嶼，對於奉納方面，曾費盡極大的力量；馬六甲的資財。即過度被估計。但霹靂比之任何其他各地最困難，因為它受到“焦土”與搶劫，較之其他地方更嚴重。但日本人是殘忍的，於是霹靂的華僑領袖，便被太平日警察局長召至面前，這位警官對他們設法擺脫他們的責任感到滿意。既然霹需靂名流。不能分擔他們奉納金的責任；那麼他們便像犯人 (計15人，包括一位女性)被迫在警察局長辦公室的角隅上跪著，迨後他們一起30人被押至監獄，與其他通常犯人關在一處。他們被關著兩三天，然後才釋放。

當“奉納金”交出時，山下泰文似乎曾粗暴地說，這個不能贖回華僑以前擁護英國與重慶行動的罪過。“實在最重大的關係。”他說：“便是馬來亞華僑對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態度。”

雖“奉納金”已繳交，但對於處境較佳的華人，仍為一樁痛苦的事。因為當利息的繳納或資金嘗還拖延時，終受橫濱正金銀行的催迫。

對於貪婪無厭的日本人。當然“奉納金”僅是一種開端吧了。在新加坡陷落的5個月內，馬來亞的經濟開發，便開始實行了。日本人的“會社”(Kaishas)出現了；三井 (Mitsui)與三菱(Misubishi)，是隨日本勝利軍之後首先活動。白米輸入的壟斷權操於三菱手中，而食鹽輸入的壟斷權，即為二井所佔有。樹膠工業，由一組指定的“會社”壟斷；至於最優的錫礦。即分配予“三井礦山株式會社”(Mitsui Kozan Kabushiki Kaisha)及“Y. K. K. K”(另一企業會社)管理。鐵工業及鑄造廣、椰園、棕櫚園、冰廠與其他能出產資源的工業，都交予一些“會社”去開發。

於是主要的工業，部被吸收於日本資源榨取者方面了。餘下較小規模的，便由成群的日本商人所霸佔。他們組織“組合”(Kumiai)，所謂“組合”，就是一種企業組合或商社。目的在使供應物配給化；而在它統制之下，把物品公平地發給民眾，但不管組織的制度，在日本辦理得如何良好來說，可是在馬來亞，卻是一種禍源。它們變成政府保護下的黑市機關，它們操縱壟斷權，以剝削民眾，在這方面，它們還得到華人之間那些橫行不法暴富的份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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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其他亞洲人的嗜賭癖，顯然亦是徵服者及他們工具的獲利的來源，我們已經知道，英國人曾費許多的功夫，盡力實行禁賭，以及賭博承辦餉碼的制度，也長久廢除了，馬來亞淪陷之後，最初警察仍使用英國法律，在各地，大規模搜捕賭徒，但不久他們開始在持別區內，開設“受保護的賭業”，這便是警察貪污的第一次證明。因為組織是那麼大規模，結果於1942年11月，首次正式批準的賭博承包餉碼，便在霹靂開辦了，們3個月後，它們被日人封閉，雖賭風仍在警察保護下照常甚熾，可是於1943年11月，賭博承包餉碼，再告復活，不久在全馬重新設立了。

顯然根據所有證明來說，日本的政權，都表現著賄賂、貧污與無能；在軍事作戰計劃方面，卻具有若干顯赫實際的思想；但在馬來亞行政方面，日本人卻犯了一連串愚蠢的錯誤，我們且把日本人若干持殊心理冒味的問題擱置不談，但最重要的問題，可以說是大部份的日本官員，不適於負擔這種責任，因為日本人的理發師、或古董店、影相店、或賣淫的客棧助手與水手，斷不能在一剎那，被改造成受訓練的行政官員。

那時的民眾，尤其都市的華人，受到最可怕的痛苦。除卻生命無安全外，要求生存亦非易事，黑市周遭的陰影，愈來愈深沉，只要是人類使用的東西，都成為黑市營私之品。在投降後八個月內，各地的黑市的壟斷及企業的組合，都包辦所付的商品，每個人為著自身利益起見，唯有從事黑市的活動了。但最受到嚴重大打擊的，是書記、教員及而政府公務人員。他們沒有物品拍賣，而他們所設法積蓄及收藏的貴重物品，僅是少數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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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市中通貨膨脹


