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萜-倭寇

这是一篇老文章了。为什么我把它贴出来，因为我在本地一个分析中日恩怨报章里头看到“中国正式的历史解说”的版本。
而我在这里就贴上另一些解释版本，希望能让大家更了解所谓的历史，谁是谁错。

在读了这篇文章前，我想问大家,你们会怀疑或疑问为什么处于东海的“倭寇”能在中国大陆里“攻城略地”呢？他们靠的是什么？单靠他们的力量，真的可以在大陆横行霸道十数年吗？我以前就对这问题很疑惑。可能这里你们会找到一些不同的见解，充实你们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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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倭寇”是怎么来的？
近日有中国时报载文称，日本人在安徽歙县柘林镇为明代海盗首领王直修墓立碑，并指王直“勾结倭寇，为虎作伥”云云，而跟帖评论大多为此愤愤不平，要求毁掉王直的墓碑，怒骂日本人阴谋辱华，笔者对此深不以为然。

王直其人本为正当商人，从事海上贸易。他远赴广东打造巨舰，攻灭多股海盗，使整个东南沿海悉为其所制。王直靖海有功，但他并未凭借自己拥有的强大舰队叛国害民，反而多次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禁，与周边国家通商贸易。这些正当请求被昏庸腐朽的朝廷拒绝，王直船队遭官府水师围攻。由此可见，官府镇压在先，王直反叛于后，实属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说到王直“勾结倭寇”的汉奸罪名，李坚先生引明代郑若曾《筹海图编》载：“许栋败没，直始用倭人为羽翼，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这些文字正说明倭人仅为“羽翼”，王直才是首领，其反明义军的本质并未改变。

这位新民晚报的记者李坚先生显然是受到了所谓“有识之士”的误导，日本人给王直修个墓就让他“惊诧”了，殊不知我们中国人已经在宁波三门湾蛇番岛给这位威名赫赫的徽商领袖立了塑像。给王直修墓立碑的日本人正是王直所部当年在日本活动时遗下的后人。严格地说，他们是流传久远的华裔，而东亚民族敬祖归宗的传统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来自中国，李坚先生对此感到“不解”正是此公不了解这段历史的结果。而在此，李坚先生似乎是故意“忘记”了这些日本华裔对柘林中心小学进行助学捐赠的事情。

至于王直是不是一个“可以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民族败类”，正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

一、明代“倭寇”是怎么来的？

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一向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作为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明初以降，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民众出海贸易，而由于地理原因，东南沿海多山而少土，几乎无法从事农耕为生，这样搞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活路，激化了矛盾，也引发了违禁的海上走私贸易。曾参与官府追缴“倭寇”的谭纶说：“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绵丝缎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这段话揭示了我国沿海民众由合法贸易到走私商人再到武装反叛的过程，指明类似王直这样的海商集团正是明朝政府封闭保守的海禁政策逼出来的。

那么，明朝政府何以将沿海反叛的王直称为“倭寇”呢？盖因明政府中央宣传部认为，这样称呼可以激起民间对蛮夷入侵的本能反感和抵制，从而弱化了王直所率武装商队的反明义军本质，以免国内对官府不满的人群起加盟，这不过是近现代都流行过的“舆论战”而已。举例说，俞万春《荡寇志》和民间所著《水浒》就完全是两个立场、两种说法，而关于王直的“倭寇”说正是明政府的官方版本。正如当年国民政府也义正词严地指责朱毛红军“拿了卢布”、“共产共妻”、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内奸云云，一回事。王直集团本可以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出海贸易的商人，却因官府的蛮横镇压激起民变，促成了所谓的“倭寇”。也就是说，这个“倭寇”是官逼民反，是不得不出现的，与活跃于十四世纪后半期、在朝鲜半岛从事奴隶和粮食掠夺的日本海盗有着本质区别。而这个武装海商领袖人物王直对明王朝皇帝的上疏更表明了这些“倭寇”的基本立场，即要求政府废止海禁、兴自由贸易，出海牟利、利国利民。

无庸讳言，王直率强大舰队纵横海疆的目的乃走私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所致，但明王朝本可以采纳王直谏言，开放海禁、正当收税，把王直集团的贸易收入转化为明帝国的国家收入，将王直率领的强大海军舰队收编为帝国海军。这样既可以一举消融边患，省却国家剿匪的大量支出和无辜平民伤亡，又可以增加国家税收，富国强军。可惜历史不容假设，在这个全球悄然步入海洋竞争时代的关键时刻，明朝政府选择了腐朽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置海洋贸易的巨大利润和乘机开拓疆土的历史性机遇于不顾，可悲地把中国拖向了中世纪农业文明的巨壑。

