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惩贪“剥皮实草”质疑

尉迟恭

明太祖惩贪“剥皮实草”质疑

明太祖惩贪“剥皮实草”质疑

王世华

［作者王世华，1948年生，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

《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重惩贪吏”条言及明太祖朱洪武痛革蒙元姑息之政，严惩贪官酷吏时云：“又案《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则笔记由于出自著名史学家赵翼之手，故对后世影响极大。目前流行的一些通史教材和法制史专著、教材都引用这条材料说明明太祖惩贪的坚决。但是，根据我的初步研究，赵翼的这段记载不实，明初惩贪并没有施行过“剥皮实草”的酷刑。由于所见材料有限，恳请史学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明初没有“剥皮实草”的酷刑

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明太祖相继颁行了《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这是明太祖亲自惩治官民案犯的记录，也是明初的重要法规，通观洪武年间的司法活动，也以这一时期处刑最为苛重。四编《大诰》汇集当时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治以严刑峻法，并兼有明太祖对全国官民的训诫。案例70％以上是官吏贪赃，其中赃额多在60两银以上。这些都是明太祖亲自过问、御笔断罪的案例。要了解明太祖惩贪是否使用“剥皮实草”的酷刑，这应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四编《大诰》中收录的诸多贪赃案例，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只公布贪赃事实，未说明惩治手段的。如：“湖州府官吏刘执中等，不谋公而谋私，将籍没凌说山场所产木植，砍伐二十九万，设计差夫搬运，卖遍府县，然后止差五千人搬运。后与各各人夫，及推官吕惟贤等，通同作弊，除各匿入己外，止解二万余根至京。自取之祸，安可逃乎！”①“兵部侍郎王志，为勾捕逃军等事，受赃二十二万。朕亲问之：‘尔贪何若是！’。对曰：‘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曰：‘今如何！。’对曰：‘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②工部侍郎韩铎，任吏科给事中期间，“先犯死罪，释免安置烟瘴，使改非心，想必从化”，“后升本部侍郎，敛威结党，遂同诸官赃贪乱政”。仅洪武十八年，几次受赃高达8900贯，“遂致杀身”。③以上各例，贪赃事实十分清楚。所涉及的赃额大多以钞贯计算。据《明史·食货志五》载：洪武八年规定：“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可知钞一贯相当于银一两。显然，上述赃吏贪赃数额都大大超过60 两银子。虽然他们恐怕大多被判死刑，但具体如何处死，却未明载。

第二类是只公布贪赃手段，赃额不载，但所科刑罚明确的。这类赃案只有一例：“龙江卫仓官攒人等，为通同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其官攒人等已行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④ 这些官攒人等究竟盗卖多少仓粮不得而知，但科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之刑，却是十分明确的。

第三类是贪赃事实清楚，处罚手段也具体的。如：“且如洪武初，天下诸司差人解物赴京，照该仓库送纳，一至中书下部，照数收受。一起解绢者，数具千疋，其该部点掣二百，以为不堪，著令解物人再进堪中换去‘其解物者收买依数兑换，备数送库‘交纳了当，赴部欲取原绢，部官吏已入己矣，并无有还者，解者以状来闻。…… 已将各官吏弃市矣。”⑤御史刘志仁、周士良出巡不守法纪，“受银一百五十两、金三十四两、钞二万五千二百贯”，还有其他种种劣迹，终被“凌迟示众”⑥。此类案例，案犯贪赃事实清楚，有的赃额高达数万贯钞，但的的确确都未被“剥皮实草”，而是分别处以凌迟处死、弃市、赐缢等刑。

还有些贪官犯赃后未立即处刑，而是戴罪还职。如《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载犯死罪者328人，其中大多数是贪赃罪，如“徐敏任万宁县丞。为解课受钞一百一十贯，戴绞罪还职”。还有二犯赃罪，也让其戴罪还职。如“田斌任监察御史。一次为脱放逃囚，受赃一百三十贯，绢十匹，戴绞罪由亳县主簿改除今职；一次为受赃八十贯，减轻陈至善罪名，戴斩罪还职”。甚至有三犯赃罪也没有处死的，如“刘福任光禄司署丞。一次为水灾受赃四十七贯五百文，戴流罪还职；一次为水灾受赃一百十七贯，戴绞罪还职；一次克落官钞九十三贯，剁指书写”。有的直至四犯赃罪，实属怙恶不悛，才被处死。
上述这些案犯受赃大多超过银60两，但明太祖并没有将他们“剥皮实草”，甚至都没有立即施刑，而是让他们戴罪任职，只有像王本道等“两犯不悛，至于四犯”，才将其处决，但也未施以“剥皮实草”的酷刑。