當然隨黑市而來的，就是通貨膨賬了。

日本人來到馬來亞後，亦不知道自己發行多少軍用票。最初的紙幣，在印著連續的號碼。但在1942年10月後，號碼也沒有了。只有字母留著，可是在1943年正月之後。甚至連字母也取消，物價高漲至不可想像的程度，單拿基本糧食來說：1941年12月，白米每斤6佔；白糖每斤8佔；豬肉每斤4角8佔；雞蛋每枚3佔，但在1943年12月，白米每斤2元5角；白糖3元8角；豬肉4元；雞蛋2角8佔，到了1944年12月，白米每斤漲至8元2角；白糖18元；豬肉22元；雞蛋1元2角5佔，又1945年8月，白米每斤飛漲至75元；白糖120元；豬肉2百80元；雞蛋35元(一枚約值4金鎊)

那些居住在鄉間及能出產少數物品的華人，生活即比市民較憂裕．但在全馬來亞，營養不足，倒是普遍的現象。

在外表方面，卻顯露東方人對徵服者的服從性；但在內心裡，憎恨的成分卻增加，華人可以說具有一種高超妨礙的能力，因為大概他們在反對方面工作，都能裝成合作的精神。他們使用機智，避免日本士兵喜歡所幹的不能辯解的掌擊與其他侮辱行動；他們盡力避開日人；他們不願意為徵服者工作，以及用所有的方法去避免他，固然有少數與日人合作的人，藉以避免麻煩；但甚至在那些聲名狼藉的華人之間，沒有一個不暗中憎恨及藐視交代他們工作的“野蠻矮子”的。

日本人來到新加坡不久。便根據昭和天皇的意思，把新加坡的名稱改為“昭南島”(Syonan)。那時昭南蔓布著深懼與恐怖的空氣。沒有人能在警備隊中得到安全，因為淪陷後一年，到處不幸的人民，可以被目睹縛在鐵軌、樹上或電桿上，顯示著因觸犯日軍而被粗暴處置痕跡。日本人恢復的“治安”後的數月，都可以看見首級在街上熱鬧的地方示眾。

不久日本人便發起強迫人民學習日語的運動，政府及工務局的職員，如果能通曉日語。便可獲得津貼；學校方面即停止教授英語，而將日語列為一種強迫的課程。但這種運動無何結果。

假如要記述日本佔領期間的詳細報告。即不單需要一章來概述在恐怖統治華人的經驗，而且還得描寫“鄰保班制度”的設立----日本人曾藉米糧配給(市中僅發給少數，鄉間即無分發)使男子與婦孺附係在一起----日人為海陸軍部隊徵募勞工的技兩；以及華人發明那些不能再獲得用品的代替物的偉大資力，例如軟肥皂、粗紙、膠鞋、自用車輪胎、碩莪與大薯、餅乾與糖果、草帽、粗布、牙刷、絕緣電線、香與金銀紙、雪茄煙與香煙、翻制訂字機、絲帶，用黃梨纖維制造的繩索，杯與小碟 這些都是由當地制造，大體為華人所經手，而且亦屬於初次。多數物品，不過是權宜之計，對於輸入品，沒有永久的代替物，但若干的發明，無疑奠定了馬來亞永久工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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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局為了公言欲對抗通貨膨脹起見，便發起自仰自給的運動，貯蓄運動，發行彩票，招辦賭博餉碼及增加稅收。所謂白仰自給的運動。便是引誘人民增加糧食的生產。他們被鼓勵種禾及易迅速的收成的東西，例如蔬菜、番薯、生果、木薯、大薯、玉蜀黍及ragi(一種植物，可制糕餅用者)。為解除檳榔嶼與新加坡人口的擁持，日本人便計劃組織合作種植新村。於是在那些地方的華僑協會，馬來福利協會與印度獨立同盟會，奉命組織委員會。挑選種植者。以及他們個別的僑民社會中，鼓勵種植。一萬英畝“具有20餘年歷史”的樹膠與椰園，及數千英畝的森林，都拿來開闢做耕作之用，日本人對種植者。使用種種引誘的法子，包括予以白米與衣著免費配給。醫藥與診治免費。低廉農具供應，及給予輔助與貸款。為支持這種新村種植者召募運動起見，日政府於1944年12月通過一條限制男性僱庸法令，這個目的．就是說婦人與女子，應代替男子擔任侍者、僕人、推銷員、電話生與升降機生、洗衣者、娛樂場與戲院的僱員、廚子、裁縫師與小販等職業，於是男子或可被微募至新村種植，否則他們必須參加所謂“防衛工作”，或被徵募於勤勞奉仕隊中。

其中最主要的新村，是為華人劃定的柔佛興樓新昭南村(New Syonan Colony in Endau, Johor)；為混種人與天主教徒劃定的森美蘭馬口富士村(Fuji Village in Bahau, Negeri Sembilan)；為華人與馬來人劃定的威省巴淡園新村(Bertam Estate in Province Wellesly)以為馬來人與印人劃定的在新加坡海外眠東島新村(Bintang To)。