二、王直不是丰臣秀吉。

王直经商素来讲究信义，现在的日本人称他为“大明国儒生，有相当高的教养”，对他都很信服，肯定王直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贡献。那时候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各个封建家族割据称雄，彼此攻伐，并无统一的国家意志，番镇割据的局面导致了日本国的混乱，给王直以日本为根据地反击明朝政府的机会。从地理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王直率舰队侵略了日本才对，而不能说他就此背叛了祖国，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整军经武、反攻大陆，以武力劝谏明政府开放海禁。王直以日本平户、五岛地方为根据地，建立国都，国号为“宋”，王直本人则称“徽王”。他在日本部署官吏，控制战略要冲，周边岛屿的日本人都受徽王政权的管辖，初步形成了以“徽王”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自王直以后，日本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海商贸易的主要据点。

明万历福建长乐人谢杰所著《虔台倭纂》对“倭寇”起源的记载如下：“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上述文字道明了所谓“倭寇”其实均为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领导，而且“初皆不为盗”。正是官府断绝了他们的生路才导致了倭寇的风行海上，而王直正是这些反叛势力的领袖人物。

1552年，王直率遮天敝海的强大舰队自日本平户港出发，反击明帝国沿海官府，官军望风披靡。王直在浙江沿海设营，联络三百里，数次击败明朝政府水陆军队。这支活跃在西太平洋的强大舰队的首领都是地道的中国人，而日本人在其中不仅数量很少，而且也从来没起过什么主导作用，只不过是王直所部的雇佣兵而已。由此可见，戚继光代表明朝政府进行的剿寇行动实质是中国官府和本国海上走私商的内战，举其为“民族英雄”是有意模糊了这段历史。戚继光将军不过是忠实执行了政府的命令，他本人在这场平乱战争中功绩显赫，后人对他表示敬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岳飞镇压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不可以作为他民族英雄评价的依据一样，戚继光和徽商集团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恶。戚继光是一位名将，但不是民族英雄。至于其本人所起的历史作用，当归罪于明朝政府的错误决策，与身为朝臣的戚继光无关。

在宁波三门湾王直塑像旁的洞窟岩壁上，题刻着王直对他部属的庭训：“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表明这位徽商领袖的政治见解与抱负。天下无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只有乘战舰下海举义；冠带为官，效忠于昏君，才是人生的不幸！这句话深刻说明了所谓“倭寇”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

从世界中世纪海商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亦商亦盗的武装贸易形式，也是中世纪以至近代西方殖民者海商集团所采取的普遍形式。而类似王直这样拥有强大海军舰队的武装海商若能得到明王朝政府的支持，必将为中华民族开拓海疆、获取更多资源和生存空间做出巨大贡献。可惜中国顽固保守的传统思维缺乏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和海洋概念、沾沾自喜于天朝大国的专制统治，以王直为代表的东南海商勇于犯禁冒险开拓海疆的人文性格，是值得肯定的

三、王直之死

关于王直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李坚先生语焉不详，似乎暗示读者这个“民族败类”被刺杀于日本，以此来坐实他的汉奸罪名。其实，王直死在中国。

明政府督办东南剿寇事务的胡宗宪深知腐败的明军不是王直集团强大海军的对手，遂遣两个说客到日本，游说他归降，并许诺将上书皇帝允其所谏，开放海疆，自由贸易。王直动心了，说：我愿意回去。王直天真地以为皇帝终于采纳了他开放海禁的建议，从此中国可以自由地与海外贸易通商了。

1557年，王直说服日本各岛大商人，带着庞大的船队，归顺而来。胡宗宪希望利用王直在中日两国武装海商中的威信，取得平倭的全功，进而开放海禁，恢复海上自由贸易。胡宗宪一方面设宴款待同乡、倭寇首领王直，一边派人飞马入京，上书请求赦免王直。可惜的是，胡宗宪的上书被朝廷中那些坐而论道的愤愤君子们弹劾为引狼入室，收受贿赂。胡宗宪恐慌之中无奈将王直交给了巡案御使王本固，终于将王直送上死路。