其二，洪武三十年颁行天下的《大明律》，对贪官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大明律》在“受赃”条下分为“枉法赃”、“不枉法赃”两种‘“枉法赃各主者通算全科”。注曰：“谓受有事人财而曲法处断者。如受十人财，一时事发，通算作一处全科其罪。”本条规定：“一贯以下杖七十，一贯之上至五贯杖八十。……八十贯绞。”“不枉法赃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注曰：“谓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者。如受十人财，一时事发，通算作一处折半科罪‘”本条规定：“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坐赃致罪”处罚更轻。总之，明太祖亲自颁布的《大明律》也没有对贪赃60两银以上的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刑罚。
其三，洪武八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而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⑦。仁宗时仍严禁民间用银作通货。宣德时规定：“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⑧直到英宗即位后，才“弛用银之禁”。由此可知，明初尤其是洪武年间民间交易通用钱和钞，严禁用银。正因为如此，四编《大诰》中所揭露的官员贪赃之财主要是钞贯。洪武三十年颁行的《大明律》在给官吏计赃时，也均以“贯”为单位。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所谓“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的说法，既不符合明初尤其是洪武年间通用钞贯的实际，也不符合当时计赃的表述习惯。以银两计赃只能出现在英宗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赵翼的这条记载也不实。

据赵翼称，此条笔记来源于《草木子》。今查《草木子》却无此记载。王树民先生在《廿二史札记校证》中指出：所谓“剥皮实草”，“《草木子》无此事，而见于《稗史汇编》卷七四‘刑法类，皮场庙条’”。今查是书，此条记云：“国朝初严于吏治，宪典火烈，中外臣工少不称旨，非远戍则门诛，死者甚众。吏守贪酷，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于府州县卫所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于公座旁各置剥皮实草之袋，欲使尝（常）接于目而儆于心。”《稗史汇编》刊行于万历年间，很显然，赵翼所记极有可能来源于此。

按《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明代王圻编。王圻谈到该书编纂缘起时说：“元儒仇远博采群书，著为《稗史》，而陶九成（陶宗仪）氏又从而增益之，作为《说郛》，二先生用心良亦苦矣。然览者犹病其繁芜秽杂，故迄今三百余年互相抄录未有能付梓以传示四方。余尝读而好之至，不能释手，然犹惧其终于湮没也。遂即明农之暇，重加雠校。凡繁芜之厌人耳目、诡异之荡人心志者皆芟去勿录。若我朝诸君子所著小史诸书，有足阐发经传总领风教者，虽片言只语兼收并蓄。”⑨由此可知，从史源学角度看，此书主要取材于陶宗仪的《说郛》及明朝人所著“小史诸书”。今查《说郛》涵芬楼百卷本、明刻《说郛》一百二十卷本及《说郛续》四十六卷本，均无关于“剥皮实草”的记载，因此《稗史汇编》的此类记载必来源于明人所著的“小史诸书”即野史笔记之类。

《稗史汇编》搜采说部，疏于考证。《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说：是书“所载引用书目凡八百八种，而辗转稗贩，虚列其名者居多。”⑩由于“辗转稗贩”，其中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处，从而损害了本书的史料价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库馆臣没有将此书编入《四库全书》中，而只作为“存目”给予介绍。很可能是赵翼误信了《稗史汇编》而写下这条札记。赵翼虽是著名的史学家，以严谨而著称，但千虑一失，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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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御制大诰·凌说山场竹木第十一》。
②《御制大诰·谕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
③《大诰续编·韩铎等造罪第二十四》。
④《御制大诰·刑余攒典盗粮第六十九》。
⑤《大诰续编·解物封记第五十二》。
⑥《大诰三编·御史刘志仁等不才第三十九》
⑦⑧《明史·食货志五》
⑨《稗史汇编引》
⑩《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子部杂家类存目九。

“皮场庙”与惩贪风马牛不相及

那么，明代是不是像《廿二史札记》所载那样“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呢？此也无征。如果确如其说，那么皮场庙就不仅具有一般的祀神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建构，方志自然不可能缺载。可是今查有关县志，却根本没有皮场庙的记载。例如《嘉靖江阴县志》卷二《公署》对县衙公署的情况记述得非常详细：“按今莅政之堂曰治厅，前为飞轩，以露台，中为甬路，立戒石亭，台两旁夹以廊，东为吏户礼粮房，东尽为土地神祠，西为兵刑工承发房，其前为仪门，东西各为榜廊，东尽为狱，其外为鼓楼，其下垒石为趾，中辟正门，门之外左为旌善亭，右为申明亭。”很清楚，县衙两旁有土地神祠、旌善亭、申明亭，就是没有皮场庙。再看《弘治句容县志》卷二《公署类》载本县公署有“察院、府馆、县治、儒学、社学、射圃、税课局、云亭驿、龙潭水马驿巡检司、僧会司、道会司、阴阳学、医学、惠民药局、申明亭、旌善亭、马厂、马场、白土公馆、铺舍、养济院、牌坊”等，也没有所谓专剥赃吏之皮的皮场庙。该志卷五所载县内祠庙，共有4个祠、44个庙，皮场庙也不在其中。

