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粤语 小格局

赵里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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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粤语 小格局

图腾子　更新于2010年07月29日  

                               
香港作家陈云7月20日的信报专栏文章《保卫大粤语》很蹊跷，明明看到了他的母语客家话衰落，却说：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7月23日，另一份香港报章东方日报刊出施友朋的文章《粤语强势不可挡》。该文也乐见客家话、潮州话被当地人自卑地视为老土、落后，乐见它们被强势而时尚的粤语取代。文章又说：

粵語成為強勢方言，非關「霸道」，那是自然發展的結果。

粵語方言，的確存在發展的硬道理。

这两篇文章似乎在打对台——一篇说粤语霸道不要紧，一篇澄清粤语发展跟霸道无关，——其实态度并无二致，都是乐见其成，两者对方言此消彼长的认识也一样，都认为是自然发展，都认为是粤语本身的一些“硬道理”使然。
香港真是一个伟大的地方，因为不是所有香港人都这样看。

就在穗港两地捍卫广州话运动如火如荼之际，7月6日，Lonely Planet旗下作者邹颂华在香港明报发表《口音的暴力》一文，在体会普通话对港式口音不宽容之余，还觉察和反思广州话/香港话对其他粤语方言的压迫感——她甚至用上“暴力”一词。

7月13日，香港的翡翠台播放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星期二档案》以“乡音·乡情”为题，提醒人们：香港的本地话（围头话）、客家话、潮州话、闽南话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如何被主流社会漠视和遗忘，又如何有保育价值和值得珍视。

节目中出现的关键人物，语言学家刘镇发， 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改变》（收入李如龙、苏新春主编的书《台湾及东南亚华文华语研究》，由香港蔼明出版社2004出版），把香港从1700年以前以本地话为主，到复界后客家话流行，再到多语多方言且互不相干、“以粤语为主体，辅以多种方言沟通”，最后到“几乎是粤语为单一语言”的语言生活史介绍得一清二楚。刘镇发揭示：

在1961-1971的十年间，接近四成的非广州话人口改以广州话为日常语言。

从他的论文中，我们得以梳理以下史实：

本地话（围头话）——18世纪以前唯一通行香港的语言，到1911年还是15-16%的香港居民的日常语言，到70年代以前还是新界的主要流行语言。在70年代以后，由于政府大力发展新界，新界人大量进入市区不再说原来的方言，新界房屋也大量对外出租变成广州话的天下，本地话迅速衰落。

客家话——18世纪复界后由广东东北的客家人传入香港全境，势力和本地话相若，但没有融合，到1961年还有约9%的香港居民懂得，4.9%的香港居民常说，在1967年前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到1970年代以前还是新界的主要流行语言，后来同样受到新界开发影响而衰落，到1996年变成只有4.9%的香港人懂得、1.2%常说。

广州话——在19世纪中叶英占开埠之后才由广州商人传入香港，到1911年有65%的香港居民说，成为中文学校的主要语言，但是在四五十年代之前都只是通行于香港市区。后来，由于战后难民潮的缘故，英国人规定中文中小学必须用粤语教学，老师要通过粤语考核才能任教官立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受规管），以使非粤语方言的华人下一代融合成一个语言团体，广州话得以开始在香港全境普及，并成为电台广播的主要语言。1967年暴动之后，港英政府取消非粤方言的广播，广播管理法限制香港的中文电视台只能使用粤语。70年代起，香港电影界开始以粤语拍电影，粤语流行曲也开始和国语歌曲、英语歌曲并存，粤语也因为政府大力发展新界得以成为新界的主要语言。到80年代，香港进入一个几乎是粤语为单一语言的社会。

国语——在20世纪初之后就已经在香港的中文学校传习，学校设有国语科，学生可在中学会考报考国语，以便香港人到内地升学，有些非粤语人士开办的学校甚至只用国语授课，这种教学语言方式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初。1950年之后，香港和中国大陆在深圳罗湖互设关卡，香港中文中学的学生已经不能往大陆升学，而香港政府又规定台湾的大学学位只等同于香港的高中毕业学历，因此国语教育的前景大受影响。1965年，港英政府以报考人数不多为由，取消中学会考国语科。1967年暴动后，港英政府不但取消包括国语在内的非粤方言广播电视，还阻止学校教“国语”。尽管如此，国语在1970年代以前都是香港电影、流行曲的主要媒介，直至80年代才式微。