王直下狱，中日海商感到被侮辱与愚弄，疯狂报复。做人质的明军指挥夏正无辜惨遭肢解。其义子王敖带领队伍据险死守，死不投降。明军在皇帝限期攻克的逼迫下，拼命围攻，双方死伤无数，血染海疆。最后，海商们突围而逃，在福建沿海成为流寇。舍人保己的胡宗宪最终没有能保住自己，被诬通盗，屈死狱中。

而王直这样的“海洋大盗”之所以下狱两年而不死，正是源于诱捕他的同乡胡宗宪和一部分朝臣立主海外贸易合法化，赦免王直之罪。但由于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死罪，1559年冬，王直在杭州官港口法场被处极刑。王直临刑前叫道：“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死后，倭寇之患并未随之平息，徽商在海上还相当繁盛，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等。而由于失去了王直这位治军严明的首领，加之王直部属的复仇心理日盛，江南沿海狼烟四起，无辜平民惨遭屠戮者反而愈见增多。

王直治部下的规定如下：
“不得擅自上岸，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战利品全部上缴，两份给船员，八份公共入库。私拿库房东西者，处以死刑；
凡对妇女施暴或强占妇女为妻者，格杀勿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代倭寇的最终平息并非全部出于戚继光、俞大猷们追剿的战绩。隆庆元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王直们的奋勇抗争终于获得了有限的成功。自此，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今天，在这个开放进取的海洋时代引用腐朽封闭的明王朝官方文件指王直为“倭寇”、“民族败类”，不是无知，就是昏庸保守。笔者以为，王直的墓不仅不能毁掉，而且我们中国人也应该纪念这位中华民族开拓海洋时代的先行者。他死在中国故土，不是汉奸。

明朝
王直

王直(？-1560)，《明史》誤作汪直，徽州(今安徽歙縣)人。嘉靖時，與葉宗滿等私造海船，犯禁出海，經營海外貿易，獲得甚豐，人稱「五峰船主」，後勾引倭寇，結巢於浙江雙嶼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浙江巡撫朱紈派兵進剿，毀雙嶼港。王直率領餘黨渡海至日本，自稱徽王。三十二年(1553年)，王直等勾結倭寇，侵擾東南沿海，先後攻陷上海、蘇州、徽州、南京等地，燒殺劫掠。明總督胡宗憲派蔣洲往日本，誘王直歸降。三十八(1560年)冬，王直被誘殺於杭州。

16世纪海盗商人――王直



我们要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海盗商人，时隔近五百年，他的形象还是那么鲜明，他的悲剧还是那么沉重。
海盗
1559年冬，海风凛冽。明朝廷的钦犯王直在宁波港口处被处斩。他的头颅落地后滚向海滩，死不瞑目的眼睛直瞪瞪望着大海的万顷碧波。
王直是我国明代大名鼎鼎的海盗商人，按他的活动范围，有人将其列为宁波商人，其实他是徽商。王直出生在远离大海的皖南山区――徽州歙县。在诗人眼里那是山明水秀的地方，百姓只觉得是穷山恶水，三山二水一分田，田又很瘠薄。徽州有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丢，就是让你外出经商闯条生路。王直豪侠智慧，曾经做过盐商，嫌内地禁忌太多，一心要寻找冒险家的乐园。在东南沿海，他找到了。明代中国手工业发达，产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大多通过东南沿海外销。海商们私造双桅大船，驱使贫民充当水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利可十倍。”在王直眼里，每一朵浪花都闪着银子的光芒。但是明朝法律禁止民间海外贸易，违者处以充军甚至死罪，因而没有强大武装保护的海商是无法立足的。王直羽翼未丰，投奔了徽州老乡――盘据在宁波双屿岛的许栋集团。这个集团以武装保护为盾，抗拒朝廷缉捕和海盗袭击，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王直精明能干，在许栋手下先做管商业的“管库”，又做管军事的“管哨”，成为主要头目。1548年，苏松巡抚朱纨率军围剿双屿岛，许栋被擒。而王直因为有人通风报信得以逃脱。以后，许栋的余党推举王直做了新的船主。王直营运有方，使徽州海商集团迅速崛起，称雄一方。但是，他还有一个劲敌，就是驻扎在横港的海盗陈思盼集团，该集团屡次阻截王直的商船。1551年，陈思盼集团发生内讧，王直成击发难，在陈思盼过生日的晚上，内外夹攻，消灭其武装，吞并商业集团。此后，王直集团势力大振，控制浙江海面。
我们称王直为海盗商人，是因为他亦商亦盗的经营特色。当他们可以正常贸易时，他们就是海商；当他们商业活动受到朝廷海禁政策遏制时，他们就成为海盗。就王直的本意来说，是愿为商而不愿为盗的。在他处于顺境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政治见识，不与朝廷为敌，而是以消灭海盗陈思盼为功劳，请求官方允许合法的海外贸易。他相信，给他大海这个广阔的舞台，他会给自己、给朝廷、给人民带来源源不尽的财富。遗憾的是王直想错了，深居宫中的皇帝怎屑于理解一个海盗商人的情怀？在嘉靖皇帝眼里，自己就是天地宇宙的中心，四海之夷都要向自己进贡。只要一点官方的贡市，接纳四方进贡的奇珍异宝、奇珍异兽供皇室享用就行了。就是没有海外进贡也没关系，在千万赤贫的农民身上敲骨吸髓，就够他挥霍了。怎放心让商人如脱缰野马，逍遥海外？回答王直的只有一句皇族祖训：“片板不得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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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是中国人^_^(2005-01-24 19:56:30.0)  赞成:0票, 反对:0票  