馬來亞光復之後，這些新村竟成為營養不良與疾病的最惡劣的中心區，以及成為英軍行政當局救濟醫藥工作人員的持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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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組織成立



日本佔領不久，抵抗隊伍便開始在馬來亞組織了，在佔領期間的為首二年，僅是華人活躍而已，以後馬來人抵抗隊伍，亦在霹靂北部及吉打英軍官指揮成立，抵抗隊伍分為兩類：一種屬於深藏於山嶺與森林內的武裝部隊；另一種屬於地下工作組織；它們的團員，是公開在市鎮或村莊居住，他們不是協助游擊隊，便是抵抗日軍，第二種是在暗中極秘密活動的，所以很少知道其活動。跟這種組織有關的。是一個稱作馬來亞人民抗日同盟的政治團體，這團體幾乎為華人組織，由馬共所控制，它是支持游擊隊伍，前稱為“抗日同盟”，後改名為“馬來亞抗日軍”，同時國民黨支部，亦繼續秘密存在。1944年，-支國民黨游擊隊駐於暹羅邊境。據說他們是效忠重慶的，與抗日軍不和，他們之間曾發生衝突，但一三六部隊(為當地活動的英軍)，卻能使之局部化，以及阻止嚴重衝突發生。估計國民黨武裝實力的總數，未超過5百人。

馬來人小游擊隊，是由霹靂北郡的一三六部隊所組織，名為(Ashkar Melaya Setua)皇家馬來軍，全隊由英軍官指揮。

畢竟後來有少數在淪陷前當土匪的份子，被抗日軍所否認；因為他們只穿上抗日軍衣服，來掩飾其搶劫的勾當。

馬來亞抗日軍，是於1942年馬來亞戰事期間及以後所組織，由馬共負責指揮。它分成許多專門部隊，每隊選有一位隊長。它們的配置是：

第一隊，在雪蘭莪；
第二隊，在森美蘭；
第三隊，在柔佛北部；
第四隊，在柔佛南部；
第五隊，在霹靂；
第六隊，在彭亨西部；
第七隊，在彭享東部；
第八隊，在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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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隊伍本身又分成許多小營地，藏匿於山林中。他們的糧食是獲得外界的接濟。尤其從抗日同盟會方面。此外他們在山林中從事小耕作，以增加生產，在若干區域中。他們曾獲得沙蓋族人極大的援助。沙蓋族常常把自己積蓄的糧食，盡量地供應他們。

那時有二三位英軍官，留在後方組織破壞工作。他們之間，至少曾和抗日軍聯絡的，但直至1943年5月，一三六部隊的偵察隊，才乘搭潛水艇抵步或從飛機上降下。第一位領隊為陸軍上校戴維斯(J. I. H. Davis)。他能夠與抗日軍的霹靂隊伍樹立關係。他曾與該隊隊長結交；這位抗日軍隊長以前是一位華人教師。

抗日軍本身活動很秘密，總之它的領袖是不可捉摸的，但戴維斯氏卻是假手第三者向抗日軍接洽。於是經一位名稱作“C. T. P”華人之手，這問題使由抗日軍中央委員會進行討論，以及籌備會議，磋商草就協定的問題，經過多次的延遲，會議就在為這個目的而建立的一個持別山林營幕內舉行，這個協定的擬就，便是說抗日軍保證本身在戰事期間及其後軍事佔領時期，接受東南亞最高總部的命令與訓示，而予以合作。至於在交換條件之下，假如與印度樹立聯絡，以及運輸利便時，即應供給抗日軍新武器，彈藥與爆炸藥，而他們即願接受英國聯絡隊的訓練。此外英國須援助抗日軍，每月供給150兩黃金(約值3千金鎊)。這協定後經抗日軍中央委會的其他委員批準。但抗日軍不能被用作政治用途，同時亦不討論有關政治上的問題。料抗日軍中央當局避免談及這事的理由。或者由於日軍佔領前，馬共與反日團體曾被認為非法，以及法律在名義上仍實施的緣故。