这决不是县志编纂者的疏漏，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剥赃吏之皮的皮场庙纯属无根之谈。

尉迟恭

不过，历史上也确实有皮场庙，但它却不是剥赃吏之皮的场所，更与明太祖的惩贪措施风马牛不相及。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二载：“惠应庙，俗称皮场庙。相传有神张森，相州汤阴人。县故有皮场镇，萃河北皮，蒸溃产蝎，螫人辄死。神时为场库吏，素谨事神农，时祷神杀蝎，镇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疮疡，有祷辄应。汉建武间，守臣以闻，遂崇奉之，旁邑皆立庙。宋时建庙于汴京显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携神像至杭州，舍于吴山看江亭，因以为庙，额曰惠应。咸淳、德累封王爵，两庑绘二十四仙医，相传佐神农氏采药者也，当宋时颇著灵异。”
这里，将皮场庙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原来，皮场庙是为了祭祀张森而设。他是汤阴皮场镇的场库吏。该镇之所以以“皮场”为名，可能就是因为该镇专制皮革，每年从河北收购大量毛皮在此集中加工，甚至也运些活兽、牲畜来此屠宰、剥皮。由于当时技术落后，消毒水平很低，加工过程中，一些皮革难免腐烂，也就极易孳生具有剧毒的蝎子。这些蝎子螫人辄死，成为人们的一大祸害。张森时为专管皮革仓库的小吏，见此情景，忧心忡忡。由于他“素谨事神农”，很可能采用一些中草药来治疗蝎毒或杀灭蝎子，并且奏效。于是人们便附会他“祷神杀蝎”，为民除害，张森也从此被尊为神。张森是何时人，不详。但从上述记载看，大约是西汉后期人，那时已建祠祭祀。之所以叫“皮场庙”，乃因为所祭之神张森是汤阴皮场镇的场库吏。东汉初又在附近“旁邑”立庙。北宋时汴京也开始建皮场庙。南宋初，因有人携张森神像至杭州，舍于吴山看江亭，因以为庙，并题额“惠应”，故从此改称惠应庙。田汝成是嘉靖年间浙江钱塘人，“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归田后，盘桓湖山，穷浙西诸名胜，撰《西湖游览志》，并见称于时。他所论著甚多，时推其博洽”①。他关于皮场庙的记载，当为可信。
田汝成关于宋时汴京始建庙的说法，我们在另一条材料里也得到印证。田汝成子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七载：“王叔永（永字疑有误）载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剥皮所也。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诏封灵贶侯，庙在万寿观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何因而置庙也。今杭州皮场庙在吴山上，应试子尚多祷之，亦有祷于江东庙、文昌祠者。”田艺蘅虽未言及皮场庙的来历，但他明确指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皮场庙主被封为灵贶侯，并在万寿观之晨华馆立庙祭祀。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恐怕也不是偶然的。从河南省至今还有不少人饲养蝎子作为中药原料的情况来看，河南之地的气候、温度和湿度也许比较适宜蝎子的生长。北宋时期，蝎子为害可能比较严重。既然“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那么为皮场庙主封侯、建庙也就很自然了。田艺蘅谓“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其实很可能就始于北宋后期在晨华馆立皮场庙之后，因为晨华馆与贡院为邻，既然皮场庙神能保佑人平安，“主疡疾之不治者”，那么也能保佑人顺达，竞争科场而惴惴不安的士子极有可能在应试之前来庙中祈祷，求得神灵护佑。加上后来人们又附会很多所谓该庙神主“灵异”的传说②，所以士人之祷也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代，应试子多祷于杭州吴山皮场庙，也是此种流风所及。
综上所述，尽管明太祖曾以空前的规模、极大的决心、严酷的手段惩治贪官污吏，但所谓贪赃60两银以上的官吏要被“剥皮实草”之说实在不能成立；皮场庙是专剥赃吏之皮的场所的说法也是无根之谈；官府公座旁悬一剥皮实草之袋更是臆说之词！《廿二史札记》这段记载应予纠正。

（责任编辑：仲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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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二八七《田汝成传》。
②见《西湖游览志》卷一二。