明朝廷的数千水师合围王直的根据地。
王直突围逃往日本。在异国的土地上，他重振旗鼓。他占据萨摩州的松蒲津，自称徽王，部署官吏，控制要害，周围“三十六岛之夷”都受他节制。1552年，王直杀回中国，浩浩荡荡带领举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王直在浙江沿海设营，联络三百里，数次打败外强中干的明军。王直集团嚣张了，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能经商则经商。不能经商则抢劫。王直端足徽王的架子，绯袍玉带，金顶黄伞，贴身卫士持刀环伺，好不威风！

大臣
王直财厚势大，武装精良，又足智多谋，什么人能使他落入法网？是王直的同乡――另一个徽州人胡宗宪。
胡宗宪是徽州绩溪人，进士出身。他做御使时碰上大同军队哗变，处险不惊，单人匹马就平息了事态。对待倭寇他毫不手软，曾以毒酒毒死入侵嘉兴的倭寇数百人。督办东南剿灭海盗事务时，胡宗宪深谋远虑。对待实力强大而且有外援的王直集团，他明知明军腐败不能敌，便采取招安政策，使尽心机。两个说客到日本，通过王直的义子王敖见到王直，以同乡之谊套近乎，游说他归降，并许诺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子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生活上予以厚待。王直动心了，说：我愿意回去。
1557年，王直说服日本各岛大商人，带着庞大的船队，归顺而来。见停泊在宁波岑港的官军戒备森严，王直派遣义子王敖到胡宗宪处，责问：“我们奉诏而来，打算放下武器，为什么现在倒是大军临阵，禁止船只来往？难道您骗我？”胡宗宪传话解释再三，王直依然疑心。他提出要一个贵官做人质。胡宗宪立即派官居指挥的夏正随王敖到王直营中做人质。在此之前，胡宗宪还搞了个类似《三国演义》中蒋干中计的圈套，预先写了一份赦免王直的手谕，吸引王敖去偷看。王敖把手谕的事告诉王直，王直放了心，带着日本商人前往晋见。胡宗宪大喜，盛宴招待。高高在上的胡大人何曾看重与王直的乡谊，只是想利用王直在中国海盗和日本海盗中的威信，取得平倭的全功，进而开放海禁，恢复海上贸易。胡宗宪很善于用人，用同乡。他相信更能用好王直。在朝的胡大人和在野的王直有一个徽州人的共同点，就是愿以贸易致富一方，光大族门。这边宴席上碰杯频频，那边驿站的快马得得奔向京城，上书请求赦免王直。
然而，胡宗宪的上书杳无回音。得到的消息令他胆寒：朝廷中那些坐而论道的君子们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胡宗宪恐慌了，改变初衷，将王直交给了对海盗商人持严厉态度的巡案御使王本固，等于将王直送上死路。

附：王直制海盗帮规及庭训。
王直别号“五峰”，《明史》有传，这位传奇式的海盗，纵横海上二十年，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承袭徽商传统风范，经商讲究信义，日本方面称他是“大明国儒生，有相当高的教养”。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不得擅自上岸，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战利品全部上缴，两份给船员，八份公共入库。私拿库房东西者，处以死刑；
凡对妇女施暴或强占妇女为妻者，格杀勿论。

