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之中国古代军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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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初的战争，主要是制作和使用石(骨)兵器。相传约四五千年前，中国父系氏族社会部族融合时期黄帝、炎帝两大部落联盟，同蚩龙部落联盟战于
逐鹿之野，蚩龙部落“以金作兵器”。说明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己开始生产金属武器。


公元前二千多年，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后，虽仍以石兵器为主
，但己能制作刀、戈、戚、镞、矛、匕首等青铜兵器。商代有了专门炼铜的坩埚，能较大量生产铜兵器，开始了以金属兵器为主的时代。

西周制造铜兵
器的技术和形制都面显著改进，出现了合戈、矛为一体的戟。周代青铜兵器进入鼎盛时期。
  
古代军队己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军队编制最大单位是“师”
。士卒由贵族和自由民充任，战时应召出征。奴隶在军中一般只担任运输或勤杂劳役。西周军制沿袭殷商而有所发展，以有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
文献记载表明，夏初甘之战己出现战车。商在灭夏的鸣条之战中使用战车70乘。

商代后期车战己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武王伐纣用战车300乘；周宣王攻楚用战车3000乘。车战一般在平原地区进行，根据地形情况将战等列成方阵，作战时通常是对攻。在作战指挥上，最迟到西周中晚期己用金鼓旌旗。世传所谓黄帝兵法，虽难以稽考，但到氏族社会末期，战争指导中己不乏谋略。军队出现后，谋略运用成为重要问题。

据载夏少康以武力夺回王位时，在战前就注意谋略，还派出了军事间谍 ；商灭夏，先攻取夏的属国，改变了力量对比再伺机决战；周灭商也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剪除对方羽翼的谋略，然后趁商王室内部纷乱，商都空虚之机，联合诸侯大举东征 ；牧野之战武王誓师，揭露商纣罪行，进行战场动员以鼓励士气。 


古代军事理论，并非一开始就以兵书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国家的典章法令和其他文献之中。《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就有一些反映商、周之际谋略思想的内容。如认为国政衰败不能兴师，深得民心则可用兵；主张师出有名，纪律严明；作战时避敌锋锐，伺机而动，诱敌而动等。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和诗歌总集《诗经》也记述了夏、商、周三代一些军事理论片断和零星的谋略思想及战争情况。


春秋以前己有专门的军事文献《军志》、《军政》 ，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可惜它们已经失传，仅能从其他典籍的一些引录中窥其一斑。

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比西周时轻便、灵巧，戈在形制上比西周有改进。南方吴、越等国的剑，制作尤为精致。战国时期青铜兵器更加犀利、坚实。
中国最迟在春秋晚期己掌握冶铁技术，战国时期冶铁业已逐渐盛行。到了晚期，不仅能炼出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于是开始进入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的时代。楚国铁矛锋利，刺人“惨如蜂虿”；韩国的铁制剑、戟 ；中山国的铁杖、铁锥，在当时都很有名。战国晚期还出现了铁制兜鏊、铠甲。

炮的出现和弩的改进与大量使用，是军事技术进步的另一表现。中国最早的炮是抛石弹杀伤敌人的机械，称“投机”、“飞石机”、“发石车”等。汉书·甘延寿传》注引《范蠢兵法》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原始社会晚期己有木弩，但弩机极为简单。春秋时弩机己是青铜制造，结构精巧，便于瞄准，弩机射程较远。战国时燕国制造了强弩，韩国劲弩能射600步之外。据《墨子》城守诸篇所记，战国时期筑城与攻城技术己相当进步，由于武器种类多、数量大，各国普遍建立了专管武器制作、储存、发放的府库。
这一时期在军队组织方面，改变了车兵为主的体制。公元前719年，鲁、宋等国联军“败郑徒兵”，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载 ；春秋末期，吴、越、齐等国的舟师己能在江河、海面作战 ；骑兵早先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中，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逐渐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一个兵种。 


战国时普遍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大批农民被征集入伍。同时采取募兵制，招募考选武士以充当军队的骨干和组成国君的卫队。如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齐国的“技击”。
春秋以前的战争一般都由国君统帅军队出征，六卿也兼军将。战国时文武分途，已由专职的“将军”、“柱国”、“尉”等统兵打仗。