潮州话——1920年代由潮州苦力及其眷属传入香港市区，在1961年还有约11%的香港居民懂得，4.2%的香港居民常说，在1967年以前都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后来到1996年只有5%懂、1.1%常说。

四邑话——主要由战后难民大量传入香港，到1961年居然有20%的香港居民懂得，但只有4.4%的香港居民以之为日常语言，在1967年前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到1996年已经只剩1.4%懂得、0.3%常说了。

福建话——主要由战后难民传入香港，到1961年有2.1%的香港居民常说，在1967年前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到1996年仍有1.9%常说。

上海话——主要由战后难民传入香港，到1961年有2.6%的香港居民常说，在1967年前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到1996年剩下0.5%的香港人常说。

（我已经将该论文的要点按时期整理成比较直观的表格，放到Google Docs去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点击这里参考一下。当然，能找到原作更好。）
刘镇发和苏咏昌2005年还合写了一篇《从方言杂处到广府话为主——1949 – 1971年间香港社会语言转型的初步探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网站提供了全文doc文件下载），对最关键的那二十几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了更深入的说明，指出：

“香港在70年代初仍然是一个多方言共存的社会，人口超过1%的方言组别有九个。”例如，“操国语的人口经常维持在1%，而上海话在1971年则有 1.3%。”“除了英语和国语以外，在香港和内地分隔的头二十年间，非广府话方言严重萎缩，在头十年减得最急速的是四邑话和福佬话(包括潮州话和闽南话)。在第二个十年中，四邑话人口继续高速流失，而上海话、客家话也不能幸免，但“福佬话”的跌势反而缓和。”

赵里昱

值得说明的是，本地话（围头话）、四邑话虽然也能归入粤语的范畴，但是跟广州话差别很大，尤其是四邑话，根本不能通话。论文中引用的统计里，Cantonese也是指广府话（本来Cantonese就是广东省城话的意思），不是指包含四邑片、钦廉片、勾漏片等等子方言的粤语。潮州话、福建话属于闽语，和广州话差别就更大了。
那么，四成的人放弃自己的母语，换用原本那么陌生的广府话，这个惊人的过程是否如陈云所说“此中既无政府权力威逼，也无文教机构倡导，一切自然生成”呢？从刘镇发向我们介绍的香港历史来看，显然不是的。广府话是否“出于政治意外，由英国殖民政府保存下来”？也不是。政治意外是有的，那是一系列特殊的国际和国内时势变迁的结果。但是，广府话在香港能有今天的地位与其说是保存出来、捍卫出来的，不如说是吞并出来、扶植出来的，因为那和港英政府的语言政策和在回归过渡期的安排有莫大关系。
香港大学语言学系的陆镜光在2005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上发表《从双语双言看香港社会语言变迁》一文，认为广东话是在1980年以后才从“相对单纯的本地语言”（除日常交际和小学教育之外少有其他用途）提升到“香港身份象征的地位”。他的着眼点放在英语和粤语的关系：

香港从1982年以前是典型的殖民地社会，呈“双言却非双语”的社会语言格局，即殖民语言（英语）和当地土话（广东话）的“地位和功能呈高低两极分化的状况”，并且两者之间少有渗透、泾渭分明。

而自过渡期（1984-1977）以来，“香港的政治体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政党政治和选举制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人物代表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立场，为了赢取更多民心和选票，必须用选民自己的语言说话，因此在竞选期间，每天可以在大众媒体中听到用广东话来讨论政府政策和公共事务等严肃的话题。同时，1997年后，在政府高层架构中，大多数外籍官员的职位换成中国人担任，英文的地位因之有所降低，并渐渐为广东话所取代。广东话通过上述的功能渗透日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致“政府高层的会议从以前毫无例外地使用英文到现在以广东话为主，官方文件也从以前单一地使用英文变成中英并用。”