吉水陈宏己以《书经》教于乡者有年矣，今年举至京师，授新淦县学训导。其友翰林编修尹凤岐合诸君子作诗以送之，而告予曰：“凤岐家居时，与宏己相好，盖其为人敦厚廉静，能以所学教诸生，于周公孔子之道，恳恳然相与讲说，其志盖未欲遽进也。而新淦缺训导，乃以币走其门聘起之。今既受命而归，惟离别之足惜而会合之不可常也，于是有赠行之诗。愿以序请。”


予谓凡小大之官皆命于吏部，惟训导有缺，得自察举，是岂轻训导哉？盖以为弟子者得审其师之经术行诣而知其所从学，为训导者亦得审其情性风俗而知其所以教。夫既交相知，则宜深相得，而教学之有成可必也。彼其意如此，诚善矣，宜察举者之皆得人也。然而有失焉者，何哉？盖此之举者不惟其经术行诣之可取而举也，苟焉而已矣，彼之所应者不惟情性风俗之可以约而中也，苟焉而已矣，交相蒙，互相贼，而欲其教学之成，可得邪？故今有如吾宏己者，宜为凤岐之所重也。

夫新淦，临江属邑也，而于吉水为近，宏己之居又近焉。然则宏己经术行谊之正，与其邑人性情风俗之良，其相知之久，相得之深，岂一日哉？则其为是举也皆宜也，其教学之成，必有加于昔者矣。然则诗以送之，亦宜也。

抑予观之，古者诗人送行之作，如《崧高》、《烝民》之类，道其德业之已至而勉其所未至，故于朋友为直、为谅、为辅仁，非以其为谀也。今岂异于是哉？而予为之序，亦叹夫不如宏己者之失，而深嘉宏己者之为得，亦将有所警焉耳
——转自中国教育网

汪直，歙县柘林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汪直姓汪还是姓王，历有争论。《明史》作汪直；《辞海》作王直，并说《明史》作汪直是错误的。汪直对自己姓汪还是姓王没有做正面回答。嘉靖三十六年，他在上疏中写道：“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据考察，明代柘林村既有汪姓又有王姓。而据黄宗羲称汪直的母亲为汪妪(“直，歙人，母汪妪，梦弧矢星入怀而生”)，以及汪直的侄儿姓汪名汝贤，汪直的义子姓汪，可证实汪直姓汪，非姓王。

《辞海》认为汪直出身无赖；《明史》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可知，汪直是一个出身社会地位不高，可能是富庶之家的讲义气、有侠气、智谋善断的人物。汪直年青时与邑人徐惟学等人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汪直早先出海得到邑人许栋的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任“管库”。因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获得许栋器重，被提拔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氏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嘉靖二十七年，许栋海商集团被朱纨击溃后，其残部组成一个新的海商集团，汪直为舶主，以舟山烈港为贸易基地。烈港位于定海县西北50里，距舟山城55里。嘉靖三十年，汪直打败吞并陈思盼海商集团后，就完全取得了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由是“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汪直海商集团成为东南沿海，乃至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汪直在击溃陈思盼海商集团的当年，还应宁波府通判的请求，降服盗贼陈四一伙。次年，又应定海卫把总指挥的请求，打败围攻舟山城的“倭寇”。然后在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自称净海王，井抱着将功赎罪的心理，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通商互市的要求，反而派总兵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于是汪直去了日本，在日本萨摩州的淞浦津建立贸易集地，自称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汪直带着报复的心情于当年率领巨舰百余艘，“蔽诲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影响很大的“壬子之变”。汪直航行于中日海上的巨舰“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栅木为城，设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百余艘就是20余万人，可见其集团势力之大。
??从此，“比年如是，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又到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又遭俞大猷偷袭，汪直又去了日本。从此汪直以日本平户与萨摩一带岛屿为主要贸易基地。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汪直东归柘林，“连络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八月，攻下嘉定县，接着在师家滨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汪直再次提出开放诲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王朝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利用汪直不想对抗朝廷，只求开禁互市的心理，采取了诱降策略。嘉靖三十四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先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做为人质，然后派特使蒋洲、陈可愿到日本说降汪直。汪直的条件“惟愿进贡互市而已”。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汪直回到舟山岑港。他仍认为擒盗贼有功于朝廷，又无死罪，再次向朝廷上疏要求通商，通过胡宗宪转交，汪直自己在岑港候讯。而胡宗宪以物利引诱与军事恫吓双管齐下。时徐海海商集团已覆灭失去倚靠，岑港四周皆被包围，而汪直还不知道朝廷已下达了诛杀他的密旨。
??汪直在“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的复杂心情下，于十一月份入胡宗宪总督府。胡宗宪待汪直既有同乡之谊，又有收归己用之心，因朝廷中禁海派与开禁派争斗激烈，使胡宗宪处于两难境地。嘉靖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捕入按察司监狱。在狱中，汪直的生活有充分的优待，“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汪直被执入胡宗宪府之后，其部属声明要为汪直报仇。毛烈率众踞岑港，“绝塞诸道，止通一径，险隘难行”。岑港位于舟山城东45里，“四山峭立，海环其外，入口仅容一舟，别无他道”，历来是舟山的出入门户。后来胡宗宪改变策略，围而不战，既绝岑港后援，又绝岑港供给，最终使毛烈诸众“毁巢掠舟，移辎而遁”，汪直海商集团势力大衰。由于朝廷中严禁与开禁两派的斗争，汪直系狱近二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斩王直于肖城官港口”。汪直被小轿子抬到杭州官港口法场，刑前，汪直要求与儿子见面。汪直把束头发的金簪交给儿子，相拥而泣，不胜怨恨，而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汪直的亲生儿子随母在原籍柘林，后被骗人胡宗宪府做人质。汪直死后，其妻子“没入成国公家，至今子孙尚在不绝”。