無論如何，戴維斯上校，及加入工作的勃羅美少校(Major Boome為馬來亞

文官)與其他游擊隊官員間的關係是極好的，在中央總部權力適當執行下的所有抗日軍的營地裡，紀律是良仔的，事實上這些藏匿於山村內3年之久而無奮發機會的人士，難怪紀律會那麼卓越的。村莊民眾對許多的游擊隊所表示的尊重與好感，就足證明這事了。日軍企圖使人民相信所有游擊隊是恐怖份子與一群盜徒的組織；實則在所有適當組織的營地裡，他們的品行是極端正的。他們在市場購買各種需要的糧食與原料，都付款的。(木文即未提及抗日同盟會，代表游擊隊募捐的事，此或有可能未取抗敵後援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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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地裡的人，均受軍事訓練及華艾數學及其他的教育，大體的空氣，幾乎像童子軍營的情形．雖由首領執行懲治的事，但任何嚴重的罪狀，是大會解決的問題。懲治的執行，就是吃白飯與禁止抽煙，每一個陣營，由一個3人委員會(一位軍人，一位政治人員及一位教師)所指導；但這種權力，對於任問重要問題的普通討論，卻受著限制。

任何被日軍所捕的人，如果在他們的“訊問”之下，而在極小的程度中屈服的，將毫無留情地被追殺，但多數被捕者，對日軍的訊問，都能寧死不屈。

除了純正的抗日軍外，尚有其他有資格自稱為抗日軍者；但因為交通不便，所以未在總部的適當訓練之下，除此之外，還有從各種真正至全然的盜徒所組織的隊伍，在陣營裡受訓練的抗日軍，與抗日軍總部的密切的關係，多少是一致的。

當馬來亞仍在日軍佔領期間，馬共曾發表它的綱領如下：

(一)驅逐馬來亞日本法西斯者，設立馬來亞共和國。

(二)從各民族中選出代表，設立一個民族機構，管理與保證我們的母國，實施人民統治權，改善平民生活狀況，及發展工業，農業與商務，藉以將馬來亞建立為一個和睦、自由與幸福的國家。

(三)給予言論、出版、組織與思想自由，廢除所有舊壓迫法律，釋放所有俘虜及抗日被捕份子。

(四)改善人民生活狀況，救濟失業及難民，增加工資，廢除高的及無需要的稅務與高利貸。

(五)將馬來亞抗日軍改編為民族防衛軍，對抗日兵士應特別照顧，以及援助為馬來亞自由犧牲的戰士的家族，救濟傷兵與殘廢兵士。

(六)自由教育將在各民族語言中普遍實施，藉以發展民族的文化。

(七)沒收德、意、與日法西斯者及賣國者的財產，而供作國民的財產。將日人沒收的財產。歸還原主，倘若他們為馬來亞的人民或我們友邦國家的人民。

(八)實施關稅自治，與友邦國家簽立協約，及樹立商務關係。

(九)與蘇聯及中國聯合，及支持遠東受壓迫國家獨立的奮斗，協助日本人民對抗法西斯者。

所有抗日軍的宣傳、新聞紙、演說詞及類似物。都是以這些意旨為依據。雖然如此，但他們宣傳的全部傾向，是完全與盟軍合作的，它沒有反英的性質。確確實實是“反帝國主義”的。

現在我們再來說述一下國民黨的情形。國民黨大體是在都會中，它的游擊隊很少。在暹羅吉蘭丹邊境，約有武裝游擊隊1百人，在暹羅霹靂邊境，約有70人；而在加賴(Krai)與米拉保(Merapoh)之間東岸鐵路一帶，約有散漫的游擊隊2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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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抗日軍的全部實力。約3千至4千人之間，但在1945年(即在反攻前)，人數已增加至6千至7千人之間。當東南亞最高盟軍總司令指揮下的軍隊。準備反攻馬來亞之前，約有3百名英軍官，用降落傘落於馬來亞。此外亦供應軍火，手溜彈與爆炸藥。

在預備反攻期間配予游擊隊的工作，可以說與反攻法國時分配予地下工作份子的任務相似。但日本投降，卻把全部計劃改變了。代替反攻的盟軍卻實行和平佔領。

抗日軍稱為“三星軍”，因為它的旗幟，每一粒星代表一個民族，就是中巫印，但實在它是一種華人的運動。

(摘自《馬來亞華僑史》第173-187頁)

感谢楼主对我国日治时期受害历史的补充，现代的历史教育即使是独中也只是我国日治时期的历史寥寥提及而已，而简直就是为当年日军的兽行及现在日本政府的不负责任态度为虎作伥的刻意隐瞒及掩盖！！

阳子学

原帖由 leslie7577 于 8-5-2006 10:16 PM 发表
有人屢次詢問，為什麼在這個危機的期間，不把華巫人全體武裝起來。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以何種兵器武裝他們，以及訓練他們的人員，都不曾存在於馬來亞。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力擴大現存的軍隊。

除增加義勇軍 ...

其实也有很多华人加入英军作战 。我学校以前就有学长被派到香港作战（ 当然不再回来 ）。而当时我的学校童军也组织加入军队抗日。但日本攻下后，就冲入学校把校内的学生，神父给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