作战指导上的变化亦很显著。在谋略方面：逐渐否定了重信轻诈等用兵之道，重视审时度势，因利乘变，如晋国欺骗虞国，假途灭虢后再回师灭虞；注意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结合和敌友力量的分化组合。春秋以前的战争主要以战胜对方为目的，战国时期则以消灭敌军实力为上。

战国时期孙膑在桂陵之战中以“围魏救赵”、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示弱”
诱敌就范的谋略，在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战法方面，春秋时期己逐步突破商、周以来的两军对阵，正面攻击的惯例，采用了多种方式作战，有两翼突破、再捣中坚(如鄢陵之战)；设伏诱敌、

乘势歼灭(如鸡父之战)；疲敌而击、后发制人(如长勺之战)，等等。
战国时设守要害和利用城池防御，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如晋阳之战、
即墨之战都是经旷由持久的坚城防御而最终得胜的，有的还挖地道作战。在
阵法方面，春秋初期的编葛之战，创造了有名的“鱼丽之阵”，使车阵趋于严密灵活。

战国时阵法己多种多样，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提到了方、圆、疏、数、锥行、雁行、钩形、玄襄、火、水等十种阵法。春秋战国之际，为适应战争指导的需要，军事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孙子》
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孙子》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具有深刻的谋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它初步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强调战争“必取于
人”；它分析战争中的奇正、虚实、勇怯、强弱、利危、攻守等对立的现象及其互相转化的关系，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它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和作
战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等，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

《孙子》这部名著中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影响深远。明代军事理论家茅元仪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道出了这部划时代著作承前启后的作用。


《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它们在继承《孙子》军事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尉缭子》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真知灼见；《孙膑兵法》认为富国才能强兵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空前活跃。各派思想家、政治家对战争问题各抒己见，是“百家争鸣”在军事上的反映。其中论兵内容较多 、影响较大的是儒、墨、法、道四家。如儒家的仁义为本、足食足兵和强调组织训练的思想；墨家的休养生息和注重武器与军事工程的主张
；法家的讲耕战、重实力、权术和刑赏的观点 ；道家的“慈故能勇”、“柔弱胜刚强”、“进道若退”的辩证命题等，都给历代军事思想以深刻的影
响。先秦诸子论兵，开创了古代非兵家论兵的传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
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的军事历史学，不像古代欧洲那样首先以记述战争历史的专著出现，而是在其地史籍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军事历史的内容，如编年史《左传》、
国别史《国语》、典章制度汇编《周礼》和策士论集《战国策》等。军事地理学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孙子·地形篇》、《管子·地图篇》都有这方面的论述。研究在战争中利用地理条件，己成为兵书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秦汉至五代时期的军事学（公元前221～公元960）秦的统一六国，汉、唐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秦 |
以后进入了铁兵器为主的时代，至东汉铁兵器完全取代了铜兵器 ；备有重大发展，最迟在西晋己有了马蹬，南北朝时战马也装上防护铁甲；战国末期出现的用足踏张弦的蹶张弩，至汉代己普及军中；弓弩的射程可达千余步，己大量使用钢铁箭镞。诸葛亮改进连弩，一次能发10矢 ，又创造了“木牛流马”，提高粮食、辎重运输能力；官渡之战中袁绍军使用了大型攻城器械高橹，曹操军则用“霹雳车”抛石击破高橹。

军事变通、运输、军事工程作业等技术的进步也很突出。先秦己有各种名称的战船，汉代大型战舰“楼船”高十余丈。三国时东吴建成五层战船，可载兵3000人。唐代使用了用人力驱动的车轮船。商周之际己能造浮桥，从秦汉至五代，更不乏在长江、黄河、渭水、淮河上连舟为桥以通军行的记载。



始于西周的烽燧报警，至汉代后己相当快速，三国时东吴烽火“一夕可行万里”；春秋时期开始修筑的长城，至秦代己总长达5000多公里；挖地道作战，自东汉至唐屡见记载。唐平安史之乱中李光粥率部收太原时，己能准确无误地将地道挖到城外叛军的营帐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