问题来了。
请问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明朝要海禁？
如果出海能促进经济，那是什么理由来使朝廷实行海禁呢？

kok1984

明朝禁海因為當時的皇帝認為鄭和七下西洋導置國庫空虛,明軍也因為這時候在西北於蒙古軍交戰的關系才作出禁海的覺定

heankeng

倭寇一般指指13至16世紀期間活躍於朝鮮半島及中國大陸沿岸的海盜。在倭寇最強盛之時，他們的活動範圍曾遠至東亞各地、甚至是內陸地區。倭寇的組成並非僅限於日本海盜，只是由於這批海盜最初都來自日本，所以被統稱為「倭寇」。及至後期，由於日本國內政治形勢轉變，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搶掠船隻的事件已經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來自中國和朝鮮的海商與海盜，他們依從著過去倭寇搶掠的方式繼續為禍於東海，也被歸於倭寇之列。

從字面上的理解，「倭寇」就是「來自日本的侵略者」的意思。不過，到了後期，倭寇所指的，不一定都是來自日本的海盜，而是泛指一切來自日本的侵略者。

例如，早在朝鮮半島早期的高句麗廣開土王碑文上的條文，亦稱呼來自日本的侵略者為「倭寇」。另一方面，在16世紀豐臣秀吉對朝鮮半島出兵、以及中國的抗日戰爭裡，兩國的人民都稱呼侵略的日本軍為「倭寇」。而在往後的排日風潮中，倭寇更成為敵視日本人的用語。

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人為中心，對於對元朝臣屬的高麗進行侵攻。是以對馬島、壹岐、松浦等地的居民為主。早期的倭寇是有對於元寇有很高的復仇意義；由於前期倭寇對於日本與明朝、高麗貿易的破壞，在室町幕府以勘合貿易方式進行獨占貿易後就被壓制。李氏朝鮮的開國君主李成桂就是因為討伐倭寇有功，從而取代高麗王朝建國。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為主體，故被稱為「真倭」（松浦黨）。其因是高麗與日本國內政治權力的衰弱，為倭寇產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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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倭寇
後期倭寇除了日本人之外，還有對於明朝海禁政策反對的中國人與朝鮮人參與，甚至於還有佛朗機人的參與。後期倭寇中，中國人王直是最為有名的。胡宗憲與戚繼光都有參與討伐倭寇的軍事行動。

15世紀半至16世紀，其活動舞臺為中國沿岸、東南亞方面，成員以中國人及朝鮮人為主，被稱為「假倭」。此時期倭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國的生產力增加，以及施行海禁政策。史書所見的最後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禍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閩浙大姓沒其利，陰為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紈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蜚語中之，而紈驚死矣。紈死而海禁益弛，於是宋素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為難。自淮揚以南至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