既然广府话的兴盛和广州商人投资移民、港英政府教育政策和广播管理政策、经济起飞、身份认同、郊区开发、选举政治、政权回归等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凭什么说广府话的“文化奇迹”（陈云语）是“粤语语音精密，语法简明，贯通古文”等内在的语言优越性创造的？再追问下去，这个是“文化”的奇迹吗，是“粤语有发达的方言文化习俗传统”（施友朋语）等独有价值创造的奇迹吗，粤语和粤语文化本身就含有发展壮大的“硬道理”？这都讲不通的，因为这样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四邑话、福建话、潮州话等方言会流失得那么厉害，它们同样很精密、简明、存古，甚至更精密、简明、存古，同样有发达的方言文化习俗传统甚至更发达。
类似地，广府话扩散到粤北原本说土方言的韶关，粤西原本说闽语的湛江，海南原本说闽语和黎话的海口，广西原本说平话和壮语的北海、南宁等地，还有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等，与其说是因为广府话本身有什么优越性或者硬道理，不如说是通商、移民、媒体影响等造就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广府话在那些地方往往只局限在市区甚至个别社区。
我不是试图证明广府话不配享有这样的地位。既然时势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那么我们就享受福荫，好好珍惜它。只是，我们要知道，广府话发达的背后是黯然伤神的四邑话、本地话（围头话）、客家话、潮州话、雷州话、等等。杨聪荣的《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各国语言政策研讨会，语言公平网站）也介绍了香港语言生活的史实。他说：

香港的廣東話建立全功能使用，從議會到大學，由學術討論到娛樂事業，是所有華人地區（含中國）普通話以外漢人語系中唯一發展全功能語言使用成功的例子。

但是，

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的經驗是正面或是負面，採取的角度不同，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從香港的執政當局以及香港主流社會而言，發展一個以廣東話為認同核心的香港認同及香港文化，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如果以客語族群的觀點來看，香港新界的原居民中的客家人在新界劃給香港時仍足以和所謂的本地人相庭抗禮，尤其在新界北部客家人還在人數上優勝。香港還是全球客家崇正總會的大本營，也是客家學客家研究的發源地，在歷史上建立全球客家族群意識居功為最。然而本地的客家語族卻逃脫不了客語衰微消逝的命運，在香港建立主流社會認同的成功故事的陰影下，不知不覺之中，成為各地客語消逝最快的地區。香港的客家語族的個案，對致力保存客語人士而言，是最佳的負面教材，值得深入研究瞭解。

如果你对客家话等其他方言的保育没兴趣，那也没关系。不过你最好明白，它们不是天生比广府话劣质的。至少，不要充满优越感地夸夸其谈，不要自大到以贬损其他方言（包括普通话）为乐，不要对大鱼食细鱼、细鱼食虾毛无动于衷吧。如果你觉得大鱼吃小鱼天经地义，那么迟早有一天你会在更大的鱼面前束手无策。
一五一十部落的兔主席7月21日发表《“粤语保卫战”背后的荒诞与可悲》说得好：

作为强势文化，粤语在广东省境内对其他方言的作用，与从全国视角看，普通话对粤语的作用十分接近，就是一个背景实力更强的语言对另一个语言的排挤。并且客家、潮汕等人面临的是普通话与粤语的双重夹击，自己的语言保存状况更为艰难。

这个巨大悲哀就是，我们的社会居然对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势力恐怕最为强盛、生命力、影响力恐怕最大的地方方言——粤语的一根毫毛的触动引发如此之大的惊动，而对其他那些正在广泛消亡、真正面临存亡危机的地方方言却居然集体缄默。我看甚至连那些宪法保护的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官方语言，都无法引发与粤语对等的这关注。多少人会关注一个藏族孩子能否收到藏语教育？

对并不面临实质存亡问题的粤语的“粤语保卫战”争论，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是能够藉此契机，帮助全社会重新审视更广大地区的地方语言/方言保护政策与实践，认识到地方语言/方言对保护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贡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真正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及汉民族地方话中。

我在广州电视台播音用语这个具体案例中支持捍卫广州话，因为在现实国情下这就是零和游戏。我在感情上也理解广州人、香港人对粤语的热爱、对强力推普的反感。我明白在抗议行动中难免会加进很多超出事件本身的议题和诉求。不过，我真觉得：
       

强调粤语多严密、多简洁、多通古、多有文化、多有优越性，是完全走错方向了。如果能一边撑广州电视台一边建议广东电视台开客家话频道、潮州话频道，那才真叫人刮目相看。或者用潮州话、客家话、普通话喊“我爱广州，我爱广州话”，比用广州话喊“广州人讲广州话，听唔明就翻乡下”格局开阔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